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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八佰》的热映，上海的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也成了一个热门景点，这也引起了我的好奇心，10月9日下午，我也借出差之际到这里来看看。
也许因为假期已经结束吧，“晋元纪念广场”上，游人并不是很多，但弹壁墙下的祭台上，还是摆了一些小幅国旗和香烟，只是不复高潮期间的盛况了。
这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令我心生感慨，不由得想起了一则往事：
在1975年台湾版《八百壮士》中扮演夜渡苏州河送青天白日旗的杨惠敏而一举成名的林青霞，在她的《窗里窗外》一书中写到，几十年后来到上海，蓦然回首看见四行仓库上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不由得一阵锥心之痛，泪眼迷离。
林青霞也是入戏太深，她之感到心痛，无非是因为青天白日旗被五星红旗取代吧？不知道如果这些天她也来到了晋元纪念广场，看到这一面面五星红旗，又会作何感想？
我深信，这些献旗、敬烟的游客都怀有朴素的爱国热情，他们似乎相信存在一个抽象的“中国”，可以不必区分青天白日旗或五星红旗。
但在果粉、“民国范儿”和“心痛时的林青霞”看来，并不存在抽象的“中国”，他们所恋恋不舍的中国就是指“民国”。如今，“民国”被共和国取代了，这令他们难以释怀。这些年来，他们重新开始对国军进行大规模造神运动，大规模改写抗战史，就是为了证明民国被取代是不正当的、是被僭窃的。
这些来献旗、敬烟的游客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中所包含的悖论——致敬行动本身，表明他们已经是“心痛时的林青霞”们的情感与历史叙述的俘虏；而五星红旗本身，又是对“心痛时的林青霞”们对历史叙述的根本性否定。
如果有一天，他们意识到了其中的悖论，他们又该怎样选择呢？既然接受了别人的历史叙述，又如何能够拒绝符合其逻辑的结论呢？既然已经成了精神上的俘虏，选择的空间又有几何呢？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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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首先看到的是谢晋元团附在战前致“吾妻”凌维诚的一封信，用词典雅，字迹清秀工整，情真意切，令人动容。
这些年来，随着对国军的大规模宣传，渐渐发现这样一个特点：虽然国军将领一般的不太能打胜仗，但写家书的本领却无人能够望其项背。当然，我这里并不是指谢晋元中校，他早早地身陷孤军营，后来又被暗杀，失去了在战争中表现自己指挥才能的机会。
纪念馆的第一部分介绍了淞沪会战的时代背景，有一些篇幅是介绍中共为抗战所做的准备工作，其中毛主席在延安抗大讲话的照片比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的照片还要醒目。
但这样格局却产生了一个问题：
由于对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对日绝对不抵抗政策没有任何介绍，对他们不战而弃东北，通过“何梅协定”事实上又弃华北没有任何介绍，对蒋介石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大肆镇压、屠杀要求抗日的各界群众和爱国学生没有任何介绍，对蒋介石“宁亡于日本，不亡于共党”的方针没有任何介绍……
由于所有这一切历史事实的缺位，在这样一个以国军抗战事迹为核心内容的纪念馆里，突兀地加入中共的内容，反而给参观者一种“抢戏”、“加戏”，要蹭国军光环的感觉。
实际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之所以能够完成从绝对不抵抗到宣布“守土抗战”的转变，根本原因就在于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和蒋介石的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没有中共的努力，就不可能有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不可能有“七七事变”后的全民族抗战。
纪念馆规避了这方面的内容，就构成了一个严重缺陷，对不熟悉这一段历史的参观者，会造成重大误导。
顺便说一句，这并不是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独有的问题，而是目前国内以抗战为主题的纪念馆普遍存在的问题。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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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馆内，遇到了一位胸前挂着“志愿者”牌子的义务解说员，煞是有趣。
由于许多游客都是看了《八佰》之后慕名而来的，所以在和他交流时通常会首先提起《八佰》，孰料这位志愿者对《八佰》完全嗤之以鼻。
一位女游客试图为《八佰》辩护：“我是看了《八佰》才知道有四行仓库和国军英雄事迹的。”
志愿者：“你不知道并不等于别人不知道！”
这句话很硬，差点把女游客噎了一个跟头，她只好讪讪而去。
和他交流了几句，发现他之所以对《八佰》强烈排斥，是因为它“太虚假”，理由包括：“八百壮士”中没有逃兵；苏州对岸也不是灯红酒绿的富人区，而是贫民窟；四行仓库下面也没有可以被日军用来偷袭的下水道。
相比较而言，这位志愿者更推崇1975年台湾版的《八百壮士》，他将其称为“林青霞拍的那一部”，显然林青霞留给他的印象比任何一位“壮士”都更深，他说：“这一部更真实。”
由于行色匆匆，我没有当面纠正这位志愿者：
《八佰》和《八百壮士》都同样不真实，只不过是不同年代的“神剧”而已。《八百壮士》是国民党的“军宣片”，虚构了日军用坦克进攻，飞机扫射等场面，令任何一个严肃的历史爱好者都不忍卒睹，而《八佰》则无非是《八百壮士》的豪华高仿版罢了。【点击阅读】
去年在关于《八佰》的争论达至高潮时，《八佰》就因为所谓“真实性”问题受到台湾一位“蓝三代”的揶揄，称管虎“想当然耳”，我当时为管导抱不平道：
“伺候得够小心、够周到了，连‘中国军人用生命之火为之照亮’这种从来舍不得用到解放军身上的美好词汇都用上了，结果人家还是不满意，真是情何以堪？”
今年《八佰》又被四行仓库纪念馆的资深志愿者直斥“太虚假”，令被《八佰》感动得涕泗横流的影迷颇感扫兴，管导两头受气，应该有一点“荃不察余之衷情兮”的悲凉吧？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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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有些内容，颇不严谨。
比如，“舍生取义”单元，按照文字介绍，敢死队员陈树生发现日军用两块大钢板护住头顶和身体埋设炸药，于是身捆数枚手榴弹从五楼纵身跳下，拉开导火索，与敌人同归于尽。
从纪念馆蜡像设置的情景看，任何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日军的这两块钢板能够挡得住手榴弹，也不会相信手榴弹在侧旁爆炸的弹片不能对日军造成杀伤，以至于必须要用这种自杀式反手段进行反制。
更令人疑惑的是，四行仓库不到四天的战斗，几乎是在中外媒体的直播和注视下进行的，纪念馆搜集了大量当年的报纸，居然没有一份现场报道陈树生的事迹。
四行仓库战后，团附谢晋元、524团1营营长杨瑞符都获得了蒋委员长颁授的青天白日勋章，但他们居然都没有想到为舍生取义的陈树生请功，甚至提都没有提过他的名字。
是他们太官僚？太自私？是国军的传统根本不拿士兵的命当命？抑或这件事根本就不存在？
营长杨瑞符在战后不久，将四行仓库之战写成了《孤军奋斗四日记》，详细记载了从接受命令到撤出战斗的每一个细节，但奇怪的是，他对陈树生舍生取义这样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也只字未提。
需要强调的是，杨瑞符与仓库内的士兵都是很熟悉的，因为士兵都是1营士兵，而他是1营营长。反倒是谢晋元和1营没有什么渊源，几位连长也是部队集中到仓库后才由杨瑞符介绍给谢晋元认识的。
此外，88师师长孙元良、参谋长张柏亭也都没有提过陈树生及其“英雄事迹”。
事实上，陈树生的事迹，要等到50多年后，才由一位名叫章渭源的老兵“回忆”起来，并强调他是从六楼窗口跳下，炸毁了一辆日军坦克。而另一位名叫焦友三的老兵，则“回忆”起跳楼的共有3个人，他们一共炸死了200余名日军，跳下的楼层也从六楼变成了七楼。
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四行仓库只有五层，日军也没有出动坦克。
四行仓库纪念馆就这样完全不加甄别地采信这种漏洞百出的“回忆”，并将其作为确定无疑的信史灌输给每一位参观者，这是一种严肃的态度吗？这是对历史负责吗？这是对那些在四行仓库战斗过的士兵真正的尊重吗？
希望四行仓库纪念馆认真考虑这些问题。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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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结束，来到留言台前，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要总结汲取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失败的教训，警示未来！”
什么是片面抗战路线呢？就是不相信人民，不依靠人民，不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被英美帝国主义拯救上。四行仓库之战，就是这一片面抗战路线的集中体现。这场战斗，既没有达到军事目的，也没有达到蒋介石所期待的外交目的，完全是一次失败的战斗。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胜利，同时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是蒋介石和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失败——任何抗日纪念地，如果不能体现这一原则，都是对历史的嘲弄。
还有一句话，本来想写在留言版上，但没有来得及，就写在这里吧：
向被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作为弃子无情抛弃，但毕竟在这里和侵华日军战斗过的国军官兵致敬！虽然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无辜的。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新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