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外务省公开资助中国著名学者、记者、作家，以便让这些人回国后写出让日本满意——也就是不能让日本不满意——的文章一事，中国某一流大报下面的市场化小报总统、著名媒体人胡锡进认为，“由一个国家出次邀请他国各种人士前往本国旅行、学习，这是国际交流的通行做法，不能因为中国某些人参加了西方国家出资的交流活动，就对他们加以指责或进行严厉的意识形态定性。事实上，公众眼中有‘左’‘右’标签的人前些年都有很多受邀前往过西方国家交流，这个实情必须如实告诉公众。”那意思是说，如果因为这些人接受西方国家出资邀请旅行、学习并回定写一些另这些国家满意文章，就将这些人贴上“右”的标签，或者说汉奸标签，那叫少见多怪，没有见识，根本不性这种“国际交流的通行做法”。自然，蒋方舟等人受日本资助、去日本旅行、写出让日本满意的文章，当然不“右”、不“汉奸”。
前几天，我听说有几位朋友被抓起来了，原因是其组织的活动，有“境外背景”。
看来，“境外背景”这事，是不太好的。
蒋方舟等人被日本资助、邀请、旅行、学习，并回国写出“令日本满意的文章”，这事，算不算有境外背景？
反正，在胡锡进看来，这不算，即使算是国际背景，也是“国际通行的交流做法”，也不能给蒋方舟这些人贴上“右”和“汉奸”的标签。
不过，有好事者，把郑强教授的一则视频传到了网上。
郑强教授，也是著名大V，现在贵州大学校长！海归派。名气似不在胡锡进之下。名声，则肯定要比胡锡进好得多。
郑教授说，“当时在日本留学，他们就是想把我们培养成汉奸”。言之凿凿。
那么，郑教授与胡锡进的说法，我当然理解为完全对立。我该相信谁？
是谁在说谎？
我认真想了想，我认为，都是名人，两人讲的都是实话，谁都没有说谎。而且，两者也并不矛盾。
郑教授说，日本官方选择中国人去留学，就是为了培养汉奸。按照郑教授的这个现身说法式的说法，日本人资助中国人去日本旅游、学习，又让这些人回国后写出令日本满意的文章，其实，也是培养汉奸、使用汉奸。
但是，胡锡进所说的“由一个国家出资邀请他国各种人士前往本国旅行、学习，这是国际交流的通行做法，不能因为中国某些人参加了西方国家出资的交流活动，就对他们加以指责或进行严厉的意识形态定性”，又怎么理解呢？如何理解这里的“国际交流的通行做法”呢？
其实，非常好理解。就是说，郑教授眼里的这些培养汉奸的做法，在胡锡进眼里，完全是“国际交流的通行做法”；郑教授现身说法地说明这些受日本等西方国家资助旅行、学习并回国后写出令这些国家满意的文章的人，其实是汉奸，而胡锡进却认为，这些人不但不是汉奸，而且，还是非常正常的人、做的是非常正常的事，中国人民不应该有什么怀疑，相反，还应该尊重这些汉奸。
大概，就这么简单。
胡锡进讲话，总是讲一半、留一半。实际上呢，胡锡进眼里的“国际交流的通行做法”，岂止“出资邀请旅行、学习”，还有更加重要的、更加流行、更加让上熟视无睹、见怪不怪的“通行做法”，比如，客座教授、联合培养、课题资助、访问学者、学术交流、颁发奖状、网络流量包装等等办法，都是日本人、美国人或者他们的代理人出钱，让这些专家、学者、记者、作家、媒体人、企业家，按照日本美国人的指导，写出让日本人、美国人“满意的文章”，做那些让美国人、日本人满意的事；日本人、美国人不满意的文章、不满意的事，当然不能写不能做。如果有人写出让日本人、美国人不满意的文章或做了让日本人、美国人不满意的事，则这些专家、学者、记者、作家、媒体人、企业家，联合出手，密切配合，抹黑、歪曲、诬蔑、淡化，不择手段，大加挞伐，或者干脆就删帖、封博、屏蔽、限流，让你说不出话，做不了事。
在胡锡进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本势力的眼里，中国人民的利益，与美国鬼子、日本鬼子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是没有矛盾的。所以，让美国、日本等出资国满意的文章和事，也必然让胡锡进为代表的那部分中国人满意，让美国、日本这些出资国不满意的文章和事，胡锡进自然也很不满意。至于这些文章、这些事虽然让出资者美国日本满意，却直接伤害中国人民、让中国人民反感，胡锡进们就顾不得了。
这些受惠于日本、美国出资的专家、学者、记者、作家、媒体人，都在哪些领域、写了什么样的让其出资者“满意”的“文章”呢？说实在，遍及中国的各领域、各时代、各单位、各角落，真是无孔不入、硕果累累。
就以这两年的抗击新冠疫情为例吧。
中国的作家团体，在中国疫情严重、美国疫情尚能掩盖时，以方方、阎连科、张抗抗为代表的一干人等，他们对于全国人民气壮山河的抗疫行动，没有任何赞美，没有任何鼓励、声援，但却能写出“一地无主手机，他们的主人已经化为灰烬！”“没有胜利，只有结束！”“反思、追责”，抗疫需要的是“民主、自由，不是封城”……炒作了气溶胶传播、无特效药、致死率极高、李文亮吹哨人、韩红慈善事件、英国群体免疫事件、瑞德西韦特效药事件、美国应对疫情准备最充分等等一个又一个舆论热点。一大批作家、记者、媒体人，如同苍蝇一样，写着“令出资国满意”的文章，对中国人民的疫情灾难幸灾乐祸、落井下石、不择手段，制造恐怖空气，干扰抗疫斗争，唯恐天下不乱，令人发指。对抗疫中涌现的英雄模范，他们一个字也不写；对于中国抗疫有利的事，他们一件也不做。
他们为什么这样？因为，他们不择手段地对中国人民的抗疫行动幸灾乐祸、推波助澜、落井下石，这些事，正如胡锡进所说，是令他们的出资“满意”的事。如果他们鼓励中国人民的抗疫、积极投身于抗疫，这种事，是其出资国反感、讨厌的事，他们怎么会做呢？武汉另外一位作家，池莉女士，就因为参加抗疫、声援抗疫，备受冷落。张伯礼这样著名的中医抗疫英雄，湖北作协前主席方方居然没听说过。
医疗领域的专家又表现如何呢？他们在打击中医，即使中央明文指出，治疗新冠病的指导原则是中西医结合，这些所谓的院士置武汉人民的生命安全于不顾，抗命打压中医，尽量减少中医参与。一个没有什么疗效的瑞德西韦，居然被钟院士、张网红、王辰、方方等吹成“人民的希望”。可以想见，如果不是中医中药，光指望钟院士的“瑞德西韦”，中国今天能不能抗得住这场灾难，究竟会死多少人，美国鬼子借疫情对中国搞什么事，还真不好说。他们为什么要打压中医药、却鼓吹毫无疗效的瑞德西韦？如胡锡进所说，因为他们只有这么做，其出资国美国才“满意”；如果他们不这么做，美国便不“满意”。他们对出资国的眼色，真的“心有灵犀一点通”。
在中央的果断正确的决策指挥下，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的抗击下，中国的疫情迅速得到控制。相反，美国鬼子的疫情，却掩盖不住，突然爆发了。这时，作家、记者、媒体人、医疗专家的逻辑就不一样了。以前，为了证明中国医疗体系落后而吹嘘的美国的强大医疗体系，他们不提了；所谓美国应对疫情准备最充分，他们不提了。他们强调中国不能对美国的疫情“幸灾乐祸”。吹哨人，他们不提了，因为美国那边收拾了“吹哨人”，连海军航空母舰的舰长都控制起来了。群体免疫，也不敢提了。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这样做，其出资者美国才满意呀。
再讲一下经济金融领域。指责计划经济僵化，指责毛主席“闭关锁国”，指责中国经济封闭落后，指责中国耽误了二十年，指责毛主席不懂经济……同时，夸奖美国、日本如何如何发达，经济如何如何先进，“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是世界文明的灯塔……于是，“与国际接轨”、“越开放越安全”、“中美关系大局”、“引进外资、出口创汇、储备美元、开放金融”等买办政策，便顺理成章。
他们为什么要鼓吹引进外资、开放金融、开放市场、美元结算、出口创汇、储备美元等政策？因为美国人是他们的出资人，他们必须写出让美国人满意的文章，做美国人满意的事。如同胡锡进所说，这是“国际交流的通行做法”。至于这些文章、这些事对中国人民主权利益的出卖、抛弃，那胡锡进们就顾不得了。
仁口问题呢？强制减少仁口，这种事，西方殖民主义的历史上，出现得最多。比如，对印第安土著、澳大利亚土著的种族灭绝，对非洲、亚洲的种族屠杀，近些年对越南、阿富汗等国人民的屠杀，等等，太多了，罄竹难书。中国历史上也曾经出现，当年金朝统治蒙古高原时，就经常对蒙古人开展“减丁”行动，就是每过几年，派出军队，到蒙古各部，对青壮年及儿童进行一翻屠杀。中国的仁口学家（更包括政客）呢，接受了美国基金会的资助，研究出丰硕的成果，结论就一个，中国必须“减丁”，办法是强制性一肽化，从上到下，“鸡本国策”，不怕“血流成河”，导致今天的中国人口结构畸形，不得不放开三肽。他们为什么要给中国“减丁”？因为他们只有这么做，才会令出资国美国“满意”。
还有其他事情，我只能挂一漏万，讲这些。请网友们思考，究竟哪些人，在什么时候，在哪些领域，哪些具体问题上，做了哪些让出资国“满意”的事，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大家长点心，拉一个清单。
这些事，在胡锡进眼里，都是“国际交流的通行做法”，不值得大惊小怪。奉行这些“国际交流的通行做法”，而写出让出资国“满意”的文章的人，我们中国不但不应该批判他们，而且，还应该继续供奉他们。
我觉得，可能，胡锡进无意中，为我们开辟了另外一个战场，我们要快点赶到这个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