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铭(20211120)
一
我认为,经济金融问题可以看作是个纯粹的技术性的问题。经济的本质是可以认识也必须认识的，经济、金融、货币、市场的运行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也是可以认识而且必须认识的，这个规律是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工作必须遵守的。违背了这个规律，就要付出沉重代价。我只是揭示经济金融的本质和规律，并结合实际，批判主流经济、金融领域的官僚、政策、教育、宣传、专家、学者对经济金融规律的无知和愚昧；揭露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买办本质，细致、深入、全面是揭示中国经济的买办化的过程及危险，以期望唤醒主流统治集团对经济金融的主权意识，从而收复经济主权、金融主权、市场主权，跳出华尔街金融寡头、及其豢养的买办资本势力、相关官僚、专家、学者、智库，还有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媒体所联合设置的思想陷阱，消除已经降临并更加严酷的民族灾难。
经济学是解决问题的学问，决不是信口雌黄地解释经济现象的学问。如果只能解释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那么，这就是一门骗术，而不是一门学问。
我不认为经济金融问题完全是意识形态的问题，甚至也不完全是阶级问题，当然，要把这些经济金融规律运用于指导经济金融实际，就需要阶级力量的支撑。资产阶级是不愿意遵守这些规律的。告诉人民群众经济的本质和规律，属于专业教育的问题，而遵守这些规律、以规律为指导搞经济斗争和建设，则是个阶级问题。
决不指望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势力会多看一眼我的文章，不要那么天真。
二
本文从动员角度讲公制制、私有制经济的优劣问题。
一个政权是不是强大，不看其本国的生产能力、不看其幅员、人口、教育程度、基础设施、技术水平、资源情况等因素，而看这些因素能否被政权以最简便、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动员。“资源”再多、再好，政权动员不了，或者动员的代价太大，也不意味着政权强大。这样的政权，既不强大，并不可怕。
动员，最基本的动员是对劳动的动员，也就是动员人力。对一切物力、资源的动员，归根结底，都是对人力、劳动的动员。动员不了劳动力，就动员不了任何资源。
对人民的动员，或者说对劳动力的动员，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动员，一种是间接动员。直接动员就是劳动者直接献身于政权组织的生产、斗争，付出劳动，通常是国营企业的工人和政府领导下的农民才能被直接动员。间接动员，即政权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通过私有资本这个媒介，间接地动员私有资本控制下的劳动者。
政权直接动员劳动力时，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产品直接缴给国家，不经过中间交易环节，交易成本为零。当然政权要向劳动者提供衣、食、住、行、学、医、娱等方面的保证。还须给予政治上的肯定。
对私有企业控制的劳动的动员，要经过私有资本这个中间环节，劳动者与政权之间有私有资本这个“隔阂”。这个“隔阂”会留下如下后果：
一是私有资本地向政权索取经济上的利益，通常包括成本、利息、货币发行权、资源使用、雇佣工人等特权，还有政治上肯定。
二是劳动者与政府间隔着私有资本，则劳动者不可能全力以赴投入到政权所需要的生产、建设、斗争中。
三是政权不必保证劳动者的基本生活，私有资格以工资的形式购买了劳动者的劳动，这是一种商品交易。劳动者的生活问题，由劳动者自己解决。
四是既然是一种交易，劳动者也不必全力以赴于资本要求的劳动任务。
其五，政权不必甚至不愿意为劳动者提供政治上的地位和荣誉，必须给予私有资本以相当的政治地位。最常见的情况是，政权还要允许、帮助、支持私有资本压榨工人。
三
无论平时还是战时，政权都需要动员全国的劳动，当然这种动员越深入、越广泛、越彻底、越高效，则政权越强大，运行越顺畅，组织生产、劳动、建设、战争的能力越强。
是应该发展直接动员，还是发展间接动员？这是个极其关键的原则性问题。
直接动员，与间接动员相比，有个极大的不公平。
对公有制工人、政权领导下的农民的动员，即工人、农民以主人身份参加劳动、生产、建设和战斗，付出汗水甚至是鲜血，支持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运行。在战争期间，工人农民生产弹药、粮食等物资，当然全部上缴并用在战争上，这些弹药、粮食等物资，就消耗掉了。事后，政权并不需要向生产这些物资的工人、农民归还这些物资，也不需要向他们补偿相应价值的其他物质，更不可能让牺牲的人重新活过来。实际上，政权也没有能力作这补偿。请注意这一点。
但是，间接动员则完全不同。
平时或战时，政权采取用货币向私有资本购买服务的方式，采购其商品或服务，当然间接动员了私企控制的劳动力。但是，这种动员需要政权承担很大的“归还负担”。
在向政权提供产品和服务时，私有企业是有成本和利润的。如果公有制经济比例过低、私有经济比例过高，相信这个成本和利润，是极其巨大的。这个成本和利润当然是以货币形式，积存在私有资本手中。
那么，私有资本手拿这些钱，向政权讨要“回报”，这种讨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合法的、合理的。
政权当然不能拒绝这种“讨要”。
怎么才能履行义务、满足私有资本的讨要呢？其法大致有五：
一是向私有资本提供公有制工人、农民生产的各类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供私有资本采购。
二是给予私有资本用手中的钱采购国家资源的特权。这当然侵蚀了政权进行直接动员的能力。
三是允许私有资本扩大生产、扩大雇佣工人。
四是在政治上要肯定私有资本，给予政治地位，在法律上保护其对工人的压榨，以便于进一步通过私有资本进行间接动员。
五是继续允许私有资本货币发行特权，政权必须给予贷款、拨款。
四
不难看出，直接动员和间接动员的区别如下：
一是直接动员，只能是对公有制经济的动员，公有制企业是直接动员的工具、途径和手段。间接动员，必然以私有资本为中间媒介，不可能绕过这个媒介。
二是直接动员的深度、广州极其彻底，动员能力极强。间接动员因为有资本这个“隔阂”，动员能力被削弱。
三是直接动员没有“交易成本”，间接动员有巨大的交易成本。
四是直接动员不需要“归还”所动员的物力，但是，间接动员，需要“归还”同样价值的物质。而实际上，这些物质已经消耗在政权的正常运行和重大战争中了。请注意，政权是没有能力“归还”和补偿这些物质的。——这是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但极容易被忽略。我极希望大家充分是、深入地思考和认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搞公有制的根本。这个问题，也完全是个技术性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五是直接动员，政权须向工人、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并给予劳动者以政治上的肯定。间接动员，即“政府购买服务”，政权不但须要向私有资本归还相应价值的物资，而且，还要承担交易成本，并向私有资本出让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权利。
不难看出，政权的动员能力，直接取决于与公有制经济所战国民经济的比例！公有制强大，则政权的动员能力强大；反之，如果私有资本强大，则政权的动员能力就不强，即使其本国经济看上去很强大，技术很先进，工业很发达。
今年，抗美援朝战争受到全社会的重点关注。那当然是一场能够体现中美两国动员能力对比的先去。美国在其英法等国仆从的支持下，几乎可以动员大半个世界的资源，而中国显然只能动员本国的资源，加上苏联的一些支持。中国居然能够打败美国。不过，这场战争并不能很清楚地证明中国的动员能力。
我认为，最能体现中美两国动员能力对比的战争，是上世纪70年代中美国的全面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
我们只注意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而轻视甚至无视上世纪60、70年代以援越抗美斗争为代表的中美两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全面斗争，对主席、对中国人民、对全世界人民，是极其不公平的。
我当然，赞扬抗美援朝的伟大，但我觉得最能体现主席高明的政治指挥能力的，是60、70年代指挥的全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霸反修斗争！
这是一场名符其实的世界大战。
战场遍及政治、经济、金融、思想文化、舆论宣传、军事斗争等领域，范围遍及亚洲、美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几乎卷入了所有国家。几乎没有谁、没有哪种政治力量能置身事外。
所以，这场斗争最能体现中美两国的动员能力。
从经济上讲，中国是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私有制几乎为零的社会，而美国是私有制占绝对主导、公有制为零的国家。
所以，中国的动员，纯粹的直接动员劳动人民，不经过资本这个中间环节，不存在交易成本，也不需要“归还”在各个战场上消耗的物资。
美国的动员，纯粹的间接动员，存在巨大的交易成本，需要向资本归还与在各个战场上消耗的各种物资等价的其他物资，或者给予私有资本以使用开采资源、国内外市场、人力和货币的特权。特别注意，美国的私有资本最喜欢发战争财。
中国经济体量并不大，还处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能力当然远远不及美国。而美国已经是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有一种极其荒谬的观点，积非成是：只有在和平条件下才能搞经济建设，但中国的经济建设，均是在战争完成的。在中国学术圈子里，还有个荒谬现象，在研究美国经济时，他们说美国发动战争，带动了美国经济发展；而研究毛主席时代的支持第三世界民族独立和解放战争时，他们又说，毛主席好斗，战争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双标”得厉害。）
这场遍及全世界五大洲、四大洋，以军事斗争为主、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斗争相互配合的、为时长达20余年的空前的世界大战，当然是对中美苏英法等国，尤其是中美两国动员能力的严酷的考验和考试。
考验和考试的结果，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资本主义大国美国，根本不及格。在和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斗争中，未占过任何便宜，长期被动、步步失败。最后结果是尼克松来华乞和，不得不败退越南，不得不接受中国的条件，退出我台湾宝岛，在全世界战略收缩……。
五
今天，中国的私有资本已经占据了中国经济的绝对大部分比例，公有制不复存在，国有制经济也在萎缩（国有制有私有制性质）。中国的动员，必然绕不过私有资本，必然有巨大的交易成本，必然要“归还”与所动员的物资价格相应的其他物资和权利。中国的动员能力如何，我不敢乐观。
雪上加霜的是，政权只有完全掌握货币发行权，才能向私有资本采购商品和购买服务，才能间接动员劳动。但是，因为引进外资、出口创汇、美元结算、储备美元以及为了引进更多外资而推行的开放金融、开放市场、优化营商环境、内外资一视同仁、外资金融服务于中国实体经济、中国金融不允许服务于中国实体经济、保护外资知识产权等买办政策，中国政权的人民币发行权，已经完全至少是大部分旁落于私有资本特别是外资。中国政府想得到点钱，只能指望国有资本、私有资本的那点可怜的税收！如果私有资本不愿意奉献税收，则政权连购买服务的钱也没有。
丧失货币发行权，又进一步地束缚了政权的动员能力，使之更加萎缩。这点动员能力，平时尚可维持，当然不敢组织重大经济工程和反侵略战争，对内对外都十分软弱，一旦发生战争，即使打赢战争，政权也无法支付由战争带来的巨大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