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7月3日，星期六。上期节目我们讲了一个让人觉得特别好笑的事情——美国人为了证明自己的制度优势，非要说新冠病毒疫情防控工作美国人做得最好。美国彭博社甚至在6月28日公布了一份最新的全球抗疫成绩排行榜，评分结果：第一名：美国；第二名：新西兰；第三名：瑞士……中国大陆排在第8名。
我就佩服美国人的这种幽默感，你说你自己的防疫工作做成什么德行谁不知道啊，美国人不知道吗？外国人不知道吗？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霍普金斯大学每天都告诉我们美国感染了多少人。
建党百年纪念活动，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偌大的广场那么多人都不用戴口罩，这足以证明我们防疫工作的成果了。美国人的这种强力洗脑，这种颠倒黑白的能力我们是亲眼见到了。
21世纪的今天，我们已经能看清美国的真面目了，但往前数10年，在公知横行的时候，我们对美国人的那一套也看不太清楚，公知洗脑把美国说得那么完美。而今天，美国人说中国对他们构成了系统性的挑战，这话倒也不恶毒，我觉得这句话是客观陈述，本质上是说中国的制度跟美国的制度现在进入到了PK的状态。所以，美国的防疫工作更不能输。
上期我跟各位讲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后来就讲到苏联解体这件事情是不是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不行，是不是证明了社会主义不行。我读了后沙的一篇文章受到了一些启发。
关于苏联解体，我们一般老百姓都接受了一个倒推的结果：经济困难→民心思变→变革失败→拥抱“民主”→体制崩溃→国家解体。然而，这是倒推式的逻辑，它忽略了最重要一点——苏联在经济转型关键时期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对工作的指导。
在八十年代遇到困境前，苏联的工业品：粗钢、轧钢、水泥、金属制模机械、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产量均超过了美国。农产品方面，牛奶、小麦、鱼、猪、棉花等产量接近美国；教育方面，从城市到农村，儿童都有教育保障，还有完善的高等教育系统；医疗方面，人均医生人数和病床数均超过美国，整体实力不相上下。
但西方媒体对这些成就视而不见，却热衷于宣传苏联民众排长队购物的画面，在舆论上猛攻苏联比较弱的领域——生活消费品。同时，西方掩盖了自己社会上的黑暗面，用电影、电视、书籍等媒体将自己美化成了人间天堂。
里根政府不但在军事上有意加强了对苏联的威胁，而且在舆论上发起全力进攻。CIA掌控的媒体不断在GNP（国民生产总值）、NMP（物质生产净值）数据上做手脚，再用《美国之音》、《欧洲自由电台》向苏联人民带去“问候”。
苏联一些亲美知识分子，却将好莱坞影片中的美国、小说里的美国、图片里的美国当成真正的美国，主动为西方价值观鸣锣开道，并扬言称，除了资本主义道路，别无选择。这是苏联最早一批放弃马克思主义，甚至敌视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知识分子的共识。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接位，他的一些政策还没有落实，就在一年多之后去世了；1984年2月，契尔年科成为苏共领导人，他没有中断安德罗波夫的平稳政策，不过，他在1985年3月也去世了。然后，年轻的戈尔巴乔夫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不是来医治病人的，而是把一个感冒患者开膛剖腹，然后又撒手不管。
戈尔巴乔夫首先搞砸的不是经济领域，而是在思想领域。1986年初，他发明了“公开性”和“新思维”，于是苏联就发生了历史虚无主义，首先是否定斯大林，接下来否定列宁，然后否定苏联历史上所有的一切。这一政策的受益者就是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记者、作家、学者、艺术家，他们的话语权大大地高于科技人员、工人、农民、上班族。
3月，戈尔巴乔夫邀请媒体批评苏共，原本需要用“争论”伪装的反社会主义文章，已无需再加掩饰。戈尔巴乔夫还把意识形态工作交给了雅科夫列夫（原驻加拿大大使，后来被怀疑是美国间谍）。雅科夫列夫换掉了所有大媒体主编，新上任的主编全是亲西方人士，比如科罗季奇的《星火》杂志（国家解体后，他去了美国），还有《真理报》、《共青团员》等。
1987年5月，苏联解除了对《美国之音》以及所有反苏电台的封锁，然而这些媒体和文人对西方意识形态的崇拜态度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令人吃惊。苏联功勋剧作家谢尔·盖耶维奇说过：“这种丝毫不加掩饰的奴颜婢膝，在我们这一代人中是绝对看不到的。”
而谢瓦尔德纳泽（外交部长）与契尔巴尼耶夫（戈尔巴乔夫顾问）一道，源源不断地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每日电讯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对戈尔巴乔夫的赞美言论剪辑汇总，交到他的办公室上。戈尔巴乔夫陶醉其中，并把诺贝尔和平奖视为最高荣耀，一再对美国让步，而每一次让步的收获，却是美国提出的更高要价。
所谓“新思维”、所谓“公开性”，其实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他相信苏联可以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无原则地“和平共存”。苏共完全忘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分析和批判，也忘记自己到底代表谁？是在为谁服务？
说起来可怕，根据与西方无原则“和平共存”逻辑，戈尔巴乔夫居然认为苏联军队才是国家最大的威胁，军费开支是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源。他还相信西方会帮助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保持政治、经济、社会稳定。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在体制之内才是对国家最大的威胁。
1986年对苏联来说是非常致命的一年，在1986年1月，苏共二十七大报告起草之时，报告中的国际部分由波诺马廖夫（国际部书记）负责，契尔巴尼耶夫协助。戈尔巴乔夫执意要将“新思维”加入，要求波诺马廖夫用新语言来表达“和平共存”，波诺马廖夫反驳道：“什么是新思维？我们有正确的思维，让美国人去改变他们的思维吧！”但是契尔巴尼耶夫告诉他要遵从戈尔巴乔夫的指示。
波诺马廖夫说：“我不懂，我就是不懂。新思维在巴黎讲、在日内瓦讲、在伦敦讲，但那是对西方讲的……你到底在反对我们外交政策中的什么东西？难道我们没有宇宙空间站？没有洲际导弹？难道你在反对令美国害怕的东西——我们的实力？”
波诺马廖夫的报告按照自己的方式写出后，在审稿时，契尔巴尼耶夫和雅科夫列夫又把戈尔巴乔夫的私货塞进报告。最终报告，实际上公开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观以及阶级分析理论，甚至将苏联军队的建军原则“打赢战争”，改成了“合理够用”。
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之后，苏联各个领域全部崩盘，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同时，戈尔巴乔夫他们也背叛了苏联人民，苏共二十七大召开短短五年之后，苏联便解体了。
而满口和平的美国，1997年在马德里北约峰会上，毫不犹豫地实施了北约东扩计划，尽管他们曾向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承诺过绝不会这么干。这就是帝国主义！
从十月革命胜利到苏联解体，不过74年时间。苏联这74年社会主义道路，将一个昏庸腐朽的农业国，变成了全球工业强国，世界两极之一，民众有着极高的就业率，有最完善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它从兴起到解体如此之快，超乎了所有人的想像。
苏联解体说明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不行吗？是社会主义不行吗？当然不是！中国共产党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基础上去思考、分析、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走出了一条强大的道路。
我们有强大的理论武器，又有成功的社会实践，所以美国人忌惮的是中国体制的生命力和优越性，而且现在这种体制的优越性被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于是美国想把改变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的一代身上，希望中国年轻的一代能够随着中国老公知的那条路走，但是公知在中国早已经没有市场了。
我们用了两期的时间跟各位讲中国和美国体制之比，我们说的话其实在学术性、严谨性、甚至逻辑上都是有问题的，但是作为一个退休老头，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愿意把这样的想法分享给大家。
看我们节目的人很多人都是高人，当然他们也对司马南提出批评了，他们说的这些错误的确存在，我们会及时改正，同时我们仍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提出批评建议。但是我们在基本点上是有共鸣的，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丢！马克思主义是一把刀子，马克思主义是工具，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就是这个态度。
中国为什么要搞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工具，这工具好用。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态度来看待马克思主义——坚决不丢这把好用的刀子，我们就能走出一条与前苏联完全不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