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军说历史终结到小岗道路，进入二十一世纪福山改口了，写了一篇《历史并未终结》，凌志军今日不知何处，“小岗一一南街”之争兴起，我们说《历史在这里徘徊》

　　党庆百年 谁与评说〈之三〉：小岗-南街 历史在这里徘徊

　　丑牛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争议不断，越来越激烈，归根到底，还是两条道路的争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话题最多的是，“小岗道路”还是“南街模式”。

　　“小岗道路”，是改革开放的“正宗”，称之为“领头羊”。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新华社特别发表了一篇万言长文一一《向着新航程扬帆奋进!一一从小岗精神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说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成就，是沿着“小岗精神”啓航前进的。

　　“南街模式”是“小岗道路”的异化，在实行了一段“大包干”之后，把它否定、抛弃，重走人民公社之路。改革家们把它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怪胎，开头几年，默默无闻，十年后，一跃而成为“红色亿元村”，新闻媒体，报告文学家，蜂踊而来。1994年3月8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刘先琴率先在主流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报告一一《昨天的梦，今天的梦》，一下轰动了全中国，轰动了全世界。但官方的反应，却与“小岗道路”全然相反，一直到今天，仍然保持沉默。

　　什么是“小岗道路”，小岗人用一句歌谣来概括：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足了国家的，留够了集体的，其他全是自已的”。

　　什么是“南街模式，南街人用一句话来表述：

　　“建立共产主义小社区”。

　　一个挣的是“自己的”，一个挣的是“共产”“共同富裕”。

　　四十年来，各走了一条艰难跋涉之路。

　　小岗村搞“大包干”一冒头，就受到党中央主管农业的书记王任重等人的批评，引起了京官们和安徽省委书记万里之间的一场冲突。京官们说：“搞大包干是违背社会主义的”，万里说：“你们要社会主义，我要群众"。他五次到小岗鼓动群众：“你们干了二千多万共产党员不敢干的事，我也正想这样干，我支持你们”。官司打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一锤定音：“不换思想就换人!”万里取代了王任重。一连三年，中央发了三份“一号文件”，废除人民公社，推行小岗村的大包干。

　　小岗村推行大包干第一年是一帆风顺，“一年跨过温饱线”，第二年，第三年就遇到麻烦了，“留下来的全是自己的”希望全落了个空。到第五年、第六年，不但没有实现留下来全是自己的，反而要倒赔。到第一个十年，小岗人留下的一句口头禅：“一年跨过温饱线，十年难进富裕门”。到第二个十年，还是这句话，只是后半句改了一个字：“二十年难进富裕门”。想当年，血誓结盟的十八位父老兄弟，也各奔西东。

　　为了扭转小岗村的困境，维护“大包干”第一村的形象，安徽省从财政厅抽调了一副处级官员沈浩，空降小岗村担任村党委书记。显然，这是给小岗村以财政支撑。小岗真穷，当沈浩上任时，写欢迎标语的笔墨纸张钱，都是借来的。沈浩上任几年，小岗村的村容村貌，确实焕然一新，在纪念小岗村四十年，新华社发的万言报告中所赞扬的“小岗精神”的成就一一大包干纪念馆，巍峨的大牌坊，宽阔的大马路，葱葱的林荫道，现代化的民居，荘重的村务办公楼，气派的文化广场，高耸云端的自来水塔……无一不是国家财政的拨款和有关部门的帮扶。及或有些农业生产项目，比如葡萄园，也是别人建成赠送。

　　沈浩考虑这种靠输血来发展不是长远之计，就组织小岗人出外参观学习，到已经富裕了的村子去看一看，他们去了“大寨”，去了“南街”，到了大寨，他们听了大寨村党委书记、当年铁姑娘郭凤莲的介绍后深感惭愧，沈浩临别时说了一句自讽的话：“你们大寨是干岀来的，我们小岗是‘按’岀来的"。到“南街”，他们认为南街的自然条件和小岗差不多，人均土地面积比南街多几倍，为什么南街富了，小岗还很穷，问题出在小岗人是“各顾各”，南街是“组织起来力量大"，为慎重其事，他们是三度深入南街村访问，是真正的又访又问，回来后，决定将土地归公，集体经营。

　　这件事传出去了，真是石破天惊的大事，新华社的《每日电讯报》在头版通栏特大号字体标题进行报道：标题是够刺激的：

　　‘中国农村改革领头羊再提发展新路

　　小岗土地又合起来，发展集体经济”

　　这真是平地一声雷，而且是大炸雷。“大包干”的天下第一村，在实行了“大包干”二十年后，竟颠覆了“大包干”而走“人民公社”之路。沈浩的这着险棋刚落子，谴责之声接蹱而至，我们不知上级怎样责备他，批评的消息在官方报章上、网络上接连不断。最严厉的是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党国英先生的长文，大骂小岗人学南街是“犯了迷糊”，並警告他们，“学南街是要饿死人的”，並指示他们，从世界各国来看，农业最好的模式是办家庭农场，大包干的承包制是走向家庭农场的第一步。随即，官方與论界对南街村进行了一场大围剿，(后文再叙)。

　　沈浩沮丧了，逼着他的只有一条路可走：招商引资。资本家一批又一批的来，又一批一批地走，他们赚了钱，很少给小岗留下多少财富。四十年，小岗村仍然是那句老口头禅：“一年跨过温饱线，四十年难进富裕门”。可叹的是沈浩书记最后是醉死在招商引资的酒桌上，小岗人怀念他、感激他，又按了一次血色手印，要把他留在小岗的土地上给他立了一座碑，刻下了“永远忠诚”四个大字，他是忠诚于“大包干”，还是忠诚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化?”留给后人去评说吧。

　　大包干在全国农村推行四十年，小岗人的命运，是全国农村命运的归宿。从四十年来所发的中央一号文件来分析，第一批中央一号文件反映了“万元户”的兴起，乡村企业像雨后春笋般地破土大地，农民企业家向城市进军，大有农村包围城市之势。2000年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向总理写了一封信一一《我向总理说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在农村基层工作了二十多年，揭开了农村“繁荣昌盛”的盖子，“三农”问题成为党的工作的重中之重。怎么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主调。世界驰名的农村研究权威林毅夫先生建言：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突破口。如是改变村容村貌、改旧房修新房、建公共厕所、人畜分居、道路硬化、环境香化、美化，……计划虽好，难于实施，在检查时，处处只是“粉饰”。新农村建设搞了十多年，失败了，为什么?一位农村基层书记、人大代表、洪湖市洪林村党委书记叶昌保也发表了“建言”：“应把重新明确农村发展道路问题，作为解决‘三农’的根本”。

　　我为什么强调‘重新明确’四个字，是因为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特征的农业改革在经历了近26年后，全国农村发展大致走出了两条道路：一条是家庭经营为主，各搞各，集体经济几乎为零，这在全国是绝大多数;一条是以集体经济为主，搞共同富裕，家庭经营几乎为零，与全国农村比例来说，是极少数。

　　这两条路，上到中央，下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没有一个十分明确的观点和态度。……但我们只要将这两条道路下的农村作一对比，就不难发现：“三农问题恰好就出在绝大多数身上，而其余的极少数不仅几乎没有，反而在全国农村和当地农村还十分出类拔萃”。

　　这话在今天读来，真可算灵丹妙药，发人深省。但它动摇了“大包干”，定为当权者所不容。怎样解决“三农”困境呢?后面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了“振兴乡村经济”。怎样振兴法?“土地流转”。怎样流转?“资本十农户”。“振兴”了十多年，仍然“振兴”不了，许多大学生回乡，写了许多篇《还乡记》，众口一词：一一“农村凋敝”。总书记也下乡看了说：“要让人记得住乡愁”。如是，中央一号文件的主题又转向“脱贫”，一直到今天。说“脱贫”的目标一定在党庆百年前完成，但在疫情过后，返贫现象陡然上升，离党庆百年只剩下大半年，全部脱贫，可能吗?及或在“大包干”第一村，四十年了，人们能丢掉那句“口头禅”吗?

　　下面再谈“南街模式”所走的艰辛跋涉之路。

　　改革家们把“南街模式”的出现，称之为“改革开放的怪胎”，“南街模式”的形成，真有些怪，他们早先是跟着“大包干”走的，南街临近县城，历来有经商的习惯，人民公社时期，村里办了好几家企业，以磗瓦厂、食品厂最挣钱，南街人说南街村靠玩泥蛋、面蛋起家，搞“大包干”把企业也分给个人承包，他们既不缴足国家的，也不留够集体的 赚的统统都归自己的。村民们就议论纷纷，党支部书记王宏斌也不太留意，村民们就把大字报贴到党支部、村委会、直到王宏斌家中，骂他们是抢夺公家财产，骂他们是省公肥私，王宏斌和党支部一班人就警觉起来，把厂子收回，由支部一班人代表集体接管，将闲散抛荒土地收归集体经营，在取得效益后，又出公告，村民可将土地交给集体经营……。这就是“南街模式”的雏形。

　　一些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权威，至今一口咬定“南街模式”不可复制，需要一位超凡人物的出现。这是鬼话，王宏斌是代表群众的愿望，群众的要求，群众的意志。

　　企业、土地收归集体后，用什么方式来经营管理，用什么方式来分配，他们找到了毛泽东思想一一“组织起来”“为人民服务”;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一一和私有制进行决裂，和私有观念进行决裂。赚了钱后，他们建“东方红广场”，立起了毛主席塑像，广场周围陈列起马、恩、列、斯的巨幅画像。

　　十年之后，南街人就明确把“建立共产主义小社区”，作为南街村发展的方向。村民们享受十四项福利：住房、医疗、卫生、养老、幼教、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都由公费承担，婚、丧由集体操办，水、电、燃气、电视、电话、柴、米、油、盐、鸡、鸭、鱼、肉等生活资料免费定量供应。他们称之为“从摇篮到坟墓“全由集体包了，这个“怪胎”“幽灵"终成正果。

　　1994年3月8日《中国青年报》登了记者刘先琴写的长篇报告：一一《昨天的梦 今天的梦》，全方位地揭开了“南街神话”的面纱，一时轰动了全中国，轰动了全世界。从1994年到2000底，五年时间，南街村每年收到国内外赞扬来信4000多件，每年接待国内外游客30多万人，来参观的省部级干部300多人，将军200多人，(但他们几乎全是退下来的)。几乎所有的国际有名媒体都报导过南街村的“红色共产主义新村”，但中国的官方主流媒体一直保持沉默，后来一打听，有人说：上面划了一条杠杠，对集体化了的村庄：“不提倡、不反对”，能证明有这条杠杠的是，一直到今天，在职的中央领导人，一个也没踏进过南街的土地，而改革开放后几任总书记，却个个都到过小岗村，去视察、加油、鼓励。

　　这当然不是公平对待，当“中国农村改革领头羊再提发展新路，小岗村土地又合起来发展集体经济”，这样的通栏大标题出现在《每日电讯报》的时候，改革精英们沉不住气了，指责批判之声，滾滾而来。

　　中国社科院农村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先生写出长篇檄文，骂小岗人“犯了迷糊”，“学南街村是要饿死人的” 世界上最好的农业经营模式是“家庭农场”。言下之义是“大包干”是家庭农场的一种形式。

　　接着由改革开放发源地的党报党刊《南方报系集团》牽头，对地处中原腹地的南街村进行了一次大围剿，他们实际上打的是一场歼灭战，想置南街于死地。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极坏的先例：一个仅次于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南方报系》远征到中原腹地，摧毁一个“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村庄，国外反共势力也没敢伸出这样的毒手。

　　请看他们的卑鄙手法，他们攻击得最凶的是南街已经“改制”，不是集体经济，而是股份公司，党委一班人是大股东，党委书记王宏斌是最大股东，根据是“南街集团”向市工商局递送的申请改制文件，这份文件的确有，是为了南街集团能够上市，对上市公司的要求：产权明晰，集体所有制不存在法人股权。因此，就把南街所属各公司列为法人股东，村领导人列为个人股东，这种“改制”申请，只是为了上市，並没有实际意义，不想，南方报系记者却死死抓住不放，大做文章，他们访问王宏斌，王宏斌对他们讲了实情，他们又访问了多位村民，村民都说不知道此亊，王宏斌的工资和我们一样，都是二百五，对王宏斌的回答，他们断定“这是他的狡黠”，对村民的回答，他们断定，这是他们的“被裹挟”，从而又推演出：“南街的专制，该有多厉害”。

　　他们第二个攻击的是南街村的十四项福利是挟持村民的手段，他们访问村民，村民说，97平米的居房是免费的，他们又问，有没有产权，村民说，没有，他们就告诉村民，你只有拼命工作，才能居住，房屋把你捆绑在南街村。

　　他们第三个攻击的是南街村的富裕是剝削外来农民工，他们访问了外来工，工人说我们和国营企业工人是一样的待遇，他们又问：“为什么不能享受和村民一样的待遇，回答说，因为我们村没有参加南街村。问：那就一辈子受他们剝削，回答说：我们都希望成为“荣誉村民”。工作几年为南街建设作出贡献就可与南街村民同等待遇。他们断定，“这是画饼充饥，要你为南街拼命劳动”。

　　他们还攻击南街是靠国家货款发展起来的，攻击南街人学毛著、唱红歌、建革命圣地园……。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为了收集资料，我花了几天时间读当时《南方报系》的一些文章和报道，只能用《红楼梦》中的一句偈语来概括：“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他们为什么这样去做，目的是什么?却讲了一些真心话：

　　“南街村能成功，人民公社实验也就不会失败了”。

　　“南街模式是中国农村发展的一条可行路径，还是本就不该存在的妄念!”第

　　一一《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策十一期编辑部文一一《南街村，一时的述途，还是神话的破产》

　　“当今中国又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一方面，有不明就里的民众呼吁政府收紧管制，一方面，也有妄图回到改革开放前的权力运作(南街村的兴起及其至今，死而未僵就是明证)。此时此刻，南方都市报及时推出揭露南街真相的报道，实在为我们提了个醒：以政治权力操纵经济运转会造成多大浪费，以集体道德为组织管理模式的经济是多么的荒唐可笑，人为造就的鸟托邦对公民自由权利的侵害是多么可怕”。

　　《南方都市报》文章：一一《权力经济的荒唐与可怕》

　　不用再多引证了，仅这三段话就道出了《南方报系》的“野心优雅"：一一打倒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请看，这次“大围剿”的领军人物党国英先生写下的“凯旋之歌”：

　　“从更大的尺度上观察王宏斌的世界，有两种力量：一种是还没有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极端意识形态幻觉，以及支配这种幻觉的社会链条，这使得他披掛上阵，鼓舞自己的堂-吉诃德式的勇气;另一种是中国社会平地掘起的市场经济网络以及支撑这个网络的社会利益集团，它给王宏斌出了数不尽的难题，迫使他解甲归田。王宏斌解甲归田的前景似乎惭趋明朗，如果他能让法官相信他将南街村企业资产的60%划规到少数村干部名下完全是‘一片冰心在玉壶’，也许他还能全身而退!

　　一一《南方周刊》2008年第十一期《历史给他们提供了舞台》

　　十二年后我们再读这篇。凱旋奇文，不禁噗哧一笑，谁是堂-吉诃德式的幻觉者?不正是党国英先生自已么?什么“王宏斌解甲归田逐渐明晰”，什么“将南街60%的资产划到村干部名下，是‘一片冰心在玉壶’，方能全身而退“……全是梦呓，全是胡说八道。今年秋季，中共河南省委在南街村办了一所“行政学院”，要把全省基层支部书记在南街轮流培训，在开学典礼上王宏斌作了“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报告，党国英先生作为中国社科院农村部的研究员，应该去听一听，讲一讲，你敢去吗?你敢去讲“王宏斌应该解甲归田”吗?你敢去讲“为大家指点迷津”吗?那是中共河南省委办的“行政学院”，你应该也有资格讲一讲啊!

　　“小岗道路”和“南街模式”之争，近四十年了，争论的焦点已水落石出一一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场争论不仅关係到农业和农村，而旦关係到政治、经济、文化、党建、外交等领域。对“大包干”，毛主席曾评论过多次，最有力的是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对陪同他上山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一次叮嘱：

　　“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业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大包干”推行了四十年，中国的走向，不正按毛主离所预料的在实现吗，美帝国主义近年来对中国的遏制、挤压、攻讦，不正是推行“大包干”的后果吗?我们能不警醒吗?我们还要继续地《向着新航程扬帆奋进》吗?我们还要《从小岗精神看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吗?

　　当“小岗道路”兴起的时候《人民日报》的高级记者凌志军写了一篇文章：《历史不再绯徊》，这是模仿美国学者福山《历史的终结》写的，福山说历史终结到资本主义，凌志军说历史终结到小岗道路，进入二十一世纪福山改口了，写了一篇《历史并未终结》，凌志军今日不知何处，“小岗一一南街”之争兴起，我们说《历史在这里徘徊》

　　党庆百年，我们应该怎样评说这段历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