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难得的休息，捋捋累于心的网信，在这个标题下说几句话。
一直萦绕于心的信息，刘学州，一个15岁的男孩，黄金般的年龄，却被生活所迫自杀了。他的自杀，成为社会的伤痛。善良的人们发出叹息：“可怜的孩子呀！你怎么这么命苦啊！”
昆仑策高级研究员李光满发出檄文：《追问少年刘学州之死！》。开篇说：“读过刘学州《生来即轻，还时亦净》的遗书，我感到压抑、伤感和愤怒，不禁追问，到底是谁杀死了刘学州这个年仅15岁的孩子？”
水泥钉说：“年轻，善良，乐观，坚强的刘学州死了，压死他的稻草显然不是一根。”“他的父母是罪魁祸首，新京报是直接的帮凶，还有一大批自私麻木却自以为聪明的看客。”
刘学州自杀了，他留下了长长的遗文。这遗文是他15年的总结：“感谢给我一次体验疾苦的机会”。这遗文滴着血 “道尽了他短短15年却阅尽世间苦痛与黑暗的一生”。“他的一生，就是一出荒诞与现实夹杂的令人心碎的悲剧。”
刘学州的自杀和悲惨遭遇，成为了扎向善良人们心头的刀子。
有文章讲，他即将年满16岁，按他的学校规定，年满16岁就要去电子厂实习1—3个月，每天12小时以上工作，每时15元工资，每月无休，请假1天扣3天工资，有形容道：“追魂夺命流水线，暗无天日鬼车间。”实习结束，他就将是拼命地为当“房奴”而打工赚钱。诚然，但愿他不像那个“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岳荣贵一样，像机器一样没日没夜地打工。”
公众人物小萌主播的一则视频，介绍了温州一个被生活所迫的流浪老人——郑祖龙，用假币买面条的故事。视频中说，郑祖龙老人身无分文，他自己手绘假币，去买了5年面条，一直到逝世。而诚愿接受这假币，赞助他5年面条的，是好心的李国色夫妻。小萌说，由于他们的善良，“使这位被生活贫苦所迫的流浪老人避免了食不果腹的窘迫”。
说到温州，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的认识，那是最富庶的地方，人人吃喝不愁，人人安居乐业，人人各得其所。我记得一次与温州的几个人吃饭，他们当中有村书记、村长和私企老板，这约是15年之前的事了。坐在餐桌上，餐聚的组织者对我说：“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人啊！他们可都是千万亿万的身价啊！”
在温州，千万亿万身价的富翁是真实的，身无分文的流浪汉也是真实的。这恐是私有制无解的恒式。
笔者想起了两个亲表兄。我的两个姨表兄，大表兄智障，二表兄也非聪明，而姨妈和姨夫去世早，两个表兄说起来就成了低智商的孤儿，有幸的是，他们在毛主席时代，是生产队的社员，在生产队的大家庭中，他们干力所能及的劳动，记工分，分粮菜，居家生活，既没有流浪，也没有被歧视。我想，假如刘学州是在一个公有的集体组织中，例如像河南省的南街村一样的地方，可能会是不一样的。一来在南街村受红色教育，社会主义的道德蔚然成风，他的父母不会沦落到这般的丧尽天良；二来即使是他父母走起，南街村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就是刘学州的家，会自然地给予他应有的关爱。倘若如此，刘学州的悲剧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了。
全国唯一幸存的人民公社——周家庄人民公社，有一位名叫王敬棉的特殊家庭。一家4口人，丈夫37岁时因一次意外摔断了腰，瘫痪在床30多年，大女儿40岁，是个智障人，小女儿30岁，从出生就是脑瘫，全家就靠一个67岁的女人养活。这样的一个家庭，困难之大，显然“泰山压顶”一般，然而在周家庄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农村里，王敬棉一家却过得吃喝无忧、心情舒畅，充满了阳光和活力。
刘学州的自杀，孤独老人的流浪，都说明了我们社会治理的任重而道远。出路何在？李鼎铭先生说过：“社会主义是天公地道的主义”。穷人的出路，就在于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像南街村、周家庄那样。
近期最爆频的信息，还有东莞康华医院的会标：“虎虎生威迎新年，手术室里全是钱”。
从图片看，那是幅年终总结会议的会标。这个会标，能读出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回顾2021年，挣了很多钱，很兴奋；另一层意思是展望2022年，还要再加把劲，再挣更多的钱。
而会标引爆了网络，遭到了漫天声讨和责骂。医院赶紧道歉，并表示要作出相关处置。笔者以为，会标是真实的，道歉却是虚伪的。“你是要减少手术费吗？”显然不是；“你是要换掉写会标的几名员工后，改变医院的运行规则吗？”显然也不是。你医院要做的，无非是平服舆论，保证继续多赚钱。当然，这样说你，也并非公平。哪个医院不赚钱呢？不赚钱，你们投资办医院干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你不用道歉，你倒是应该告诉你的员工学学行业套路。你看看北京最著名的某和医院的那位高级专家说的，“医院也好，医生也好，不要嘚瑟，要闷声发大财；穷人没什么钱，还容易闹纠纷，要想法赚富人的钱。”
你看看人家，既赚得盆满钵满，还装扮成了关爱穷人的大善人。
我们不得不说，著名大医院的大专家，满嘴念的是赚钱经，这也着实让人后脊梁冒凉气啊！是的，他说出这个道理：资本和医疗的结合，就是对病人的敲骨吸髓。因为，资本投资医院和开发药物，赚钱，赚更多的钱，是必然的逻辑。不然，就不叫资本。正如美国高盛人说的：“快速或一次性治愈患者的商业模式并不利于医药资本集团的长期利润。让病人终身服用才是药物开发的最高法则。”
有了这样的逻辑，就有了这样的事例：河南许昌郑州金域临床检验中心有限公司区域负责人张某东涉嫌投毒；贵州遵义的欧亚医院被诉投毒诈骗，对病人进行虚假检查，在病人身上制造创伤，将小伤口搞成大伤口，将小病弄成大病，逼迫人留在医院或手术台上，受害人多达2万多名。
更为可怕的是，这不仅仅是私营医院，公办的医院也好不到哪里去。北京三院肿瘤内科医生张煜，就发万言长文揭露该医院为了赚钱而致患者人财两空的事实，大声呼吁“请求国家早日设立医疗红线”。
事实就是这样，医院定位在赚钱上，定位在创收上，定位在通过医疗来弥补经费不足上，那就必是患者的灾难。因为医院要赚钱，科室要盈利，医生要奖金，都要从病人身上找，从而司空见惯的现象也就发生了，不必要做的检查做了，不该开的药开了，不该支架的支了，不该搭桥的搭了，不该手术的手术了，一系列的不该都发生了。
这种情况下，医院办的越多，老百姓看病的负担就越重。看不起病，就将永远成为压在普通人民群众头上的大山；因病返贫，就将永远成为实现共同富裕国策的拦路虎。
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医疗保障是民生保障的顶天大事，出路何在？
著名学者李玲教授讲，上世纪70年代，我们依托农村集体经济创造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三级医疗保健网，保障了老百姓看得起病，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向全世界推广中国的经验。毫无疑问，那时能做到，现在也应能做到。归根到底，就是个制度问题，出路在于走公有的全民免费医疗。否则，国家拿出再多的钱，也只能是喂肥医院和药企。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解放军原后勤学院教授、博导，《毛泽东精神》作者，中国红色管理研究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