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缘 起

　　针对有人提出的“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迎春先生评价曰：“白日梦”(注1)。

　　迎春的文章坦率尖锐，但窃以为基本观点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而且也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若进一步追问：收入倍增计划为什么是“白日梦”呢?

　　迎春先生的文章点到为止，并未全面展开。

　　故我以为，还可以讨论一二三。

　　顺便说明，我虽然赞同迎春先生对“收入倍增计划”的评价，但对该计划作者的很多建设性意见，仍然表示我的敬意。

　　（二）“收入倍增计划”并非首创

　　在未来不会太短的一个时段，新冠疫情对人类的影响都具有“天命管人命”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质。

　　新冠疫情对人类社会最显著的影响，就在于对人类活动(政治、经济和军事全方位)的抑制。

　　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讲，新冠疫情有效抑制了人类欲望的释放和能量的转换。

　　与此同时，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也同样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质。

　　“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布局，正是新冠疫情深化与中美关系演变迭加的必然产物。

　　问题是“国内大循环”如何落实?内需如何提升?

　　由此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沸议。

　　业内人士提出的各种思路，以及最近召开的座谈会上专家开出的药方，基本上仍是在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逻辑中走“云步”(注2)。

　　除了力推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引人注目的，就是“收入倍增计划”了。

　　“收入倍增计划”并非今天中国学界的首创，20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就曾经实施过(注3)。

　　公允讲，该计划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起到了一些效果。

　　然而，该计划的效果能否持续?

　　尤其是，该计划是否具有普适性?

　　要之，该计划有哪些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半个世纪过去了，世界历史和日本后来的发展情况就摆在那里(注4)，勿需我多言。

　　如果“收入倍增计划”真的就是灵丹妙药的话，资本主义早就终结人类历史了。

　　（三）致命的障碍

　　为何在日本有一定效果的“收入倍增计划”，在中国却可能是“白日梦”?

　　原因很唯物：当下中国的情况与当年日本的情况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这就叫：“橘生于南则为橘，橘生于北则为枳”。

　　日本当年的情况，我就不展开说了。

　　这里只强调一点：如果在人工智能替代人力尚不显著的50年前，“收入倍增计划”还有一定的治标效果，那么21世纪以来，面对人工智能和科技的迅猛发展，这一类治标的药方已经越来越无能为力了。

　　在现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收入倍增计划”要想落地，就必须建立在劳动者有事可做的基础上。

　　倘若劳动者无事可做，则“收入倍增计划”将成为无稽之谈。

　　残酷的现实就摆在人们眼前：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取代人的生产功能的背景下，人们的消费资格将怎么确认?没有工作岗位，人们的收入将从何而来?

　　换言之，在劳动力越来越被人工智能替代的今天，一切所谓的“收入倍增计划”都将遭遇一个致命的障碍：如果没有就业岗位，劳动者获得收入的资格何在?

　　“收入倍增计划”的作者虽然也看到了保障就业的重要性，可是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下，如何才能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利呢?

　　问题在于，越来越趋向于“N个人的工作一个人来做，甚至完全让机器人来做”，这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的基本逻辑。

　　关于“N个人的工作一个人来做”的逻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赵磊等《世界处在巨变的前夜——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察维度》(载《江汉论坛》2017年第1期)。

　　总之，雇佣劳动的悖论在于： 一方面，劳动者的就业要靠私有制企业提供；另一方面，私有制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却越来越少。

　　这就是“收入倍增计划”在当今的致命障碍所在。

　　（四）两个例子

　　上面讲到的“致命障碍”，并不是理论上的“杞人忧天”，而是活生生的事实。

　　统计数据过于枯燥，我只举两个具有普遍性的例子：

　　例一：浙江某地的街道干部招聘。有8个名额，都被来自北大清华的硕士和博士所占据。街道干部是是最底层的公务员，每天干的，都是最琐碎、最繁杂的事务。这样的工作，高中毕业就能干。

　　但是，街道干部招聘不仅被硕士博士填满，而且是来自大学金字塔顶尖的北大清华的硕士博士。这就意味着，其他高校的同类，都被淘汰了，连浙江最高学府浙江大学的毕业生，也没有一席之地。有人对此评价说：

　　“当今之世，能有几个大学生毕业之后还从事自己本专业有关工作的?大家都在改行。大学教育，跟就业原本就是两层皮。……再好的大学的毕业生，哪怕是博士，进入就业岗位，都得重新培训。”

　　北大清华的博士硕士直奔基层，当然有时代的积极意义。但也传递出的一个信号——就业形势相当严峻。问题在于：为什么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

　　例二：哈佛女博士任职街道办。据《东方日报》报道：內地女子罗某某，拥有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却在前年出任广东深圳市桃源街道办副主任，此事引起了热议。有人认为，如此高的学历不当科学家非常可惜，是大才小用;亦有人认同支持;还有人认为是人浮於事, 求职困难。

　　大家想想，如果雇佣劳动关系仍然是就业的唯一渠道和唯一形式，劳动者的收入要想在未来得到倍增，岂不是痴人说梦？

　　这，就是收入倍增计划为啥是“白日梦”的原因所在。

　　（五）首先要认同马克思的基本道理

　　总之，随着生产力发展，雇佣劳动制度越来越难以解决劳动者的就业，这是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

　　换言之，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基本上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注5)。

　　我对雇佣劳动制度在就业问题上的评判，想必有人大不以为然：

　　“为什么最近的座谈会不见一个马政经的专家?因为你们马政经只善于批判，却开不出具体药方，有什么用?”

　　可悲的是，有不少“马克思主义专家”也是这么认为滴。

　　在我看来，把马政经定位于“只会批判，不会建设”，说轻一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说重一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具体药方”重不重要?当然重要;

　　但更为重要的，是“基本道理”。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与具体药方，存在一个“道”与“器”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都被边缘化的背景下，若谈马克思主义具体应用的“技术”或“器用”，可能吗?有人听吗?不滑稽吗?

　　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和基本逻辑都不认同，遑论“具体药方”？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久矣的今天，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争取的，还不是“具体药方”，而是对“基本道理”的认同。

　　（六）是“过劳死”，还是“吃大锅饭”？

　　明白了“道与器”的关系，下面我不妨谈谈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药方”。

　　“收入倍增计划”或者“国内大循环”的基本前提，是就业保障。

　　但如何保障劳动者的就业，与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开出的药方却截然不同。

　　未来我国就业的基本保障，既不能依赖雇佣劳动制度的自发性，也不能指望私有制企业的自觉性。

　　一言以蔽之，未来我国就业的基本保障，必须发挥“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的作用。比如：

　　(1)在国有企业和国家事业单位强制实施轮流工作制——即原来一个人的工作，逐渐由越来越多的人来承担;

　　(2)通过经济激励手段和必要的法律手段，引导私有制企业逐渐实施轮流工作制;

　　(3)只有在此基础上，逐渐扩展的“灵活就业”和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才能与劳动者的收入增加比翼齐飞。

　　有人质问：“你这不是又要吃大锅饭吗?”

　　这样看问题的人，只能在“过劳死”的就业逻辑中思考问题了。

　　对于这类质问，我的回答是：

　　其一，随着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未来社会必须“吃大锅饭”。否则的话，一部分劳动者“过劳死”，而越来越多的人最后都没饭吃，或吃不好饭。由此可见，“吃大锅饭”是解决未来社会就业的根本出路。

　　其二，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增加而不是工作时间的增加，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过劳死”的就业逻辑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代生产力的性质了。所以，“一个人的工作N个人做”不是社会的退步，而是社会的进步。

　　其三，与其让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失业领取救济混吃等死，不如让劳动者有计划的轮流工作并获得报酬，这将极大缓解社会承受的就业压力。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为什么就不能跳出雇佣劳动关系的逻辑来看待“一个人的工作N个人做”呢?

　　（七）雇佣劳动消亡是一个历史过程

　　不论采取什么举措来解决就业问题，其中都必然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效率逻辑和就业逻辑：

　　“过劳死”是资本主义的效率逻辑，而“一个人的工作N个人做”才是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效率逻辑；

　　“N个人的工作一个人做”是资本主义的就业逻辑，而“一个人的工作N个人做”才是社会主义的就业逻辑。

　　因此，与雇佣劳动的“过劳死”的就业模式不同，社会主义的就业模式必然蕴含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逻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应的必要的计划性。

　　窃以为，马克思主义逻辑的逐渐展开乃是未来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路径。

　　当然，雇佣劳动的就业模式的消亡，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此，社会主义就业逻辑的展开，不是一蹴可就的事情，而必然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期间的此消彼长，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八）马派有很多好建议

　　最近有人写文章，发出警告，要“防止有人宣传偏激的、落后的思想”。

　　呵呵，我估计，读到我的“大锅饭”建议，“健特们”(绅士)这下可抓住了把柄：“看呐，某残余又要走回头路了!”

　　我估计，“经济学家”也一定会勃然大怒：“公然主张吃大锅饭，这不是与‘经济人假设’为敌么，还讲不讲效率了?”

　　既然健特们不懂得“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道理，当然也就不知道，作为生产关系表现形式的“大锅饭”，其存废在本根上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并不取决于某些人的好恶。

　　既然健特们不懂得要辩证的、发展的看问题，当然也就不知道此“大锅饭”非彼“大锅饭”。其所以不同，就在于经济条件、科技水平以及社会背景，今天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奇怪的是，他们一边叨叨“此国内大循环，非彼国内大循环”，一边却又假装不知道“此大锅饭，非彼大锅饭”)。

　　既然“经济学家”不懂得用唯物史观来看待效率与所有制的关系，当然也就不知道，私有制对效率的提升仍然属于历史范畴，而绝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教条

　　——关于效率的历史性，拙文《澄清共产主义的三个理论困惑》(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在如何理解“‘消灭分工’”的问题中，已经讨论，不赘述。

　　必须指出，我在上面提出的“吃大锅饭”建议，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道理的“一丢丢”应用罢了。

　　我要强调的是，在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仅有着深刻的理论认识，而且还有很多值得重视的具体药方。

　　比如，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第30届年会》上，程恩富教授提出的新马克思主义综合学派的十大政策主张，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注6)。

　　（九）结 语

　　我这篇文章若挂出来，估计右边那一拨非炸窝了不可：

　　“居然敢重提 ‘大锅饭’，这还了得!”

　　“必须……&@#%!!!”

　　且慢，且慢。

　　你们不是一直都在信誓旦旦地宣称，“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吗?

　　我不奢望谁谁“誓死捍卫”，

　　我也不怕谁谁给我戴上某某帽子。

　　我这篇文章若是没被推出去砍了，我就足矣。

　　我拭目以待。

　　——————

　　注1：迎春：《白日美梦——评贾根良的<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乌有之乡》2020年8月26日。

　　注2：中国传统武术中的一种步法，形如腾云驾雾，故称为“云步”。

　　注3：为了尽快解决二战后由经济问题导致的国内局势严重不稳定，1960年上任的池田首相采纳了下村治的建议，并推行了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要求，1961-1970年十年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都要实现翻番，即年均增长率应达到7.2%。

　　注4：日本 “收入倍增计划”的内在矛盾值得警醒，比如：10年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78倍，但国民工资实际上只增长0.94倍，并没有和经济增长完全同步。(参：王志平《对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能一知半解》，《文汇报》，2020年9月1日)

　　注5：至于那个56789的说法，有学者已经做了很好的分析。为本文的寿命计，我就不讨论了。

　　注6：一是新产权策论，即“343”模式可以准确界定党章和宪法所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根本经济制度，平息国内外种种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济性质的舆论。二是新分配策论，其中包括产权政策模式决定分配政策模式，更加强调初次分配制度政策，消费占比低、难以拉动的主要原因是所有制决定的分配差距过大，新时代分配政策上强调共富共享等理论。三是新税收策论，主张借鉴别国的政策经验，实行资本和财富的累进税，劳动者个税应与企业税相等，反　　（一）缘 起

　　针对有人提出的“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迎春先生评价曰：“白日梦”(注1)。

　　迎春的文章坦率尖锐，但窃以为基本观点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而且也经得住历史的检验。

　　若进一步追问：收入倍增计划为什么是“白日梦”呢?

　　迎春先生的文章点到为止，并未全面展开。

　　故我以为，还可以讨论一二三。

　　顺便说明，我虽然赞同迎春先生对“收入倍增计划”的评价，但对该计划作者的很多建设性意见，仍然表示我的敬意。

　　（二）“收入倍增计划”并非首创

　　在未来不会太短的一个时段，新冠疫情对人类的影响都具有“天命管人命”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质。

　　新冠疫情对人类社会最显著的影响，就在于对人类活动(政治、经济和军事全方位)的抑制。

　　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讲，新冠疫情有效抑制了人类欲望的释放和能量的转换。

　　与此同时，在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在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也同样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性质。

　　“国内大循环”的战略布局，正是新冠疫情深化与中美关系演变迭加的必然产物。

　　问题是“国内大循环”如何落实?内需如何提升?

　　由此引发了学界和业界的沸议。

　　业内人士提出的各种思路，以及最近召开的座谈会上专家开出的药方，基本上仍是在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逻辑中走“云步”(注2)。

　　除了力推城市化进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引人注目的，就是“收入倍增计划”了。

　　“收入倍增计划”并非今天中国学界的首创，20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就曾经实施过(注3)。

　　公允讲，该计划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日本起到了一些效果。

　　然而，该计划的效果能否持续?

　　尤其是，该计划是否具有普适性?

　　要之，该计划有哪些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半个世纪过去了，世界历史和日本后来的发展情况就摆在那里(注4)，勿需我多言。

　　如果“收入倍增计划”真的就是灵丹妙药的话，资本主义早就终结人类历史了。

　　（三）致命的障碍

　　为何在日本有一定效果的“收入倍增计划”，在中国却可能是“白日梦”?

　　原因很唯物：当下中国的情况与当年日本的情况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这就叫：“橘生于南则为橘，橘生于北则为枳”。

　　日本当年的情况，我就不展开说了。

　　这里只强调一点：如果在人工智能替代人力尚不显著的50年前，“收入倍增计划”还有一定的治标效果，那么21世纪以来，面对人工智能和科技的迅猛发展，这一类治标的药方已经越来越无能为力了。

　　在现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收入倍增计划”要想落地，就必须建立在劳动者有事可做的基础上。

　　倘若劳动者无事可做，则“收入倍增计划”将成为无稽之谈。

　　残酷的现实就摆在人们眼前：在人工智能越来越取代人的生产功能的背景下，人们的消费资格将怎么确认?没有工作岗位，人们的收入将从何而来?

　　换言之，在劳动力越来越被人工智能替代的今天，一切所谓的“收入倍增计划”都将遭遇一个致命的障碍：如果没有就业岗位，劳动者获得收入的资格何在?

　　“收入倍增计划”的作者虽然也看到了保障就业的重要性，可是在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下，如何才能保障劳动者的就业权利呢?

　　问题在于，越来越趋向于“N个人的工作一个人来做，甚至完全让机器人来做”，这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的基本逻辑。

　　关于“N个人的工作一个人来做”的逻辑，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赵磊等《世界处在巨变的前夜——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察维度》(载《江汉论坛》2017年第1期)。

　　总之，雇佣劳动的悖论在于： 一方面，劳动者的就业要靠私有制企业提供；另一方面，私有制企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却越来越少。

　　这就是“收入倍增计划”在当今的致命障碍所在。

　　（四）两个例子

　　上面讲到的“致命障碍”，并不是理论上的“杞人忧天”，而是活生生的事实。

　　统计数据过于枯燥，我只举两个具有普遍性的例子：

　　例一：浙江某地的街道干部招聘。有8个名额，都被来自北大清华的硕士和博士所占据。街道干部是是最底层的公务员，每天干的，都是最琐碎、最繁杂的事务。这样的工作，高中毕业就能干。

　　但是，街道干部招聘不仅被硕士博士填满，而且是来自大学金字塔顶尖的北大清华的硕士博士。这就意味着，其他高校的同类，都被淘汰了，连浙江最高学府浙江大学的毕业生，也没有一席之地。有人对此评价说：

　　“当今之世，能有几个大学生毕业之后还从事自己本专业有关工作的?大家都在改行。大学教育，跟就业原本就是两层皮。……再好的大学的毕业生，哪怕是博士，进入就业岗位，都得重新培训。”

　　北大清华的博士硕士直奔基层，当然有时代的积极意义。但也传递出的一个信号——就业形势相当严峻。问题在于：为什么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

　　例二：哈佛女博士任职街道办。据《东方日报》报道：內地女子罗某某，拥有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却在前年出任广东深圳市桃源街道办副主任，此事引起了热议。有人认为，如此高的学历不当科学家非常可惜，是大才小用;亦有人认同支持;还有人认为是人浮於事, 求职困难。

　　大家想想，如果雇佣劳动关系仍然是就业的唯一渠道和唯一形式，劳动者的收入要想在未来得到倍增，岂不是痴人说梦？

　　这，就是收入倍增计划为啥是“白日梦”的原因所在。

　　（五）首先要认同马克思的基本道理

　　总之，随着生产力发展，雇佣劳动制度越来越难以解决劳动者的就业，这是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

　　换言之，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越来越严峻的就业形势基本上就是一个无解的难题(注5)。

　　我对雇佣劳动制度在就业问题上的评判，想必有人大不以为然：

　　“为什么最近的座谈会不见一个马政经的专家?因为你们马政经只善于批判，却开不出具体药方，有什么用?”

　　可悲的是，有不少“马克思主义专家”也是这么认为滴。

　　在我看来，把马政经定位于“只会批判，不会建设”，说轻一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知;说重一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

　　“具体药方”重不重要?当然重要;

　　但更为重要的，是“基本道理”。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与具体药方，存在一个“道”与“器”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都被边缘化的背景下，若谈马克思主义具体应用的“技术”或“器用”，可能吗?有人听吗?不滑稽吗?

　　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和基本逻辑都不认同，遑论“具体药方”？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久矣的今天，马克思主义者首先要争取的，还不是“具体药方”，而是对“基本道理”的认同。

　　（六）是“过劳死”，还是“吃大锅饭”？

　　明白了“道与器”的关系，下面我不妨谈谈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药方”。

　　“收入倍增计划”或者“国内大循环”的基本前提，是就业保障。

　　但如何保障劳动者的就业，与西方经济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开出的药方却截然不同。

　　未来我国就业的基本保障，既不能依赖雇佣劳动制度的自发性，也不能指望私有制企业的自觉性。

　　一言以蔽之，未来我国就业的基本保障，必须发挥“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的作用。比如：

　　(1)在国有企业和国家事业单位强制实施轮流工作制——即原来一个人的工作，逐渐由越来越多的人来承担;

　　(2)通过经济激励手段和必要的法律手段，引导私有制企业逐渐实施轮流工作制;

　　(3)只有在此基础上，逐渐扩展的“灵活就业”和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才能与劳动者的收入增加比翼齐飞。

　　有人质问：“你这不是又要吃大锅饭吗?”

　　这样看问题的人，只能在“过劳死”的就业逻辑中思考问题了。

　　对于这类质问，我的回答是：

　　其一，随着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未来社会必须“吃大锅饭”。否则的话，一部分劳动者“过劳死”，而越来越多的人最后都没饭吃，或吃不好饭。由此可见，“吃大锅饭”是解决未来社会就业的根本出路。

　　其二，劳动者自由时间的增加而不是工作时间的增加，是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换言之，“过劳死”的就业逻辑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当代生产力的性质了。所以，“一个人的工作N个人做”不是社会的退步，而是社会的进步。

　　其三，与其让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失业领取救济混吃等死，不如让劳动者有计划的轮流工作并获得报酬，这将极大缓解社会承受的就业压力。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压力，为什么就不能跳出雇佣劳动关系的逻辑来看待“一个人的工作N个人做”呢?

　　（七）雇佣劳动消亡是一个历史过程

　　不论采取什么举措来解决就业问题，其中都必然展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效率逻辑和就业逻辑：

　　“过劳死”是资本主义的效率逻辑，而“一个人的工作N个人做”才是社会文明不断进步的效率逻辑；

　　“N个人的工作一个人做”是资本主义的就业逻辑，而“一个人的工作N个人做”才是社会主义的就业逻辑。

　　因此，与雇佣劳动的“过劳死”的就业模式不同，社会主义的就业模式必然蕴含着这样的马克思主义逻辑：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应的必要的计划性。

　　窃以为，马克思主义逻辑的逐渐展开乃是未来中国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路径。

　　当然，雇佣劳动的就业模式的消亡，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此，社会主义就业逻辑的展开，不是一蹴可就的事情，而必然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期间的此消彼长，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八）马派有很多好建议

　　最近有人写文章，发出警告，要“防止有人宣传偏激的、落后的思想”。

　　呵呵，我估计，读到我的“大锅饭”建议，“健特们”(绅士)这下可抓住了把柄：“看呐，某残余又要走回头路了!”

　　我估计，“经济学家”也一定会勃然大怒：“公然主张吃大锅饭，这不是与‘经济人假设’为敌么，还讲不讲效率了?”

　　既然健特们不懂得“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道理，当然也就不知道，作为生产关系表现形式的“大锅饭”，其存废在本根上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并不取决于某些人的好恶。

　　既然健特们不懂得要辩证的、发展的看问题，当然也就不知道此“大锅饭”非彼“大锅饭”。其所以不同，就在于经济条件、科技水平以及社会背景，今天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奇怪的是，他们一边叨叨“此国内大循环，非彼国内大循环”，一边却又假装不知道“此大锅饭，非彼大锅饭”)。

　　既然“经济学家”不懂得用唯物史观来看待效率与所有制的关系，当然也就不知道，私有制对效率的提升仍然属于历史范畴，而绝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教条

　　——关于效率的历史性，拙文《澄清共产主义的三个理论困惑》(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4期)，在如何理解“‘消灭分工’”的问题中，已经讨论，不赘述。

　　必须指出，我在上面提出的“吃大锅饭”建议，仅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道理的“一丢丢”应用罢了。

　　我要强调的是，在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学者不仅有着深刻的理论认识，而且还有很多值得重视的具体药方。

　　比如，在《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第30届年会》上，程恩富教授提出的新马克思主义综合学派的十大政策主张，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注6)。

　　（九）结 语

　　我这篇文章若挂出来，估计右边那一拨非炸窝了不可：

　　“居然敢重提 ‘大锅饭’，这还了得!”

　　“必须……&@#%!!!”

　　且慢，且慢。

　　你们不是一直都在信誓旦旦地宣称，“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吗?

　　我不奢望谁谁“誓死捍卫”，

　　我也不怕谁谁给我戴上某某帽子。

　　我这篇文章若是没被推出去砍了，我就足矣。

　　我拭目以待。

　　——————

　　注1：迎春：《白日美梦——评贾根良的<六亿人收入倍增计划>》,《乌有之乡》2020年8月26日。

　　注2：中国传统武术中的一种步法，形如腾云驾雾，故称为“云步”。

　　注3：为了尽快解决二战后由经济问题导致的国内局势严重不稳定，1960年上任的池田首相采纳了下村治的建议，并推行了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计划要求，1961-1970年十年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都要实现翻番，即年均增长率应达到7.2%。

　　注4：日本 “收入倍增计划”的内在矛盾值得警醒，比如：10年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78倍，但国民工资实际上只增长0.94倍，并没有和经济增长完全同步。(参：王志平《对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能一知半解》，《文汇报》，2020年9月1日)

　　注5：至于那个56789的说法，有学者已经做了很好的分析。为本文的寿命计，我就不讨论了。

　　注6：一是新产权策论，即“343”模式可以准确界定党章和宪法所规定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根本经济制度，平息国内外种种质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济性质的舆论。二是新分配策论，其中包括产权政策模式决定分配政策模式，更加强调初次分配制度政策，消费占比低、难以拉动的主要原因是所有制决定的分配差距过大，新时代分配政策上强调共富共享等理论。三是新税收策论，主张借鉴别国的政策经验，实行资本和财富的累进税，劳动者个税应与企业税相等，反对对劳动收入重税，对资本收入轻税，征收资本所得税及按照家庭总人口征税，征收房产税等。四是新养老策论，反对降低知识分子养老金至工人水平。五是新金融策略，主张运回在美黄金，打响“壮国企，多分红”口号，从长远来看构建世界统一货币等等。六是新指标策论，针对GDP主张建立“国内生产福利总值(GDPW)，认为社会发展应追求幸福指数。七是新住房策论，八是新开放策论，九是新三农策论，十是新人口策论。

　　(2020年8月31日)对对劳动收入重税，对资本收入轻税，征收资本所得税及按照家庭总人口征税，征收房产税等。四是新养老策论，反对降低知识分子养老金至工人水平。五是新金融策略，主张运回在美黄金，打响“壮国企，多分红”口号，从长远来看构建世界统一货币等等。六是新指标策论，针对GDP主张建立“国内生产福利总值(GDPW)，认为社会发展应追求幸福指数。七是新住房策论，八是新开放策论，九是新三农策论，十是新人口策论。

　　(2020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