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一场史上罕见的新冠病毒疫情在世界的肆虐，东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也显得空前激烈。
在国内思想文化界的舆论交锋中，总有人谈到前苏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几位作者。比如，有人曾经公开在文章中用教训的口吻，批评对写武汉日记人不满的作者时，说你读过索尔仁尼琴吗？你知道有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叫索尔仁尼琴吗？那口气，你若是没有读过索尔仁尼琴的著作，你不知道有这个人，你连跟人谈话的资格都不具备。因为你太浅薄，这显然是在拿日记作者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索尔仁尼琴相比。这确实有点太滑稽了。不论哪一个方面，这都不是一个级别一个档次的比较。另外还有一种观点，当写日记的人面对整个社会排山倒海似的群众批评时，不是主动向大众检讨自身的错误，而是公开挑战说，我在美国出版一本日记，难道还能塌了天不成，还能给国家给社会造成多大危害？说对了，你不仅给国家造成危害，而且简直是在祸害整个国家和社会。
舆论界，也同时常常听到另一种不和谐的声音，说那些写日记的人，不就是写点文章吗？连这点自由都不行吗？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必把这个当回事。这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还是为数不少。正是因为这样一些原因，一些明显有悖党中央的政策和决策，明显与抗疫大局完全不符，明显对党的领袖和党的领导冷嘲热讽的言论和文章便得以在市场畅通，有些不仅如此，而是明显在与国际上敌对势力密切配合的言论，也能堂而皇之地登上舆论场。应该说，这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是十分危险的，对于抗疫大局完全是破坏性的。
一些以文人学者作家名义写的文章作品，到底能否影响国家政治安全？我想就成为热点话题的前苏联四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作者谈起，由此看文艺与国家政治之间是怎样一种密不可分的关系。
首先，我可以十分明确地表明我的政治态度，我认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不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经典著作里，还是从毛泽东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为代表的经典论述里，或者近几年来我们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里，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极为重要的结论，即文艺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来说，决非至于娱乐，它甚至直接关乎国家安危。这个观点，也是我一贯坚持的基本立场。前鉴不远，前苏联用亡党亡国的教训，已经给我们上了非常现实的一课。这并非危言耸听。
那么，我们就从前苏联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四位作家的历史，来看这几位作家对整个苏联意识形态包括最后苏联亡党亡国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由此来谈谈文艺与政治是怎样的一种关系。这是一段载于历史史册的文坛往事，但对于前苏联和前苏联人民，它却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是根本不愿谈及的历史伤痛。而且这段历史，与文学有着十分密切的不可分割的联系。
回顾和反思苏联文学史的发展，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像，在苏联十月革命前后，俄罗斯文学界曾产生一批灿若群星般光耀世界的大人物，比如列夫·托尔斯泰、比如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比如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还有屠格涅夫、果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等，这些闻名世界的文学泰斗，不仅是整个苏俄文学史上的巨大成就和骄傲，也直接影响着苏俄文学的发展和走向，甚至也影响着整个世界文学的发展，特别主要影响着中国文学的发展。新中国的文学创作，主要受到苏俄文学的巨大影响。近现代的文学成就，包括美欧文学在内的所有西方大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与俄罗斯文学相比。俄罗斯文学称雄世界，去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就文学本身来说，没有那个国家不承认俄罗斯这样杰出的伟大成就。但是，在相当一个时期，这样巨大的文学成果，却没有听说在世界获得像诺贝尔文学奖一样这奖那奖的作家。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非常奇怪的现像。由此我们可以说，诺贝尔文学奖到底算不算真正的代表世界文学的最高成就的大奖，还真值得怀疑。
但是，到了苏联时期，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主体国家，却连续出现了五位获得由西方主导的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如果说这五位作家的作品和文学成就，比起前边提到的那些大师们，应该说还相距甚远，比如高尔基、托尔斯泰、普希金等等，还有很大差距，有的人甚至一向还鲜为人知。但是却是国际大奖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这五位获奖者，正是我们今天要研究的。比如俄罗斯（苏联）获得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蒲宁，他是193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此时他正在国外流放，属于典型的持不同政见者。1958年，曾经创作《日瓦格医生》的作家帕斯捷克纳克，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他的获奖，却引起苏联领导人及其广大人民的强烈愤慨，因为他同样也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在作品中抨击了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他在人民的批判声中，为了能够继续留在苏联，在苏联方面的强令要求下，不得不采取了放弃领奖的举措，以得到继续留在本国生活的权力。否则就只能流放他国。1970年，曾经创作《静静的顿河》的作家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实，早在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蒲宁获奖以前，肖洛霍夫在世界已经赫赫有名了。他的名气远远早于蒲宁和其他一些同代作家之上的。
【肖洛霍夫（1905.5.24-1984.2.21）】
值得一提的是，肖洛霍夫是唯一一位既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同时又受到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尊敬的大作家。一直到去世，这位作家在苏联都享受很高的待遇和威望。备受人民喜爱。他还得到过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最高奖。第四位获奖者便是后来以创作《古拉格群岛》著名的作家索尔仁尼琴，他是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但是从他被宣布获奖，直到1974年12月10日，四年以后，他才最后站在了瑞典皇家学院的领奖台上发表受奖演说，为什么？因为这又是一个典型的苏联社会持不同政见者。那4年，他一直在颠沛流离的流亡中生活，最后在美国定居了，直到晚年叶利钦当了总统以后，受到叶利钦的特许才回到了俄罗斯。但是他后来对自己辱骂祖国的行为曾经表示深深忏悔。1987年，加入美国籍的诗人布罗茨基为苏联（俄罗斯）赢得第五个诺贝尔文学奖。他同索尔仁尼琴一样，又是一个作为持不同政见者被苏联驱逐出境的作家。早在1964年，他曾经以“寄生虫罪”被苏联法庭判处5年徒刑，后加入了美国国籍。就这个罪行的名称，就可以看出苏联政府对这些持不同政见者，是多么的仇恨和厌恶。
这样，在前苏联（也是整个苏联文学史上）五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除了肖洛霍夫以外，有四位都是在苏联政治历史上是持不同政见者。这四位曾经流亡他国。因为这样的原因，这四位获奖者，除了索尔仁尼琴以外，连他们的名字都少有人知道，更无论说这些人的作品了。至于这几个人获奖的原因，当然是除了文学造诣本身之外，一个更主要的也是非常关键的原因，那便是他们的创作在价值观上与西方价值观一拍即合，符合了西方意识形态的需要，符合了西方对苏联进行政治和文化渗透的需要。这一点，不仅已经被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实，也已经被中国人民看个清楚。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奖，与国际诺贝尔和平奖一样，本身就是按照西方的价值观制定的标准，与其说这是文学奖，倒不如更准确地说，这是按照西方标准制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奖。获得这个奖的人，今天在我们看来，未必是一种什么光荣，说不定就是因对祖国的背叛而获取的西方赏赐，因此今天，人们对获得诺贝尔奖，除了那些科学技术奖项之外，对和平奖、文学奖一类，早已不屑一顾，甚至获奖者多为本国人民和价值观的叛逆者。这一点，已经和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事实所证明。多种情况下，诺贝尔和平奖及文学奖，几乎成了西方势力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政治进攻甚至瓦解对手的政治工具。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是西方标准，被苏共党中央和苏联人民高度认可的肖洛霍夫为什么能够获奖呢？这有一个历史的因素。在当时来说，这也同样是一种政治需要。就在肖洛霍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已经获得了代表苏联文学的最高成就奖，另外他的影响已经在东西方阵营已经很大，早已声名远播。一是因为他的《静静的顿河》在世界文学史上声誉太高，诺贝尔不颁给这个影响世界的文学大师，已经无法对世界舆论做出交代。二是作为颁奖者也想以此表明其评奖的客观公正，即使心理很不情愿，也总要做个样子。还有，因为这时的社会主义阵营非常强大，不论国家数量和人口，正处于上升阶段，西方不可小视。作为一个国际大奖，也需要考虑真正的文学影响。但是，谁都明白，按照一般逻辑，瑞典诺贝尔评奖委员会是很不情愿把这样一个大奖颁给苏联共产党崇尚的作家的。因此，基于这个情况，社会主义的苏联对肖洛霍夫获得这样一个大奖，也采取了认同和乐于接受的态度。否者，可能自己就主动疏离了国际评奖。
全世界都知道，此时肖洛霍夫小说《静静的顿河》影响太大，已经被全世界公认为是一部具有史诗性质和世界意义的巨作，不评奖也会直接影响这个奖项在世界的声誉。至于这部小说本身，它讲述了十月革命和内战期间俄国哥萨克人的故事。作品通常被誉为是一部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但是，这部书在评奖过程也面临过诸多争议，比如持“阴谋论者”有这样的提议，称肖洛霍夫非这部作品的真正作者，为什么？因为他的其它作品并没有表现出这样高超的文学技巧和写作才华。但是，评奖委员会最终还是尊重事实，不能把猜测作为依据，还是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肖洛霍夫。因为他在这部作品中所表现出的杰出的艺术力量，表现了俄罗斯人民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生活现实。确实感染了整个当时的世界。
那么其他四位获奖者，为什么受到苏联政府的坚决排斥和驱逐，这就必须说说苏联政治文化的历史。
可以说，在东西方两大阵营此消彼长的斗争史上，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争夺。因此，苏联这个东方阵营最强大的国家，从成立之初，就已经非常注重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的斗争，对西方文化的侵入防范非常严密。为了防止西方运用文化这个工具向社会主义进攻，斯大林采取了非常严密的防范手段和措施。历史上，苏共打造的意识形态防御举措，足以称得上是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这个手段，一直维持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这种严密的防范办法，是我们今天不可想象的。
首先，为了防止西方利用作家学者对苏联进行政治渗透，苏联对于持不同政见者，施加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多重压力。比如，苏联作家协会可以将这样的作家开除会员籍，作品可以遭到封杀。还可以运用开除公职、党籍，被收回住房等社会福利的办法，以此用来禁止这些人的种种反社会主义行为。使这些人不仅丧失政治上的权利，而且失去经济上的来源，生计都受到严重威胁。第二，对这些人中影响极坏的，可以进行搜查逮捕。1964年，Р·麦德维杰夫的《政治日记》开始在西方定期发行，1965年他被克格勃逮捕。其实，这期间仅在维尔纽斯就有100多人因为私下出版物中发布反政府言论被审讯。第三，被审判入狱。不少人因为发表对社会主义不满的作品被判刑。第四，被关进精神病院。第五，也是比较多的使用办法，剥夺国籍驱逐出境。为了减轻在国内控制持不同政见者的压力，从70年代开始，苏联当局更多的是倾向于将这样的人赶出国门，禁止他们作品的传播。1972年布罗茨基和西尼亚夫斯基流亡国外，1973年马克西莫夫离开了苏联，1974年驱逐了索尔仁尼琴。这都是非常典型的例证。至于这种做法的得与失，我们暂不做评论，因为那时东西方正处于冷战的关键历史时期，双方对对方都是严加防范的。
苏联的这些高压办法，当时运用于阻止美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对防止敌人的文化渗透，应该说还是非常有效的。美国在相当长一个时期，运用文化领域对苏联的进攻，虽然不择手段，但是很难以得手。正是这个严密的防范，曾使苏联在与美国的意识形态较量中占有先机。可以说在开始阶段，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自己都承认，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博弈，西方不是不是苏联的对手，那时也正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快速发展成长阶段。社会主义各国对美国的防范保持了一致行动。
但是后来，特别斯大林去世以后，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当这种为了被动防范造成的固步自封使意识形态平衡被打破以后，苏联共产党渐渐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产生了错误理解，加上忙着与中国开展了理论论战，由此所带来的问题便也就集中显现出来了。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当局文化政策确实又出现比较大的失误，直接导致的后果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持续高涨，这几乎成了影响苏联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本来这时苏联共产党应该反思自己的失误，解决与西方斗争的策略和斗争艺术问题，纠正自己的不足和缺陷，但是，此时的苏联正在忙于否定斯大林，对原本坚持的基本方向和正确道路开始进行“修正”，使这种不同政见者运动不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而且有机可乘，快速成为一种力量，直接影响了苏联国家政治安全。
这种局面，为美国文化入侵渗透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和时机，最终的结果使苏联主流政治文化让位于以持不同政见者为代表的非主流政治亚文化，为苏联社会主义红色政权的失败结局埋下了很重要的伏笔。特别是苏共二十大以后，一批被后来称为苏共和苏联掘墓人的青年一代持不同政见者的成长，直接威胁了苏联的国家安全。二十大以后这一代人执掌政权以后，对苏联历史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决定性影响。成为真正意义上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的掘墓人，直接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和亡党亡国。
至于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其阵营非常复杂，大概来说，包括这样几种类型的人。其一是直接崇拜西方文化，崇尚美国人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西化派，推崇西方价值观，是认为外国月亮圆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其二是非常明确地利用文艺作品坚决反对十月革命，怀念沙皇时代俄罗斯贵族生活的一大批泛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激进分子。这批人不仅否定十月革命、否定列宁斯大林，而且明显对苏联当下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因为此时中苏的理论论战正在进行，一批原本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对苏共二十大以后背弃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不满，按照后来的话说，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等人搞修正主义不满，不赞成苏共20大以后采取的修正主义路线，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表示赞赏的一部分人。这部分人比较少，但也一样被当作不同政见者。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选代表直接给中共领袖毛泽东主席写信，表达对苏共领导人背弃列宁斯大林的不满。正是这样多种元素的力量的组合，使整个社会出现持不同政见者的狂潮。但在这个狂潮中，更主要的力量也是根本的力量是西化派为主体，是一些对社会主义道路本身不满的人。特别苏共二十大以后，这样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力量，对苏联执政党和苏联政府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在文学阵营里，这样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一个为数不小的力量。很奇怪，一些作家当时热衷于参与政治谈论和论争，他们以自己的文学才华和影响，用文学手段表达对政党的不满，发泄亵渎政府和老一辈领袖的言论，甚至出版与国家主流价值观相违背的书籍，这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寻常现像。
而这时的西方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对立的态势已经基本形成。在二战结束后，本来都是同盟国的苏美各国，在对抗希特勒德国时曾进行并肩作战，而这时，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已经逐渐减少，意识形态的分歧却越来越明显，而且在与日俱增。1946年，以丘吉尔的《和平砥柱》演说为标志，拉开了东西方冷战的序幕，实际上是冷战的动员令。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向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明确提出将“冷战”作为美国的基本国策。
所谓冷战，与热战不同，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攻防，文化便是首当其冲的主要手段。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对利用文化领域进行冷战，用最低的投资对苏联进行政治渗透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也是他们特别娴熟的惯用手段，而恰恰在这样一个时期，苏联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热潮，对美国中央情报局来说，无疑是送上门的大礼和良机。他们认为这是极其重要的时机和可以利用的力量。所以，凡是持不同政见者，都很快进入了美国中情局的视野。这其中，一些有影响的作家为数就不少。美国人认为，利用他们的作品做文章，作为与苏联进行冷战的极其有效的和重要的手段。中情局的人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发现充分满足这些作家的虚荣心，把掌握在西方人手里的诺贝尔文学奖的橄榄枝，伸向对获奖充满欲望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家，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措施和斗争手段。因为每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不仅获得文学声誉，而且获得一笔不菲的奖金，这足以让一些人政治立场发生动摇。
【帕斯捷尔纳克（1890.1.29-1960.5.30）】
在这四位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持不同政见者作家中，首先要说的是《日瓦格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因为比较起来，这部作品影响最大，也是美国中情局花的本钱投入的人力物力最多的项目，当然收到的效果也最为明显。
《日瓦戈医生》这部书，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曾经风靡一时，被中国一些中青年作家作为文学模仿的经典和范本。今天活跃在文坛上的多个知名作家，都以熟读《日瓦戈医生》作为一种光荣和自豪。这件事本身，抛开文学本身的因素不说，单以中国改革思想极其活跃的大背景，这样一部书被人为引进并被大肆吹捧，本身就有美国的政治背景和周密运作，因为利用一本书来渗透一个国家，从而让一代人的价值观发生动摇，他们已经在苏联获得成功。其中《日瓦戈医生》就是他们成功的政治工具之一。对美国人来说，他们企图用他们在前苏联用过的同样手段，在中国再度推广和使用。那时的一批中国作家，都形成了一种时髦，在自己的作品里极力模仿《日瓦戈医生》那样的思想和韵味，如果别人说自己作品具备《日瓦戈医生》那样的技巧和思想风格，是一种十分值得炫耀的有才华的表现。这种开始的简单模仿，到最后的盲目崇拜，再到后来思想深处对作者表现的强烈政治思想认同，深深影响了今天中国的一批作家，以至于大批伤痕文学出现。这种影响，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大学课堂的教授，一部分知名作家，开口闭口就是《日瓦戈医生》，这种盲目对文学时尚的追逐，对中国作家影响很大。
如今，这批作家的作品，按照今天老百姓所说，离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越来越远，离西方价值观西方文化越来越近。所以，什么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等，虽然奖项设置不少，但真正深入中国老百姓人心的作品却少之又少。因为在对西方文化观的追捧中，慢慢地就丢失了灵魂，很多作家至今也没有找回自己的灵魂。最具代表性的是一些获得大奖的什么作品，以及当下正在激烈争论的日记什么的。那些对社会主义，对党的领导，对毛泽东等领袖们冷嘲热讽的什么解读历史的作品，那些嘲讽党的革命史，甚至直接攻击党的重大政策，如土改、抗美援朝等，等等，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我们不能不说，是以《日瓦戈医生》为代表的一批同类作品，对改革年代的中国一代作家影响至深。今天，人们一提经典文学，依然能够记得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一批老作品。比如“三红一歌”（《红日》《红岩》《红旗谱》《青春之歌》），还有《创业史》等。这些年一些被作家圈子吹到天上的那些时尚作品，不仅没给老百姓留下什么印象，而且遭到大众的唾弃和反感，甚至被厌恶和憎恨。文艺创作成了一些作家圈的个人行为，离大众和社会越来越远。同样，这种风气也蔓延到影视文化和其他娱乐文化。由此思考，改革之初，那些盲目引进的西方欣赏的文艺作品，实际是美国及其西方有预谋的一种文化战略。
简单点说，这就是苏联版的一部“伤痕文学”。作品反映的时间点是1917年的2月革命、10月革命，再到国内战争，以及国内战争结束后的那段历史，作品写了日瓦戈与妻子冬妮娅以及女护士拉拉之间的爱情故事。说穿了，这就是一个老版的三角恋爱的故事。本身情节并不复杂。但是，就是透过这么一个三角爱情故事，作家却用一个知识分子的不幸遭遇遮蔽和歪曲了伟大革命的历史本质。在这部作品中，以十月革命为背景的苏联社会的历史发展看不见了，十月革命给苏联人民以及给整个人类带来的伟大进步看不见了，革命给苏联人民生活带来的改变看不见了。读者能看到的，只是这样一场革命给苏联社会带来的灾难和破坏，给个人带来的颠沛流离和心酸记忆。这部作品，文学手法比较高超，实际上是在运用文学方法，质疑十月革命这样的伟大历史事件的合理性。这自然与当时苏联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热潮格格不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格调灰色的典型的思想消极的内容有严重问题的作品。
对这样一部作品，即使在当时冷战的背景下，苏联思想界文学界必然展开坚决的理所当然的批判。在当时情况下，苏联对这样一部作品的批判，不仅是苏共中央的决定，而且也是广大苏联人民的底层百姓的一致要求，从捍卫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成果角度观察，这个批判都是正当的和必须的。尽管苏共在理论上已经发生了问题，但国家的社会主义旗帜毕竟还没有倒下。苏共党员中大批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还没有变质，刚刚经历过战争苦难的人民，对社会主义制度是充满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向往的。人民不允许这种诋毁社会主义的充满灰色基调的文艺作品在文化市场大行其道。
然而，苏联批判《日瓦戈医生》的情报，很快被美国中央情报局迅速捕捉到了。凡是苏联反对的，美国人必然认为自己可以利用。他们认为，这个对他们来说十分重要的消息，美国中央情报局认为完全可以运用《日瓦戈医生》做文章。他们认为，苏联对作家及其《日瓦戈医生》的批判，恰恰是美国人可以利用的大好机会。
1958年1月，当英国的情报机关将《日瓦格医生》的手稿做成两卷微缩胶卷送给美国中央情报局时，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们如获至宝，欣喜若狂，这正是他们期待利用的苏共的禁书，进行反苏反共活动的急需书籍。于是，一个周密的计划，由美国中情局开始实施。按照计划，首先由中情局亲自出马，做盗版书出版，做便携式印刷版，由二渠道发行商发行，甚至评论推广商等多重角色，都由美国中情局的人员负责。计划先让这部书的俄文版在欧美市场流行造势，而后想尽一切办法，将这部盗版书推行到俄罗斯读者中去。
一个布局周密的计划开始了实施，一部书作为武器，开始了对苏联的文化攻势。很快，由美国中央情报局操作的两种版本的俄文版《日瓦戈医生》在荷兰出版了。这部书硬皮精装本在荷兰本地印刷。纸皮本的印刷本直接就在美国中情局总部印刷。计划由总统艾森豪威尔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直接批准实施，可见这对于美国来说多么重要。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于受命于总统的任务乐此不疲。今天，已经解密的美国情报局档案这样记载包括《日瓦戈医生》一类图书的行动目的：“为了对苏联进行文化进攻，凡是在苏联东欧被列入禁书的作家作品，都可以拿来作为我方宣传之用，比如像《日瓦格医生》，还有像其他人的小说、诗歌等等，凡是苏联禁止的反对的，都是可以列为我们进攻的文化武器。”美国人的目标和计划非常明确，那就是进行文化渗透。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之后，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们就开始筹划怎么把这样在苏联读不到的图书向俄罗斯散发。
1958年，世界第一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这是由43个国家参展的图书博览会，在布鲁塞尔足有500英亩的土地。美苏两国均建起了巨大的展览馆，目的在于宣传本国的文化及其生活方式，兜售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形态。这其中，更让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工们兴奋的是，比利时政府为了推销生意，事先已经向苏联公民发放了16000份的签证，这样就有大批苏联人前来博览会。为了实施这样一个计划，事先美国人还特别招聘了一批荷兰特务送到了华盛顿培训，负责参与送书的活动。1958年的9月6日，一批包装精美的《日瓦戈医生》已经运到了布鲁塞尔，对小说的分发，当然不能在美国展览馆进行，因为这很容易引起苏联克格勃的注意。
但是，很巧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盟友就在美国展馆的旁边，即梵蒂冈的“上帝之城”馆，在梵蒂冈的这个馆内，流亡的俄罗斯天主教徒，在这座馆内拉起了帘子，借地方办起了自己的一家小书馆。于是一项十分缜密的活动就在这个帘子后边开始了。来自俄罗斯的大批读者，从这里可以悄悄从经销商手里接到免费的蓝布皮《日瓦格医生》赠书。书拿到以后，苏联读者立即扯掉书皮。于是在这座展览馆里，蓝布封皮几乎铺满了地，因为这样的书是不可能在回国时通过海关检查的。就在现场去掉了封皮及对书进行现场解体以后，把书拆开为若干部分，然后悄悄塞进衣服口袋。这样，一大批俄文版《日瓦格医生》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被带到了苏联。在苏联读者中开始了秘密流传。越是政府列为禁令的图书，越容易受到普遍的追捧，于是，俄文版的《日瓦戈医生》在苏联被广泛传阅。
然而，按照法规来说，这是一部真正的盗版书。当年，也就是1958年10月，当瑞典学院向世界宣布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帕斯捷尔纳克时，苏联以政府名义立即宣布，这是真正的反苏挑衅。迫于苏联的巨大压力，帕斯捷尔纳克不敢到瑞典去领奖，发表了感谢声明后，又转而拒绝接受颁奖。
此后，美国人的初步成功，似乎尝到了利用小说进行政治渗透的诸多甜头，于是多种多样的袖珍版的《日瓦格医生》在欧美各地出版流行，各种俄罗斯青年与外国青年联欢聚会的机会，都可能成为美国情报局的特务们向他们兜售赠送《日瓦戈医生》的时机。尽管克格勃的特工们时时都在盯着这类文化交流的往来，但《日瓦戈医生》依然在苏联土地上悄然流行。往往你越是禁止，越能激发读者的好奇心。就像我们文革时期的一些黄色手抄本，当你作为政治事件去查去追的时候，恰恰为这种书的流行做了最好的铺垫和广告。
今天这部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小说已经在俄罗斯公开出版。但是因为一部小说展开的东西方力量的角逐，却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一段历史。帕斯捷尔纳克至死也没有去领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是因为他不愿意离开他自己的祖国。因为他当时面临的，是在祖国和奖金面前必须做出抉择。
【索尔仁尼琴（1918.12.11-2008.8.3）】
在四位获奖的俄罗斯作家中，特别值得一说的还有索尔仁尼琴。
索尔尼仁琴，非关注文学的人，听来名字来有点陌生。这是一个典型的俄罗斯人，1918年生于高加索，2008年去世。早在1962年，索尔仁尼琴就发表过描写苏联劳改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社会上引起了超出纯文学评论的反响。1968年他因写成了小说《第一圈》和《癌症楼》并在西欧发表，不仅内容被质疑，其做法对于当时的苏联来说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于是1969年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而他的否定丑化苏联时期政治制度的作品，却受到西方的特别垂青。1970年，索尔仁尼琴被告知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件事在苏联国内立即引发了渲染大波。尽管苏联此时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丑化歪曲虚无苏联历史的做法依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关于这件事的争论异常激烈。一份支持索尔仁尼琴获奖的声明已经在私下悄悄流传，一批持不同政见者在声明上签名，表示支持索尔仁尼琴去领奖，并将其转给外国新闻社记者，以图造成国际影响，成为一个国际关注事件。而具有官方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却大力反对，明确把授予索尔仁尼琴诺贝尔奖一事，看作为西方对苏联的一种政治行动，西方的目的在于支持诸如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于是，苏联政府采取了非常严厉的手段，驱逐了索尔仁尼琴和约瑟夫•布罗茨基等人，将他们流亡国外，成为苏联侨民文学的典型代表人物。1987年，索尔仁尼琴已加入美国国籍。
索尔仁尼琴作为一个俄罗斯作家，他是一个性格和思想十分复杂的人物。在二战中，他还当过苏联军队的炮兵连连长，如果说他一生最大的政治影响的话，那就是他利用文学作品全盘否定斯大林，发表过对苏联政府有异议的许许多多文艺作品，因此成为著名的异见人士，也因此受到西方的嘉冕，因为他在作品中写了大量反斯大林的内容和对政府异议，因此受到西方的特别关注，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也因为持不同政见，被当时的苏联当局逮捕并被剥夺国籍驱逐出境。先是于1974年驱逐到西德，同年12月侨居瑞士苏黎世，后又流亡美国，受到美国参议院的特别欢迎，曾经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
一开始，美国当局认定这个作家写了那么多反斯大林和苏联体制的文学作品，那他一定是向往西方民主和自由的。但是当他定居美国以后，美国人突然发现，这个讨厌斯大林的作家，也同样非常讨厌美国民主自由的虚伪，他不但写文章抨击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斯大林，同时也坚决对美国的自由民主进行强烈的抨击。因而美国政界对这个人后来非常不满。他在大量演讲中公开声明，西方民主自由根本不具有什么普世价值，他还痛骂美国音乐实在难听，对美国的种种文化他甚至非常厌恶。对待这样一个人，美国人当然不满意。为此，当年的基辛格曾经特意提醒总统卡特，不要接见这个人。
但是，苏联的情况后来变化了，戈尔巴乔夫执掌政权以后，新思维的理论盛行一时。对索尔仁尼琴的态度大大转弯，戈尔巴乔夫不仅撤销了当年对索尔尼仁琴的处理决定，而且决定重新出版他的作品。这对于苏联来说，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待等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当了俄罗斯总统的时候，叶利钦干脆邀请他回国，还让他当选了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但是，这位长期流亡，政治上让人捉摸不定的人物，居然在回到祖国后对俄罗斯政策也非常不满，他目睹俄罗斯由一个苏联时期的大国沦落到这样不堪的地步，老百姓贫困潦倒，物价飞涨，经济一片凋敝，一个大国变成了一个经济上的弱国穷国，内心痛苦之极。他非常痛苦地说：这远远不是他所期待的样子。所以，他内心的痛苦，甚至超越了当年颠沛流离的流亡生活。
当1998年，叶利钦以为他庆寿的名义，宣布向他颁布俄罗斯国家奖章时，为了抗议叶利钦一系列的国内政策，他居然拒绝去领奖。后来普京做了总统，他感到了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下或许有了重拾大国辉煌的希望。直到去世前，当普京向他颁奖时，他才欣然予以接受。
就是这么一个思想非常特殊的作家，在苏联亡党亡国之后，以写《古拉格群岛》闻名世界，这个全盘否定斯大林诋毁过列宁的作家，在反思自己全盘否定斯大林、全面反对苏联政府的做法时，他说了一句传遍世界的话，他说：“我的所作所为，对不住苏联和苏联人民，我的作品害了我的俄罗斯祖国。”
这位被曾经当作异见人士代表的作家，到晚年说出了俄罗斯老百姓想听的一句真心话。后来在整个俄罗斯对历史的反思中，索尔仁尼琴这句忏悔之言成为一代人的具有代表性的心灵之言。这就是这位今天被国内某些人当作偶像级别的著名作家的大致历史。
到了晚年，索尔尼仁琴到底心灵的纠结是什么？他为什么说他害了俄罗斯祖国？她在苏联亡党亡国中起了怎样的作用？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不得不讲一段历史往事，否则你便无法理解索尔尼仁琴的内心是何等痛苦。你更不能理解国内某些人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时期会把这样一个人当作偶像加以吹捧的原因所在。
在苏联解体前的1988年，苏联曾经发生过一段非常奇特的很重要的政治事件，那就是在那个特殊时间里，一些媒体和学者开始公开否定英雄、丑化领袖、恶搞历史，对列宁斯大林时期的历史进行虚无主义解读。英雄人物像黄继光式的马特洛索夫、卓娅等等前苏联时期的国家英雄，领袖如列宁和斯大林等，被一些右翼力量肆意恶搞和重新解读。这种情况一时形成一种恶潮。其状况，很像前些年我们国内一些人丑化董存瑞、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肆意诋毁毛泽东等领袖形象时一模一样。
对这种歪曲历史的恶潮，一些苏联老布尔什维克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人便开始撰文表达不满。列宁格勒工学院的一位名叫尼娜·安德列娃的女教师率先站了出来，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以读者来信形式发表文章，对全盘西化、虚无苏联历史、丑化领袖英雄的做法提出坚决质疑和不满。这封信在整个俄罗斯影响极大。这本是一个共产党员捍卫党和人民利益的正义举动。但却惊动了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中央政治局。
一开始，这封读者来信在苏共党内引发了渲染大波。各报不仅转载，而且就歪曲历史的种种现像进行尖锐批评和讨论。许多有正义感的老共产党员认为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不能允许这种现像蔓延。应该说，这时的苏联，老一辈苏共党员为数不少。对老共产党员这样捍卫真理的声音，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改革派”却听着逆耳，坚决反对，认为这是苏共旧势力对他改革的阻挠和破坏，是斯大林势力在反攻倒算，是守旧势力的故态复萌。为了解决这个突然发生的舆论热点焦点问题，苏共中央政治局开了两天的闭门会议，研究怎么化解这场意识形态危机。
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思想的主导下，最后苏共中央政治局居然做出极其荒唐的决定，把这位青年女教师为代表的捍卫历史和英雄的行为，定性为“反改革的势力”的一次有预谋的行动，对教师进行严肃的组织处理。而在领导权上，决定把主管意识形态工作、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和立场的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当即免职，让他改行去主管农业工作。认为利加乔夫责任不可推卸。而把曾留学美国、一向坚持西化立场、对斯大林抱有刻骨仇恨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接替利加乔夫的职务，并就任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把安德列娃的那封捍卫原则和正义的读者来信，定性为是“反改革分子”的政治宣言。把这位有坚定原则立场的女教师定为反改革的急先锋。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此处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改革与我们所说的改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苏联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主导下的改革就是打着“公开性”旗帜的全盘西化，全面复制美国模式。
于是，苏联的整个思想界，一瞬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一批苏共老党员相继被迫害被打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被丑化被歪曲。苏联的卫国战争的光荣历史被肆意虚无和歪曲解读。英雄形象完全被玷污和扭曲。
就是这个雅科夫列夫，后来成为叶利钦瓦解苏联的得力干将，在他就任苏共宣传部长之后，他立即着手对意识形态领域领导权进行大改组。对当时苏联主要报刊大换血，实际上对媒体宣传的领导权进行政治大清洗。原来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一个不要，换成了反社会主义否定苏共历史的所谓“改革派”“新思维派”。
一开始，雅科夫列夫便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就是他悍然决定，把曾经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古拉格群岛》，在《新世界》杂志进行连载。使这个杂志一下子从原来的发行量42万份，暴增到250万份。
【《古拉格群岛》中译本】
这部作品与前边提到的《日瓦戈医生》一样，也同样曾经被一部分中国作家当作范本和经典，实际是一部引导中国虚无自己历史的一部政治小说，这部作品同样对中国作家和读者产生过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我们一大批美化国民党、歪曲共产党历史，丑化贬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歪曲新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诋毁共产党干部形象的诸多畅销流行小说，都有受到《古拉格群岛》影响的影子。比如严重辱骂共产党计划生育政策，严重诋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小说，等等，都是从这里寻找到了思想的和艺术的模仿源头和灵感。它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可以说基本是负面的。
《古拉格群岛》是一部怎样的书，我们必须说一说。可以说，这是全面诋毁前苏联的列宁和斯大林的作品，作品说这个时期的政治是残酷统治。古拉格是俄语，代表的前苏联劳改总局，作者将劳改总局比喻为群岛，而又将群岛代指整个苏联历史。在作者笔下，鲜血淋淋地描述这个劳改局内的生活。意指苏联这样的劳改制度已经渗透进了整个苏联，整个苏联就像是一座古拉格群岛。实际这就是地狱，是非人的生活环境，所以这部作品便成为攻击十月革命和斯大林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部作品从一出现就被当局列为禁书。原书是在国外出版的。
但是，雅科夫列夫居然把这部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作品连载发表。这无疑于一个强大的政治信号。于是，在苏共宣传部这样一种暗示和引领鼓动下，整个苏联像刮起了政治龙卷风一样。全面攻击列宁、诋毁斯大林、诋毁社会主义的恶潮越卷越猛烈。好像不骂几句共产党和斯大林，证明你这个人不识时务，不懂理论和时尚。在这种乌烟瘴气的鼓噪中，很快整个苏联的思想呈现一派混乱景象。
两年以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飘了70年的旗帜悄然落下，世界上面积最大成立最早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在西方一片喝彩中解体了，世界最早的共产党迅速结束了他的历史。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强大的党和强大的国家在一派乌烟瘴气的吵闹中轰然倒塌。我们不能说索尔仁尼琴在其中具有多么大的决定作用，但他以作品来攻击列宁、斯大林和虚无苏联历史的做法，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不可估量的作用。苏联人民从崇尚名人和知识分子角度，轻信了他的言论和鼓噪。也葬送了自己曾经辉煌的祖国。因此，到后来，当索尔仁尼琴目睹俄罗斯人民堕入苦难深渊，国家腐败现像一发而不可收的状况，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一次次联合对其进行制裁，使国家陷入苦难之中时，他有着发自内心的懊悔和苦恼，可以想见，他的心灵是万分痛苦的，他发表了许多带有忏悔性的言论，但为时已晚，强大的苏联已不复存在，苏联共产党已经成为历史，而他所抨击的斯大林却在今天成为原苏联人民倍加怀念的一代真正的伟人，他为此更感到万分苦恼。这也是后来他被称为有良心的作家的主要原因之一。晚年甚至包括他对斯大林的污蔑和诋毁，他都感到了深深的内疚。
对这样一个作家，在索尔尼仁琴访问台湾时，台湾作家李敖有过相对客观的评价，李敖在肯定了他的文学艺术成就后说：为了反共为了反斯大林，他可以不讲手段和原则，什么样的人他都可以联合，甚至极右的法西斯政权他都可以成为朋友，他都可以到现场为他们捧场。他认为凡是反共的政权都是可以联合的政权，这种认识是极其幼稚和多么荒谬。李敖认为他由于政治上的短见和荒谬，因此他一生都是充满矛盾的。晚年虽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矛盾，但是他的作品已经给他铸成了形象，他的作品给苏联人民带来的恶果，是仅靠忏悔所永远不可能抵消的。如果说利用舆论和影响诱导了人民走上错误路线的话。那么索尔仁尼琴对于苏联和苏联共产党来说，犯下的是罪恶。这就是文学的作用和力量。这也是值得今天我们中国的作家和人民来重新理解作品和文艺的历史作用的时候。
曾经获得过诺奖的索尔仁尼琴，就是这样一个晚年忏悔自己的作家，今天在我们全民抗战疫情的伟大斗争中，有些学者以偶像的名义来教育和开导读者。要大家去读索尔仁尼琴，读这个连作家自己晚年都深感懊悔的作家的所作所为。我们不仅想往深处问一句，你要今天我们的青年把索尔尼仁琴作为偶像阅读，我们学习他什么样高尚的品格呢？是学习他到了晚年敢于承认自己错误向自己开刀解剖自己的英勇精神呢？还是学习他带有偏见和偏激的态度虚无历史、带有极不成熟的偏见全面诋毁列宁斯大林、诋毁苏联前期曾经有过的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行为呢？你还是在号召社会对党和政府不满呢？在我们全民战胜疫情的当下，这些所谓的学者教授们不是鼓励大众投入众志成城的抗疫作战，而是教导读者去阅读索尔尼仁琴，不知到底是何等用心？我想这只有这些学者教授们自己心里明白。
【蒲宁（1870.10.10-1953.11.8）】
在俄罗斯历史上，与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捷尔纳克相比，前苏联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中，伊凡·蒲宁是前苏联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这次评奖中，蒲宁成功击败了深受斯大林青睐的被称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早在沙皇帝国时代，诺贝尔一家曾有很多年在俄罗斯生活，直到1916年，俄罗斯三分之一的原油依然掌握在这个家族手里。然而十月革命却导致了诺贝尔失去了整个商业帝国。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当诺贝尔的侄子伊曼纽尔·诺贝尔定居巴黎时，曾与包括蒲宁在内的反苏俄罗斯移民联系密切。在他1933年获得诺贝尔奖以后，苏联方面明确表态，这项奖颁给蒲宁，完全出于一种政治目的。并且明确称蒲宁是“革命的敌人”。因此，这个奖项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受到了苏联的无情谴责。
作为一个出色的作家，蒲宁与契诃夫、托尔斯泰颇为熟识。但是，他在作品中毫不掩饰他对苏维埃十月革命的厌恶。因此，苏联的批评家们尽管也承认他的文学成就，却毫不留情地称他是一个手里拿着鞭子的反动派。在他看来，苏维埃的革命仅仅意味着把俄罗斯古老文明消亡，把俄罗斯引向野蛮化。他的确热爱俄罗斯，但他热爱俄罗斯，对于俄罗斯贵族和农民是同等热爱。所以他的作品中，从来不写苏维埃的十月革命，从来不写苏维埃。他的著名小说《永恒的春天》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这种观念。这位作家1887年就开始了文学写作。十月革命以后，他非常明确地反对苏维埃政权，而后移居克里米亚。当苏联红军解放克里米亚以后，他便流亡法国继续写作。
蒲宁的作品在中国受到了很大的推崇，常常被一些人用“美丽”“可爱”“纯净”这样的词汇来形容他的作品。称赞他的作品“对黑暗俄国的极好描写”“对贫苦农民的极大同情”等等。但是这样一个作家，却为何遭受苏联政府的极大反感，这还是源于他作品的政治立场。在他的作品中的爱国情感，充满了对俄罗斯贵族生活的赞美，他称人民的造反者都是诬赖，不是善良而又宽容的信徒。在他《可诅咒的日子》中，他把普通老百姓写成暴民、杂种、野人、怪物和返祖特征明显的家伙。用这种肮脏的词汇，来发泄对苏维埃的极度不满。自然，他的这种政治态度，在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的苏联，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但是对于东西方阵营和政治格局已经基本形成的背景下，把这个奖授给蒲宁，与其说因为他的爱情诗歌、散文写得漂亮，倒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他的作品与十月革命的精神完全相悖。而这一点，恰恰符合欧美对这场革命的厌恶心理。这同时也与诺贝尔家族与蒲宁本人有着不无良好的关系密切相关。
【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5.24-1996.1.28）】
作为前苏联最后一个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约瑟夫·布罗茨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持不同政见者。他生于苏联卫国战争年代列宁格勒，早在1955年就开始了诗歌写作，1972年被剥夺苏联国籍，而后被驱逐出境，后移居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主要著作有《诗选》《二十世纪史》《致乌拉尼亚》等等。1964年，就在索尔仁尼琴因为写暴露黑暗的文学作品引发轰动后不久，24岁的列宁格勒诗人布罗茨基就已经被逮捕。理由当时很简单，他是一个体制外的诗人，体制外的诗人被当作不劳而获者，被作为“社会寄生虫罪”逮捕，而实际上依然与他的作品有关。他一生创作了大量诗歌，被称为文坛的诗歌巨匠。但是，他在列宁格勒乃至整个苏联感觉自己像在幽闭的空间里生活，象得了恐惧症一样，因此他一度被确定病人。他做梦都想成为一名世界公认的诗人，但是由于他的作品不符合苏联主流思想，不能公开出版诗歌集，只能在地下流传。他的这样一种作品与苏联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因此他曾经寻找机会离开苏联，选择与一位美国女子假结婚，但他最后没有这样做。被驱逐离境后，他选择去了美国。1987年，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苏联历史上，利用文学作品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可以说贯穿了整个苏联的历史，但是由于苏联始终运用高压政策对待意识形态的斗争，难免有许多失误的地方，这给苏联文艺带来了一定的损失。比如，最后获奖的这个布罗茨基，在政治上并没有太多与苏联主流价值观相对立的文艺作品，而是一个沉醉于创作的诗人，但是迫于苏联当时的高压政策，也被驱逐出境了，这对苏联文学也是某种程度的伤害。但是，纵观俄罗斯与诺贝尔文学的历史，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对于东西方文化角逐来说，它已经是一个真正的政治斗争的工具。在诺贝尔文学奖设立100多年的历史上，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控制在西方势力手中的文艺奖，不可能评什么社会主义的文艺作品。我们建国以来，有很多产生巨大影响的精品力作，没有获奖的殊荣。但唯有那些歪曲历史、丑化民族形象的作品才可以获奖，这足见这个奖具有多么强烈的政治色彩。
今天，无论诺贝尔和平奖还是文学奖，可以肯定地说，都是西方意识形态的表达，对中国已经算不得什么东西。用这样一个奖拿出来教导中国读者，前天还有人公开叫喊，认为什么日记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样一种毫无羞耻之心的恶意炒作，除了表达对党和国家的不满以外，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说目的，恐怕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那就是把那个写什么日记的作家与索尔尼仁琴等人相提并论。以借此提高日记作者的身价，其实这种恶意炒作不仅可悲，而且可耻，不管索尔尼仁琴等政治上怎样，有多少问题和不足，但他的文字还有诸多可取之处。而我们的某些作家那些被炒作的日记文字几乎根本谈不上什么文学的，有的简直就是堆砌的垃圾。不过是给帝国主义当了鹰犬，每一个今天的读者，相信都有自己的辨别力。
一句话，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不要再用什么名人，什么这奖那奖来忽悠社会了，人民大众相信的是眼见的事实。比如当下，不管你用怎样的手段来贬低和污蔑我们这场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抗疫斗争，但人民眼见的是事实，这个事实，就是在当今这个疫情遍及全球的当下，只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对人民生命安全和人民健康负责的政党和政府。不管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怎样贬损和诋毁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在抗击重大自然灾害面前所表现的制度优越性，不仅中国人民看得见，整个世界都已经看的分明。虽然我们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在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们正在不断克服自身的问题中前进发展，这一点，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反而，我们的社会对那些动辄说我们政府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动辄以学者大人的模样教训社会教训人民，而自己习惯于躲在阴暗的角落充当智者的人，这一次老百姓也看个清楚。那些家伙跟咱老百姓不是一条心，他们的那些阴阳怪气的话，最受纽约时报、受西方媒体喜爱。我们从这次抗疫作战有令则行的出发，从千万医疗队员离开武汉时的洒泪惜别，都是可以看出我们的人民对我们的党对我们政府的极大信任。都可以感悟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已经深深融入百姓的心里。任何对党群关系的蓄意挑拨，任何对政府和百姓关系的诋毁，都注定是徒劳的，也是无宜的。其结果只能增加人民对你的厌恶和反感，甚至憎恨。
（作者系著名文艺评论家、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解放军报文化部原主任、高级编辑；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全文修订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