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斯大林的态度，是一块鉴别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鉴别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有的派别总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斯大林，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其实，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在20世纪无与伦比。“斯大林模式”的生造，是西方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歪曲；斯大林的实践和理论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活水源头；斯大林问题对中国与世界的意义在于：它关系到21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的发展方向。

引言：“斯大林问题”的实质是什么?

苏联亡国是一个影响世界的大问题，引起了世界各国朝野的强烈反响，至今议论纷纷。关于苏联亡国的原因，不同阶级、政党、政治派别由于其思想体系不同甚至对立，不可能有一致的认识。

值得重视的是，长期以来，西方及戈尔巴乔夫之流散布的“斯大林模式论”，掩盖着一个历史事实，即苏联历史以苏共二十大为界，前期的斯大林时代以两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是社会主义苏联从弱国奋起、走向繁荣强大的历史；后期是和平建设年代，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时代是苏联衰落下来直至亡党亡国的历史。因而，关于苏联亡国的讨论，归根结底要落到斯大林问题。那么半个世纪以来议论纷纷的“斯大林问题”到底是什么呢?不同思想体系争论的焦点到底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肯定或否定斯大林坚持和捍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肯定或否定斯大林带领苏联人民曾经开辟出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和理论。苏共苏联悲剧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就在这里——放弃和否定了斯大林坚持和捍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和否定了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曾经开辟出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和理论!

同样值得重视是的，当前国内有些人以我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为由，否定20世纪60年代的“九评”，并指责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同志的文章《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见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6/200807/45222.html）继承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甚至把这种指责扩散到他们所谓的深受“九评”影响的一代人。他们讲：只要揭露当年中国共产党搞“九评”的目的，只要证明斯大林不是列宁主义者，就推翻了20世纪中国共产党对赫鲁晓夫的批判。他们还自认为这就解决了当今关于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历史评价问题。他们企图通过全盘否定斯大林及其历史功绩，把所谓的“斯大林模式”判定为苏联亡国的根本原因，幻想以此来统一国人的认识。对这种强词夺理的观点，必须批评。

一、对斯大林的态度是一块试金石

为斯大林辩护，要从20世纪6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斯大林的辩护说起。

1963年9月6日，《人民日报》发表著名的“九评”之“一评”：《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7天后，发表《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一评”是总论，“二评”是具体而翔实地展开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分歧的第一篇，可见斯大林问题在中苏两党分歧中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在这篇文章里，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以无畏的姿态和坦荡的胸怀，公开向世界表示：“苏共领导人指责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的，我们是要为斯大林辩护。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我们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地要起来为斯大林辩护。”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怎样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不只是对斯大林的个人评价问题，更重要的是，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问题，怎样总结列宁逝世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的问题。”因此，“中国共产党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是为十月革命创造出来的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苏联共产党的光荣斗争历史辩护，是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一句话，是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不仅中国共产党人要这样做，一切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一切坚决革命的人，一切正直的人，也都已经或者正在这样做。”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必须要揭露和打破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企图把全盘否定斯大林作为一个定论推向全世界，坚决支持世界上一切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辩护的人们及其思想。

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必须要冲破由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弹药，在全世界掀起的大规模反共浪潮。

自那以后，40多年过去了，依然如当年毛泽东分析的那样：“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做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

正如毛泽东的预言，进入21世纪以来，首先是俄罗斯国家和人民对斯大林的评价，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戈尔巴乔夫时期有了很大不同，可谓风向大变；尤其是2007年俄罗斯教育部对历史教科书作了重大调整；将斯大林时代及其政治思想列入新学年历史教科书，确定斯大林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斯大林建立了一个伟大的祖国”。

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俄罗斯民族的这一重大思想变化一经传到我国，立即在学术界思想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一些学者随之开始了新一轮对“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的批判，并且在一些地方还较为流行。这种试图遮蔽和淡化俄罗斯重新肯定斯大林的思想现象，反映了一些学者企图掩盖他们与直接造成苏联亡党亡国的戈尔巴乔夫派别思想上的联系，千方百计地维护他们从西方，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那里搬来的关于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种种谣言、谬误和观点；同时也揭示了这样一种思想现象，即关于评价斯大林的国内外种种动向，往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起伏的一种风向标。显而易见，斯大林问题仍然在世界论坛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依然是人民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两大阵营尖锐对立和斗争的一个焦点。

在世界和中国都已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对当年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斯大林辩护这一史实，究竟怎么看，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呢?笔者认为，在这一问题上，虽然历史的现象有了很大变化，但历史的本质依然如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历史的风浪面前要不为所动。因而，对当年那场中苏两党论战的态度，特别是在斯大林问题上，敢不敢为斯大林辩护，是肯定斯大林，还是否定斯大林，依然同当年那样，是鉴别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试金石，是鉴别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一块试金石。同样，当年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中苏论战中书写的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对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透彻揭露和粉碎性批判，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尽管并非句句都是真理，但仍然堪称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系统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的教科书，它像一面照妖镜，令一切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痛恨和恐惧，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诬蔑并要除之，因而对“九评”的态度，是在当代判别革命与假革命、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

今天我国思想界有些人为赫鲁晓夫翻案，宣扬赫鲁晓夫的观点，不过是当年中苏论战在新的历史环境下的再现而已。所不同的是，由于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论战的方式改变了，且发生在民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变得小心谨慎了，而对方或投靠对方的人张狂起来。这倒有一个好处，可以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们更清楚地、更深入地了解对方，从而更全面的知己知彼，把斗争坚持下去。

显然，科学地研究斯大林问题，是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领导苏联长达30年，是20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他对世界的影响不仅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很大，死后依然很大。认识人类在20世纪经历了一条怎样的路程，把观察的视角选在斯大林这个历史人物上，以斯大林问题为切入点，解剖、分析20世纪承前启后的历史进程，是合适的。可以说，斯大林问题是认识人类刚刚走过的20世纪的一把钥匙。

二、为什么有人总是把矛头指向斯大林

在研讨苏共亡党苏联亡国这一问题上，有这样一种现象，有的派别总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斯大林，很多人一致认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而其他原因谈得不多，甚至不怎么谈。这一思想现象和社会现象，是耐人寻味的。

在研讨苏联亡国这一问题上，为什么有的派别总是紧紧抓住斯大林问题不放，总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斯大林，其中缘故何在?笔者反复思考，深受启发，很是“佩服”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敏锐嗅觉。他们提出了苏共亡党苏联亡国“问题的总根子则是斯大林种下的”这样一个命题和论断，可以说，是他们发现了苏共亡党苏联亡国之根，只不过他们的论述是头足倒置而已。凭此一点，就非常值得马克思主义者认真地学习和研究。笔者以为，有的派别如此一致地否定斯大林，从反面非常直白而清晰地提示我们，导致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原因虽然很多，但是否定斯大林是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其他原因都是第二位、第三位的，都是由否定斯大林而衍生或派生出来的。

有的派别如此看重斯大林问题，下那么大的力量研究和宣讲斯大林问题，绝非无中生有，而是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在他们看来，只要紧紧抓住斯大林问题就够了，至于其他问题，诸如思想理论、党的建设、群众路线、干部问题等，本来就不是他们的思想体系内容，不要指望他们会在这些方面能有什么认真的研究和深入的讨论。应当承认，是这些派别，是他们的思想体系比当代马克思主义方面更快、更准确地触到了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根本。

关于“问题”，马克思曾做出这样一个论断：“一个时代的迫切问题，有着和任何在内容上有根据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回答和解决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因此，每个历史时期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如果说在答案中个人的意图和见解起着很大作用，因此，需要用老练的眼光才能区别什么属于个人，什么属于时代，那么相反，问题却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问题就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斯大林生活在极其惨烈而动荡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战争与革命的年代，一生为无产阶级的解放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而顽强地、不屈不挠地与凶恶的帝国主义及其形形色色的敌对势力作斗争。无疑，站在斯大林对立面的阶级、政党和派别，为了复辟被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各族人民打碎的“天堂”，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斯大林，千方百计地否定斯大林的伟大历史功绩，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肆意地贬低、丑化斯大林。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苏联修正主义者“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毛泽东的分析，深刻地揭示出有的派别及其思想体系为什么总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斯大林的重要原因。

三、为什么有人总是回避和贬低斯大林的历史功绩

认真阅读批判斯大林的文章、书籍，即不难发现，它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回避或者极力贬低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原因并不复杂，就是斯大林在开辟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发生的肃反扩大化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或错误。失误也好，错误也好，与他所建立的震撼世界、改变世界的历史功绩是无法相比的。不贬低斯大林的历史功绩，上述“研究成果”就拿不出手。

斯大林是改变过20世纪的历史人物，他的历史功绩之巨大，影响之深刻、深远，20世纪中能与之相提并论的人物也不过二三。笔者认为，他的巨大历史功绩至少有这样三项。

第一，成功地捍卫和发展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但是要让这个转折点能够在人类历史上真正站住脚，确立起来，就必须使苏联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围剿”下生存下来。这个重大的历史任务——保卫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无疑是由斯大林完成的。斯大林接手苏联，使20世纪上半叶世界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顶住了资本主义列强长达20多年从政治、经济、文化到军事颠覆的猖狂进攻，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还奇迹般地发展壮大起来。不仅如此，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冲破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和封锁，促使世界发展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从而为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开辟出一条全新的道路。斯大林胜利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任务，影响之巨大、深远，笔者是无以言表的。十月革命证明了列宁的光辉论断：“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而斯大林把列宁的这一辉煌的革命理论推向了全世界，推动社会主义在一批国家陆续获得胜利，从而在实践上雄辩地证明了列宁的理论判断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条基本规律，鼓舞着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满怀信心地前仆后继地去争取胜利。

第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领衔打败了德日意法西斯阵营，拯救了20世纪的人类。

苏联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的牺牲最多，贡献最大。是苏联红军攻克了柏林，消灭了德国法西斯主力，又出兵百万消灭了侵略中国的日本关东军，解放了世界上许多的民族和领土，受益国家众多。不是美国，更不是英国，是苏联领衔打败了德日意法西斯阵营，拯救了20世纪的人类。美、英盟国是发挥了很大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事实表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阵营的领头羊，是中流砥柱。斯大林功高盖世，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作用无可与他争锋。苏联军事上的巨大胜利，改变了世界军事力量的格局，两个阵营的“冷战”由此产生，针锋相对了近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战争表明，无论怎样强大的帝国主义战争机器都不能摧毁斯大林领导的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反而证明了帝国主义是“泥足巨人”，是“纸老虎”，只要全世界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就一定可以战胜和消灭帝国主义，建立起社会主义的新世界。

第三，造就了一个新型的人类社会及其思想道德体系。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1959年12月在英国下议院发表讲演后，流传开了他的一句评价斯大林的名言：“他接手的是一个使用木犁的国度，撒手人寰时却是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把俄国这样一个曾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弱国，经过短短30年，其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国内战争的巨大破坏，建设成可与美国抗衡的世界第二强国。不仅如此，斯大林的力量和功绩还表现在，他发挥苏联自身的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慷慨地“支持兄弟党和支持它们本国的人民为争取解放而斗争、为维护和平而斗争”，带动了一大批国家和民族的社会进步，使它们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中受益匪浅，大大地解放和推动了20世纪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斯大林身后没有任何钱财。他的生活俭朴廉洁，工作勤奋刻苦，思想敏锐活跃，信念坚强如一。他在苏联人民中发现、培养了青年突击队，推广了斯达汉诺夫群众运动，带领苏联各族人民在广阔的土地上不仅创造了新型的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还造就了沁人心脾的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和理想情操。这种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完全不同于几百年来资本主义社会的金钱至上、利欲熏心、血腥争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存在了几个世纪的美好愿望和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变为实实在在的社会现实和人类生活，成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追求的能够触手可及的理想社会，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一个现实的社会形态和必须经历的历史阶段，可以说主要是经斯大林之手实现的。

曾在苏联受过不公正对待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安娜·刘易斯·斯特朗，直面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而引发的世界反共狂潮，毅然决然地出版了“美国人所著的第一本全面论述斯大林问题的著作”——《斯大林时代》。“对我的西方朋友们，我得说：这是历史上一个富于动力的伟大时代，也许是最伟大的时代。他不仅改变了俄国的生活，而且也改变了全世界的生活。”“千万人民建设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他则是工程师。”斯特朗以亲身经历，客观而全面地描述了斯大林领导苏联各族人民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披荆斩棘及其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把“斯大林时代”这样一个改变了俄国、也改变了世界的历史概念推向了全世界。

是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支持推动了20世纪20—50年代，进而继续影响了六七十年代长达半个世纪的风起云涌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帮助和催生了一系列新兴民族国家，摧毁了统治世界达两三百年之久的西方殖民主义体系，从而整个地改变了20世纪发展的格局和世界的面貌。斯大林领导和发展出来的社会主义阵营，由此诞生并初步形成了一个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相对立的、相争夺的生气勃勃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这是帝国主义和一切资产阶级最为害怕的东西，一度造成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国际形势。斯大林在世界造就了社会主义的半壁河山，迫使曾经分裂、对立的帝国主义列强围绕美国联合起来，共同敌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它支持的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从而抑制、改变了帝国主义自身旧有的存在方式、扩张方式和争霸方式，才至今没有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为什么当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模样在某些方面已经与两次世界大战前有了较大变化的重要原因。关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这种变化和现状，它为什么是这种样子而不是别的什么样子，当代人至今认识模糊，言不及义，没有一个关于帝国主义的新的有份量的理论著述，症结之一就在于对这样的因素不甚了了。

斯大林做出的这三大历史性功绩说明了什么呢?它雄辩地反映、说明了这样一个任何人也无法掩盖和诋毁不了的事实，那就是在斯大林时代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苏联的生产关系极大地解放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苏联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那个时代是成功的，是先进的，其生命力是强大的，旺盛的。否则，就很难解释苏联从哪儿来的这种力量，为什么有能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巨大的胜利，为什么有能力解放了那么多的国家和民族，为什么有能力援助和支持了那么多的国家和人民，为什么会在短短的30年里并在遭受了那么严重破坏后还能迅速恢复和发展起来，为什么不是别的国家而是苏联能够迅速发展成欧洲第一强国，世界第二强国，等等。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斯大林也犯过诸如肃反扩大化等这样或那样的失误、错误。那么这些失误、错误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呢?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无任何先例和经验而完全靠自己摸索的情况下发生的，是在打破帝国主义和国际资本主义的封锁和反复围剿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艰难斗争中发生的，是在社会主义由俄国一国胜利向全世界发展的前人从未走过的道路上发生的，是发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上半叶不断取得胜利的征途中。

不仅如此，斯大林的影响在他死后依然是巨大无比的，有两件众所周知的事情足以说明斯大林影响之深远。

一件是，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秘密报告，否定斯大林，借此抬高自己，改弦易辙，另起炉灶，哪知消息泄漏，招致严重后果。帝国主义抓住此事，在世界掀起了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东欧爆发了波兰、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这一举动的直接影响，达10年之久，波及范围广泛，特别是改变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中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导致了中苏两党的世纪大论战。赫鲁晓夫不知深浅，不接受斯大林的宝贵遗产，反其道而行之，引发苏联国内暗流涌动，政治上长期不稳，经济上无所建树。这成了1964年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一个主要原因。勃列日涅夫吸取了赫鲁晓夫的一些教训，“冷冻”、搁置斯大林问题，局部调整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的政策，换来了18年的社会政治稳定。

另一件是，戈尔巴乔夫丝毫不考虑前任几代领导人在斯大林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对赫鲁晓夫的前车之鉴置若罔闻，为迎合西方，拿起西方编造的所谓“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大批特批起来，一下子把偌大一个苏联搅得民怨沸腾，举国震荡，造成自身分崩离析，亡党亡国，世界为之震动，毁掉了社会主义阵营，毁掉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下子陷入低潮。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方平静了40多年的世界，一下子冒出了一大批新国家，至今争斗不断，世界的格局和面貌又一次发生巨大改变，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变得迷惘、混沌起来。人类世界就是在这样一种“西风压倒东风”的情景下，忐忑不定地走进21世纪。

一个人一生能做成一件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事情，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就可以堪称一名世界级的伟人。而斯大林在有生之年，一人就做出了三件，件件都改变了苏联，改变了许多国家和民族，影响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由此也就改变了20世纪人类世界的面貌和发展的格局。无疑，斯大林是对世界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伟大人物，其影响之巨大而长远，已经远远地超出了20世纪。平心而论，斯大林的诸如肃反扩大化等失误或错误对历史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与他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历史作用相比是局部的、暂时的，在他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面前显得那么的渺小。至于错杀了多少人，是不能轻信别有用心之人的捏造，俄政府表示一定要进一步核对，以正视听。至于深受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诬蔑和攻击的什么个人崇拜呀，什么独裁政权呀，等等，那就另当别论了。显然，否定斯大林，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千方百计回避或否定斯大林的巨大历史功绩和历史作用的现象，不能不使人们思考：这些人为什么如此否定斯大林的历史功绩和历史影响呢?斯大林历史功绩的根本作用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列宁的这样一种思想认识深深地启发了笔者，即在理论上认识一个问题与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不是一回事。循着这个思路，笔者感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理论上基本解决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系列问题，可是真正在实践上，将这些理论民族化、具体化、生活化，变成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和生活的内容，并为之确立一系列实现和巩固这个基础的原则和方法，是由斯大林完成的，或者说其中相当部分是由斯大林完成的。不仅如此，斯大林还为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继续开拓社会主义事业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和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正是这样一些具有长久性的、根本性的原则、方法和思想理论，使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非常害怕，寝食不安，正像他们自己所表白的，“一切问题的总根子，就在斯大林所建立的这一政治制度上”。显然，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如果不将其除之，被无产阶级政党和革命的人民完全继承和掌握了，他们就再也无力回天了，他们的末日就不远了。这是他们总在那里妖魔化斯大林，总是反复地批判、丑化、诬蔑所谓“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和离间革命人民的真实意图和原因。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各色各样机会主义者们盘算得非常精细，只要搞臭了斯大林，只要扳倒了斯大林，与斯大林相联系的一切，也就随之崩溃了。他们这种事半功倍的举措，真是值得马克思主义者认真地思考。

四、“斯大林模式”一说从何而来?

西方、美国的生活方式，令世界上许多国家和民族羡慕、模仿。西方人又自命为人权卫士、民主楷模，几个世纪以来到处推销他们的民主观念和他们自导自演的民主方式，搞得甚嚣尘上。但是读者什么时候听到或看到过学界、新闻界广泛使用诸如“美国模式”、“西方模式”这样的术语和概念呢?要讲这模式那模式，难道最该有的不是“美国模式”、“西方模式”吗?可是偏偏就是“美国模式”、“西方模式”这样的概念、术语，美国、西方的学术界思想界自身是不怎么讲的。这种奇怪的思想现象和社会现象，很是值得人们深思。

懂外语的读者都不难理解，“模式”与“方式”一词无论在英语里还是在俄语里，是两个词，区别是明显的，有着完全不同的内涵。恩格斯在其名著《反杜林论》中，彻底揭露并粉碎性地批判了杜林自我标榜和试图推行的“世界模式论”。由此，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社会科学界不再敢像杜林那样使用“模式”一词。读者可以翻翻我国70年代末以前的理论文章和著作，是很难看到“模式”一词的。

“模式”一词的再生，源于西方学术界思想界，在斯大林逝世之后，把“模式”一词用在斯大林身上，编造了“斯大林模式”这一理论概念，并赋予它一套内容和逻辑，推向全世界。毫无疑问，西方学术界思想界在编造这个概念时，是作为贬义词使用的，讽刺和挖苦苏联，讽刺和挖苦那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是套用苏联的，是斯大林创造的，是什么极权呀、独裁呀，等等。几十年来，西方学术界思想界不断地把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下否定斯大林，反其道而行之搞出来的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的种种弊端和僵化体制，统统塞进“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苏联模式”这样一类概念里，把不是斯大林的东西硬按在斯大林身上，以此来抹黑、否定、诋毁斯大林、斯大林时代和苏联，以此来丑化、污蔑、否定斯大林领导下创建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采用谎话重复千遍即是真理的手段，搅乱人们的思想，蒙骗和误导了不少善良的人们。

其实，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在一段很长的时期里，也是不用西方学术界编造的“斯大林模式”这个意在否定苏联的概念。苏联思想界开始频繁使用“斯大林模式”这一概念，是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

“模式”一词大规模进入我国思想界，是改革开放以后，西方学术界思想界的一大批理论概念滚滚而来，我国学术界思想界的许多人连想都没想，就全盘接受并广泛使用“斯大林模式”这样的理论概念，也就不可避免地被其中的思想逻辑所左右，信手拈来，批这个，批那个，年深日久，积习颇深。

“斯大林模式”一词进口到我国，成了思想界一个经常议论的话题，后来有了这样一种离奇的观点，即“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一东施效颦的观点如果成立，岂不等于是说，爷爷艰苦奋斗创下丰厚的家业，被子孙们吃喝嫖赌输个精光，责任不在子孙而是爷爷。这种令人瞠目结舌、堪称弥天大谎的“学术”观点及其思想逻辑，至今风头不减。显然，不能指望持这种“学术”观点的学者能够科学公正地研究斯大林问题。

斯大林一生高举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旗帜，他继承和发展了列宁主义，从未以任何形式和名义树立自己的思想，就更谈不上什么“模式”了。他带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经过30年艰苦奋斗，创下了特别丰厚而庞大的社会主义事业。所谓的“斯大林主义”，也是西方思想界在斯大林去世后编造出来，硬按在斯大林头上的。是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这样一批人，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其后近40年里，他们领导的苏联走上了一条与斯大林时代背道而驰的道路，把苏联这份雄厚的家产败了个精光。可是一些评论家，不是从戈尔巴乔夫这样一群败家子身上找原因，置一系列基本事实于不顾，把苏联亡国的板子打在辛劳的创建者斯大林身上，非要斯大林创造的辉煌成就为戈尔巴乔夫干出的亡党亡国的败绩承担责任，这是一种十分反常而离奇的思想现象。

不仅如此，有学者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苏联模式的全面突破”。这表现了对中苏两国历史和国情的无知。苏联的政治体制实行的是一党制和联邦制，它产生并形成于两次世界大战这样一个既是国际战争又是苏联国内战争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1922年乌克兰、白俄罗斯、南高加索、俄罗斯四国“自愿、平等地联合成一个新的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签署条约规定“每一个共和国保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正式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1936年苏联新宪法保留并再次“明文规定加盟共和国有自由退出苏联的权利”，建立起了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国家两院制的具有苏联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架构，即全新的两院制——联盟院和民族院，确认了一系列加盟共和国。无疑，新中国在诞生时，我国的政治体制就与苏联有着极大的不同。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时期，就已经产生并确认新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一是在少数民族集居的地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这就是为什么内蒙古自治区的历史比新中国还要长的原因；同时确认的政治体制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它还一度起过临时制宪会议的作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宪法，确立了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架构是“两会制”，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直到今天，还在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不但依然保持着不可移易和替代的重大主导地位，而且继续发挥着重大基础性作用，哪里谈得上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体制模式层次上对苏联模式和斯大林体制的全面突破”?这是无中生有、生拉硬扯。

在如何学习苏联的问题上，毛泽东的态度历来非常明确，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对苏联的东西还是要学习，但要有选择地学，学先进的东西，不是学落后的东西……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

20世纪以来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科学、文化、思想、理论等一系列重大领域，几乎都能找出这样或那样的斯大林因素或斯大林烙印。无疑，既然都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就会有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形式上相似或相同的东西，这是必然的，也是无可厚非的。西方各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不是也有许许多多的相同和相似的地方吗?以批判所谓的“斯大林模式”为一种突破口，是帝国主义颠覆苏联的一种“冷战”工具和重要手段，现在帝国主义又把这个战略用于中国，所以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大声疾呼：“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

五、斯大林的实践和理论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活水源头

有人提出，要弄清苏联亡国亡党的原因，只要“深入探讨”这样几个问题就够了，其中摆在第一位的是：“斯大林的功过是非，也就是说他所代表的制度是否就是列宁所期望的制度，他本人是否列宁主义者，抑或相反。”其中竟说什么把斯大林视为马列主义者“是十分荒谬的”，是“文不对题”。笔者以为，这样的文章，绝不是什么幼稚可笑的，而是有政治企图的。当年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否定斯大林，也不得不承认斯大林是一位坚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我国竟有学人提出如此荒谬的观点，完全可以与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生动描绘的“搅水女人”为伍。

还有一些文章，不讲道理，开篇就斥责斯大林、斥责“斯大林模式”，大讲“斯大林体制”僵化、教条、独裁、极权，实际上，其作者大多不了解斯大林的生平和思想。

斯大林严于律己，是有口皆碑的，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家人。

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写信给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儿童读物出版社，坚决反对并阻止了《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这样一类书出版。他非常生气地指出：“在这本书里有大量不符合事实、歪曲、夸大和过分颂扬的地方。作者被童话爱好者、扯谎者(大概是‘善意的’扯谎者)、阿谀奉承者弄迷糊了……这本书有一种倾向，即在苏联儿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识中培植对个人、对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崇拜。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的理论。社会革命党人说：英雄创造人民，把他们从群氓变为人民。布尔什维克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说：人民创造英雄。”斯大林严肃地指出：“一切这样的书都将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都将危害我们整个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他“建议把这本书烧掉”。

1946年，与编写《斯大林传略》的学者座谈时，斯大林严肃指出，这本书叙述的调子不好：“传略中好话很多，赞扬个人的作用。读者在读了这本传记后该做什么呢?他们得跪下来向我祈祷。”他对传略中没有提他是列宁的学生表示不满：“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说明我是列宁的学生……而事实上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这一点我在同路德维希的谈话中明确地说过。列宁教导我，而不是相反。”他反对把他的某些观点抬高到“学说”一类的地位，用讽刺的语气说，“我现在居然有了各种学说，直到关于战争中起作用的经常性因素的学说。甚至发现我还有共产主义学说、知识分子学说、集体化学说等”；“这样的学说在我这里‘发现’了整整六种……实际上一种也没有”；“我们有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1947年出版时，他又作了多处删改，勾掉了“在斯大林领导下”、“斯大林领导的”这样的字句，去掉了“天才的理论家”、“苏维埃国家真正的舵手”、“最伟大的统帅”等头衔。

诸如此类的事情，笔者能举出许许多多。就是这样一个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无条件地把自己的儿子以一名普通军人的身份送上卫国战争的最前线；儿子被俘后，又断然拒绝了德国提出的用被俘的儿子换一名被俘的德国将领的要求，儿子牺牲在了德国集中营。难道斯大林就是这样搞个人迷信、个人崇拜吗?把人民群众对革命领袖的热爱，当作所谓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来诬蔑和批判，这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及其御用文人惯用的挑拨离间的欺骗手段。这表明他们是多么害怕和妒忌革命领袖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而这样的威望，正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获得胜利的一种必需的条件和保障。

斯大林不但有影响世界、改变世界的伟大历史实践，也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思想，这两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但是，研读过斯大林文章和著作的学人真是太少了，造成学界不少人被道听途说的口耳之学所影响，以讹传讹，是非难辨。尤其是如果不知晓、不懂得两次世界大战这样一个既是国际战争又是苏联国内战争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就既不能理解斯大林的伟大革命实践、理论思想和创造性历史功绩是从何而来的，也不能理解他的失误和错误又是为何造成的。

斯大林毕生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人类解放无私无畏地奋斗，他学习刻苦，思想敏锐，远见卓识，留下了丰厚的思想和著述，是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斯大林的文章、报告，都是自己动手，有自己特殊的风格，同谁也混淆不了。这在苏联、俄罗斯和世界思想界是公认的。这种非凡的理论思维和写作能力，连他的政治对手都十分的钦佩。1959年，丘吉尔在纪念斯大林讲话中说，他“能明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斯大林自己写发言稿。在他的著作里总是有一种执行者的力量。斯大林身上这种力量之大，使他成为所有时代和民族领导人中独一无二的人。”凭此一条，20世纪以来能列入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理论家的人可谓寥寥无几。斯大林能有如此巨大的世界影响，原因在于他有真才实学，有实实在在的亲笔著述的《斯大林全集》这样辉煌的理论著作。

斯大林直至晚年，依然保持着活跃的思维，与时俱进，笔耕不辍，亲笔著述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这样一本至今仍然堪称经典的语言学著作。其中，斯大林针对苏联科学界、思想界特别强调：“没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没有批评自由，任何科学都不可能发展，不可能有成就。可是这个公认的规则，竟被忽视和极粗暴地践踏了。一些自认为完全正确的领导者组成一个排他的小集团，保证自己不受任何的批评，恣意横行，为所欲为。”可以说，在苏联科学发展史的一个相当的时期里，不是别人，正是斯大林一次又一次奋身而起，力排阻碍苏联科学发展的障碍，造就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局面。请问，世界上有几位共产党领袖说出了如此掷地有声、洪钟大吕的话语?世界上有这样的“现代沙皇”、“个人独裁”、“寡头领袖”吗?如此论断，才是不折不扣的谬论!

斯大林的刻苦勤奋和理论创造是超群的。这鲜明地表现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就预见到一个全面的和平建设的时代很快到来了，他于日理万机中不倦地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真是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光，亲笔著述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样一部划时代的理论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斯大林第一次明确而完整地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

——他严肃而诚恳地告诫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落后的惰性的力量”，“新的生产关系不可能永远是新的，而且也不永远是新的，它开始变旧，并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发生矛盾，它开始失去其为生产力的主要推进者的作用，变成生产力的阻碍者”，“就出现新生产关系来代替这种已经变旧了的生产关系”的社会愿望和要求。那么自觉地实现这种社会要求的切入点在哪里呢?就是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及其交换。因而需要围绕商品生产作一篇大文章，来启动和改变苏联思想界理论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僵滞局面和已经变得陈旧的思想观念，以便提出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想法、新的理论。这就是为什么当苏联经济刚刚从战争破坏中恢复，斯大林不顾朝鲜战争尚在进行的半“热战”的国际局面，通过组织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国内启动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大讨论，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问题”作为整个讨论的出发点和重点。他提醒人们，“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启发人们思考和探索“为什么商品生产就不能在一定时期内同样地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服务而并不引导到资本主义”。这个提法和论点，在当时来说可谓惊世骇俗，实际上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切入点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生长点。五个月后，斯大林逝世，他要改革苏联社会经济运行体制的愿望和思想，被赫鲁晓夫全盘否定了，苏联历史的车轮走上了另一个方向。

无端斥责一个70多岁高龄、亲笔写出《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老人僵化、教条主义，只能表明其无知。

实际上，斯大林从理论思想到社会实践的各个方面，其青春活力和与时俱进，堪称马克思主义革命家的典范、楷模。

——在20世纪2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即将全面爆发之时，斯大林深谋远虑，果断地调整了列宁时期的“新经济政策”，转轨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又大胆地、广泛地引进美欧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技术、人才，不遗余力地利用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成果，改革、改造了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体制，创造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中高速发展的奇迹，造就了强大的苏联经济及其在世界的地位，为日后打败德日法西斯侵略者、拯救苏联，奠定了雄厚的、必胜的经济基础。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全面爆发后，国际政治领域不断滋生令人担忧的情况，斯大林高瞻远瞩，为共产国际制定了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再度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一策略对挽救当时处于极度危机中的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和作用。1943年，斯大林又果断地终止、解散了由列宁创建的共产国际，这又是何等的眼光和魄力!

——1939年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斯大林通过修改联共(布)党章，取消了由列宁创造的、已经运用了近20年的大规模“清党”这样一种往往造成党内矛盾扩大化的党的建设的方式和方法。等等，不胜枚举。难道这就是一些人常常批判的所谓的僵化的、低效率的“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吗?

在1939年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以鲜明而透彻的语言表达了如下这样一段经典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要求距今45—55年以前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预见到每一个别国家在遥远的将来所发生的所有一切历史曲折。如果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每一个别国家在50—100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一切理论问题都给我们做出现成答案，使我们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后代可以安然地躺在暖炕上来咀嚼这些现成的答案，那就太可笑了。”斯大林的这一理论思想，深刻地揭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的政策和策略产生和形成的唯一途径。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会讨论诸如马克思论“怎样”革命和建设这样一类的问题，当然也就不会被这样的问题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毫无疑问，斯大林就是以这样的思想方法和态度领导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显然，用教条主义、僵化、独裁之类的词语来评论斯大林，来评论斯大林的实践和思想，是颠倒了黑白。

实际上，那些指责斯大林是教条主义者的人，那些制造了“斯大林模式”和不厌其烦地批判所谓“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的人，才是具有严重教条主义思想的人。因为斯大林继承列宁的遗志，领导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创建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及其在两次世界大战这样一种历史条件下的运行体制，而这些都是史无前例的，完全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造，是无“条”可“教”的，又能“僵化”谁呢?只能是后人“僵化”斯大林的创造，根本就谈不上那时斯大林创立的新生的、年轻的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及其那时的运行体制教条、僵化的问题。

有这样一件事情长期被忽视，甚至被遗忘，那就是斯大林在1952年10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之后四个月就去世了。在这篇一千来字的短短的讲话里，斯大林可谓苦口婆心，告诫“那些还没有取得政权而继续在资产阶级残酷法律的统治下工作的共产主义的、民主主义的或工农的政党”两件极为重要的事情。一件，是希望他们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错误和成就中学习，从而便于进行自己的工作”。另一件，是讲：“从前，资产阶级敢于实行自由主义，维护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从而在人民中间为自己树立了声望。现在……资产阶级自由民主的旗帜被抛弃了。我认为你们，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政党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打着这面旗帜前进，如果你们想把大多数人民集合在自己的周围的话。除了你们以外，再也没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从前，资产阶级被当作民族领袖，他们维护民族的权利和独立，把它们看得‘高于一切’。现在……资产阶级出卖民族的权利和独立来换取美元。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旗帜已经被抛弃了。毫无疑问，你们，共产主义的和民主主义的代表们，必须举起这面旗帜，打着这面旗帜前进，如果你们想成为本国爱国者的话，如果你们想成为自己民族的领导力量的话。除了你们以外，再也投有人能举起这面旗帜。”斯大林人生的最后一次讲话，内涵丰富，意境深远，令人感慨万千，思绪不止。他对自由民主的理解和呼唤，对民族独立和爱国主义的理解和呼唤，是那么的深邃和真诚。斯大林这篇最后的讲话的意义是什么呢?笔者以为，是为当代世界的人民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指出了进一步发展的生长点。凡具有正义感和道德感的读者，是不可能把斯大林设想成什么独裁、什么极权主义，只有那些指鹿为马的人才能干出这样的事情。

斯大林的一生是在创造、创新中度过的。这一方面源于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刻把握，一方面源于他总是处于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相互较量的最前沿。

在怎样革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是不可能照搬马克思的理论的，因为马克思从来就没有为后人提出过、制定过任何所谓这样或那样的关于革命和建设的方案。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即在思想上确立了这样一个理论原则：马克思主义“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不仅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明确地告诫他们的战友和同事，给战斗的工人阶级制定任何可供后来革命和建设的具体的实践方案都是一种罪过。马克思恩格斯这方面的论述不胜枚举。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也总是这样要求的。

毛泽东说得好：“斯大林同志的一切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朽文献。他所著的《列宁主义基础》、《苏联共产党历史》以及他最后的伟大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百科全书，是百年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综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和世界各国共产党人一样，是从斯大林同志的伟大的著作中去找寻自己胜利的途径的。”从毛泽东的这段话里，我们不难觉察到，那些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想流派，为什么那么热衷于丑化和诬蔑斯大林，因为斯大林的实践和理论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活水源头!

六、斯大林问题对中国与世界的意义

在探讨苏联亡国这个问题上，认识之对立，论争之尖锐，是超出了单纯的学术研究的。所以事情就没那么简单，因为不同的思想体系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

只要读者认真阅读批判“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体制”文章，不难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这样的文章常常是笔锋一转，就把批判的矛头从斯大林转到了毛泽东身上。其实，这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这才是他们研讨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真正目的。斯大林问题不过是他们实现否定毛泽东的一根杠杆。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各色各样的机会主义者曾经用来妖魔化斯大林的种种手法，同样被他们用在了毛泽东身上，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些耸人听闻的谣言，什么“中苏的分裂是毛泽东想成为国际共运的新领袖”，什么中苏论战是“毛泽东置国家根本利益于不顾，利用制造意识形态分歧的办法，来完成自己的政治目的”，什么“毛泽东后来把斯大林模式出现的错误在中国基本上实践了一遍”，等等。力图把毛泽东描绘和污蔑为一个阴谋家、独裁者，以此来贬低和丑化毛泽东在中国人民中的形象，挑拨、离间毛泽东与党和人民的关系。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醉翁之意不在酒!无疑，从手段的卑鄙不难看出目的的卑鄙。这绝不是什么学术研究，而是企图通过否定斯大林来丑化、否定毛泽东，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从而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再现苏共亡党的历史现象，这是其中一些人求之不得的。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对中国革命、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无私帮助，被国内某些学人扣上“斯大林模式”而加以全盘否定。笔者以为，善良而正直的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斯大林和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无私援助的；喜欢歌唱美好而动听的苏联歌曲的中国人民，也是不会相信被国内某些人肆意污蔑的斯大林时代是什么“苏联历史上最为恐怖的个人独裁社会”的。

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初年代，斯大林和他领导的苏联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积极影响，即“斯大林因素”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获得胜利和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和基本因素。

在革命战争年代，大革命的兴起和北伐战争，江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安事变，抗击日军空袭的武汉保卫战，延安整风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解散第三国际，百万苏联红军消灭日本关东军、解放中国东三省，支持中国共产党夺取和建立东北根据地，在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等等，都留下斯大林印迹。

在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理论方面，是斯大林发现和提出了由北伐战争显露出来的中国革命的特点，提醒共产国际领导层不要“忽略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的根本问题”；精辟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斯大林还语重心长地告诫中国同志：“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这是斯大林对中俄两国革命实践进行深入比较而做出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真可谓出手不凡，立意高耸。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真正领会了斯大林的这个理论思想，不仅多次引用斯大林的这句话解说中国革命，尤其是坚持运用这一卓越的思想指导中国革命，进而提出了武装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之一。可以说，是有了斯大林的启发，毛泽东继续回答和解决了这一“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里面的具体内容，从而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问题。正是通过斯大林，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掌握了活的马列主义，并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斯大林生前也曾多次诚恳地告诫中国共产党人，注意避免苏联走过的弯路。不管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有过怎样的误解或失误，他是在一心帮助和支持中国革命的，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是第一位的。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新中国成立，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议》，还签订了《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议》等。不是别人，是斯大林无私而慷慨地援助新中国经济建设，在这个贷款协议里，苏联以年利1％的优惠条件，向我国提供三亿美元贷款。当年苏联即用这笔贷款向我国提供第一批大型建设项目50个。这50个项目就是后来被称为新中国156项工程中的第一批，主要是煤炭、电力等能源工业，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苏联大力援助我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除了支持武器弹药，那时保卫我国领空和与美军空战主要是依靠斯大林派出的苏联空军和飞机进行的。这样强大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是苏联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巨大破坏而国内也在恢复经济建设的时期所能尽力给予和提供的。

1952年8月，毛泽东派周恩来总理再次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带着有关“一五”计划的设想和草案赴莫斯科访问。斯大林满腔热情地接待周恩来总理，表示愿意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中国。特别是斯大林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十分中肯的建议，他强调中国在军事工业方面应自己生产飞机、坦克、雷达等武器装备，从修理经过装配到制造，从小到大，以利培养干部，否则只有工厂没有人才，，是绝对不行的。他还诚恳地建议，最好是中国派人到苏联学习，培养自己的干部、工程师及技术工人。1953年，中苏签订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议和议定书，苏联承诺援助中国新建和改建一大批规模巨大的工程项目，即在1953—1959年间，援助我国建设与改建91个大型企业。从1950—1959年，我国从苏联引进的技术设备投资总计76.9亿旧卢布(折合人民币73亿元)。10年中，来我国帮助建设的苏联专家有8500多人，向我国提供的各种数据和设计图纸仅1953年就达23吨，1954年为55吨。苏联在向我国提供成套设备和专门的生产技术的同时，还在地质勘察、选择厂址、搜集数据到确定企业的设计书，从指导建筑安装、开工运转，培养技术干部，一直到新产品研制，都给予了全面、系统的指导。应该说，这是世界现代史上一次前所未有的最全面、最无私的技术转让，使我国的工业技术获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突飞猛进的提高和发展。与此恰恰相反的是，赫鲁晓夫捏造借口，撕毁援华合同，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个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出理论总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的理论贡献在中国得到了积极的反响。1958年底毛泽东向全党发出读书倡议，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分析经济建设出现的“一大堆混乱思想”，“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毛泽东一再告诫全党，“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它有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学。当然，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正是这样的学习，帮助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思考和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现象，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规律，培养了一代经济理论人才，从而为后来的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

毋庸置疑，在新中国初创那么困难，那么穷苦的时候，不是别人，是斯大林帮助了我国，而且是在苏联战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内建设也急需资金并不富裕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支持了中国等一大批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向我国索取过什么“知识产权”，当代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就是在那时苏联的援助下建立起来的。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真理是依靠事实而存在的。难道我们中国人不是感谢反要怨恨斯大林吗?至于后来两国闹翻了，那笔账要记在苏联后期的赫鲁晓夫身上，一笔算一笔，各是各的嘛!

毛泽东通晓斯大林问题的重要性和尖锐性，深谙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巨大作用，因而把斯大林比作一把“刀子”，真可谓寓意精深。

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党发生震动世界的论战，斯大林问题是导致两党矛盾及其辩论的一个主要议题。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是完全错误的，“是别有用心的”。自那时以来，世界关于斯大林问题的争论至今不断，正如当时毛泽东就指出的那样，一切修正主义分子“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赫鲁晓夫不听毛泽东好言劝告，制造两党矛盾，自己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苏联是列宁主义的故乡，但是在斯大林死后，苏联领导层错误地批判斯大林，背道而驰，走上了亡党亡国的不归之路。

不论斯大林对苏联、对别的国家和民族，有过怎样的失误、错误，也改变不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20世纪的人类生活和发展道路既因苏联兴而变，又因苏联亡而变，这两种变化的主要因素，都这样或那样地与斯大林密切联系在一起。可以说，苏联问题实质上就是斯大林问题。

有不少世界级的人物，被人们渐渐地遗忘了，不再被本国或世界提及，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斯大林却不是，他总是不断地被来自不同阵营的人们提出来，摆到世界面前，似乎世界上的许多事情至今还离不开斯大林这样一个因素。由此，把斯大林问题当作开启、解读20世纪历史的一把钥匙，是可行的、合适的。

20世纪，这个离我们最近的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波动最大的世纪。因斯大林的作用而兴盛、光明，又因诋毁斯大林而变得混乱、迷茫。虽然人们生活的世界早已进入了21世纪，但是感到依然笼罩在20世纪的“阴霾”之下，某种神秘的20世纪之物、20世纪之魂还在纠缠着人们。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当年毛泽东说的，斯大林问题，这样一个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反响的世界范围的大问题，至今没有做出一个科学的定论。看来，只要世界一天不接受斯大林问题——20世纪最大的遗产，就难有安宁。

那么半个世纪以来议论纷纷、迷雾重重的“斯大林问题”到底是什么呢?斯大林问题的核心是什么呢?不同阵营的人们所争论的焦点到底在哪里呢?长期以来，西方及戈尔巴乔夫“改革”散布的“斯大林模式”，通过各种媒体渗透到各国，向听众灌输了一大堆不着边际的假话、瞎话，“忽悠”了不少人，是非难辨。其中掩盖并扭曲着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即苏联历史以苏共二十大为界，分为发展方向相反的两个时期。前期的斯大林时代以两次世界大战为背景，是社会主义苏联从弱国奋起、走向繁荣强大的历史；后期是和平建设年代，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衰落下来直至亡党亡国的历史，因而不存在一个一概而论的“斯大林模式”或“苏联模式”。无疑，只有运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才能科学地研究苏共亡党苏联亡国的历史。其实，关于苏联亡国原因的辩论所涉及的斯大林问题，不是什么玄妙的、神秘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放弃和否定了斯大林坚持和捍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放弃和否定了斯大林带领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曾经开辟出来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和理论。苏共苏联悲剧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就在这里!

（来源：转编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微信公众号，原载：《探索》2010年第1期；图片来自网络，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