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95年人大通过央行法以来，央行工作特征的不完全总结。此前的十八年，央行常常应政府命令，根据政府建设投资需要印钞，往往超过市场对货币的需求，多次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尤其是1992年以来，连续3年物价上涨10%以上，1994年甚至高达25%。不仅严重阻碍经济发展，而且影响社会稳定。1995年人大通过央行法，虽然第二十八和二十九条，禁止央行直接购买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但第25条第5款明确规定，央行应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借钱给政府，这是央行的主要业务之一。
然而，我国央行却错误执行央行法，不仅不再直接贷款给政府，而且从不购买国债等政府债券，借钱给本国政府。相反，央行增印的人民币主要购买西方货币，交给西方，而换来的西方货币则主要用于购买西方国债。简单说，就是央行擅自自行规定[1]，依据外汇储备被动发钞，西方货币成为人民币的发行依据，换来的西方货币只能用于回收人民币，不能作其他用途。放在央行仓库里，由于西方货币都是自动贬值的，其实际购买力只会自动减少。然而，购买西方国债，由于国债利率常常低于西方的物价上涨率，仍然是不断自动贬值的，而换给西方的人民币，也就等于免费交给西方了。其行为的荒谬，远超上面的总结。
自1995年以来，央行从未给自己的政府提供人民币，不仅将增发的人民币基础货币20多万亿都免费交给美国和西方，而且将全国人民生产物资出口，以及为西方资本家建设工厂等资产，换来的西方货币，也都免费借给美国和西方，加上美国和西方使用获得的部分基础货币购买资产，以资产等做抵押，从我国金融体系中贷款常常几倍于投资，获得了更多的衍生货币。持续20余年的执行，美国和西方从我国金融系统获得的资金，恐怕已经高达上百万亿元，等于将国内经济资源大都交给西方资本家组织，西方使用它们获得的利润和财富更是天文数字。
2013年01月08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对外发布《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中披露[2]，仅在2011年，美国从全球攫取的红利达73960.9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96.8%，是攫取红利最多的国家;中国损失的财富高达36634亿美元，占全球财富损失的47.9%，是全球财富损失最多的国家。报告指出，中国人均损失财富达2739.7美元，相当于中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倍;2011年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相当于中国军费开支的33倍、科技投入的44倍、教育投入的16倍和医疗卫生投入的37倍。若按劳动时间计算，中国劳动者有60%左右的工作时间是在无偿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创造“剩余价值”。
美国和西方基本不搞工业消费品生产，中国生产了世界上大部分工业产品，人均生产量也超过世界人均4倍以上，但中国人均消费却不到世界一半，是美国人均十五分之一。中国的大部分产出都被西方免费拿走。如此货币发行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也许能优化配置资源，但配置的结果是劳动成果大都到了西方手里，是对我们最不利的市场经济。
自1995年以来，央行一直错误理解我国央行法第28和29条禁止财政赤字货币化的要求，将该条款理解为禁止央行购买国债，由此造成现代人类社会最荒谬的现象，一个国家的央行，增发货币不能购买本国国债，借给本国政府;反而能购买战略对手的国债，借给自己的战略敌人，甚至将发行的20多万亿元人民币基础货币都免费交给战略敌人。难怪张庭宾先生称我国的央行是美国央行的分部[3]。
相反，美国央行法第14条2.2款明确指出，美联储公开市场操作是买卖美国各级政府的公债。美联储在其一百多年历史中，主要购买美国联邦政府国债。美国著名金融专家切凯蒂教授在所著的美国主流金融教科书《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2006年版中称[4]p411，美联储只持有美国国债。表明美国央行发行美元的依据是美国国债。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联储不仅发钞大量购买美国国债，而且购买了大量美国政府担保的两房公司债券，但主要货币发行依据还是美国国债，在美联储成立后的一百多年历史中，美国国债一直是美联储发行美元的主要依据。美国央行法没有一条允许央行购买外国货币或债券，第十条1.2款还明确禁止商业银行使用外国债券作抵押，到央行贷款。
人类社会出现分工以后，就需要使用货币了。中国发明纸币，几乎没有成本就能制造大量货币，满足市场需求，也给政府提供了一笔巨额资金，但是，如果政府发钞过多，超过市场需要，就会使货币贬值，甚至贬值为废纸，这是历史上多次出现的现象。如果发钞过少，就会出现物价下降，企业利润减少，甚至亏本，一样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行。只有发行适当数量的纸币，才能保持物价稳定。所谓央行独立性，就是央行应根据本国市场需要发行适当数量货币，而不是被动接受政府要求，或者接受西方购买要求，被动印钞用于货币兑换。政府为此还需要禁止其他票据，包括外国货币在本国市场流通，才能防止市场上货币过多，从而稳定市场，这是政府维护货币系统所付出的代价和成本，却能获得一笔巨额资金。但我国央行却将它们免费交给西方使用。
历史上，西方各国号称以黄金或白银为纸币发行依据，但实际上大多数货币发行依据都是国债，黄金常常只占很少部分，美国曾经一度规定不低于25%，最终因难以执行，在1971年8月15日由总统尼克松宣布放弃。1694年英国设立英格兰银行，对英国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英格兰银行签发的银行券，也当流通的货币，主要用于购买国债，它们的发行依据主要是国债，从而为政府提供了一笔巨大的收入[5]。当时英国还遗留很多古代氏族公社时期民主决策的封建制度，国王主要通过封建贵族统治国家，无法直接对民众征税，但对封建贵族征税能力十分有限，难以满足对外侵略扩张的要求。有了英格兰银行提供的这笔资金，英国对外侵略扩张能力得以明显提高，这是英国依据金融制度发展霸权的最重要因素。
央行发钞购买的对象，就是货币发行依据，也就指明了谁得到了央行增发的货币。如果购买黄金，就是以黄金为货币发行依据，央行发行的货币就交给了黄金生产者;如果以白银为货币发行依据，就等于交给了白银生产者;购买外汇，就是以外国货币为依据，就等于交给外国政府;购买国债，就是以国债为发行依据，就交给了中央政府，虽然中央政府需要付国债利息，但央行所获得的以利息为主的利润，也都上交给中央政府，等于免费将发行货币交给中央政府。经济金融界称这笔收入为铸币税，实际是市场经济需要大量货币，央行印钞购买国债交给中央政府，给市场提供货币，只要央行一直以国债为主要发行依据，就等于免费让中央政府获得这笔收入了。
依据外汇储备发钞，最初是英国为殖民地制定的货币发行办法，最早是英国1849年为其在印度洋的殖民地毛里求斯定制的货币发行办法[6],发行的纸币与殖民地政府储备的英镑一一对应,完全是英镑的代用券。其主要目的是掌握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权，不仅获得殖民地货币发行收益，而且控制殖民地经济，使殖民地经济主要为英国服务，大部分产出都被英国拿走，后来在英国控制的殖民地普遍实行，例如，香港就长期依据英镑发行港币[7]。二战时，英国就借助在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权，通过增印英镑到殖民地换取殖民地基础货币，购买殖民地物资，从殖民地获得140亿美元物资支持战争[8](p246)。对比中国当时的中央政府在国内每年获得的税收不过6亿多美元，抗战八年投入到抗日战场的资金还不到英国从殖民地掠夺财富的三分之一。
我国主流经济金融界一直主张与国际接轨，其实就是推行西方的制度。但在至关重要的货币发行制度方面，却不使用西方的制度，而是使用西方给殖民地制定的制度，将我国大部分经济资源和产出都免费交给西方，甘心当西方经济殖民地，最近仍有央行负责货币发行官员发表文章，反对购买国债[9]，这究竟是为什么?
参考文献
1. 周其仁, 汇率评论之十六：被动超发货币的教训，经济观察报 2010年8月16日，http://zhouqiren.org/archives/979.html;收录在《货币的教训 汇率与货币系列评论》;另参考：央行依据外汇储备被动发钞的官方证据 - 黄卫东 http://www.caogen.com/blog/Infor_detail/78174.html. 2010: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出版. p.46--51;
2. 杨多贵等, 国家健康报告，另参见报道：2011美国攫取霸权红利逾7万亿美元 中国损失最多-中新网http://finance.chinanews.com/cj/2013/01-08/4471109.shtml. 2013, 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 北京.
3. 张庭宾. 十问周小川：您是完美的“美联储北京分行行长”吗? - 文章 https://weibo.com/p/1001603883668115475403. 2015 2015年9月5日 11:01 [cited 2020.9.25.
4. Cecchetti, S.G., 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 2007,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p.20，411.
5. Eugen Von Philippovich, t.b.C.M., History of the bank of England,second edition. 1911,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72.
6. 周丽霞, 货币局制度及其基本运行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4. 2004(3): p. 41-46.
7. 孙茂辉, 香港货币局制度的变迁与创新.当代港澳, 2002. 2002(1): p. 20-25.
8. Hudson, M., 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嵇飞等译. 2008,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p.118，311，335，401，84.
9. 孙国峰, 现代货币理论的缺陷——基于财政视角;全文见：http://ejournaliwep.cssn.cn/qkjj/gjjjpl/gjjjpl205/202009/t20200910_5181476.shtml.国际经济评论, 2020. 20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