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当年的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在苏联解体之后，他回到了俄罗斯，看到当时的俄罗斯一片破败，民不聊生，他哀叹道，我害了俄罗斯母亲。

 

索尔仁尼琴，总的看起来，他还是爱他的俄罗斯祖国的。对此我不会怀疑。但是对于苏联，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感情，就不太好说了。他写的那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古拉格群岛》确实充斥着对苏联的怨恨，或者不好说没准就是对苏联的仇恨。当然，如果说他对苏联在那个时候是存在着仇恨的，也不能说就是冤枉了他。

 

但是，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下子就跟天塌了下来一样，往日苏联的辉煌再也不见踪影了。估计索尔仁尼琴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他的想象中，苏联倒掉，索尔仁尼琴在当时估计不会有什么遗憾，但他会认为，苏联倒掉了，俄罗斯还存在，而且俄罗斯的辉煌也还存在。或许在索尔仁尼琴的意识里，这时的俄罗斯会比当年的苏联更为美好。他对此充满了希望和憧憬。

 

可是，现实与他的想象完全不一样。苏联垮掉了，俄罗斯也跟着垮掉了。俄罗斯的悲惨让索尔仁尼琴猝不及防。他没有想到，苏联的垮台，没有带来一个让他想象的更为美好的俄罗斯，而这时的俄罗斯，比起他当年仇恨和诅咒的苏联还要糟糕。这是他无法接受的，所以他才会在悲痛中喊出那样一句：我害了俄罗斯母亲。

 

说实话，索尔仁尼琴有点对他的《古拉格群岛》在苏联解体中的作用上，有点估计过高了。诚然，他的这本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书籍，在苏联的解体过程中，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这样的作用还不是决定的。真正导致苏联解体的决定性因素，是苏共领导层的腐朽，是苏共领导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

 

至少，现在看来，索尔仁尼琴对他自己写的那本《古拉格群岛》是有那么一点忏悔的。我们无法知道在看到苏联解体后，那么凄惨的俄罗斯，会让他对自己在历史中的作用到底是怎么想的。他喊出了“我害了俄罗斯母亲”这句话，说明他是很痛苦的。这种痛苦是与他的那么一点忏悔多少还是有一些关联的。

 

我不知道，这样一部《古拉格群岛》与中国在八十年代涌现的所谓“伤痕文学”能否相提并论。或许至少它们之间多少还是有一些共同点吧。当然，对于伤痕文学，也是要具体分析的。有的只是对个人在那个年代的经历表现出了某种遗憾与忏悔的痛苦，而有的人和作品则是对体制与国家的极度仇恨。这两者之间是有着性质不同的。当然，被“美国之音”命名的“伤痕文学”，命名者当然是希望煽动那后一种情绪的。正如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索尔仁尼琴，而颁奖者们所希望的也是要煽动对苏联的那样一种仇恨的情绪。

 

索尔仁尼琴当年是呼应了西方的煽动。他或许认为他的呼应是对他的祖国是有好处的，是有帮助的，会让他的国家走向更加美好。只是，他并不真的知道，他的曾经的那种不满甚至仇恨会被无限放大到成为摧毁自己祖国的炸药包。当他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他也无力加以改变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索尔仁尼琴与中国国内的公知们还是有所不同的。索尔仁尼琴认为自己害了自己的俄罗斯祖国，他是有所忏悔的。而中国的那些公知们至今还如疯狗一般对自己的祖国狂吠不止。他们对中国的仇恨比起索尔仁尼琴对当时苏联的仇恨似乎还要大得多，也要疯狂得多。这一点，他们是无法与索尔仁尼琴相提并论的。他们更为可耻，更应该遭到唾弃。

 

《古拉格群岛》描述了索尔仁尼琴曾经遭受的苦难。而他认为，是国家的体制才是产生这种苦难的根本，所以他才会认为，这样的体制是不应该继续存在的。而遭受苦难的他，只看到这个体制给他带来的痛苦，而这个体制给苏联这个国家，给苏联人民带来的更多的利益方面，索尔仁尼琴是看不到的，或者是故意装做看不到。或许在当年的索尔仁尼琴看来，那不过是一些给老百姓的小恩小惠，解决不了苏联的根本性问题。只有走上一条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的所谓民主化道路，那些他认为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而苏联人民才能得到更多的好处和利益。

 

然而，事实的发展与索尔仁尼琴的想象完全不同。当他把自己遭受的痛苦放大到国家的根本灾难程度的时候，国家的根本灾难就真的会来到了。伤痕文学也存在着这样的问题。表面看来，似乎是个人的苦难经历，当然，在其中不可能不存在着对国家的怨恨与敌视。而一旦把所谓伤痕无限制地夸大，把有可能愈合的伤口一次又一次地撕开，就是不允许伤口的愈合，那就等于让这个受过伤的肌体永远地让这些伤口受到细菌的侵袭，让这些伤口不断地受到感染，不断地流血流脓，从而让整个肌体不断地衰落下去，不断地沉疴泛起，直到最后的奄奄一息，直到走到生命的终点。这才是那些公知们最根本的目的。

 

至于如果发生了类似于苏联解体的悲剧，他们也不会像索尔仁尼琴那样会感到惋惜和悲伤。他们都是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如同中国历史上的汉奸一样，在他们心里，国家算什么，民族算什么，相对于他们的私利，这都是可以丢弃的。所以他们是最无耻的，也是最应该遭到人民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