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是党内公认的经济学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在长期参加党和国家的经济领导工作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前瞻性、开创性的正确意见，深深地影响了新中国经济建设事业发展的进程。关于重视黄金储备功用的意见，就是其中一条。

黄金储备是指一国货币当局持有的，用以平衡国际收支，维持或影响汇率水平，作为金融资产持有的黄金。由于作为硬通货和特殊商品所具有的流动性和收益性，它在稳定国民经济、抑制通货膨胀、弥补国际收支赤字、抵御国际投资基金冲击、提高国际资信等方面有着特殊作用。

西方经济学家凯恩斯曾形象地概括黄金在货币制度中的作用说：“黄金在我们的制度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它作为最后的卫兵和紧急需要时的储备金，还没有任何其他更好的东西可以替代它”。可以说，对一个国家来讲，拥有黄金储备，就增加了应对各种国际风险的底气和手段。

因此，保存适当数量的黄金储备，是世界各国比较普遍的做法。据2015年6月的数据，黄金储备占外汇总储备比例，美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均超过60%，其中，美国黄金储备更是达到8133.5吨，占其外汇总储备的73.7%。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作的陈云就已经注意到要重视黄金储备的问题。

当时，解放战争进入到最后的关键阶段，由于长期的战争，解放区出现了严重的财政赤字，影响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为了研究和解决这一难题，1949年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地区的财经部门领导干部参加的专题会议。

陈云在会上提出了发行公债的主张。他认为，在1949年8月至10月内发行公债，可以减少货币发行，使物价不致过分波动。关于发行公债的数目，他“倾向于发行2400亿元人民币的规模”，这其中包括收购一部分黄金外汇。

为什么要收购一部分黄金外汇呢？陈云解释说：

“因为京沪杭三角地区殷富户普遍存有黄金美钞，公债目的虽在收回人民币以减少发行，但事实上势难完全拒收黄金美钞，故华东拟在公债中接收300亿元价值的黄金美钞”，这样一来，“公债收回之数字除黄金美钞外只有2100亿，在放多收少中银根不致过紧，如出现过紧而不利于工商业时，可以延长缴款期限或减少推销数字”。

陈云还就发行公债的具体手段和主要目的作了阐释和说明：要综合运用调剂通货、调剂公债发放数量、调剂黄金和美钞收进的数量三个手段，“使其服从一个目的，即达到我们所预期的金融、物价保持良好的状态，保证粮食和其他重要物资的供应”。

在战争仍在进行的背景下，陈云抓住了问题的关键，通过发行公债（包括收购部分黄金外汇），既能及时支持战争的顺利推进，又能保证粮食和其他战备物资的基本供应和价格稳定。

针对收购黄金、美钞，陈云想得很细，他特别强调说，调剂黄金、美钞收进的数量很有讲究。黄金、美钞收多收少，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如果物价平稳，银根较紧，即可多收进些。

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陈云在这里要把黄金与外汇特别是美钞放在一起说。

从一般意义上讲，在金融投资领域，黄金和外汇价格变化快，投资赢利空间大，而且二者相关性强，因此人们习惯把二者并称。当然，陈云这里把黄金与外汇特别是美钞并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1944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上确定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这一体系实质上是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主要内容为两条：一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政府和央行可以按照35美元1盎司黄金的官价（换算下来，1美元=0.888671克黄金）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二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国的货币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只能在法定汇率上下1%的范围内波动。

按照这样的规定，美元实际上等同于黄金的地位，成为各国外汇储备中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从这个意义上讲，买美元外汇，也就等同于买黄金。因此，陈云在这里才把黄金和外汇（美钞）放在一起说。

在解放战争还在进行、新政权尚未建立、中国共产党还未在全国执政的情况下，陈云能注意到黄金在货币体系和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提出收购黄金外汇、调节平抑物质的主张，这是难能可贵的高瞻远瞩之见。

新中国建立后，长期的战争消耗和破坏，使全国财政经济面临非常困难的局面，同时全国百业待兴，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成为新政权的首要任务。面对这样的局面，在其他的经济举措之外，陈云主张要适时使用黄金以发挥其调剂经济的作用，同时要量力收购市场上的黄金以供不时之需。

1950年6月6日，在七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指出：

“黄金和白洋，现在是处于相当的冻结中，要加以使用。什么时候使用，这要看人民币稳定的程度”；要根据我们的现有力量，“有步骤地收美钞、黄金和白洋。先收美钞，再收黄金，最后才是白洋。黄金的数目不会太少，据说社会上有500万两，就算150万两，也可折合1亿多美元”。

事实证明，量力收购并适时使用黄金和白洋，对当时弥补财政赤字、稳定物价、恢复生产发挥了很好的调剂和压舱作用。

从上述陈云的分析和主张来看，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他就已经深刻认识到，黄金作为贵金属和“硬通货”对于国家经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它可以用于储备、保值、投资，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冻结”或使用，用于稳定金融市场，平抑物价波动，调剂国家公债发行和人民币供应。

因此，应该根据实际需要和国家财力及时而适当地收购黄金备用。当然，新中国成立之初，鉴于当时的客观环境，对外贸易还很薄弱，对黄金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中的作用，陈云关注得还比较少。

1972年4月，陈云结束了在江西两年多蹲点的生活回到北京。不久，经毛泽东同意，他参加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主抓对外贸易工作。

当时，国际金融领域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解体。1971年8月15日，美国宣布停止以美元自由兑换黄金；到1973年3月，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这样，支撑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两条基本规定，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彼此之间维持固定汇率，就被打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瓦解。从当时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来看，这一体系的瓦解是必然的。

此外，美国当时对外深陷美苏争霸和越南战争的泥潭，国内经济又陷入低迷和滞胀之中，国际收支连年逆差，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严重，美国黄金储备急剧下降，从二战后初期的价值245.6亿美元下降到1973年的110亿美元，美元信誉严重下滑。与此同时，中东石油危机爆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与危机之中。

在这样的形势下，美元加速贬值，金价上升，国际市场上出现了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

陈云见微知著，敏锐地观察到国际金融形势出现的这个重大变化，并预测这种变化最终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如果早一点出手，趁金价还没有完全涨起来之际，及时用外汇购进一部分黄金，就可以降低外汇贬值带来的损失，而且为我国应对国际经济的波动提供更多的回旋余地；如果出手迟了，金价已经涨起来了，那就是完全相反的局面。

1973年5月5日，他对外贸部的周化民等人说：

“货币大概不会再同金子联系在一起了。你们研究所怎么看？我看，35美元一盎司黄金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世界黄金产量每年约2200万两，价值35亿美元。而世界国民生产总值按每年增长1%计算，就是300亿美元。当然，货币还有周转次数。

根据我国的经验，货币发行量与商品流通量大概是一比八。就是拿这样的比例计算，目前黄金产量也是跟不上商品的增长，何况黄金还有它的工业用途。这在货币市场上是个很大的问题，值得注意。”

这里陈云特别强调要注意美元和黄金价格的升降趋势，因为他根据美元与黄金脱钩、黄金产量与商品增长以及黄金的多方面用途等方面的情况综合判断，黄金的价格很可能会上涨。

6月7日，陈云要求人民银行搜集相关资料，认真研究有关国际金融和货币的十个问题，其中有三个问题就直接与黄金相关：

“美、日、英、西德、法各国从1969年至1973年的货币发行量是多少？外汇储备是多少，其中黄金储备是多少？”

“现在世界黄金年产量是多少，其中主要产金国的年产量是多少？”

“法国财长德斯坦是主张把货币和黄金联系起来的。世界上货币总流通量和世界上黄金总持有量，是否可以算出一个大致的比例来？”

通过研究，陈云对一定时期内美元与黄金比价的变化趋势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并由此提出建议：“拿出部分外汇购买黄金，以规避汇率风险，对外汇储备进行保值增值”。

7月14日，在听取香港华润公司所属五丰行负责人汇报时，陈云说：“今后金价仍看涨，现在黄金与美元很难联系在一起，35美元、42美元一盎司黄金早已突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

同时，他也清醒地指出：“现在，美元虽然疲软，但在今后较长时间内仍是国际主要货币，还没有别的货币可以代替它，其原因是美国生产力在世界上仍然是最大的。”

基于这些情况，陈云建议：“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请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外贸部一起开会研究。”

7月27日，在同外贸部负责人及该部价格小组成员谈话时，陈云再次谈到了国际金融形势。他先是对美元牌价的变化趋势作了分析：“美元贬值，危机发生。美元同黄金的关系已割断，不可能再恢复。但美元也不会跌得一塌湖涂，拿美元同国民党的金元券相比是错误的。”

接着又谈到黄金价格和我们的对策：“黄金价格还是要上涨的。在80美元一盎司时，我曾建议买黄金，但银行认为利息损失大，不合算。买黄金是为了保值，不是投机。买了以后，可不可以再卖出去？在需要付款的时候可以卖出去，这不是倒卖，而是为了支付。”

他还建议：人民银行的任务是管好货币的波动，要当好国家的外汇财务经理和金融经理。人民银行要有专门搞这方面研究的人，如果这个工作做不好，会犯错误。这些主张和建议有理有据，为相关部门放下顾虑，适时量力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购进黄金作为战略储备提供了支持和参考。

与此同时，陈云还向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提出，我们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遭受风险，不如用这些外汇买点黄金存起来。国务院最终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在国际市场购买了不少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黄金储备。

据《中国金融统计》的数据，我国的黄金储备，从1970年到1974年由700万盎司增加到1280万盎司，增加了近一倍。事实证明，这些黄金储备在此后一段时期的美元持续贬值中保证了我国仅有的一点外汇储备的安全，也为此后改革开放的启动提供了可靠的金融财政支持。

在“文革”期间受到“左”的思想的束缚下，陈云对国际金融形势能够基于有限的信息作出深刻分析并提出有效建议，不仅体现了他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私担当，更体现了他在经济金融领域的独到眼光和卓越能力。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国内经济发展，国家财力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以及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频繁，中国面临的周边和国际环境逐步改善，在黄金储备的管理使用问题上又出现了一些脱离实际的认识和看法：

比如，有的机械地以为只要把经济发展起来就行了，黄金储备可有可无，放松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持续跟踪观察；有的觉得国家经济形势好起来了，已有的黄金储备足够用了，不用再抓住合适时机购买；有的观点则在动用黄金储备方面比较随意，没有充分考虑要把黄金储备真正用在国家急需的用途上。

针对这些认识和看法，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情况，陈云对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的黄金储备政策提出了进一步的主张。

1981年9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等问题，陈云在会上讲了八条意见，其中一条专门讲到了黄金储备问题：

“我每天看货币的日报表，我主张，告诉银行，表上面最好加一个黄金的市价。银行搞这个比较容易，带一笔就是了。我们有一些黄金，什么时候卖出，什么时候买进，应该看准时机。”

陈云这里强调了买卖黄金不能盲目更不能想当然，要持续跟踪金价波动，看准并抓住时机稳妥进行。

1983年3月17日，陈云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国家计委、经委党组对当时经济中几个问题的汇报时，再次谈到黄金储备问题。

他自问自答道：中国现有黄金储备是怎么来的？绝大部分是1973到1974年间国际货币动荡很厉害的时候买来的。我同李先念讲，与其要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为什么不买点黄金？“黄金就是从这里来的。”

针对当时有些人急于把仅有的那点黄金储备花掉的想法，他直截了当地说：“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一点黄金不算多，必需的。”

此外，他还针对动用黄金储备弥补国家财政赤字的做法指出，对支出超过收入的部分，可以用银行投资或卖黄金的办法来弥补，但“年年这样搞下去不行”。也就是说，黄金储备是要在紧急和关键时刻备用的，不能作为平常之计动不动就随便动用。

随后不久的6月30日，陈云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反映美国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顾问爱德乐对我国财经工作提出两条意见的内部材料上批示：

“有经历的外国人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所有外国资本家都是如此。凡属危险项目，他们不搞，宁吃利息。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

爱德乐的两条意见是这样的：

其一，不同意中国国际金融学会郑州讨论会上提出的外汇储备只需相当于三个月进口额和400吨黄金储备已经足够，甚至可考虑出售一部分黄金首饰的建议。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引进外资的增加，只留相当于三个月进口额的外汇储备是不够的。一旦国际出现大动乱，外汇就会变得毫无用处，只有黄金才可靠，因此黄金储备不能减少。

其二，外贸发展计划不能只考虑对中国有利的一面，还应考虑国际金融贸易出现对中国不利一面的可能性。因为外贸要受国际市场和其他国家政策的影响，一时有利的局面可能会发生不利变化，因此，对长期外贸发展计划应注意稳妥性。

把陈云的批示与爱德乐的意见结合起来看，陈云实际上是认可爱德乐的意见的。财政金融工作要慎重和稳妥，要考虑到最坏的可能性，国际形势一旦出现大的动荡，单有少量外汇储备是不保险的，只有作为硬通货的黄金才可靠，因此保持并增加适量的黄金储备是十分必要的。

针对在黄金储备的购买和使用问题上的一些错误认识，陈云及时进行了揭露和批评。

1985年2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云又讲到了外汇储备问题。他提醒大家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储备多少外汇、多少黄金？

针对当时有些人以为“我们有120亿美元外汇，还有几百吨黄金，就觉得手烫得不得了啦”，他指出：我们许多同志并不是很清醒。我们有100亿、150亿、200亿美元外汇，不算多。我们是个大国，储备一二百亿美元外汇，有风吹草动的时候可以应付。从长远来看，现在我们的外汇不是多了，而是紧了。

1987年12月18日，陈云同一位中央领导同志谈话时说：

1981年我发表过一个意见，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有120多亿外汇作为周转资金，很有必要。1983年我又提出来，我们的几百吨黄金是怎么来的？

但是，有些人对这些外汇，还有黄金，“觉得烫手”，不知怎么办才好。结果，“大力提倡高消费，大量进口消费品，还号召穿西装”。这是“不懂经济的表现”。

这里，陈云旧事再提，主要是提醒有些人，不要觉得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了，生产力水平提高了，对外贸易额增加了，手头可以支配的财力更多了，国际经济政治形势也趋向缓和了，中国国际地位提高了，就可以放松警惕、高枕无忧，放松对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特别是金融形势的关注和研究，放松对外汇和黄金储备的管理。

总之，陈云关于黄金储备之功用的认识、主张和建议，不仅见事早、抓得准，而且因时而变、辩证客观，既相当专业地揭示了黄金作为贵金属和硬通货所具有的财政、金融和工业用途，又结合国际形势的变化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的现实和未来需要，从治国理政的高度，提出了颇具前瞻性至今都仍不过时的建设性意见，无愧于“党内经济学家”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