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以来，教育界公知性侵女学生的丑闻不断；近几天以来，公知性侵，母知洗地的丑闻更是浊浪拍空，卷起千堆屎！这种秽乱春宫的旧闻、新闻不断地浸染着社会空间。一时间才子加流氓，鸨儿加买办，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这可真用得上骆宾王《讨武曌檄》中的名句了——男公知性侵，“陷人伦于聚麀”；女公知洗地，“狐媚偏能惑主”！公知“性侵”的高潮就是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的出场助威。

　　对于这些公知母知们的麇集而动，大家可不要光是戴有“色”眼镜来看待这出好戏。这些公母们罔顾受害人的感受，维护施害者的“人权”，敢将这么隐秘的隐私的话题公之于众，造成了社会影响，他们就有自己的想法与目的，那就是宣扬他们的理念，给伟大的特色理论涂上一抹“春红”——用肮脏淫逸的“性侵”来颠覆党和国家的政治伦理。

　　我们知道，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分析这种现实虽然非常鲜明透彻，但是这与那帮公知母知们不在一个频道，人家看重的是“洋教头”。那好，我们这里借用美国著名的性社会学家加格农发明的一个学术术语“性举止”——即指人由性观念、性态度所产生出的性行为和性活动的方式和风范，以此我们照比一下这帮公知母知们，那他们的“性举止”也是太难看了，简直就是“两条腿的禽兽”与“五条腿的公驴”。

　　按照加格农“性举止”的理论来分析，“性举止”的状态是由当事人所在的社会与文化塑造的。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出一辙。那么塑造这些公知母知们的社会与文化是什么呢？那就是“资本的社会”与“市场的文化”。

　　在当今的中国，资本与市场在一切领域都是决定性的，包括“性”都是用市场法则来交换。这不正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指出的，男子“可以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来买的妇女的献身”吗？

　　公知们把人类社会的法则简化为市场与资本的法则，简化为动物界的法则。他们赞美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下的“自由”与“理性”，使整个社会堕入动物界的境地，所以他们成为“两脚的禽兽”与“五条腿的驴”就不奇怪了！在资本的淫威与市场的“法则”之下，别说那些小姑娘，就是我们视若神圣的共产党的形象都被这些公知们拿来“性侵”了！

　　就是那位著名的法学家贺卫方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毫无廉耻，淫邪地侮辱共产党的形象——他说：“一个女歌唱家唱这种‘党啊，亲爱的妈妈，你用甘甜的乳汁……’这么唱明明是黄色歌曲吗！”现场的观众轰然浪笑成一片！看到这里，不由人怒火中烧！我就想，当时在场的就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员吗？！“更无一个是男儿”吗？！

　　这段视频流传甚广，在许多公知法学家那里成了用来侮辱共产党的经典段子。例如，公知法学教授范忠信一次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演讲中也拿这个段子来侮辱共产党——他说：“北京大学的贺卫方老师他觉得这个唱红歌，像我们这种成年人、大男子汉，唱这种‘党啊，亲爱的妈妈，你用甘甜的乳汁……’，这怎么唱起来像黄色歌曲一样（笑声）。大家说是不是有点儿像啊（笑声）。你们说，像陈老师、武老师，像我这样年纪的人，老要乳汁干什么啊？（笑声）。”（ 来源：找法网 日期：2012年09月24日）

　　这些公知教授如此“性侵”我们共产党的形象固然令人气愤，那是因为阶级立场不同，阶级感情不同。但是，更为气愤的是像贺卫方这样在法理上宣布共产党“非法”，在形象上公然侮辱党的公知竟还被党的组织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至今“逍遥党内”。这不就是我们的母亲被奸污之后，我们这些不孝儿女却在旁边大声喊快感吗？！

　　文艺界的公知们与学术界的公知们“同声相和，声气想通”，他们用的是淫秽作品来“性侵”共产党的形象与人民革命的历史。先由莫言用《丰乳肥臀》来“性侵”八路军的抗战；接着由日本色情片导演的高徒李安在影视界大开“色戒”，用《色戒》来“性侵”抗日女志士的奋争。直到最近，冯小刚用《芳华》来“性侵”人民解放军的历史。

　　而这些丑恶的行径不但没有得到党政主管部门的批判，反而对这些货色赞许有加，任由泛滥。更有甚者，那个莫言在国外获得大奖之后，我们某些党的干部竟然兴致勃勃地致信祝贺！我们党的某些领导赞许、放纵公知艺人们肆意凌辱党的历史与形象的行径，助推文化界、文艺界掀起了利用各种“性体裁”对共产党的形象和人民革命的历程进行肆无忌惮的“政治性侵”与“文化性侵”的狂潮。

　　进而教育界的一些公知分子更是在学术研究中抛弃他们秉持的所谓的“价值中立”原则，在学术研究中更加猖狂的“性侵”共产党的历史与形象。典型的如著名“性学大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他在博客中对解放以后新中国取缔卖淫等丑恶现象的历史大放厥词。他说：“把性捆绑在政治的战车上，让它服从于革命的大目标。这种政治偏执在1949年之后变成了全面禁娼的狂热，到了文革前后又变成了‘中国大陆无妓女’的自大狂；到了1980年之后则变成沉重的历史包袱，阻挡着当局睁开眼看现实。”(来源：潘绥铭新浪博客2014-02-11 18:19:06）他极力主张性产业合法化：“对于‘禁娼法’，首先还不是应该不应该废除的问题，而是要认清并且解构它的政治功能，指出它的变质及其对于基本人权的破坏。”但是他很悲观：“尽管我说了上面的这些话，但是我仍然很悲观地认为：不仅仅是我的想法在可预见的将来在中国大陆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性，不仅仅是无论‘合法化’还是‘非罪化’（指性产业）在中国大陆都是水中月和镜中花。”(来源：潘绥铭新浪博客2014-02-11 18:19:06）

　　真不知道这样的公知的“公心”何在？！你真不知道旧中国的“性产业”给那些从业的“姐妹”们带来的摧残？你真不知道嫖娼给社会道德带来的腐蚀？你真认为恢复嫖娼合法化后那些被性侵的姐妹享有人权？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中明确指出：“自古就有的淫游制现今在资产主义商品生产的影响下，越适应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越变为露骨的卖淫，它在道德上的腐蚀作用也就越大。而且它在道德上对男子的腐蚀，比对妇女的腐蚀要厉害得多。卖淫只是使妇女中间不幸成为受害者的人堕落，而且她们也远没有堕落到普通所想象的那种程度。与此相反，它败坏着全体男子的品格。”

　　这些科学的经典论断对于潘绥铭这样的公知们当然弃之若敝履。高校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教学简直就是空话，他们看重的是洋人的学说。那咱们不提马列主义，那么我们就看看西方著名性社会学家对卖淫现象的批判，美国学者阿·索伯在《性哲学》这部著作中说：“卖淫和有偿劳动不仅仅使娼妓和有偿劳动者堕落，他们也使娼妓的代理人和劳动者的雇主变得冷酷无情，毫无人性！”而在中国的公知教授看来，这种“毫无人性”却是“基本人权”！

　　我们再看真实的历史事实。我国老一辈著名的性病学家北京大学医学院老院长胡传揆教授在旧中国早就发有宏愿——消灭性病。但是在当时“流萤”遍地的旧中国，依靠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怎能实现这个愿望？新中国的成立，才把胡传揆教授的夙愿实现了。新中国初期取缔妓院的行动使他非常振奋，全身心投入到对苦难姐妹的救助与治疗当中去。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封闭妓院的提案。第二天的凌晨8时，胡传揆就带领北大医院皮花科、妇产科医生赶到“新生妇女收容所”（后改名为妇女教养院）为妇女们检查妇科病、性病。之后他又参与制定治疗方案，对集中的1000多名妓女给予治疗，使这些受到非人摧残的姐妹们恢复了健康。旧社会对贫苦姐妹身心摧残的惨状使胡传揆教授万分痛心！他经常是一边痛哭一边为她们诊疗性病。

　　1964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科学讨论会上，北京医学院院长胡传揆教授作为新中国的代表，在会议上自豪地做了题为《我国对梅毒的控制与消灭》的专题报告，用详实的数据论证了新中国成立后，仅仅用15年时间就取得了基本消灭性病的显著成绩。深受国际舆论界的重视与赞扬。中国政府正式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已经基本消灭性病”。随着性病一起被消灭的当然还有“性产业”。而这些伟大的成就与胡传揆教授的自豪在潘绥铭那里竟然成了“自大狂”与“沉重的历史包袱，阻挡着当局睁开眼看现实。”

　　从这里的对比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前后两个30年”两代知识分子的风范与嘴脸。胡传揆教授为消灭性病竭尽全力；潘绥铭所长为“性产业合法化”大声疾呼。这就是阶级立场的不同，胡传揆教授代表的是被压迫被性侵的姐妹们的立场；潘绥铭所长代表的是性侵者与嫖客们的“人权”。

　　而这种“人权”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是男人的“进化”——“强奸的本领虽然已经是人比禽兽‘进化’的一步，究竟还只是半开化。你想，女的哭哭啼啼，扭手扭脚，能有多大兴趣？自从金钱这宝贝出现之后，男人的进化就真的了不得了。天下的一切都可以买卖，性欲自然并非例外。男人化几个臭钱，就可以得到他在女人身上所要得到的东西。而且他可以给她说：我并非强奸你，这是你自愿的，你愿意拿几个钱，你就得如此这般，百依百顺，咱们是公平交易！蹂躏了她，还要她说一声‘谢谢你，大少’。这是禽兽干得来的么？所以嫖妓是男人进化的颇高的阶段了。”鲁迅先生说过，愿自己的文字与旧社会一起“速朽”，他何曾料到，他所批判的男人向“禽兽界”“进化”的现象在社会主义中国竟然死灰复燃，并成为那些衣冠禽兽们所自豪称颂的荣耀与“人权”（不，兽权！）。这里，且用鲁迅的原话感叹一下吧：“呜呼，人──男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

　　历史也不多说了，在这里我要替那些在解放前受性压迫的姐妹们问一问潘所长：如果这些姐妹中有您的母亲，你还会疯狂地污蔑那段党领导人民取缔妓院的历史吗？！我再替现实中受性侵的姐妹们问一问潘所长：你在博客中疼爱地提过你的小孙女，如果让你的小孙女“合法”地从事“性产业”，你会答应吗？！这位潘所长还在博客中恶毒地说道：“笔者属于灾难深重的那一代中国大陆人的一分子，悲观常常多于乐观。”(来源：潘绥铭新浪博客2014-02-11 18:19:06）那么，我还请问——您是怎么“灾难深重”地在共产党办的著名高等学府当上性社会学所所长的？您的亲眷中又有谁在新中国像“喜儿”一样被地主或外国侵略军性侵了？我倒是觉得，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大学里用你这样疯狂反党的人当“所长”，我们的教育那才叫“灾难深重”！我更是觉得，我们的社会中有您这样的教授传播“思想性病”，我们的姐妹们那才是“悲观常常多于乐观”！

　　亲不亲阶级分呐！解放前，那些受压迫的姐妹中没有公知们的亲人；现实中，被性侵、被裸贷的姐妹中没有公知们的子女。

　　卓越的共产主义战士、第二国际的创始人倍倍尔在其名著《妇女与社会主义》中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被压迫是妇女与工人的共同的命运！”多么精辟的真理啊！让我们想一想现实中在下岗工人自行车后座上坐着的妇女吧！那些鼓吹“性产业”合法化的“人性公知”们的女眷此时正坐在宝马车中嬉笑呢吧？！因为她们绝不会“合法”地从事这种产业，但是她们的夫婿、她们的爹爷却在为工人们的女眷“合法”从事“性产业”的“权益”而大声疾呼！

　　这些公知们是在享受着由大资本供养的“卖身钱”（参见潘绥铭教授著作上“福特基金会”的标识）时才如此疯狂的用学术“性侵”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历史。像这样的公知，我们还应当“惯”着他们吗？习近平总书记在一次统战工作会议当中深有感触地指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国有企业党外知识分子密集。这些年来，一些地方和单位做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只抓业务不抓思想，甚至以物质刺激代替政治引导。”（《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第134页）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深刻地指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套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依了大地主与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靠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对于这些公知分子，就要拿出毛主席当年的理论自信与政治自信，对他们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而决不能让他们按照资本的意愿、市场的“法则”把我们的党和国家改造成禽兽横行的丛林！

　　希望，就在于社会主义——倍倍尔在其名著《妇女与社会主义》中的最后一句话道出了真正共产党人的心声：“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的，即首先是属于工人和妇女的。”

　　这些公知分子们的无良、无知、无耻、无畏惧，正是我们文艺界教育界与意识形态领域某些党的干部无能、无责、无为、无担当所造成的。任由这样涣散下去，那么南京城陷落时众多姐妹被兽兵奸污而我们的溃军却放下武器任由杀戮的情景将会重现！

　　解放前夕，正是由于两件“性侵”事件而加速了腐朽的国民党政府的倒台。这两件“性侵”事件都与美军有关。一件就是发生在北平的“沈崇事件”，由此而掀起了广泛的“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加快了新中国到来的步伐；一件就是发生在武汉的“景明楼事件”，这件事被当时的国民政府与现在的“果粉”们刻意隐瞒。1948年7月22日晚上，在武汉的景明楼里30多名国民党高官高知的女眷被美国空军军官以跳舞的名义设计集体轮奸。国民党政府不敢开罪“友邦”，尽力封锁消息，以顾全“国家名誉”和“盟邦友谊”。结果被奸妇女反倒判刑，性侵美军无罪逍遥！这种做法和这次女公知刘瑜在公知性侵事件中所持的“荡妇羞辱”原则如出一辙！难怪公知母知们都是“果粉”呐，道义相同啊！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国民党政府是让美国大兵给“奸毙”的！作为一国政府，在淫欲的丛林中保护不了本国的妇女，在帝国主义的淫威面前噤若寒蝉，早晚要被人民所抛弃！

　　不过，在这里还要提醒那些公知、母知们：不要以为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和高官权贵子弟就高枕无忧，没准儿那些“友邦”的畜生们正在“景明楼”的高处等着你们“更上一层楼”呐！

　　（作者系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来源：昆仑策网【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