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决议视角下的国资保卫战——政治经济学回顾与思考

紫虬（2022.1.10）

　　保卫公有制主体，是改革开放以来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毛邓习思想理论的共同点和基础。从突发社会事件的角度，如果说2009年通钢事件是通钢工人阶级为了自己的地位而拼死一搏，是捍卫国企国资产生影响的第一次保卫战，司马南、张捷等对联想的揭露引发的海啸，就打响了民间捍卫国资的第二次狙击。不同于前次，这次卷入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公众，引起了国家部门的高度重视，代表着各种不同职业的最广大的劳动工薪阶级。人们对政治经济学、政治、法律、政策、舆论的反思从未如此聚焦于联想​。这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领导全党维护公有制主体所取得的重要进步。而司马南曾遭受过的人身、家庭威胁，张捷的被解聘，表明两大阵营的对垒存在矛盾激化的可能性；新华社携十余家主流媒体为联想站台与匆忙删帖，也在挑战或拷问着从经济领域到法治、国资政策、新闻宣传等上层建筑的阶级性。新的一年，联想带来的故事犹如连续剧，人们需要了解深层次的本质东西，这就需要理论剖析。因为教员说：

　　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毛选》第一卷，286）

　　追溯联想产权，恰逢党做出第三次历史决议。审视联想，需要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学。新历史决议提出，文革后，“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实行改革开放才是唯一出路，否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在这样的认识下，“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自第二次历史决议批评了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以后，邓小平同志着眼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在84年10月，85年3、8、9、10月，86年12月，92年，多次强调了公有制主体。1985年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访客时宣告，“我们搞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们遵循两条最重要的原则，第一，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第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个月后，10月23日，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第一次明确提出一个空前的论断，“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依据依然是“两条最重要的原则”（均见同日《邓小平年谱》）。

　　以上是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回答，即公有制主体，共同富裕，市场经济。在同一场合，邓小平借向美国资本家介绍情况指出，“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而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总之，四项基本原则的重中之重是发展生产力，由此，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党的第三次历史决议肯定了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创立，即创新确立。邓小平理论对毛泽东思想有继承，有破除的创新。继承的，是公有制主体和共同富裕，破除并创新的，是在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之上的另起炉灶。其创新突出表现在两点，一是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二是提出和社会主义没有根本矛盾的中性市场经济。

　　那么，在这两点上，领导了社会主义大国实践的斯大林、毛泽东同志是怎么说的，两方面差异为何，习近平新时代思想对斯毛邓是怎样继承扬弃的，探讨这些异同，对评价联想及中国企业的发展道路，思考未来，有深刻意义。

　　一、关于生产力的异同点

　　毛泽东同志在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之后，1959年12月底指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研究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年谱》第四卷，242）毛泽东认为，两对矛盾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总是相对的。毛泽东捍卫了斯大林批判雅罗申科分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观点，批评了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凝固的、相对静止的判断。

　　毛泽东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思想：

　　1、在马克思关于劳动的生产力和资本的生产力思想的基础上，在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不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社会生产力具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性质的特点；

　　2、创造性的提出，所有制问题解决后，最重要的是管理问题。在所有制性质相对稳定时期内，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生产、分配关系的变革是无穷的；

　　3，创造性的提出，公有制“在所有制方面还要有它的变化，有它的发展”（以上请参看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

　　以上就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放入了科学的矛盾范畴，相互依赖、不可分割，是对马克思“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2）基本原理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发展。

　　邓小平理论在公有制主体基础上，把社会主义的本质聚焦于发展生产力。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失衡质变之前，从阶段性中心任务角度，是正确的，形式上也符合毛泽东“多快好省”的认识。另一方面，如果把这种阶段性现象和观点上升到社会主义一般性原理，就否定了毛泽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矛盾的相互制约。

　　二、关于商品经济的异同点

　　市场经济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后，商品生产的高级阶段和最后阶段。毛邓都认为，中国从农业国起步，必须融入现代商品经济，都认为必须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学习社会化大生产。毛泽东的认识和实践是，提出商品生产的“联系论”，将其一分为二为社、资属性的两种商品生产，性质截然相反；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既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又要反对割资本主义尾巴；重视价值规律，同时又只能在公有制决定作用的范围内起作用；重视公有制范围内借鉴资本主义信用组织起来的大生产，试点托拉斯，进口西方化肥、化纤、芯片、钢铁等生产线大项目。毛泽东认为劳动力不是商品，但劳动者是社会主人即商品生产主体，因此对商品（市场）经济采取两重性分析；一方面毛泽东把发挥中央和地方、领导和基层的“两个积极性”提高到贯穿整个社会主义阶段的高度，另一方面赞扬了华西村在计划体制缝隙中的自主活力，毛泽东所说的华西等社队企业有光辉灿烂的明天，就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繁荣，农业产业升级，全面改造小生产的展望。邓小平理论则坚持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不存在根本矛盾，笼统的认为现在的雇工和过去的雇工不同，开启了包括包产到户后农村剩余劳动力汇入城市雇佣劳动的劳务市场。

　　邓小平理论把以上分歧简化、概括为要不要发展生产力，解释为要不要告别贫穷，以及对市场经济的无条件接受上。十四大虽然提出“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但在和社会主义不存在根本矛盾的框架下，反对抽象的社资争论。在生产资料所有权问题上，除了十三、十四大连续提出小型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权，可以有偿转让给集体或个人，在贯彻十四大转换国企机制，“理顺产权关系”中，初步认为“股份制是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是对私人资本的扬弃，是一种社会资本”（《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15页）。存在着不区分股份制适应社会化大生产时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性，误解非公社会资本的本质是私人资本，忽视马克思揭示的非公股份制是“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5卷（上）498页)等片面性，为国有资产的大面积公私易主准备了思想条件。

　　三、中性生产力和自由市场对所有制演变的自发作用

　　中性生产力观否认管理的社会、自然两重性，脱离以活劳动主体为灵魂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规律，把普遍的管理矛盾归结为西方话语的产权理论。在原本清晰的全体人民产权、集体产权上，十四大提出“理顺产权关系，政企分开”，对股份制和市场转轨中公有企业效率的片面认识等，反映了全党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陌生。一方面在培育各类市场主体，效率优先的实践中，相对脱胎于计划经济、分配、用人制度僵硬的传统公有制企业，私企在取得市场主体地位，优化生产方式，形成与客户、社会互惠共存的机制方面，具有阶段性先天优势，这种不能持久的优势，与被官僚主义把持的公有企业在一个时期内形成鲜明对照（参见表一），形成公有制原罪假象，“理顺”中小企业产权，自然成了资本、技术、人才转制为私有化的过程。同时国有超大型企业也在不断重组优化资源中，处在国民经济金字塔状态中的顶端，而规模以上企业和中小企业逐渐演变为私有经济的绝对主体（参见表二）。

　　表一：本表采用德勤研究中心《德勤国企转型行动计划系列白皮书之二》

　　1996年3月27日，朱镕基同志在山东诸城重申了“小企业可以卖掉，不能把这个叫私有化”，这个精神符合十三大十四大精神。产权卖给全体员工合作生产，的确算不上私有化，但提出了“不必争论是股份制还是合作制，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http://zhucheng.bandao.cn/news.asp?id=2865462）。合作制是全员持股，可以实现民主管理，是运用股份信用形式，兼顾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兼顾全员和骨干激励的非私有的合作生产，可以实现按劳分配；少数人持股，只能雇佣剥削多数人的劳动，按资分配。采取什么样的员工持股，是多年来西方意识形态和我国角力的核心问题。如多年后，美国最大的会计事务所德勤驻华机构在2015年指导国企混改计划书中提出：“存量不碰，增量为主”（德勤研究中心《德勤国企转型行动计划系列白皮书之二》），运用案例引导国资向资本市场开放，少数管理、营销、技术骨干与外部资本作为持股载体，设立“合作”企业，为股东追求净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对国企母体进行资源“撇油”式的私有化。

表二

　　但在当时，由于缺乏理论准备，理论偏差引起实践偏差，泾渭分明的公私、社资矛盾被混淆了。“当年全国有1600个考察组到诸城”（同前），私有化借改制由此推向全国，埋下通钢事件和五六七八九的伏笔。第二年，柳传志把搞活企业机制的员工35％分红权，转变为股权。“诸城经验”标志着重大质变，开始了类似当年联想少数个人攫取公有产权的第一步，由商业发达的南方和沿海带头，开始了私有经济的突飞猛进（参见表二、表三）。

　　表三

　　四、生产力性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十三大提出建立劳务市场。把劳动力作为完全商品推向市场后，经济活力爆发，两极分化也迅速出现。1990.12.24邓小平同志已经提出了对两极分化的深重忧虑：“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到1993.9.16邓小平坦然承认“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均同日《邓小平年谱》），在这样的形势中，十四大重复南巡讲话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形式上提到消灭剥削，实际上强调中性化的生产力，加剧了毛邓分歧。

　　无论生产力是由何种要素构成，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是活劳动。劳动者是在公有生产资料中的自主联合劳动，还是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决定着劳动者的阶级地位，决定着生产力的社会属性，也决定着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性质。因此，当劳动力作为完全的商品，就必然产生阶级。一边培育雇佣劳动市场，行按资分配之实，一边宣示消灭剥削，这是矛盾的实践。在人类阶级社会中，社会生产力从来没有脱离生产关系，从来也没有中性的生产力，正如在社会商品生产中，从来也没有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价值的商品一样。这种“本质论”并列，就把历史上像“文景之治”、“洋务运动”等解放生产力，把“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式的生产力进步，完全纳入排他性的社会主义“本质”中，在主观意识中，把人为去阶级化的、虚假抽象的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必要条件关系，变成充分条件关系。

　　从近四十年的实践来看，中性生产力的发展结果，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即使是共产党领导，即使从公有制占90%的绝对优势出发，生产关系也可以发生五六七八九演变，在中小企业生产方式质变后，可以实现社会财富在国内向少数人涌流，在国际间赚取限制了购买力的美元，净输出物质财富向美国涌流，价值向华尔街集中的“多、快”，但从劳动阶级的角度看，不能实现“好、省”，公有生产资料占比相对萎缩，公共服务质变为市场化垄断性、制度性掠夺；类似安邦、恒大等私人财团仅一家占用的国家资金就可以解决全国免费医疗数年等。我国培育了自戊戌维新以来空前强大的，以雇佣劳动为经济机制的新生无产阶级，也培育了空前庞大的新生民族资产阶级。后者的原始积累具有不同于历史的唯一的时空特点，公有资源起到巨大杠杆作用，它们以改革开放，公主私辅为行事依据，同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以扩大生产规模为凭借，占有巨额财富，其中一部分带有买办性质。与此同时，国企抓大放小，使得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瓶颈的能源、交通、通讯等行业和军工行业等，发生了对世界先进水平的辉煌超越，虽然公有占比降低到40%以下，社会主义大生产还是成为时代的普照之光。

　　新生资产阶级的产生，超出了邓小平同志的预期。1993.9.16邓小平虽然总结“解决这个（分配）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但仍没有意识到先生产后分配、两步走的中性生产力思想和策略，在理论上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即违背马列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可分离性，在社会主义实践上欲速则不达。对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带来了长期巨大的危险。实践证明，这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准确认识。

　　五、劳动中心和资本中心的不同路线与联想类企业的出路

　　众所周知的倪柳技工贸和贸工技的路线之争，如果联系历史，略去激烈的人际矛盾，是倪柳争20年前的“风庆轮事件”（参见《毛泽东年谱》第6卷551页）的继续。这个租买造和造买租两条路线的争论，经过40年演变，经过运十等大批项目下马曲折，通过市场换技术的死胡同，通过华为和高铁、高电压的异军突起，在2014年商飞公司现场总书记拨乱反正要求颠倒逻辑，而得到历史结论。而美国对华为、中兴的举国打压制裁，派员驻监国企中兴，孟晚舟事件等的辱华，以生动的反面教员终于打破了历史的尘封记忆，在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之际，唤醒了全国人民对帝国主义新特点的认识。

　　今天，以联想公司的历史脉络总结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史。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1、联想的扩张是由私有化和利润最大化规律驱动的。按照“发展是硬道理”指引，经过全球市场的迅速扩张阶段，依然摆脱不了贸工技、租买造逻辑，所表现的半殖民地买办残余则是中国私人资本的人格化折射；又在GDP掩护的虚拟经济诱惑下，走上西方资本放弃实业追逐金融的自戕之路。联想之路，就是资本中心路线。

　　2、联想快速扩张和由GDP掩护的世界500强位次，只反映贸易交换规模，掩盖了放弃物质生产的研发，证实了自发的中性化的生产力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力。

　　3、从联想模式到先后暴雷的安邦、海航、恒大等，都是在中性生产力的穹顶下，新自由主义趁虚而入的产物，都是经济脱离政治，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的产物，因此具有普遍性。

　　1991年8月20日，苏联解体前夕，邓小平同志谈到了改革开放：我们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列宁、毛泽东。“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也正是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邓小平同志和毛泽东同志产生了尖锐的分歧。“我们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不认为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也不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确已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条件之后还会产生一个资产阶级或其他剥削阶级。（邓选第二卷，168）”同时，把毛泽东同志的抓革命促生产，政治统帅经济，视为“最大的弱点”。“毛主席最大的弱点是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忽视生产力的发展。”（邓年谱，1981.5.15）

　　毛邓的分歧，是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反映。毛泽东同志在1960年3月25日指出，“比如两条路线，同是想搞社会主义，方法不同，看法不同，这就不是基本矛盾。”（同日年谱）但是路线事关事业兴衰成败，于是有了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习近平同志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上引用：“壹引其纲，万目皆张”。党已经在第3次历史决议中继续了第2次历史决议的结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提出了“5个一体”，“4个全面”。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自然建设一体，这是对毛泽东同志正确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对矛盾思想的发展。以人民为中心，就是劳动中心路线。

　　在高质量发展中，实质性促进共同富裕，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在发挥市场主体地位中，树立活劳动的主体地位，优化生产方式，形成与客户、社会互惠共存的机制。在这个方面，私有企业推行企业绝大多数劳动员工持股，是以客户为中心，担负社会责任必不可少的条件。做到这一点，就能把剩余价值由本企业劳动者并通过客户和社会分享，就可以大刀阔斧、勇往直前的组织企业资源，投入到科技研发和创新中去，创造企业活力，扬弃资本主义生产力，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极大优势，在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斗争中，自强自立。这是联想一类企业的唯一出路。

　　2022年元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