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为纪念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我应邀到纽约的汉特大学演讲，题目是“我心中的毛主席：一个中国农民的儿子看毛主席”。演讲结束后，纽约大学人类学系的一位教授，问我怎样解释毛主席搞的个人崇拜。我回答说，历经苦难与压迫的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爱戴和崇拜，完全是出于他们对领导自己翻身解放的伟大领袖的由衷敬仰。说毛主席搞个人崇拜，是一种无端的污蔑。美国人崇拜他们的开国领袖华盛顿，小学课本里有少年华盛顿的斧头和樱桃树的故事，说华盛顿用父亲给他的小斧头，砍掉了父亲心爱的、当地稀有的一棵樱桃树，父亲追问他的时候，他诚实地承认了自己犯的过错，受到了父亲的原谅和赞扬。这样一件孩提时的平常事，被拿来宣扬领袖的品质，这是为什么？华盛顿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陆军总司令，但他曾两次威胁说，如果不及时给他发军饷，他将罢战回家。其实，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主要是富兰克林通过外交斡旋，使法军卷入英、美之间的战争，英军获胜无望，才被迫让美国独立的。而美国人将这一切都归功于华盛顿，这叫什么？美国人还崇拜林肯，把他看作是解放黑奴的总统，但林肯没有给美国黑人可以安身立命的土地，只是给了他们名义上的自由。林肯在一封信中说，养猪有不同的方法。一种方法是给猪盖猪舍，提供食物，另一种方法是让猪自己找食物，如果猪冻死，饿死，正好烤着吃。信中暗喻的对象是谁？体现了对黑人最起码的尊重了吗？美国黑人被“解放”后，仍旧流离失所，逃不脱被奴役的命运。林肯真正值得受美国人（尤其是美国黑人）崇拜吗？美国人崇拜肯尼迪，但肯尼迪为美国人民做了什么呢？他的一句话：同胞们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是你能为你们的国家做些什么，就让美国人对他崇拜不已！如果说个人崇拜，美国才是淋漓尽致、登峰造极。一九八八年，我去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当时国内学术界的知识精英们正在搞一场丑化毛主席的运动。他们骂毛主席搞个人崇拜，骂毛主席是秦始皇。许多新加坡的老华侨对此很反感，他们对毛主席创立的新中国非常热爱。冷战时期的新加坡政府是美国反共政策的急先锋，数次欲关闭中国银行新加坡分行，但每次都没能得逞。新加坡的老华侨为了支持新中国，排队到中国银行去存款。他们没有多少钱，三元、五元，连续数日，银行不得不加班加点营业。新加坡政府看到新中国是人心所向，不得不收回关闭中国银行的成命。一位新加坡中国银行的高级官员不无感慨地对我说，是新加坡老百姓对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的挚爱和支持，才保住了新中行。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去世。当时新加坡政府跟中国没有外交关系。新加坡中国银行的职员，为了让新加坡人和路过新加坡的各国海员有一个向毛主席致哀的场所，自发地在新中行营业大厅搭建了一个灵堂，原计划开放三天。但热爱毛主席的新加坡老华侨和路过新加坡的各国海员成群结队、络绎不绝地来到新中行，向毛主席遗像致哀，三天时间根本不够。新中行的员工不得不二十四小时开放毛主席的灵堂，并将开放时间延长至十天。许多白发苍苍的老华侨哭倒在毛主席的灵前，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海员，打着用各种语言写的，意思为“毛主席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的横幅，到新中行临时搭建的毛主席灵堂，向其遗像致哀。新加坡中国银行前副总经理蔡剑秋先生手里仍保留着几百副当年拍下的照片。那时，他只是新加坡中国银行的一名低级员工。在海外看到这些珍贵的历史照片，让我深深地感到，那些谩骂毛主席搞个人崇拜的人实在是无知与肤浅。毛主席一生的奋斗和他所制定的各项政策，从根本上讲，代表的是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他得到中国和全世界受压迫人民热爱与崇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那些说毛主席搞个人崇拜的人，自己又何尝不想让人民崇拜？只是自己制定的政策，自己的所作所为不得人心，无法让自己得到人民的崇拜。如果说毛主席生前，人民热爱崇敬他，可能跟政府的宣传有关系，或许还可以说得过去。但毛主席去世后，西方的统治阶级及其精英，动用了他们所掌握的舆论机器，使用各种各样的卑鄙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地诋毁毛主席的形象。在这样的社会大气候下，再把受压迫者对毛主席由衷的，执着的爱，说成是毛主席搞的个人崇拜，就不合逻辑，荒谬绝伦了。九十年代，正当精英们大肆诋毁毛主席的时候，民间却盛行着毛主席热。美国纽约时报多次发文讨论这种现象。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一个叫李非根的学者要求采访我，说要出一部关于毛主席热的电影。李非根看上去还像一个比较客观的学者，曾在他的书中引用我书中的话语、观点十几余次，我便答应了他的请求。到采访那天，他先付给了我一美元，然后递给我一份合同，上面写着，为了这一美元，我同意接受李非根的采访，为了这一美元，我同意李非根编辑我的话语，断章取义我的话语，歪曲我的话语，糟蹋我的话语。我理所当然地拒绝签署这样的合同。但李非根说这不是他的发明，美国的许多出版社、电视台都用类似的合同来保护自己。同时，他又拿出几份别人已经签过的同样的合同让我看。我想既然这是惯例，也就把合同签了。他采访了我两个小时，但后来电影发行时，简直让我看不下去。（ Lee Feigon: The Passion of The Mao, March, 2006, U.S.A.）由此可见，歪曲事实、断章取义、改头换面，是美国一些不良出版商的惯常做法。
毛主席去世后，中国许多不良文人说新中国前三十年不民主，因为没有所谓的普选，所以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到美国来以前，我也曾认同过这种说法。在美国生活二十多年后，研究了美国和西方的政治制度，我才明白毛主席实行的从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选拔干部的做法，才是真正的民主。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波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看了我介绍六七十年代革命委员会的老、中、青和工、农、兵三结合的人员组成后评论说，让真正的工人、农民、军人组成政府，并直接管理国家，这才是货真价实的民主（democracy in spade），因为由工人、农民和军人组成的政府，能够真正代表广大工、农、兵以及其他基层民众利益。美国和西方的所谓民主选举，选出来的大多是钱多势大的人，真正出身工、农的政客是凤毛麟角。而在美国和西方参加选举，则需要大量金钱，没有金钱开路，真正的工、农要进入政界十分艰难。所以，西方的所谓选举，基本上是精英阶层的一场游戏。美国虽分共和党和民主党，互相有所牵制，但在维护精英阶级的利益上，他们总是一致的。二〇〇〇年和二〇〇四年的美国大选中，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奥尔高和约翰凯利明知共和党作弊，也不愿与共和党苦争，以便把船弄翻，因为只要船不翻，双方可以继续高高在上，过精英生活。这边的损失，可以在那边得到补偿。正是因为美国的政治是由精英阶级把持着的，作为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之一的美国，竟有七分之一的人（约四千五百万人）在饿肚子，没有医疗保险。在许多人眼里，美国是民主自由的典范，但只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五的美国，却关押着占世界百分之二十五的监狱人口。每九个年轻美国黑人就有一个在监狱服刑。百分之七十的美国黑人一生中至少坐过一次监狱。在美国的纽约州，每年有60多万美国人，大部分是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人，被警察拦住并搜身，其中有近百分之二十的人因为不配合，被以拒捕的名义逮捕。一个人仅仅因为自己的肤色，就被警察叫停搜身，还得配合警察，如不配合，就要被逮捕，这是多么荒唐的民主制度！但美国所谓的自由媒体从来就不讨论这个问题（Noam Chomsky: The U.S. Behaves Nothing Like a Democracy, But You'll Never Hear About It in Our 'Free Press', Alternet, August 15, 2013.）。这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除此之外，美国的各地拘留所里, 每年还关着一千万等待审判的罪犯，许多只是犯了小罪，但交不起保释金的穷人。在新中国前三十年，许多工人、农民进入了各级政府和人民代表大会。五十年代建国伊始，倪志福、郝建秀、石传祥等一批工人进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六十年代开始，工农群众更成了各级人民政府的主流。农民出身的陈永贵进入中央政治局，成为国务院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陈永贵书读的不多，但他有丰富的农业知识，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是领导农业的好人选。只有在新中国前三十年，陈永贵这样的农民人才，才能脱颖而出。中国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正是在新中国前三十年，在陈永贵主持农业的时候，彻底改变了面貌。农业集体化和农业学大寨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改善了中国的农业基础设施，使中国的农村水利条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的粮食产量上了好几个台阶，解决了全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新中国前三十年中国的人均寿命能从1952年的35岁增加到1976年的69岁，超出条件跟中国差不多的印度20岁，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内几乎翻了一番的原因之一。新中国前三十年选拔干部，让真正的工人、农民和军人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民主政治制度。与西方的精英民主相比，这个政治制度能更广泛地代表人民的意愿，更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更能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使得中国的民主制度有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中国的政治制度有了最广泛的民意基础。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干部、知识分子参加劳动的制度，是世界上最有政治创意的民主制度，是新中国前三十年政治清廉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美国是许多中国公知赞许的民主国家，但是，美国大选时，勉强只有一半的人参加投票，大部分美国穷人对选举无动于衷。地方选举投票的人更是少得可怜，我所在的城市选举市长和市议会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的官员时，投票的比例只有百分之十多一点。而政府为筹划选举花了很多钱，平均在一张选票上耗费将近一百多美元。当地的报纸采访我，问我这样的选举值不值得。我只好说值得，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选出政府领导人。新中国前三十年先进的民主制度也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农业和国防工业体系，独立自主地造出了原子弹、氢弹和导弹，并且让卫星上天，核潜艇下水，造出了自己的大飞机“运十”（后来因故被迫下马），这些方面大大领先跟我们条件差不多的印度。中国许多反毛的知识精英，说毛主席不懂经济。从人类历史的高度来看，没有人能跟毛主席相比，在经济上取得那样丰硕的成果：让人人有事干、有饭吃，让人人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住得起房，让社会上没有娼妓、没有毒品，把犯罪率降到最低，把贪污腐败降到最低。让中国的人均寿命在短短三十年翻了近一番，领先同样条件的印度近二十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看上去很高，但他们从来没有解决困扰贫民的无家可归的问题、失业问题、毒品泛滥的问题、娼妓的问题和穷人看不起病的问题。从历史的高度上看，毛主席的政治经济学、毛主席管理国家和经济的能力，是前无古人，后也罕有来者的。因为我们先进的民主制度，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中国在国际上一直占有道义制高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中国敢于理直气壮地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大张旗鼓地支持美国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正义斗争。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眼里，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中国，代表着正义、民主、平等和人权。那个时代的中国，消灭了娼妓、消灭了毒品、消灭了性病，基本上消灭了贪污腐败，犯罪率被降到最低，实现了免费教育和全民医保，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饭吃，消灭了无家可归现象。在全世界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三农”问题时，中国的农村欣欣向荣，粮食产量逐年增长，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全面发展，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农民的生活不断改善。那时的中国农村充满了希望。什么是盛世？那才是真正的盛世，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盛世。在全世界各国、各地区都面临着严重“三农”危机，大量农村人口外流的今天，回顾新中国前三十年的中国农村通过让农民自己管理自己所取得伟大成就，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追思当年真正民主的强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