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对于BAT为代表的新经济，相当一部分人持有相当好感，以为这不仅意味着信息时代的创新，还似乎代表着中国新经济方面的进步水准。准此，往往持有一种不自觉的维护态度。这一次蚂蚁金服暂停上市，就有大量同情式言论出场，其中一种同情式言论，反对各路水军唱衰蚂蚁和阿里系。
实际上，水军只是水平低，只有结论没有依据，或者没有打中要害——例如有人说花呗造成了信用发行的乘数关系——这个说法仅仅是演绎了《货币银行学》教材的相关内容且不是支付宝或花呗独有的状况。实际上，阿里和腾讯的支付相关业务，均已经挑战了百年来世界各国金融规管的底线，侵入央行业务范围并实际上获得了记账货币的发行机会。水军传播的各种说法，以及一些想当然的演绎虽然多不靠谱，但支付宝和花呗存在的问题，比他们说的内容和范围，都还要更严重。
为了方便理解，举个很切近的例子。在抗日根据地时代，因为国民党政府“不管饭”，所以逼迫共产党不得不“另起炉灶”，共产党自己印发货币在根据地内部流通，然后收兑老百姓手上的法币向国统区购买物资，内部流通则发行北海币等币种(老田按：根据地不止发行北海币一种货币，为简化叙述本文仅提及北海币，这无损于我们通过类比获得对支付宝业务独特性的理解)。在这一波操作中间，共产党发行的北海币数量，相当于有了一笔铸币税(流通币值大于铸币成本的差额)形态的财政收入，同时收兑过来的法币则是一笔对外的净盈余，这两笔钱都可以用于壮大八路军和抗日事业。自发北海币同时收兑法币，就同时获得了对内和对外的两笔收入，其方法和凭借都在于独立于国府的共产党根据地政权——这个政权拥有实质性的金融主权。
同样地，支付宝相关业务，也一样支持了收兑用户人民币存款同时对用户发行记账货币的机会。当然，支付宝结算对于人民币的排斥和替代，没有一次性百分百完成，还有各种结算发生在支付宝与(外部用户)银行之间，这部分相当于“外循环”，其中人民币流通规则继续起作用;所以，支付宝的货币发行权能是不完全的，但各支付宝用户之间的结算则属于“内循环”，这部分流通量会支持该公司获得铸币税收入。
从最大化铸币税收入出发，支付宝的首要经营策略，是尽可能缩小“外循环”，同时扩大“内循环”。而内循环的扩大，一般与支付宝应用范围和用户数量成正比，支付宝越是为更多民众接受和应用，在支付宝内部循环和完成的结算比例越高，在这个部分支付宝就等同于获得了发行独立于法币的北海币的机会了。所以支付宝应用范围越广，民众持有的支付宝金额越大，就相当于在支付宝流通圈内部发行的北海币数量在上升。相应地，支付宝就获得了这部分相当于是基于货币发行而获得“铸币税收入”——支付宝甚至连印发货币的成本都节省下来了(并无实际货币而仅有电子记账)。而花呗的广泛接受和应用，不仅会吸引更多民众加入支付宝收付方式和范围，而且还能够在自己存款数量之上参与购销行为，花呗向用户授出一定数量的信用额度且只要下月按时还款就不收利息，这种“小额度无息贷款”的吸引力，本身也是一种相对于人民币结算的扩张策略——会有越多越多的民众摆脱常规收付方式，加入支付宝结算网络，相应地，就会提升内循环比重。
支付宝在市场流通中间占比越高，相应地其“内循环”比重就会上升，其对于金融主权特别是货币发行权的排挤程度就越高，阿里系资本得到的铸币税数量就越大。正是因为铸币税收入主要与内循环的规模和范围相关，不同的内循环流通圈之间就具有零和博弈性质，故此，腾讯与阿里系在支付问题上至今拒绝互联互通，其目的和奥秘都在与此——双方对于铸币税利益的争夺，处于不可调和的互斥状态。有个高官楼某出面，说支付宝借助垄断地位损害公平竞争，回避了支付宝基于内循环而获得铸币税收入这个关键问题，更不提这部分无本收益是侵入央行业务范围的结果，楼这么说不知道是出于何种心理，究竟是出于无知还是别有怀抱?
现代银行业的兴起，起源于钱币兑换和汇兑业务——需要针对不同币种和区域设置可及性很高的服务点，毋庸说，开展这些业务的固定成本是相当高的，因此从业者之间的互联互通所带来的广泛性，才是结算业务的生命力所在;而多个从业者之间的互联互通，原本就是节省成本扩张业务的不二法门。而微信始终拒绝与支付宝互联互通，只能够理解为“铸币税数量”方面的巨大利益，带来了高度互斥性，所谓“财帛动人心”——正是事关这一注横财——带来了双方利益的不兼容。如果两者互通，且给定不逃避银行间结算渠道监管的前提条件，那么，互通就成为降低“内循环”比重的败笔了，近似于支付宝与银行发生业务关系——此时意味着北海币退出而法币又回来了。反过来，“巨额铸币税”收入的存在，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支付宝等为了扩张应用范围，所采取的“过分”积极态度——表现为承担极高成本去推广支付宝应用范围和吸引用户，无他，应用范围的扩大，就意味着“内循环”的扩大，并由此获得“北海币发行数量”提高那样一笔巨额的铸币税收入。
此外，花呗授出的总数量，就相当于是一种“基于信贷发行”的货币超发行为——这部分发行数字没有任何保证不说，还至今处于常规金融监管范围之外。以此而论，阿里和支付宝、花呗等系列业务，不仅侵入常规金融服务领域，还深度侵入金融主权与货币发行领域，这两者都是标准的央行业务。在完成央行业务私有化并全面开放相关业务的立法变革之前，显然，基于支付宝和花呗业务而形成的“事实替代央行”相关业务，如果依然有着存在下去的必要，那么就只能够二选一：要么实现国有化，要么把规管措施强化到彻底破除内循环的程度;而后一个选择大概率会破坏支付宝业务的便利特点，因此，理性选择大概率就只剩下这一个——“把支付宝和微信支付隐含的央行业务国有化”。
应该说，马云是否表现得过分狂妄，或者对官府表现出必要的恭敬，都不会改变支付宝基于内循环，侵入央行业务范围并据以攫取大量铸币税收入的事实。不知道马云说中国没有金融系统，是不是指代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等成就了巨大内循环，并由此深度侵入央行业务范围还长期未被发觉和制裁的事实，若是，则是确凿指证了金融规管方面的巨大空白和漏洞，倒也称得上是“良心商人”了——他们得了大便宜之后不是藏着掖着，而是选择到处说。
阿里和支付宝的崛起，在初期和成长阶段，放任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业已成为巨无霸之后，就需要接受比照常规银行更为严格的规管措施，要不然，马云或者别的什么实际控制人，就有能力依托这个支付平台部分地掏空中国——就跟根据地民众接受了北海币之后法币逐步集中到了共产党手里一样，那两部分钱现在成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发展资源了。
其实，从常识出发也是很容易理解的，民众使用支付宝需要把银行卡上的存款转入支付宝，这样，民众在银行的这部分存款数量，就变成了支付宝在银行的存款了——相当于是阿里以结算平台和中间人身份，在给用户账上记入一笔“记账货币数字”之后，就得到了民众对银行的部分债权(存款)。民众在支付宝的电子账户上有多少钱，就会表现为阿里系在银行有多少存款资产，这部分电子货币在支付宝用户群体内部流通时，不同结算主体之间相互结算，仅仅改变各支付宝用户的记账数字，并不改变支付宝母公司的银行存款数字。民众转入支付宝的存款数目，就变成了支付宝母公司的存款资产了，这不仅不影响用户自己的购销行为，相反还能够享受电子结算的各种便利，所以用户群体对此毫无意见;但这在宏观上和后果上，就与根据地时代搜集到手的法币一样，成了共产党的对外购买力，这个如果不受到切实规管，很容易被阿里系的实际控制人卷到国外或者视为自有资产被任意挪用乃至于挥霍。
说到底，蚂蚁金服或者阿里系类似的平台经济，其经济价值仅仅与其市场垄断地位有关，没有垄断地位就毫无价值可言。而支付宝业务扩张到今天这个程度，及其形成的庞大内循环规模，这份成功源自创业早期的政策性宽纵——新业务的特点和后果都还在持续产生和观察中，而支付宝业务扩张所付出的成本也源自公众存款转化的“铸币税”收入支撑，马云或支付宝母公司选择承担高成本推进支付宝结算范围的努力，也源于垂涎巨额铸币税收入而产生的巨大激励效应;如果最终选择把支付宝隐含的央行业务国有化的话，似乎也没有欠马老板多少人情——他本人对此的付出和贡献都是极为有限的。
支付宝和淘宝这一类平台产业的成功和兴旺，已经催生了一类借助垄断地位攫取收益的平台经济类型和格式化的想象力，诸如滴滴之类的无不如此——这一类公司在初期往往投入巨资吸引买方和买方聚集，在形成了实际的垄断地位之后，就开始了“吃完原告吃被告”那种“两头吃拿卡要”的难看吃相了。说到底，这一类“盈利能力强大”的公司，并无实际的技术含量或者实质性的内外部竞争力，如果关掉阿里或者滴滴，其重建成本仅仅相当于平台程序开发和运维成本而已。反过来，这一类公司的兴旺和强势，则显著助长了那种投机建设垄断渠道然后大量攫取利润的经营策略，所谓“渠道为王”的口号，就较为集中地体现了阿里系的成功经验及其后继抄袭者的心态。
无节制地抄袭阿里系的成功经验，会相应地忽视经营管理方面的切实努力，漠视稳健经营原则，助长各种强烈的投机心理，还会因此带来海量的公众资源浪费。失败的小黄车OFO，就是一个这样的经典案例，其初期就是试图以各种优惠措施吸引用户，试图借此快速排挤竞争者建立独占地位，而前期大量投入都是违规挪用用户保证金——这相当于是以用户保证金投入风险极大的投机商业目标——万一成功了那就收益归己，失败风险则转嫁给海量用户承担了，不奇怪的是，当小黄车自己倒在半路上之后，就遗留下来了海量的保证金违约。OFO的失败和浪费，算是对阿里系成功经验进行一次失败抄袭的“学费”——关键是这些学费中间很大一部分源自公众的腰包。而支付宝的扩张成本，也一样源自用户存款转入，若果经营上出现风险和意外，用户损失中数量，会高出小黄车所攫取保证金总数好几个数量级，因此，不管是从那个角度出发，国有化支付宝所隐含的央行业务，都是刻不容缓的。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