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个时期，关于莫言诺奖问题的争论，成为全民参与的文化热点，上上下下都在关注着这场争论。

　　我认为，无论从繁荣文艺批评，还是从中国文艺健康发展的角度，这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重大的事情。因为争论的核心话题，是毛主席和习近平同志关于关于文艺的前后两个讲话：譬如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歌颂与暴露的关系问题，以及关于莫言同志的一些看法以及对莫言颁奖词的看法。

　　作为这场争论的主将，司马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多个视频，我认为都是非常客观的理论阐述，是摆事实讲道理的正常的理论讨论。我觉得，这都对当下的文艺批评是健康有益的。中国文艺太缺少这样一种直面问题的讨论了，正因为缺少这样的讨论和批评，所以文艺出现的问题—次次成为大众忧心的文化思想问题。

　　可就在这样的讨论不断深入的时候，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好像结论和总结性的题为《莫言研究的一次重要集结》的署名文章。

　　这篇文章，只谈莫言创作的什么规律，什么文学形式等。它表面上不涉及任何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更没有涉及“两个讲话”这个争论的核心话题，好像是个文化学术问题。但是我要说的是，选择这么一个时机，在光明日报抛出这样一篇带有“总结性”的文章，显然是有用意的，至少发文章的人是有这种用意的。什么用意呢？那就是像有些媒体人转发时放大甚至虚拟后的结论：“司马南炮轰莫言胜负已分：官媒为莫言发声，司马南逃离北京”。这个情况被司马南自己发的一则视频已经证明，此处不赘，他不过集中时间应邀去拍了一部电影当了—个角色而已。

　　其实，作为一家教科文的知识分子阅读报纸，对司马南评价，这就是光明日报选择此时发表此文或许预期的效果。此时，我想就此与总编辑同志商榷。

　　不知道总编辑是不是了解情况，我不敢妄加猜测。如果了解情况，那就真值得讨论了。因为作为一家大报，三审制度是非常严格的。发什么不发什么，什么时候发什么文章，都是一种舆论导向。既然发表了，也就代表总编辑的最后认可，自然也代表一家报纸的思想认可。如果撇开争论主题不谈，用总结的口吻和断胜负的架势又试图给一次重大讨论下结论，我觉得这种做法是很不妥的。

　　一是大报作为喉舌，毫无疑问应该站在党和人民利益的立场参与讨论。至少要求客观公正，而不能将自己混同于一般自媒体，更不宜用大报身份发表明显与争论事实悖离的观点。应该引导讨论朝健康方向发展，以大压人、以势压人，都是悖离文艺批评的基本原则的。特别是有的自媒体在转发时，对光明日报以中共中央批准的大报来说事，大有一言九鼎的气势，这种做法当然有自媒体的自由，但实质应当是该报的预期效果。

　　二是对社会自发的文艺争论，大报应该是坚决站在党的立场起到舆论导向作用。应该是有些深度的，而不宜采用什么名家个别见解汇集一起，把一场立场思想之争引入形式和一般学术是非之争。社会最关心的还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阶段以来争论的核心和焦点。

　　回看司马南若干个关于这个问题的视频，都是围绕正确贯彻毛主席和习主席关于文艺工作的前后两个讲话，如何认识当下文艺现状，如何实现习主席要求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歌颂人民和劳动创造者，讴歌伟大的时代。这个主题非常明确。

　　在延安，由于当时有的文艺家关于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不明确甚至有错误认识，所以，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关于歌颂与暴露的关系问题，延安时期就是毛主席讲话反复强调的重大问题。在延安《讲话》论述文艺各种关系时，毛主席有一段特别著名的论断，那就是关于“歌颂与暴露”。开会时，围绕暴露与歌颂的话题，争论很激烈，当时参加会议的朱德总司令听到一些非常错误的发言，几乎愤怒地站起来，不指名地加以批评，因为他特别不赞成萧军几个人的发言。这几个人当时不同意为红军和共产党写歌功颂德文章。朱德说：“共产党、八路军有功有德，为什么就不能歌功颂德。对延安有意见，看共产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写的尽是负面的，这还是共产党的文艺吗？是的，我们确实太苦了，但是比起我们过雪山草地的时候，我们已经上了天堂了。有人说，重庆吃的住的穿的比延安都好。但是我告诉你，那再好，是人家的呀，延安的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呀，你不能因此就张口骂延安哪！”最后毛主席在听取了意见后发表总结讲话，就“歌颂与暴露”作了专门理论阐述，他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说到这儿，毛主席话锋一转直接批评：有些人对人民的事业，对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冷眼旁观、毫无兴趣，他只关心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这种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根本不愿意歌颂人民，更不愿意在大战背景下为人民鼓舞斗志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是我们革命队伍中的蠢虫，革命人民和革命队伍实在不需要这样的人。

　　在这个讲话中，毛主席又做了诸多精辟论述。他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学作品所反映出来的生活都可以而且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更带普遍性。”“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干净。”这一段段的讲话，听来那么深邃而亲切，那么通俗而晓畅。

　　司马南反复强调的，就是如何继续贯彻毛主席这个讲话，特别是贯彻习主席与延安讲话一脉相承的历次文艺讲话。

　　并不是危言耸听，在2020年，当时疫情形势严峻，社会充满恐慌的时段，人民是需要树立信心，是需要鼓舞斗志的，但确实就有那么一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公开利用各种机会发表文章，表示对那些歌颂英雄的文章不感兴趣，公开呼吁湖北某报纸不要再刊发这样的文章，发什么呢？要发鼓励允许“骂街”的文章，鼓励“不满”的表达。这里某些人说的骂街，绝不仅仅是对工作的批评，而是要借助群众的某些意见，搅乱整个舆论场，好像越乱越好，这与善意的批评和寻找灾难原因完全是两码事。最明显的标志，当主流媒体出现歌颂一线抗疫战士、歌颂英雄人物们优秀事迹文章时，有人毫不犹豫指责这是“马屁”文章，这是“洗地”文章，甚至说“湖北不需要歌颂”“武汉不需要歌颂”。这让有的主流媒体手足无措。这时候，有些带有谣言的东西也满天飞，弄得有关部门不得不列出辟谣专号。当谣言漫天时，人们不知道听什么，信什么，于是便加剧恐慌心理。很多内容都是让人听后丧气的八卦，就不再复述了。再后来，几乎这种关于我们应该写什么的议论辩驳，几乎伴随了整个抗疫的一些关键时期。如果说有转折的话，那就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纷纷对什么日记又是出版、又是颁奖时，人们忽然明白，原来这些高喊“寻找真相”的人屁股早已坐在了敌人一边，特别是全国亿万人民正在众志成城抗战疫情的时候，一下子看透了这些人真实的内心！

　　今天，在媒体表达方式多样化的今天，人们发表意见的空间与延安时期已经天差地别。但不管多么纷繁复杂，概括起来，用思想形态划分，无非两大类，一类是主流的舆论，直接为人民抗灾服务，比如包括很多自媒体在内的大量文章，它让人民了解我们这个国家的老百姓在大灾面前如何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病毒进行坚决的斗争。许多画面和故事可以说可歌可泣。这大大鼓舞着广大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战胜大灾的信心和决心，比如那些盖满红手印的请战书，那些悲壮出征的图片，那些在国家危难时奋勇向前的英雄，那些夜以继日艰苦战斗的科学家，等等，人民群众正是通过这些宣传，坚定了信心，减少了恐惧，奋勇抗灾。许许多多的故事，大涨人民的士气。这属于歌颂之列。这类文章中，也包括对大灾原因的追问和思考，对官僚主义毫不留情的批评，对各种领导机构的行动的有效监督，等等，这都是我们宣传舆论的主流。但是，第二种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各种媒体，夸大恐慌情绪，制造各类谣言，甚至编造一些假照片、假新闻来煽惑人心，让老百姓感到这是世界末日来了，甚至把这些原因都归于政府，扩展百姓已经有的负面情绪，甚至与香港“港独”势力“谣翻中国”的行动直接呼应。大量谣言被“港独”那个“谣翻中国”的所谓“文宣组”广为传播。当然这属于与人民为敌的对立行动。有人完全不是提善意的有建设性的建议，而是看不见人民抗灾的巨大成就，为写黑暗而写黑暗，为写恐怖而写恐怖。为了追求点击量，专发耸人听闻的马路新闻。这些情况，不禁让我们想到了关于为人民的原则问题至今还有相当多的同志没有解决。

　　至于关于颁奖词的问题，是这次讨论的另一个核心，司马南同志以原文为基础，讲得非常透彻，人民群众也最为关注。但光明日报对这个核心话题也同样只字不提。这又谈何总结？

　　【诺贝尔奖对莫言的颁奖辞】

　　这场争论是重大问题争论，靠一篇文章扭转不了也遏止不了人民群众对意识形态关心的大趋势。这是今后的一个规律！

　　我认为，当下中国，象司马南这样有情怀、有担当、敢直言、说真话，爱党爱人民的理论批评家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如果有十个百个关心国家意识形态和思想建设，又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基的共产党员，我们这个党便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