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无序发展和泛滥扩张所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在当今中国已经有很充分的表现，这既是市场经济层面的重大问题，更是当代中国政治领域具有全新性质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资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生产要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必须深化对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的认识，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认真学习习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我们深刻地认识到，规范与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今后一个时期重大的政治任务与关键性的实践课题。因此，必须在深化新时代条件下我国各类资本及其作用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深刻认识“规范与引导”的政治属性与实践特征。

　　首先，这既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命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难题

　　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历史经验证明，向资本妥协，必然导致社会退步；对资本的退让，本质上就是政治退让。比如，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原则上讲广大人民群众都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但就具体情形而言，现如今社会关系的实际状况是，大多数社会劳动力都被置于私有资本的控制之下，其主要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都不得不接受新兴私有资本体系的安排。简单地说，就是大量人民群众主要得听老板们的支配，或者说不得不接受老板们的驱使。“老板”一词是如此影响人们的意识形态，曾有那么一个时期，人们走在街头上，陌生人见面打招呼的第一称呼就是“老板”。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的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烟；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可遗憾的是，如今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大概也只能徒叹奈何了，因为现如今资本所带来的种种阴暗，恐怕已远远超过他原来的估计......

　　资本泛滥，必然弊端丛生，各种离奇古怪的人间之丑之恶都将发疯一般暴长，不断地冲击社会的道德底线，不断地刷爆人们的“三观”。抗疫期间私有资本种种丧天良的表现就是很好的证明，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居然敢在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上弄虚作假，居然敢在疫苗上做手脚。对于这样的事儿，对于这样的人，不坚决打击铲除能塞天下悠悠万众之口吗？

　　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资本的妥协与让步注定有限，注定只是局部与暂时的让步与后退，并且在让步与后退的同时，还要不断地对私有资本的发展进行强有力的纠正与修正，必要时还必须予以坚决的整肃与打击，使之回到社会主义制度框架能够接受和能够允许的范围中来。妥协与让步是利用、是发挥，纠正与整肃是限制、是打击，对私有资本必须坚持这样的两手，并且两手都要硬。至于究竟这两手何者为主、何者为辅，则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套用一句政治老话来说，就是既不能“左”，也不能右，而要做到执两端而用其中于民。

　　这是典型的知易行难的政治难题，原则的话好说，具体操作难办，其中的界限与力度很难把握，仅有正确的最高决策还不够，还需要一大批具有高超政治驾驭能力的实干家。

　　其次，解决这一难题的具体实践必将是一场激烈的斗争

　　“规范和引导”资本看似和风细雨，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必然要出现利用与反利用、限制与反限制之争，“规范和引导”本身就是不留死角编织各种笼子的限制，而资本的逐利本性与本能天然要反对各种限制，要千方百计地去打破各种限制；“限制”的一方要为自己的“限制”行为做足舆论与理论铺垫，而被“限制”方则要为自己的反限制找到充分的理由根据。因此，双方必然展开激烈的斗争，主要将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在价值观念上进行批判与反批判；

　　二是要在思想理论上进行否定与反否定；

　　三是行为行动上要围绕界线与红线、边界与禁区进行立与破较量；

　　四是利益立场上要结成不同阵营，各自构造不同的力量联盟。

　　因此，在“规范和引导”名义下，围绕新兴资本所进行的限制与反限制斗争将不仅仅是简单的行政活动，也不仅仅是政商关系的塑造，而必将成为激烈的经济斗争、思想斗争与政治斗争，这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

　　最后，规范和引导资本，必须在限制资本的同时，还要限制新兴资本势力

　　“规范和引导”表面上是针对资本，但实质却必须针对新兴资本势力，重点是必须对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下手，不能让他们发展成为叱咤风云、独霸一方各种各样的金融商业帝国，一旦这些帝国发展到“大而不能到”、“尾大不掉”或者“投鼠忌器”等程度，相应所带来的政治问题就将相当严峻。

　　因此，“规范和引导”就不能只针对资本的经济运作，规范与引导资本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人身上，即针对资本的持有者，谁持有的资本更多更大，谁就越要成为其中的重点，不存在对事不对人的可能。编织限制资本的笼子，更重要的是要给掌握资本的人套上一副合适的笼头，使之既能拉车，又不出轨，启以中国特色之政，疆以社会主义之索，这是一种伟大的驯服，也是一个谁支配谁的问题。

　　新兴资本势力显然不甘心接受这样的驯服，他们本来欲无止境，没有止境的欲望同特色之政、同社会主义之索之间必将发生强烈的对峙，由此所产生的矛盾必将酿成激烈的冲突，并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文化领域以及社会一切领域扩张蔓延。

　　在这场激烈斗争的诱发之下，对立的阵营都将发生分化裂变，这是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的必然反映。在限制者方面来说，有些人将自动投怀而倒向新兴资本势力，甘当他们的店小二，还有一些人将被新兴资本势力所收买，被他们拉过去，充当新兴资本势力的代理人和政治工具；对被限制新兴资本势力而言，有些人将能够从大义出发，站到国家民族方面来，而有些人则将口服心不服、面从心不从，将千方百计地阻挠破坏“规范和引导”行为，从而难以避免地成为政治敌对势力。

　　这场斗争也不会仅仅局限在中国，还将外延同国际政治与战略矛盾交织结合起来，因为当代中国新兴资本势力同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之间有密切联系，彼此之间利益上高度关联。新兴资本势力注定要寻找并依靠强大的外部同盟军和支持力量，外部政治势力因此也必然要深度参与其中。也就是说，中国国内围绕资本限制与反限制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必然要成为中国人民同霸权帝国矛盾的一部分，这同样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总之，“规范和引导资本”这一命题说明，中国发展进步之下的新兴资产阶级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迫切了，这是一场空前浩大的政治实践，也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这一实践及实验将持续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因为目前总的趋势是新兴资本势力还将持续发展壮大，这一趋势决定双方之间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将日趋走向激烈，将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未来，将走进历史的深处，其结果，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未来中国的历史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