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的阶级路线没有错!
——从地主后代混入党内到“又跳出来”说起
张宏良
此人是几天来最活跃最兴奋最欣喜若狂的典型代表。他认为决议最大的亮点，就是用“完全错误”、“祸国殃民”、“罪恶活动”、“十年内乱”、“最大的挫折和损失”、“极其惨痛”、“灾难”等词汇，“钉死了‘文革’这具僵尸的棺材盖”。他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只要看看他写的入党之路就知道了(见后面所附他的自供状——《我的入党之路》)。他的入党之路突出的就是两点。
一是他只提到了自己要求入党的时间，而没有提实际入党的时间，原因如他自己所说，是因为改革前期对入党还注意阶级把关，所以一直把他们这些人挡在外面。放开条件让他们这些人入党，是改革后期的事情。至于是哪个时期作者没有说，估计是怕一旦牵连到谁不高兴，影响到他的地位和待遇。不过在此他无意中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这就是过去我们党讲阶级成分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时代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成功，就在于我们党在剥削阶级子弟没有改造好之前把他们挡在外面，由此才保证了党的纯洁性。今天作者的表现本身就说明了我们党阶级路线的正确性。
二是他只是愤愤不平地质问凭什么条件才能入党，要像祥林嫂那样捐多少门槛，要像苦行僧那样磕多少响头，才能入党?却只字不提为什么入党，只是说他入党后便做了官，有了后来的好日子。作者在此不愧是文字高手。一方面，他以“祥林嫂加苦行僧”的比喻表示了这个党是一种落后的封建宗教组织，祥林嫂代表落后，苦行僧代表宗教;另一方面，他再次重复和印证了改革前所批判的“入党做官论”，认为包括他自己在内的许多人入党就是为了做官，就像高考是为了上大学一样。就这一点来讲，作者倒十分诚实，并没有刻意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和阶级立场。这个问题暂且不谈，还是回到我们的阶级路线上来，看看我们党建国后近30年的阶级路线有没有错。
中国1949年建国，1956年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阶段，直到1976年也不过就20年的时间。在这20年过程中，中国的剥削阶级是不是已经改造好了?是不是已经不再仇视革命，仇视共产党，仇视社会主义，仇视人民群众了?今天作为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代表的作者的言行已经做了充分回答，根本就没有改造好，仍然坚持原有的阶级立场和阶级观念。既然现在距离1956年已经过去了65年，这些人都没有改造好，那么在1956年的当时，在1966年的十年后，以及1976年的20年后，他们又怎么可能会改造好呢?他们又怎么可能不想复辟自己统治的剥削社会呢?
如果仅仅是被打倒的剥削阶级想要复辟也就罢了，虽然他们有这个想法却没有这个能力，没有必要太在乎他们。但是要命的是后来党内也出现了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官僚资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生活方式的向往，并不亚于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如此一来情况就严重了，比当年苏联的情况严重的多。当年斯大林对资产阶级并不像毛主席那样对他们进行和平改造，而是统统拉出去枪毙了，随后把他们的亲属也送到了西伯利亚去劳改，从肉体上消灭了剥削阶级，苏联人民不用再担心被打倒的剥削阶级会复辟的问题。
而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毛主席把资产阶级和整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都包了下来，对资产阶级进行和平改造的赎买政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高薪包养政策，被打倒的剥削阶级成员一个不少全都存在，他们总是想和党内官僚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性质。我们党又不能像斯大林那样把他们拉出去毙了，而只能采取阶级路线这个政治防火墙，把这些剥削阶级及其子弟排除在权力层之外，不让他们重新掌握权利和生产资料，而是要通过就业劳动把他们改造成为和劳动人民一样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就把剥削阶级全体成员都保留了下来。今天一些青年人抱怨当年毛主席太仁慈的原因，就在这里。
或许有人会说，就算是像斯大林那样把剥削阶级成员全都镇压掉也没有用，苏联不就是个例子吗?其实苏联并不是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复辟的结果，而是苏联人民与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同归于尽的结果。当时苏联的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村富农阶级已经被消灭了，苏联知识分子又是社会主义胜利后自己培养的，没有与苏联人民形成对立，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完全处于孤立状态，没有能力把与知识分子相融合的老百姓踩在脚下，老百姓也无力单独推翻苏联官僚资产阶级统治，结果就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插手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与官僚资产阶级同归于尽，双方谁也没有得到政权，而是便宜了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只是由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太短视，最终政权才落入民族资产阶级手中。
而中国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和党内官僚资产阶级以及知识分子却联合起来，形成了空前强大的力量，而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剥削阶级人还在心不死，总是想变天，致使中国老百姓的反复辟斗争始终只盯住被打倒的剥削阶级，而忽略了官僚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则把大量剥削阶级子弟吸入党内并送入权力阶层，再加上知识分子原本就来自于剥削阶级，结果就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结构。这就是他们仇恨革命特别是仇恨继续革命的根本原因。
附：人民日报李德民：我的入党之路
詹国枢
2021-05-07 18:18
老詹小注：
今天，继续转载李德民自选集《文章满纸书生累》中的文章。
作为人民日报编委会(相当于党组)成员，李德民当然是货真价实的党员。
然而，他的入党之路，并不顺畅。
当年在社科院读研究生时，他并不是党员。
不是党员，要想进人民日报工作，几乎不大可能!
于是，在积极争取入党的同时，他给中央领导胡耀邦写了一封信，
反映入党难问题!
这个李德民，胆子也真够大的!
结果如何呢?
往下看吧——
我的入党之路
李德民
40年前，1980年，我给中央领导胡耀邦同志写封信，反映入党难问题。承蒙领导重视，及时批复。
为什么要写这封信呢?逼的!当时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新闻业务专业二年级学生，面临着1981年的毕业分配，而分配到人民日报的，必须是党员，这是多年的老规矩，听说的。
1980年，惊蛰的春雷声声在耳，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但冰雪尚未完全融化，西北风尚有余威，“倒春寒”时时袭来。
1978年一进新闻系，我即给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如泥牛入海，没有消息，听说入党培养对象中也无本人。担心了。
中学，大学我没能入团，虽说积极申请过。如果说，当年不让我入团，是因为出身和表现，那么，读研时，斗转星移，新的时代，不让我入党，难道还因为政审表中，家庭出身一栏填着“地主”两个字?当年，这俩字刺眼。录取你不错了，你得陇望蜀，还想混进党内?
我百思不得其解，升学考试凭分数，入党到底凭什么?“祥林嫂”到底还得捐多少道“门槛”?“苦行僧”到底还得磕多少个“响头”?
读研3年，出事的不少，有的同学出的还是丑事、大事，直至被关进牢里。而出事的差不多均为党员和入党培养对象。
我干干净净，还无偿献血200毫升。而我却不是党员，也不是培养对象，心中不平。
有人非把德民关在党的大门之外，关的“理由”不言自明。他李德民除了积极表现，能有什么办法?绝不能让这小子如虎添翼!我亲爱的朋友，您的格局小了点。有位正直的党员哥们提醒我，明年毕业分配竞争将十分激烈，少一个入党的，就减少一个进人民日报、新华社竞争的，尤其是进人民日报的，有人存心要把非党同学关在门外，你要争取毕业前入党!
怎么争取呢?熬吧!听天由命吧!引发我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的“导火索”，是新闻系派XXX到我的家乡外调。XXX在新闻系党组织里有职务，对发展党员有发言权。
至今我不知为啥外调，可能是党组织准备发展我入党，若是入学政审，1978年入学时反复审过，政治不合格的XXX已经退回长沙了。
外调没好事，往往是找事。无非是调查家父所谓历史问题，当时老人家还没有平反昭雪，“文革”时被诬为“逃亡地主”“历史反革命”。直到几年后落实政策，市委组织部下的文件明确为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干部，办离休手续。这是后话。
不经意间，我听到一位系领导露出一点信息，外调的材料不乐观，有句话刺耳。平心而论，直到此时，人家也没有明说一句不让我入党的话。入党前政审应该，但要实事求是，正确看待外调材料。
我感到入党无望，分配堪忧，心急如焚。留北京，进人民日报，是我的奋斗目标。
出身歧视，政治偏见，在我心里憋了几十年，再憋就要憋炸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忍无可忍，让无再让，铤而走险，上梁山，告御状，要通天。
感恩中央领导，感恩人民日报领导、评论部领导和同事，他们为我入党举了手。
若干年后，我担任人民日报编委委员即党组成员，大大小小算个“官”，多多少少管点事。有一次，在报社大院迎面碰上当年到信阳外调我的XXX，他以为我不知道当年的事，或者忘记了，滿脸堆笑：“德民啊!我一直支持您担任报社领导工作，还应该担任更重要的领导工作……”我笑笑，缄口不言。
XXX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原来在公安部工作，“老公安”了。他在“文革”中，鬼迷心窍，造反夺权，把公安部老领导斗得死去活来。“文革”之
后，老领导复出，坚决清理公安队伍，把他清到人民日报，明确规定，按普通干部使用。
他在“文革”中的问题，以及公安部处理意见，我到人民日报后才听到，一位社领导介绍干部情况时，提到XXX。那位领导也许知道他当年“黑”过我。我
缄口不言，记他一辈子!
朋友说，德民算条汉子。谬赞了，不敢当。在我看来，衡量是否汉子，至少要有敢做敢为，表里如一。德民算不算汉子姑且不说，但有一条，我若“黑”过谁，绝不会再去买好谁，得罪就得罪到底。而他，猥琐而又装，自私而又蠢，下作!
我，恩怨分明，不忘恩，也记仇，很难以德抱怨。
几十年之后，回忆读研时写过的这封信，心中五味杂陈，不顾后果，豪赌一把，押上前程，豁了出去，要么如壮烈单雄信单枪匹马独踹唐营以求死，要么似悲情项羽兵败乌江而自刎。逼的!激的!逼急了，反倒激活了。人到绝境，进退维谷，死且不惧，写封信，又如何?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
如此笑容满面，应是入党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