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纳入新中国建设总体规划并持续推进近30年之久的一项重大社会实践。牢牢把握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对于正确认识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本质特征，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知青上山下乡，是中共党史、新中国史这一阶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知青上山下乡本质特征所依托的最重要的历史背景。
我们知道，知青上山下乡，起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结束于80年代初年，经历了近30年时间，是在新中国的特殊时期和环境中产生、发展和结束的。这一历史进程清楚地表明：知青上山下乡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程中开展的，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一项大规模的政府组织行动。它是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几乎贯穿于这一历史时期的知青上山下乡，无论是从发动和组织的基本动因，还是从经济和社会的客观现实，都离不开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都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都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两个紧密联系在一起”，是我们研究和评价知青上山下乡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和基本依托。
对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多年的历史，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作出过评价：“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总的来说，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
这一历史时期，正是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也正是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辉煌成就和经历曲折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奋斗，是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诚然，党和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走过曲折的道路，但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并没有动摇和改变，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懈奋斗的主流和本质，也没有动摇和改变。
毫不讳言，知青上山下乡历来就存在着不少问题而且有些还较为突出，但是这些都不是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在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进程中，党所领导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与农民大众结合”的本质特征，其核心内容就是广大知青怀着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直接参加改天换地、建设新农村的实践，经受了锻炼，发挥了作用，并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农村建设道路中作出了无私奉献。就是在“文革”期间，尽管知青上山下乡一度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更多一些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都仍然不会改变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关于“知识青年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思想的基本内涵，也不会超越中国共产党延绵不断地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内容。当然，也不会动摇和改变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本质和主流。
历史已经证明，知青上山下乡，是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同样会证明，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与党和国家在这一历史时期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富裕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主流和本质，是联系在一起的。牢牢把握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是正确认识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本质特征的“金钥匙”。
二、知青上山下乡，是伴随着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而逐步演绎过来的，在纷繁复杂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认清主流发展趋向，则是正确认识和评价知青上山下乡最基本的思想方法。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本质与现象的统一，认识事物要有客观性和全面性，要分清什么是本质、什么是现象，还要区分什么是主流现象、什么是支流现象。对知青上山下乡这一特殊历史现象进行研究，唯有站在国家全局的角度去观察认识问题，并将其放在中国这一阶段的特殊历史发展背景中去考察，方可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较为清楚地看到其本质，进而获得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基本认识和历史借鉴。
在当今中国，对知青上山下乡的认识和评价有不同的见解、各异的观点，本属正常现象而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有的人在知青上山下乡的本质与现象、主流与支流的问题上，却认识模糊，见解偏颇，出现了一些难以理喻的问题。
有的把在少数知青身上发生的个别现象，当作是知青队伍中的普遍问题，或者有的把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认为是下乡知青的独有现象。如知青到农村后，有的地方出现了少数知青因吃不饱而“偷鸡摸狗”的现象，就认为知青大多就是这种“顺手牵羊”的人；有的地方少数知青由于多种原因的影响而出现东游西逛的现象，就认为知青大多“不爱劳动”“不误正业”；有的地方少数知青出现了打架斗殴、致伤致残的情况，有的人就认为他们“爱搞武斗”“惹事生非”等。这些看法，实质上是把“个别当一般”，或者把“一般当个别”，没有看到下乡知青中的绝大多数是听党号召、积极劳动、尊规守矩的这一主流现象。
有的把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部分知青生活不能自给、住房条件较差等问题，当作知青上山下乡的“主流”问题，并与知青上山下乡的本质联系起来。不可否认，这类现象在不少知青亲历中确实有较多的反映。但是，如果将其置于当时整个农村的经济发展中去考察，置于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中去分析，就不会认为这只是知青中才有的现象；如果将其置于当地许多干部和社员群众对知青的尽力帮助和关照中去认识，置于当时从上到下都在致力知青实际困难的统筹解决中去把握，就不会认为这是上山下乡中的主导现象。况且，这类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重的，不仅与当地生产条件、收入水平相联，而且与知青劳动时间、身体状况有关，也与领导重视程度、政策执行等有一定联系。它是由诸多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一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知青工作上存在的问题，但并不表现为知青上山下乡的本质内涵，也并不表现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发展趋向，当然它也不可能成为知青上山下乡的主流和本质的方面。
有的认为知青上山下乡是“甩包袱”，造成诸多“不满意”。在这些人眼里，知青到农村只是“分粮”“花钱”的，“干不了什么事”，而没有看到绝大多数知青是任劳任怨劳动、勤勤恳恳做事的。他们中的许多人把所学的知识用于生产实践，大搞科学试验，为当地粮食增产作出了贡献；他们战天斗地，积极参加农田基本建设，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付出了辛勤劳动；他们办起耕读夜校、建起文娱队伍、开起合作医疗、安起喇叭宣传，使广袤的贫瘠山乡传来了读书声、广播声和锣鼓声；他们积极参与创造的许多业绩，至今都在继续发挥着作用和效益，他们带去的城市文明和先进理念，至今都影响着山乡的同龄人和他们的后代。这些都是知青上山下乡到农村去的主流和本质的反映。
知青上山下乡是一个跨越近30年之久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就知青个体来讲，由于不同阶段上山下乡的知青在理想、追求以及心态上有所差异，也由于他们各自所受教育程度、家庭熏陶和社会影响等有所不同，还由于他们下乡后的安置方式、劳动环境、生活基础、经济条件以及下乡时间、自身状况有所区别等，他们对各自曾有过的这一段亲身经历会有着不同的感受，也会就此产生不同的认识或发表不同的见解。如果不能跳出个人局限，也不能超越片断经历，而是简单地站在个人恩怨立场和个人得失角度去观察认识问题，或以个人的好恶感受去断言和评价整个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就可能只见枝节不见主干，或者以支流替代主流，就不可能获得知青上山下乡的真谛与本质。
三、知青上山下乡，几乎贯穿于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年历史的全过程，以“为国分忧、无私奉献”为主要内容的“知青精神”，凝聚了数千万知青的热血与青春，它集中体现了知青上山下乡最重要的本质特征。
几乎贯穿新中国建立以后前30年历史全过程的知青上山下乡，究其初始动因，主要是为了解决“城镇就业安置、接班人培养、新农村建设、屯垦戍边”的问题。对这四大历史性任务的解决，周恩来总理曾在1965年2月就指出，应当从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大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这项工作。党和国家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实际和国际环境出发，把城镇青年就业、革命事业接班人培养、新农村建设、边疆建设与保卫问题结合起来，纳入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总体规划与部署之中，并把这几者辩证统一于动员组织知青上山下乡的实践，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伟大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说是十分必要的，很有价值的。
这种“必要”和“价值”，不仅早已反映在许多曾有过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的发自内心的认知与感受之中，而且也早已表现在许多农村基层干部和社员群众对当年知青的浓浓情感与眷念之中，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早已体现在许多知青为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继续作出的不懈努力与奉献之中。
知青这一特定历史时期锻造出的特殊群体，他们的青春岁月与新中国同步，他们的艰苦奋斗为新中国添砖，他们的勇往直前为新中国奉献，他们的敢于担当为新中国分忧。可以说，这是一个始终与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的群体。正是在艰苦的环境中，才锤炼了这一特殊群体吃苦耐劳、自强不息的品格;正是分担着国家的困难，才铸就了这一特殊群体勇于负责、甘于奉献的精神;正是肩负着建设新农村、新边疆的理想目标，才培养了这一特殊群体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情操。“为国分忧、无私奉献”，就是这种品格、精神、情操的高度凝练。
正是靠着知青精神的鼓舞，这一代特殊群体中的许多人把这一段难忘的经历，作为他们熟悉国情的基础，作为他们成熟成长的基石，作为他们自强不息的动力，带着艰苦磨练的毅力，怀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勇敢而坚毅地面对人生，继续迈向过去曾多年向往但现实并不平坦之路。他们劳作在摆摊设点的商海中，奋战在合伙经营的企业中，冲杀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线，成为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正是凭着知青精神的积淀，这一代特殊群体中的许多人从来都不畏困难，不言失败，从来都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他们在上山下乡和返回城镇以及下岗分流的几次人生转折中，尽管都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而这些却成为不少人再次创业的新起点。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被新的困难所吓倒，没有在新的艰辛中折头，而是靠着信仰的支撑、理想的追求，以及凭着坚强的毅力、年轻的筋骨，无怨无悔，埋头苦干，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了过来。
正是依着知青精神的支撑，这一代特殊群体中的许多人胸怀大志，孜孜以求，抓住机遇，各显才能，努力奋斗在祖国的各行各业。他们中的不少人成为各个领域的行家里手。时势造英雄，磨难出人才。一批曾经有过知青经历的优秀人才，从基层做起，在实践中成长，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新一代领导群体成员，他们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是时代的顶梁之柱。
正是怀着知青精神的情操，这一代特殊群体中的许多人在返城后的几十年间，一直把“第二故乡”作为自己向往和回报的热土。这种眷念之情、感恩之意，来源于在广阔天地的艰苦磨练中而培育的敢于吃苦、勇于耐劳、不畏艰险的品格，来源于这块热土及其父老乡亲对他们的真挚情感和片片赤诚，来源于对中国农村的真实了解、对农业的真心关切和对农民的真情厚意。正是这段难以忘却的青春之路、故乡之恩，把许多知青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以至演绎出“后知青”时代这一幕又一幕可以载入史册的画面。
以“为国分忧、无私奉献”为主要内容的知青精神，是这一代知青群体用热血、用激情、用青春凝聚起来的，是数千万知青用忠诚、用智慧、用奋斗铸就起来的。它是中国知青跟随共产党奋斗而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集中体现了知青上山下乡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值得永续传承。
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69年至1978年上山下乡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插队落户。本文系作者2014年5月22日在“中国梦·知青情”知青文化（海南）论坛上的演讲。著《四川知青史》（3卷本）201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2017年获四川省政府社科优秀成果2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