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问，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命运。

　　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起初是不懂的，因为没有搞过，好在苏联人搞过，他们有经验，有办法。那时候中苏关系比较好，是师徒关系，兄弟关系，苏联人派专家顾问来帮助中国搞建设，中国派留学生去苏联学习经验和技术。中国把苏联当成最好的老师，学习的方法比较单纯，生搬硬套，照单全收，在人们的想法里，大都认为只要把苏联的东西搬过来就行了。

　　国家百废待兴，求变心切，着急快一点改变落后的面貌，来不及多想。

　　这样做也是有好处的，能够快速改变中国的面貌。但缺点也是明显的，那就是不能结合中国的实际。那时生搬硬套到了一种什么程度呢?毛主席曾经抱怨说：

　　“卫生工作也搬，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喝鸡汤，因为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喝鸡汤，后来又说能吃了。不管人家的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都奉行，总是苏联第一。”

　　因为样样都学苏联，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精神矮化，造成了一种精神压力。毛主席说过这样一件比较可笑的事：

　　“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继续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这就是盲目屈服于苏联的压力。”

　　对于生搬苏联所产生的副作用，毛主席是早有察觉并试图加以改变的。

　　比如对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苏联的做法是简单粗暴，采用无偿收归国有的“直接剥夺法”，毛主席就认为“苏联办法，不见得完全好，生产低落，资产阶级进行破坏”，而选择了中国自己的和平的办法：

　　“实行国家资本主义，一定要给资方分红利，十三年准备支出五十万亿元给资本家。这可能成为另外一种方式的购买，比较行得通。工人付给红利，养活资本家。工人和我们党内都应当意识到这一点。这还不是仁至义尽?‘新民主主义那么好’，资本家称赞的，就是这一条。私营企业要多少年才实行国营?可能有先有后，要看发展，看看他们的生活、社会、人心等。实行国营，资本家的前途是光明的，今后可当工人，就是拿工钱吃饭。统战人士的安排问题，是一个策略方针问题。他们可以当全国、省、市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担任政府职务。”

　　比如对苏联的“一长制”，毛主席就比较反对。1956年2月15日，他在听取电力工业部等汇报时，着重谈了这个问题，他说：

　　“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有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党委的集体领导元论如何不会妨害一长制，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验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受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从前军队也是这样，有些人就是反对政委制，说政委不搞军事，只能搞政治工作，经过多次斗争才纠正过来了，政委不只可以管政治，也管训练，也管干部，也管打仗。中间也曾试过一阵一长制，李德就是一长制，结果就是光打败仗，败得只剩下个陕北根据地。看样子短期内还做不到行政干部一定要精通业务，那怎么发得出正确的指令呢?我这个人的指令如果不经大家议论一番，就不一定正确。大家互相督促帮助一番，就更有把握嘛。法院、检察院之类机构，有生杀予夺之权，如果不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那最危险。工厂的领导应当是这么几条:党委的集体领导绝不妨害一长制，绝不妨害厂长行使职权;平日大的问题一定要党委讨论;来不及的时候先斩后奏，就先做了然后再讨论;有争论时，双方意见上报，上报期间先执行厂长的意见;厂内的事情党内讨论后，以厂长的名义下达或公布。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

　　1956年2月16日，毛主席在听取机械工业部汇报时，谈到学习苏联问题，他说：

　　“要分两类，一类按中国的，一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学。如土改，恩赐办法我们不学，我们是发动群众。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对资本家的政策，我们也不学它的。技术问题横直一概照抄，比较好的，或者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学过来再说。”

　　真正的改变发生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对已逝去的斯大林进行了猛烈开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各种执政理论，提出了赫鲁晓夫的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新思维。

　　一石激起千层浪。

　　苏共的大变动引起了世界的惊诧，中共也进行了紧急讨论。

　　1956年3月12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苏共二十大，他指出：

　　“一是它揭了盖子，一是它捅了娄子。说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捅了娄子，就是讲，他作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

　　苏联的变化让中国人猛醒。

　　毛主席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呼吁：

　　“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

　　1956年4月4日，毛主席召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讨论会，意欲对苏共二十大进行明确表态，他在会上指出我们从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教益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他说：

　　“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一个五年计划那样搬苏联的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为了找到这样一条道路，毛主席频繁地找到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发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的各种问题，进行综合归纳，厘清了适宜于中国实际的诸多关系，统称十大关系。

　　1956年4月25日，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主席对“十大关系”进行总体论述，他说：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对于“十大关系”，毛主席后来在主持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时说：

　　“我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的基本观点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能比苏联、东欧各国搞得更快更好。我们有两个出生父母，一个是旧中国，一个是十月革命。”

　　毛主席通过分析比较，主要发现了苏联走过的哪些弯路呢?

　　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 农业的关系上，苏联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 忽视农业和轻工业， 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 货币不稳定。”

　　在处理国家和个人利益上，“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 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在处理中央和地方上，苏联“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

　　在处理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上，苏联搞肃反扩大化，杀人太多。

　　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犯有民族沙文主义错误，“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

　　在党与非党的关系上，苏联没有保留民主党派。

　　在国与国的关系上，苏联有大国主义倾向，“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

　　在分配问题上，“苏联干部职工的工资等级太多，工农收入相差太悬殊，农民义务交售制，负担占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八，限制了农业四十年不发展。”

　　在发展代价上，苏联是付了很大代价的，竭泽而渔，“人民束紧裤带。他们是有了重工业，丧失了人民。”

　　为了弄通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客观规律，毛主席向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发出了读书的建议，要求大家逐章逐节地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说:

　　“从前我们的兴趣是在阶级斗争上，现在要搞经济建设，就得参考他们的意见。”

　　从1959年12月开始，至1960年2月，毛主席亲率自己的学习小组，从头到尾地学习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学习，边思考，边讨论，结合苏联及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寻求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法则和价值规律，同时也更多地发现了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建设方面的缺点和不足。

　　中国要发展，要绕开苏联的弯路，要走自己的路。要百花齐放，要建设人民公社，要大跃进。而这是与苏联的思想和做法相左的，因此中苏之间发生了裂隙，发生了矛盾，发生了辩论，发生了最后的各奔西东。

　　在与苏联发生分歧并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毛主席发现苏联最大的弯路是走上了一条修正主义的道路。他说：

　　“苏联这个社会，出了一层高薪分子，赫鲁晓夫反映的是这些人的思想。”

　　而这恰恰是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演变的突破口。

　　1959年12月 2日，毛主席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说：

　　“杜勒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演变策略，是有社会基础的，高薪阶层，重技术不重政治，图享受不讲斗争，斗志不旺等等。社会主义社会出高薪阶层，就像列宁说的修正主义与工人贵族一样。现在北京有所谓‘三等’一等礼拜六，二等发薪，三等死。优哉游哉，聊以卒岁，意志衰退。”

　　至于为什么修正主义会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滋生和泛滥，毛主席逐步认识并揭开了它的面纱。

　　1959年12月4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国际形势和我们的对策问题，提出了防范西方资本主义利用和平的旗帜，大搞腐蚀、演变社会主义的新课题。对于苏联修正主义，他说：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持下去?可能已形成系统，二十大是一个系统。可能就这样坚持下去，还要看一下，也可能有改变，自己改或别人来改。”

　　对于大搞修正主义的赫鲁晓夫，毛主席也给他画了一个像：

　　“他不是老练的政治家，不大懂马列主义，不讲原则，翻云覆雨。他一怕美国，二怕中国。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迷恋于暂时的利益，丢掉了长远的利益。苏联人民是好的，苏联是十月革命的策源地，列宁的故乡。但是党和若干人中有许多不好的东西，有若干形而上学，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还有大国沙文主义，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列宁死得早，没有来得及改造。总有一天要走向它的反面，改好，或者自己改好，或者由旁人改好。我们也会走到自己的反面，我们的办法是两年整一次风。目前情况好起来，好好掌握，不要过了。反‘左’不出右，反右不出‘左’。”

　　苏联走上修正主义这条弯路的事实，深深地触动了毛主席，引起了他深度的忧虑和思考。

　　1964年1月5日，他在会见日本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时，谈到为什么苏联出了修正主义，他说：

　　“这是由于几十年来斯大林领导的杜会主义革命不彻底而产生的。他在一九三六年，过早地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强调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完全一致，从来不说有矛盾。 他又不划分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即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一类是敌我矛盾。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不正常，多年来国内没有真正民主，干部高人一等，使群众感到干部不能批评。后来进行肃反，又把肃反扩大化，动不动就用杀人的办法。我们接受了他们的教训，对捉人、杀人十分慎重。 此外，苏联社会还出现了高薪阶层。如果我们中国也像苏联那样搞，那末有一天也要出修正主义。我们现在每隔几年要进行一次整风运动。最近我们有两个有关社会主义教育的文件，你可以看一看。人是会变化的，革命者也会发生变化。没有群众的监督和揭露，他们可能进行贪污、盗窃、做投机生意，脱离群众。现在我们还不能说目前中国所采取的办法一定能够防止出修正主义，但修正主义要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是很困难的。是否能够防止，要过几十年后再看。修正主义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是旧社会母胎中的产物。就算没有赫鲁晓夫，难道苏联就不会出修正主义?我看很有可能。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定的社会阶层的反映。和平状态下的社会主义革命，要更困难些，也需要不断地积累经验。”

　　1964年1月30日，毛主席会见途经北京的由中央第一书记黎笋率领的越南劳动党访苏代表团，他说：

　　“在中国还有黑暗面，就是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谁战胜谁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苏联产生了修正主义，你们反对。如果中国产生修正主义，你们也要反对。”

　　1964年2 月 29 日 ，毛主席会见金日成，他又提出了“中国变成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的问题，他又进而说：

　　“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种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如果现在不加注意，他们就会泛滥起来，苏联现在不就泛滥起来了吗?”

　　1964年6月16日，毛主席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楼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提出了培养接班人问题，他说：

　　“要准备后事，即接班人问题。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听各种意见，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

　　1964年10月16日，毛主席会见古巴党政代表团，他在介绍中国情况时说: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更长、更深的革命，要批评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东西，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6年3月27日，毛主席审阅周恩来、彭真送审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联合公报(草案) 》稿。他在对稿件的修改中强调：

　　“反对主要危险现代修正主义，同时一定要坚决反对并且克服我们两党自己内部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而最主要的是要坚决反对我们两党内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这种思潮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反共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潮在我们党内的反映。如若不注意，并采取措施加以克服，那是十分危险的。”

　　1966年5月5日，毛主席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他说：

　　“事物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马克思、恩格斯就没有料到亲手创立的社会民主党在他们死后被他们的接班人篡夺领导权，变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不以马克思、恩格斯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那个党开始是革命的，他们一死变成反革命的了。苏联也不以列宁的意志为转移，他也没有料到会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事物不断地走向反面。不仅是量变，而且要起质变;只有量变，不起质变，那就是形而上学。我们也准备着。你晓得哪一天修正主义占领北京，现在这些拥护我们的人摇身一变，就可以变成修正主义。这是第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是部分分化。鉴于这些情况，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

　　1966年12月26 日，这天是毛主席七十三岁生日，晚上，他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吃饭，饭前，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

　　1967年5月18日，毛主席审阅修改《红旗》杂志编辑部和《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他在修改中着重强调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问题，谁胜谁负的问题，他写道：

　　“他(斯大林)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

　　毛主席“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

　　他看到了苏联历史弯弯曲曲的车辙，他看到了那辆庞大的马车上一道一道不断扩大的裂缝，他甚至隐隐听到了马车滋滋崩裂的炸响声，他一次一次地拉响着警报，他不顾一切地试图纠正马车前进的方向，他的忧虑苍桑了他的面颊。

　　他无法拉住那辆行将消失在历史尘埃里的马车，它的绳缰握在赫鲁晓夫们的手心里。

　　当后来的人们从苏联人仰马翻的错愕中惊醒的时候，人们不免向毛主席投去了无比敬仰的目光。

　　毛主席成功地绕过了苏联的弯路，避免了另一场重大翻车事故。

　　这是毛主席给予中国人民的最大贡献，给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大贡献。

　　尽管伤痕累累，但存在就意味着希望，人们有理由相信，策马扬鞭会有时，毛主席的探索，会让未来的社会主义之路更少一些崎岖，更多一些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