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是对的
——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27周年
武 兵
2020年12月20日
这些年，在毛主席的祭日和诞辰日，笔者写过多篇纪念文章，对毛主席的怀念之情总是有说不尽的话。在即将迎来毛主席127周年诞辰的时刻，浮想联翩，想来想去，想到一个最普通，最朴实的题目，就是“毛主席是对的”。
01
今年4月27日至5月1日，中央电视台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播出的五集专题片，题目就叫《马克思是对的》。我为什么要借用央视纪念马克思这个题目来纪念毛主席呢?因为，有人说“毛主席是错的”。
央视的这个专题片只说“马克思是对的”，它并没说马克思是错的，然而，就是这家主流媒体，还有其它一些主流媒体，在他们的宣传节目或文章中，却说过“毛主席是错的”。打开时下的某些词典、网络搜索引擎等人物词条，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评价都没有他们“是错的”的内容。改开后的领导人，如邓小平的词条也没有他“是错的”的内容，唯独毛泽东有。就是今年权威部门编印出版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中还有毛主席“是错的”的文字。
究竟毛主席都在什么问题上“是错的”呢?
他们说，“阶级斗争为纲”错了，“继续革命理论”错了，“一化三改”错了，“反右斗争”错了，“大跃进”错了，“人民公社”化错了，“让工人、农民当国家领导人”错了，“农业学大寨”错了……。他们说，1956-1966那10年犯了“左”的错误，1966-1976 那10年，更是完全错了，彻底错了。[1]总之，毛主席一生干过的“两件事”，其中的一件“错了”。从新中国成立到毛主席去世，那辉煌的27年，只有6年，没说有错误，其余21年都有错误，他们不仅说毛主席个人有众多的“错误”，而且矛头也指向了毛主席所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毛主席这面伟大的旗帜。
所以，笔者要大声地说：毛主席是对的!毛主席没有错!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从夺取政权，到巩固政权，所有的决策，以及他的思想，他的路线，他指引的方向，都是对的!而那些指责毛主席犯有这样、那样所谓“错误”的人，完全是歪曲事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真正有错误的，是这些怀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攻击、污蔑、歪曲毛主席，搞非毛化、反毛化，与毛主席对着干的人和政治势力，它们不仅是大错，特错，而且是犯罪，他们是不可饶恕的历史罪人!
02
笔者首先要回答的是：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或称毛泽东主义)是对的，没有错。任何对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抹黑，搞欲加之错，或欲加之罪，人民是绝不会答应的。
毛泽东是什么人?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军事家，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是中国革命的象征。
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早已公认，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已成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光辉的里程碑。
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实践早已证明，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强大思想武器，是中国和全世界无产阶级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指路明灯和胜利保证。
1945年的“七大”，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那是全党的决定，并且已经写进党章和宪法，体现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意志，任何个人与任何势力都无权改变。
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相继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立新中国、抗美援朝、抗美援越，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这是有目共睹的。
由此可见，确立毛主席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和指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是胜利的保证，是无比正确的。
毛主席去世后，有人在攻击、污蔑毛主席所谓“晚年错误”的同时，一方面，试图把毛泽东思想固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而不承认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所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改变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抽去其革命的灵魂，把毛泽东思想变成对资产阶级无害的偶像;另一方面，试图用孔夫子的思想、资本主义的思想等其他的思想作为指导思想，来代替毛泽东思想。这是十分错误的。
黄克诚老将军40年前，就针对这种非毛化、反毛化的思潮，尖锐地指出：我们党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不能由孔夫子的思想、资本主义思想和其它任何思想来替代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黄克诚同志的批评和他坚持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主张是对的。
03
改开以来，有人对毛泽东思想提出一些新的概念。一是认为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创立的，而是领导班子集体创立的。二是提出“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三是提出把毛泽东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分离开来。
他们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2]这就等于说，历届领导层成员都人人有份。有学者还把这个提法与七大的提法——“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结晶”相比较，于是就认为这是一个“创新”，并解读为：“不能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试问，作为在十次路线斗争中错误路线的头子们，他们为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贡献”在哪里?是“贡献”还是抵制与反对?将这样一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犯有“左”和右机会主义错误的领导人，也当作对毛泽东思想作出贡献的人，那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按照他们这个逻辑，马克思主义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个人创立的，而是共产国际“集体智慧的结晶”，列宁主义也不是列宁创立的，而是苏联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国际共运史有这样的论述吗?没有，也不可能有!因为它不符合事实!
与那些要分摊“贡献”的一些人比较起来，毛主席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创立所表现的谦虚、谨慎和科学的态度，是令人信服和钦佩的。1960年底，毛主席在审阅中央军委关于政治工作的决议时，将“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时代，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修改为“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崩溃、社会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3]这里，毛主席突出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突出了“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突出了“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这样三个基本点。笔者认为，毛主席的阐述才是符合实际的，因而也是正确的。
04
毛泽东思想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党的旗帜。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地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然而，多年来，已经不提毛泽东的旗帜，也不提毛泽东思想这个指导思想了。十五大提出的旗帜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十七大进一步规定，党的新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且只包括“邓三科”，不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此后，一些重要节日，一些重要文件和高层人士的重要讲话中，就不再提及或很少提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旗帜了。
按理说，在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节日——国庆节，是不能忘记开国领袖毛主席的。笔者查阅了2000年至2020年20年间的国庆招待会上，三位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讲话，硬是没有看到有关开国领袖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旗帜的任何文字。
他们的“讲话”对于“旗帜”是这样说的：
2000-2003年是：“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2004-2007年是：“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2008-2020年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其中2019年建国70周年的“讲话”是：“要高举团结的旗帜”和“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4]
他们的“讲话”对“指导思想”是这样说的：
2003-2009年是：“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2010-2013年是：在“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2014-2019年，未提“指导思想”;2020年是：“要坚持以xxx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这样的事例可谓不胜枚举。多年来，这种非毛化的做法，似乎已成为惯例，成为“常态化”。然而，用长远的眼光看问题，这种非毛化的“常态化”是不会长久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毛泽东语)[5]
05
马克思主义常识告诉我们，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而修正主义在否定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又不承认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正确性，甚至不承认党内存在路线斗争。然而，路线斗争这个客观事实，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文革期间，毛主席说：“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毛主席在总结了十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后明确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6]
文革期间，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以自身经历，论证了在路线斗争中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无比正确，还做了自我批评。周总理在党的十大报告中又强调指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还会出林彪，还会出王明、刘少奇……这一类人物，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已经证明，今后还会继续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我们党唯一正确的路线，也是唯一胜利的路线，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路线是错误的路线，也必然是失败的路线。历史同时也证明，今后还会继续证明，只要共产党存在，党内就会有路线斗争，它同阶级斗争一样，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
0 6
在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上，毛主席是对的，而否定、攻击和指责对修正主义的斗争，则是错误的。
反修防修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应有之义，也是其要旨所在。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
修正主义的鼻祖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右派首领之一爱德华·伯恩施坦。本来伯恩施坦是马克思、恩格斯寄以厚望的人，可他在恩格斯逝世后的第二年，就背叛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全面地背叛和“修正”。在哲学方面，他用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庸俗进化论代替革命辩证法;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他用资产阶级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在科学社会主义方面，他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敌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他攻击暴力革命，他放弃共产主义理想，提出“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的机会主义口号。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最显著的特征是他在马克思主义词句掩盖下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普遍真理，也即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来反对马克思主义。
由此，一百多年来，修正主义像是瘟疫一样，在无产阶级政党中传播开来。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这种瘟疫又一次大规模地泛滥起来，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危害。无论是国外的白劳德、铁托、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还是国内不断出现的新老修正主义，都是一脉相承地继承了伯恩施坦的衣钵，成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或巩固政权的革命中极为危险的破坏力量。
苏共二十大后，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和我国人民，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叛徒集团，进行了坚决有力而又卓有成效的斗争，产生了“两论”、“九评”、等批判修正主义的经典文献，严重打击了苏修的反动气焰。
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党先后经历了国际、国内“两个十年”的反修斗争，一是与苏修的十年论战，二是我国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国际反修斗争，导致赫鲁晓夫下台;国内反修斗争，打倒了刘少奇、林彪两个反党集团。这“两个十年”胜利巨大，影响深远。
改开后，有人竭力否定我们党内有修正主义，进而否定党内的反修斗争。原因在于，这些反对者中，有的本身就是文革中被批判或打倒的死不悔改走资派和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所以，修正主义者反对和否定反修斗争，是其本性决定的，势在必然。
马列毛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没有停止，也不会停止，借用时下一句时髦的话——永远在路上，直到消灭一切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为止。
07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场伟大的革命，其意义之重大，影响之深远，怎样赞美它都不会过分。然而，这场大革命，至今仍争议很大，褒贬不一，甚至还遭人诟病。
在褒与贬的斗争中，我们要坚信毛主席，认清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要坚持文革的原则，发扬文革的精神。
毛主席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掌权，总是先造成舆论，总是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7]对于文化大革命，就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舆论和斗争。
多年来，由于文革被打倒的一些人重新掌权，包括舆论大权，所以攻击、丑化、否定文革的舆论，可以说是铺天盖地，无所不在。特别是总设计师搞的那个彻底否定文革的“决议”，更是先入为主，强势夺人，欺骗性很大。对于那些没有经历过文革的青少年，或是思想上糊涂的人，很容易被这种普及性的教育和舆论套上框框。所以，我们应提倡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了解有关文革的原始文件和原始资料，这样才能突破这些错误的舆论框框，从事实真相中，对文革做出科学的正确的评价。
文革方面的原始资料很多，主要看两个重要文件：“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即《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两个报告：“九大”和“十大”的政治报告;两本书：《毛泽东传》和《毛泽东年谱》;还有毛主席在文革期间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批示、信件和文章。
毛主席亲自主持起草的“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规模的、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毛主席也曾用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这场大革命的必要性：“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九大”报告还指出：“这个伟大的革命风暴，摧毁了以叛徒、内奸、工贼xxx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揭露了以xxx为总代表的党内一小撮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大大地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强了我们的党”。
而总设计师搞的“决议”则从他们的政治需要出发，说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完全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笔者坚信，通过对文革真相的了解，通过文革与改革两个时期的对照和比较，联系改开后活生生的现实，越来越多的人会自觉地站在毛主席一边，肯定文革，拥护文革，歌颂文革，把反修防修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进行到底。
08
怎样正确理解毛主席关于他“一生干了两件事”的重要讲话?笔者作点简要分析。
毛主席逝世前说过：“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对于毛主席所说的“两件事”中的第一件事，全国人民都是拥护的，没有异议。主要是对第二件事——文革，毛主席说，“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我理解，这是毛主席针对特定范围的人群而讲的。就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这个大的范围来说，拥护文革的，肯定是绝大多数，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而反对文革的，肯定是极少数，估计不会超过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至于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老干部中的民主革命派等，在这个范围内，对文革，有可能是“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因为文革本身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战场，一场你死我活地较量。
“十六条”对打击谁、依靠谁，说的很明确。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革的主力军和依靠的对象是“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还有“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
正如毛主席所说：“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被批判和打倒的阶级怎么会拥护文革呢?
总之，文革既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思想大革命，也是一场围绕政权问题的政治大革命，有拥护，有反对，是阶级斗争的必然反映，在特定的人群里和特定的范围内“拥护的不多，反对的不少”，也就不足为奇了。
09
如何正确理解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期间，毛主席针对邓小平掀起的右倾翻案风，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其中讲到：“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8]
对这段话，我们要分析。毛主席说，“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对“两个错误”也可说是“不足”。例如，对“打倒一切”，应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打对了，如刘、林集团”，这不能称其为“错误”，而是成绩;“一部分打错了”的，也要辩证地看，“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这就属于“不足”但也有帮教的因素。对“全面内战”，这是个“不足”，但“打一下，也是个锻炼。”就是说，其中有弊的一面，也有利的一面。“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这明显是错误的。
网上有一种说法，说文革的三分错误，就是林彪、“四人帮”的错误。笔者认为这个说法不妥。一是林彪。毛主席把林彪划入被打倒的“刘、林”两个反党集团里，属于文革的“成绩”部分，不属于错误部分;二是“四人帮”。毛主席认为这四个人，虽然有错误，但文革是有功的，是维护文革的[9]，毛主席在1965年5月3日政治局会议上批评江青“四人帮”的三条错误，与“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没有联系。
另外，笔者认为，毛主席对文革的“三七开”，也不是绝对的，成绩的比例要大于七成，错误的比例要小于三成，至多是一成。再说，这个错误也有客观上难以避免的因素。巴黎公社是无政府主义者领导的，它就没有错误?十月革命是列宁领导的，就没有不足的方面?所以看问题要看的大的方向、主流和本质。对人，我们常说“人无完人”不要求全责备。一场革命，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也应如此看待。
总之，笔者认为，毛主席对文革的这个总的评价，在今天看来也是客观的、辩证的、正确的。这些不足与文革的主流和成绩相比，毕竟是支流，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的问题，历史上任何一次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大革命，哪能没有一些瑕疵呢?对此，我们不能求全责备。
010
对江青、“四人帮”怎么看?笔者认为，毛主席对他们的评价是对的。
1965年5月3日深夜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以下简称“五三会议”)，是毛主席生命中最后一次主持的政治局会议，毛主席虽然严厉地批评江青和“四人帮”，“不要搞四人帮，……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但也对江青等人的错误提出：“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还是自我批评”，“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10]
对于这方面的问题，毛主席早在1966年8月12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就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11]毛主席提出不要搞“帮”和“派”的问题，并不是第一次，也不是唯一一次。就是这次“五三会议谈话”也讲到“广东帮”、“湖南帮”，此前，毛主席还提出过周恩来、邓小平是“法国派”。[12]
诚然，党内有派毕竟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路线斗争在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派别的斗争——马列毛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所以，毛主席历来既承认“党内有派”，有“山头”这个客观事实，但又一贯反对在党内搞小圈子，搞宗派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毛主席批评江青等不要搞“四人帮”，也是提醒、警告和反对邓小平等其他人搞帮派。
也如“五三会议谈话”的注释上毛主席批评邓小平所说的：“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我批评江青也是这样。”[13]《毛泽东传》写到：“毛泽东的本意，是想让大家在认同‘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大前提下，促进党内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内部的‘安定团结’。”“主席认为他们(注：指江青等四人)批判刘少奇、林彪是有功的，并不想把他们打倒。”[14]。笔者认为，《毛泽东传》作者的这个分析，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但是，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通知”，以及后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8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都隐瞒了毛主席“五三会议谈话”所说的“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治病救人，不处分任何人。”“不是打倒”，“江青文革有功”等重要内容[15]。他们故意歪曲毛主席的本意，甚至对毛主席“五三会议谈话”断章取义，捏造所谓根据“毛主席遗愿”逮捕江青等人，用枪杆子处理党内矛盾，用枪杆子指挥党，分裂党，这才是真正的严重错误。
《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于2003年和2013年的先后出版，揭穿了华、叶们的谎言，颠覆了十六政变的合法性。
南京大学教授奚兆永同志多年前发表的题为《马列主义与共产党的命运——对90年历史的沉思》的文章，对江青、“四人帮”问题分析和评论，比较客观，比较符合实际。
他说：“‘四人帮’一词是毛泽东生前首先使用的。‘粉碎四人帮’也正是以此为合法根据的。但是，这并不足以服人。毛泽东生前确曾批评过‘四人帮’，特别是批评过江青，但并不是把他们作为反革命的小宗派集团来批的，更没有要‘粉碎四人帮’的意思。应该说，从文革开始，毛泽东对于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就是倚重的，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和政治局本身也说明对他们的倚重。”
他说：“毛泽东并不是只批评‘四人帮’，也批评了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并且用了很大气力来‘帮助’邓小平。邓曾做了两次检讨，毛都不满意，于是又发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将邓小平打倒。显然，毛泽东批评‘四人帮’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反革命来反的，引用毛泽东的话作为粉碎四人帮的依据显然是缺乏说服力的。”他认为：“不管‘四人帮’有什么缺点和错误，他们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政治局内部发生分歧时应该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来解决，而不应由政治局的一部分人串通起来动用武装的力量将他们抓起来，更不应该作为反革命案诉诸法庭对他们判刑。
他指出：“事实上，要在‘四人帮’和毛泽东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间划一个界线也是很难的。这样一来，某些人把揭批‘四人帮’进一步发展为否定毛泽东的晚年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势所必然了。”
011
对邓小平，这个文革中被打倒的最大的走资派二号人物，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呢?还是看看毛主席是怎么说的。我们相信毛主席是对的。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16]
而邓小平则是一贯地反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解放前他就拚命鼓吹“阶级团结”，把所谓“自由、平等、博爱”的政策，作为敌后根据地“民主建设”的中心环节。1949年建国前夕他就叫嚷，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社会发展的动力已经变成‘批评和自我批评’”，后来公然声称“不宣传阶级斗争，就是马列主义。”[17]
文化大革命后期1964年1月，毛主席为了挽救和考验邓小平，让他出来工作，1965年3月毛主席还委托他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此前，他三次给毛主席写信，向毛主席作了检讨，承认与刘少奇犯了走资派错误，并保证永不翻案。然而，毛主席让他复职后，他本性不改，暗地里继续做翻案的工作，特别是1975年“五三会议”毛主席一再强调“三要三不要”，强调团结与稳定之后，相隔26天的5月29日，他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用“多纲论”，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这个理论基础，因此他受到毛主席和全党的严厉批判。
毛主席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阶级斗争嘛！”“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18]
毛主席逝世后，邓小平复辟上台，又迫不及待地搞了一个否定“阶级斗争为纲”，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决议”，充分暴露了邓小平一贯坚持的唯心史观，反对唯物史观的丑恶嘴脸。邓小平就是列宁所批判的那种“千方百计地企图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的修正主义者[19]
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他设计和指引的道路，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道路。他是货真价实的、死不悔改的走资派!
012
对文化大革命的经济怎么看?既不能听信非毛化势力的鼓噪，也不能人云亦云，要看真凭实据，要用事实来说话。
毛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20]
正如毛主席所言，文革中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不仅反修防修的革命搞得好，生产也得到大发展。
周总理在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的文革期间的经济成就：“1974年的工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其中钢产量增长1.2倍，原煤增长91%，石油增长6.5倍，发电量增长2倍，化肥增长3.3倍，拖拉机增长5.2倍。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
另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按国民核算体系(SNA)计算的历史资料显示：1965-197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增为1.83倍多，年均增长5.7%。
文革时期当时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使用的是物质生产体系(MPS)：工农业总产值，增为2.34倍，年均增长8%;农业，增为1.51倍，年均增长3.8%;工业，增为2.72倍，年均增长9.5%。国民收入，增为1.9倍，年均增长6%。文革时期的GDP比西方大国常年的速度快一两倍。[21]
到1968年，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有的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
文革期间，我国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积极开展了对外贸易和经济往来，从而加快了我国经济建设，壮大了我国综合国力。除此之外，那10年的科学技术、外交工作等各个方面都是最好的发展时期，两弹一星的成功，把蒋介石集团赶出联合国、恢复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等，也都发生在文革期间。
如果说，需要拨乱反正、以正视听的话，这才是真正需要拨乱反正、以正视听的历史真相。
毛主席逝世后，在否定文革，非毛化的舆论中，一些人给文革泼了许多污水，造了不少谣言，说文革在政治上是一场“动乱”和“浩劫”，经济上到了“崩溃的边缘”。事实证明，制造这些舆论的人，都是睁眼说瞎话，无耻之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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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晚年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是非常忧虑和担心的，他老人家的忧虑和担心是对的。
毛主席最担心的是在他的身后，社会主义事业出现大的“反复”，所以他说，文革“这笔遗产”如何交给下一代，是“和平地”交，还是“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
毛主席的这种担心不止一次地讲过，他一再告诫全党，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22]要警惕“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要警惕马列主义的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要警惕整个中国“改变颜色”[23]“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24]“要特别警惕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25]
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毛主席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才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我们这些还活着的人，已经见证了毛主席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笔者用周总理对薄一波说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毛主席下决心要做的事，你可以表示弃权，但不要轻易表示反对。在历史上，有几次，我曾认为主席的决策不对，表示反对，但过一段时间都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以后我就谨慎了，不轻易表示反对了。但后来又有一次，我确信主席错了，我坚决反对，但在以后的实践却又证明是主席对的。”
周总理说得好：毛主席是对的!毛主席永远是对的!
注释：
[1][2]《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卷第384页
[4] xxx的讲话
[5]1966年毛主席在《致江青同志的信》
[6]1971年8-9月间，毛主席在外地巡视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
[7]在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
[8][10]中共中央印发的1975年10月―1976年1月《毛主席重要指示》
[9] (中共党史出版社《文化大革命简史》第309页)
[11](转摘自1968年4月27日《人民日报》)
[7]《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10期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
[8]《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转引自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9]《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
[10]《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转引自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10](《毛泽东年谱》第6卷，第583页，《毛泽东传》下卷第1731页)
[12](《毛泽东年谱》第6卷第554页)
[13](《毛泽东传》下卷第1734页)
[14](《毛泽东传》下卷第1734页)
[1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98页-注释
[16]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3页)
[17] 1976年3月人民日报《必须深入批判邓小平的反动哲学思想》
[18] 中共中央印发的1975年10月―1976年1月《毛主席重要指示》
[19] 《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第206页。
[20] (“十六条”)
[21] 刘日新：《国庆60周年几个宏观经济数据》
[22]《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转引自《红旗》杂志1967年第10期社论《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武器》
[23]《对〈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转引自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24]《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
[25]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转引自19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