毛主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领导我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不仅根本改变了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被欺凌、被压迫的处境，发展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而且使我国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他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和改造世界，主要表现在重视调查研究、全面客观地分析形势;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根据客观规律决定行动方针等。

　　调查研究、客观全面地分析形势

　　历史唯物主义承认社会发展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社会、经济不是按照长官意志发展的;承认客观存在是第一性的，人们的意志不过是客观存在的反映。

　　毛主席有一句名言叫“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既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对主观主义者的当头一棒。

　　毛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开头就说：“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又说：“许多的同志都成天的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第109、110、112页)

　　毛主席不仅这样说，而且一辈子身体力行。正因为他坚持调查研究，正确地解决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问题，对于客观实际和发展趋势得出科学的结论，才能够指导我国这条巨大航船从胜利走向胜利。

　　1927年农民运动兴起，“从中层以上社会至国民党右派，无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满城风雨的议论的压迫，他闭着一想乡村的情况，也就气馁起来，没有法子否认这‘糟’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第15页)毛主席则亲身深入湖南农村调查，不仅否定了“糟得很”的议论，得出“好得很”的论断，把“痞子运动”，颠倒成为“革命先锋”，从而根本改变了革命队伍对于农民运动的认识，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调查报告讲了十四件大事，历数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变化，甚至涉及养猪、鸡鸭、牛等很具体的事实。

　　另一个典型事例是大跃进时期的调查研究。

　　我国几千年农民的小私有经济，个体劳动，只能是大自然的“奴隶”，“靠天吃饭”。实现高级农业合作社以后，土地公有，加上农民实行集体劳动，很快就出现了一个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潮：一个万马齐喑的农村，立刻变成了红旗招展、人声鼎沸地建设工地：水库拔地而起，灌溉面积迅速增加;一些合作社还建立了试验田，培育出不同于普通农田的异样庄稼，个别地块的棉花、烟叶长得有一人多高(参看《人民日报》1958年8月13、12日报道);“毛泽东用了一个星期时间视察了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农村，他要实地看一看农村情况。他同三省的省、地、县以至合作社的干部，一拨接着一拨地进行座谈。他还走进试验田、高产田，亲眼看一看。”(《毛泽东传》1949-1976 上 第828页)

　　由于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转变为集体经济，经济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人们对于集体劳动的能量，对于生产力的发展估计过高、过快，是一种必然的现象;再加上一些人的私有观念作祟，一度出现了严重的“浮夸风”、“共产风”。初期毛主席对于生产发展速度也估计过快，对钢铁产量等的增长速度提出了脱离实际的指标。但是，很快他就意识到人们的认识脱离了实际，立刻组织调查研究。关于人民公社的所有制问题，毛主席先后派吴冷西、田家英、陈伯达、张春桥等到修武县和新乡县七里营公社以及遂平县调查(参看《忆毛主席》吴冷西著 第94、95页);关于粮食的产量，毛主席则派田家英、戚本禹直接到农村种田，了解粮食产量的真实情况等等。

　　可见，毛泽东一直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调查研究。在全国普遍出现“浮夸风”、“共产风”时，他首先提出纠“左”的问题，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组织调查研究，解决主客观的矛盾。

　　“这时，毛泽东陆续收到一些省市区党委关于六级干部会议的情况报告，觉得有一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这就是基本核算单位究竟放在哪一级。”(同上书 第933页)与此同时，刘少奇等则在议论形势“漆黑一团”。“刘少奇----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里指出：中央工作会议(指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意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毛泽东传》下 第207-8页)认为生产关系要退回“包产到户”等。而毛主席这时却在认真调查研究，确定把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定在生产队一级，落实“三级所有 队为基础”的基本制度，巩固了农村集体经济。连认为毛主席“左”的薄一波，也不得不承认：“它(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制定和试行，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几亿农民的生产情绪，成为我国农村摆脱连续三年的严重灾祸、迈向60年代中期新发展的转折点。”(《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 第900页)

　　毛主席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使我国摆脱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的困扰和“浮夸风”、“共产风”等唯心主义的干扰，把我国经济、政治重新引入了科学社会主义高速发展的正轨。

　　毛主席不仅在个别问题上认真调查研究，对于全国形势也是全局在胸。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为例，他不仅讲了我们党的工作重点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军事斗争转向经济斗争以后必须注意的事项，而且全面分析了我们面临的经济形势，即百分之九十的古代经济与百分之十的现代经济，指出国内、国外的主要矛盾以及“糖衣炮弹攻击”的危险等问题，充分表现了“胸有全局”和高度的科学预见。

　　毛主席指出：“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第179页)可见，毛主席不论在武装斗争为主的阶段，还是经济建设为主的阶段，都强调解决“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解决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把解决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提高到哲学的高度，提高到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高度，从而引导我国革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总结历史经验，根据客观规律确定行动方针

　　毛主席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总结历史经验，就是通过人们自身经历的历史事实，探寻客观存在的规律。这不仅解决了党内路线的是非问题，而且把路线斗争上升到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从认识论的角度解决思想方法的问题。

　　毛主席一贯重视党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就从实际出发，主张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发动农民群众，进行土地革命，逐渐聚集力量，最终夺取全国的胜利;但是，他不仅仅停留在路线斗争问题上，而且还把路线斗争上升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高度，发动了整风运动。1941年他发表了《<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一系列文章，为整风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不仅统一了党内对路线问题的认识，而且在认识论方面也前进了一大步。

　　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毛主席仍然坚持总结历史经验，探索客观存在的规律。

　　苏联是十月革命胜利的故乡，是第一个实行公有制的国家，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在共产国际运动具有崇高的威望。斯大林在苏联实现农业集体化、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后，宣布苏联不存在阶级斗争，不存在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了，这种理论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毛主席没有受这种错误理论的束缚，而是客观地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毛主席在总结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在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斗争中，发现苏联社会不仅产生修正主义，而且存在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在我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两条道路斗争中，发现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时期)仍然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他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 第196页 第十三册 第486页)他不仅指出过渡时期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而且总结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经济根源。指出：“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 第413页)苏联彻底复辟资本主义的历史事实，证明了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和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危险论断的科学性;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和以后的改革开放，也证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证明了毛主席继续革命理论的科学性。

　　正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只用了短短的二十几年，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帝国主义的严密封锁下，也只用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把我国经济由一个使用古代农具的农业国，建成为一个掌握原子能等先进技术的第六大工业国;使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先进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国家，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

　　总之，由于毛主席娴熟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正确地解决了主客观之间的矛盾，使我国在较短的时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

　　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被抛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仅政治、经济领域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理论领域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历史唯心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斗争，主要表现就是不管‘姓资’，还是‘姓社’，只要发展生产力就好的理论占据了统治地位，实际上是“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理论的翻版。这种实用主义的理论，不仅否定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否定了探寻客观发展规律和主观必须符合客观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此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从历史唯物主义转为历史唯心主义。以后就不再提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的问题，不再提主客观的矛盾问题，不用调查研究、分析客观形势和主要矛盾，也不用总结历史经验，探寻经济发展规律;只讲长官们决定采取什么政策，看他们的“工具箱”里有什么“工具”等。结果是既不了解我国经济为什么一度高速发展?也不研究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以后“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根本原因，更不用探寻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完全由长官意志决定，一会儿投资四万亿，大搞基础设施建设，一会儿又“去产能”;一会儿说“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已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后面的故事会更精彩。”一会儿又说发展地摊经济。在生产日益社会化的今天，垄断经济占据统治地位，连锁店、网购盛行的时代，想依靠地摊经济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第二季”，那是白日做梦;一会儿又提出这个“循环”那个“循环”，似乎长官们想让经济怎么“循环”，就能够怎么“循环”。

　　总之，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是长官意志决定经济发展的历史唯心主义，这种唯心的工作指导，已经使我国社会、经济走上了邪路。让我们回归毛主席的历史唯物主义轨道上来吧!只有运用马列毛主义，才可能使我国社会重新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否则盲人瞎马，我国社会必将坠入万丈深渊，重蹈苏联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