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宣部发布了重要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行动价值》，其中一个不为人所注意的重大变化，就是40年来第一次放弃了“反革命极左”这个逻辑悖论。虽然这个重大变化是出现在该书的注解中而不是在正文中(有时候天使也是隐藏在细节之中)，但是由于正文中仅有一次提到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做任何解释，所以对文化大革命的注解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特别意义。

　　该书是这样提到文化大革命的：“‘大跃进’⑳后，毛泽东同志对‘大跃进’造成的工作失误主动承担了责任……党纠正‘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㉑的错误，深刻全面地总结教训，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然后在(注21)中说：“‘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指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中国进行的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并卷入其中，被林彪、江青集团利用，给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政治运动”。

　　以上关于文革的解释在其他方面与以往的解释没有什么区别，唯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改变了以往历史文献中关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提法，去掉了江青头上的反革命帽子，而变成了简单的“江青集团”。虽然这个变化在政治学和法学上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在伦理学和逻辑学上却具有重要意义。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讲，极左只是太革命，极右才是反革命，虽然极左和极右在一定的条件下会互相转化，但是在同一条件下，极左和极右是根本对立、不能混淆的，一个人要么是极左，要么是极右，而绝不可能同时既是极左又是极右，同时站在地球南北两极上。如果说江青是反革命，那就是极右，而不可能是极左;如果说江青是极左，那就是太革命，而不可能是反革命。

　　虽然把反革命和极左同时放在一个人身上在短期内政治上比较划算，可以从正反两个方面把一个人全都放在罪恶的位置上，无论是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还是国民党的立场上，是站在革命立场上还是反革命立场上，甚至是站在任何一个阶级和任何一个政治集团的立场上，用任何一个政治尺度来衡量，这个人在逻辑上都是有罪的，就如同在北极向任何一个方向跨出一步，都是向南行走一样，可以把一个人全方位锁定在罪恶上，但是在逻辑上却会形成严重悖论，出现“极左反革命”、“极右太革命”这样一些不可理喻的混乱概念，突破所有阶级和政治集团的伦理底线，导致人类思维领域陷入黑暗，造成全民族没有任何赢家的全输局面。

　　正是因为这种逻辑悖论的思维黑暗最终没有任何赢家，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很少出现类似“反革命极左”这样充满逻辑悖论的荒谬罪名，很少有人把彼此不共戴天、根本对立的两种罪名扣在同一个政敌头上。大家去看一下历史就会发现，大概除了江青(不算林彪这个连带)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或者集团同时背负两个水火不容的对立罪名了。这个问题与对江青及其对手的历史评价没有关系，并非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逻辑问题，一个伦理问题，一个人类文明问题，无论对江青怎么定性定位，也都只能定在极左或极右一个罪名上，或者极左或者极右，或者在南极或者在北极，而不能同时定在南北两个相反极端上。

　　在这一点上，当年华国锋就避开了这种逻辑悖论和政治乱伦，把江青定性为是“反革命极右派”。这个定性把江青完全划到了国民党蒋介石一边，划到了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一边，甭管这种划分是否符合现实和历史，但至少在逻辑上和伦理上没有问题，它只影响到政权的归属，而没有影响到中华文明的绝续。也正是因为华的这种划分方法只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没考虑改革开放，所以很快就被第二代领导人给否定了。原因很简单，如果把江青定性为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极右派”，那么对江青的批判就会变成对复辟资本主义的批判，如此一来还怎么进行市场化改革?于是便把江青又重新定性为是“反革命极左”，可是由于反革命和极左派之间完全是水火不容，于是便留下了导致思维混乱的逻辑悖论。

　　这个逻辑悖论对中国造成了严重后遗症，可以说整个中国道德伦理的崩溃，都或多或少与此有关。朝野内外的人们一看，既然连反革命和极左这两种完全对立的东西都能够混在一起，还有什么不能够混在一起?于是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就全都乱套了，人类数千年文明所建立起来的所有规则和禁忌全都灰飞烟灭，“优胜劣汰，弱肉强食”的兽性法则成了衡量成败的唯一法则，“反革命极左”这个荒谬无比的逻辑悖论，成了整个社会的逻辑模板和行为样板，所有的是非对错善恶美丑，在“反革命极左”这个逻辑悖论的对照下全都失去了客观标准，人类在脱离动物世界数千年后又返回到了动物世界。

　　既然清晨就是黄昏，那么太阳也就没有了升起的地方，所有的真理都会黯然无光。这就是“反革命极左”这个逻辑悖论带给中国的可怕后果。好在随着江青头上这顶反革命帽子的消失，“反革命极左”这个逻辑悖论也将会一起消失，是非对错善恶美丑的客观标准将会恢复起来，人们将会重新看到逻辑的阳光。思维领域的天就要亮了。仅此一点，就应该向中宣部这部文献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