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张文宏作为一个抄袭者，真没有啥子了不起，不过是偷懒和投机罢了，这样的人多了去了。问题反而是，象复旦先后两届学术委员会那么不要脸的群体，敢于逆着全国网民的密切关注，出来大秀特秀其不要脸的程度，还真得对他们表示无限的钦佩，一个人得把脸皮淬炼到怎么样的厚度，才敢于公开这么干？！为此，不得不写一个大号的“服”字。

　　记得前几年，名公知葛某担任复旦学术委员会主席时期，一位著名公知教授抄袭美国学者布罗姆著作，有些章节的抄袭率高达七八成的比重；如此典型的案例，到了复旦的学术委员会手里，经过他们“认真”审查之后，也认为不算抄袭。有人就此算是领教了复旦的宽容，推定以后复旦毕业生永远都不可能被认定抄袭了；出乎意料，一两年之后，复旦的学术委员会某次还因抄袭罪名，撤销了某位小年轻的博士学位，据悉这位博士的抄袭率远没有达到七八成那么高。这件事，可真是引发了不小的惊讶——哇，原来复旦学术委员会还在呀，还竟然有按照人们的常识去工作的时候呀。

　　这一次张文宏的抄袭率也很不低，结果，不出意外，又一次被认定不算抄袭了。

　　根据初中生的推理知识，两次高抄袭率都认为不算抄袭，一次低抄袭率算抄袭，那么，复旦的学术委员会到底依据什么标准来认定抄袭呢？难道是：有且只有抄袭率低于某个百分比之后才算抄袭吗？这样一来，依据这样的标准去培养学生，那不真成了网友讽刺的那样：复旦大学要办成复制大学了吗？

　　如果复旦学术委员会成员，真个认定“高抄袭率不算抄袭”的标准，那个真是超越了人世间的逻辑方法和理解水平了。显然，存在着某种学术标准之外的更高标准，在指导着复旦学术委员会大腕们的努力，通常而言，高于学术标准优先起作用的，往往是政治标准。

　　如果从政治标准出发的话，那倒是依据“求同法”或“求异法”，去寻找复旦高人心底的凭借。从这个方向出发，倒是可以发现其异乎寻常的行为依据，目前在复旦先后两届学术委员会那里，以极高的抄袭率而不被认定为抄袭者，其人均为自由派或公知言论方向的大腕。

　　从这个小数量的样本出发，可以大胆假设如下：在复旦学术委员会中间，执行的是政治标准先于学术标准，也就是说，这两拨人都是“讲政治”的，但他们讲的政治与中共中央有着较大的不同，是以公知政治标准压倒学术标准去指导工作的。

　　甚至，两届学术委员会的大腕们，都在全国网民的积极围观之下，公开地把学术标准当做废纸。应该说，这种执行政治标准的主动努力是很值得钦佩的，复旦学术委员会的大腕们，等同于以自己的脸皮为代价，卖力地推进相关公知政治事业的。要知道，这可是为了公知政治的“大公”，牺牲了大腕们个体脸皮的“小私”，照说，这些讲政治的人，应该是能够成就一些大事的，按照《老子》的说法“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大腕连脸皮都不要了去卖力扶持公知，难道公知还不能在复旦成就一点小气候吗？

　　这几年来，网民不断关注到，在复旦的教授群体中间，精美精日的精英教授，可真不算少。由此看来，复旦学术委员会执行“公知政治标准”优先的持久战努力，还真的颇见成效。以此而论，前文的大胆假设，还真的能够得到另外的证据来佐证。

　　两届复旦学术委员会以“不要脸”为代价，去为公知政治和言论保驾护航，对中国舆论场域的西化和公知化做出不小的贡献，这种无私行为多少给俗世人们一点信心——人世间还真有为理想而牺牲私利的群体。但是，复旦是教学部下属的机构，学术委员会依据小圈子爱好和标准去推进政治事业，虽然他们可以无视网络舆情——毕竟网友的批评再激烈也损害不了他们一根毫毛，但复旦学术委员会执行的政治标准与共产党明示的方向不睦，虽然多年来一直未被上级查处（显然有后台支持）。

　　复旦第一而再地公然践踏学术标准，很多民间人士都感到不能忍了，这不，何新老家伙已经实名向教育部举报了，要求教育部介入和调查此事。显然，如果教育部真的介入和调查，在网民积极围观之下，真有可能会发生预料之外的高成本，这会提高此后执行公知政治标准的风险。

　　不过，复旦千万别怂，期待你们的学术委员会的大腕们，把公知政治标准和不要脸进行到底。

　　二〇二一年八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