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导师何沁先生
马英民
通过阅读文章和著作,我较早就对何沁先生有所了解了。但一步步走近何老师,最终成为他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当上其“亲传弟子”,却只是长期以来我梦中的事!认识并师从何老师,对我的学业,对我的工作,对我的人生影响之巨大、之深刻,恐怕只有我自己才能真正体悟得到。
人生罕见悲喜剧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任河北省保定地委党史办副主任。经过几多周折,领导终于同意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何沁老师的博士研究生了!我跟何老师曾是有一定交往的。当时,他已经六七十岁了,高高的个子,一幅庄重、和善的面庞。交谈时,他从不打断你,而会一直关注着你,聆听着你;让你也总会有一种在长辈面前倾诉的感觉。何沁先生是中共党史学界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主任,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是我长期以来的愿望,但苦于机会难寻啊!
机会来之不易,我利用业余时间,争分夺秒暗下苦功为考试做准备。当时,招生简章上写的是何老师招收一名博士研究生,报考的考生却有十几人,竞争激烈。考试之后,我感到相当顺利,自我感觉良好!经过漫长焦急的等待,总算了解到“有戏”了!多年的愿望就要变为现实,我一面兴奋不已,一面难免忐忑不安。谁知正当此时,突然传来坏消息:何老师罹患中风重病了!
我心急如焚地赶往北京,到西苑的一家医院去看望何老师。何老师的病情之重,实在超乎想象!他的身体右侧完全瘫痪了,右手、右胳膊、右腿、右脚已经丝毫不能动弹,好在头脑和说话还没有问题。当大家都陷入沉默之际,何老师却语气轻松地聊起了发病经过“……我只是逞点小能,自己骑个三轮车去办事,结果骑上去就下不来了。”他对我们说,没事的,人还能不得病?这个病也许是能恢复的。他甚至说这些天已经恢复不少了。突然,何老师对我说:“马英民,你来看我表演一下,你看我的右腿抬起来了吗?”我仔细地看着何老师那么用力地“表演”,但怎么也看不到他的腿和床面之间有那怕一点点的缝隙。我只好说好像抬起来了!在为何老师的遭遇深感痛惜的同时,我不由得想到:老师都这样了,日后还怎么教学、上课、带博士生呢?恐怕只能休息养病了吧!我怀着万分沉重的心情,离开了北京。
日子一天天过去,有一天有人送给我一封信。打开一看,原来是人大党史系正式录取我为博士研究生的通知书!这怎么可能呢?做梦的吧!我一时傻了眼!事后我才知道,学校多次征求何老师意见,询问他是否退下来休息养病,学校是完全理解和给予支持的。但何老师表示还是要继续工作。最终学校尊重了他的意见,党史系的工作照常不变。只是何老师作为博士生导师,又请来了陈明显老师作副导师,此后三年中,陈老师给予我们大力指导和多方帮助,我非常感谢陈老师!后来,当我问起何老师为什么生了这么严重的病还要坚持工作、坚持招博士生时,何老师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我永远也忘不掉的话,“就冲你马英民我也得招生啊!你不就这一次机会了吗!”是的,按当时招生政策规定,我已到最大年龄了。如果这次不能录取,就真的再没有机会报考了!真的感谢何老师!就这样,我三年博士研究生生活开始了。
我与老师共同的军旅情结
何沁先生知识广博,对党史、革命史有着全面、深入的认识、把握和独到的见解。其中,对党领导武装力量、开展军事斗争的研究成就更是众所周知的。我想这可能跟他早年的军旅生涯有关吧!我曾不止一次听他聊起过,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前线记者在硝烟战火中摸爬滚打的经历。他曾写出过数十篇战地报道文章,人民军队的传统、作风对他有着深刻影响,他对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及其战斗生活有着深厚感情。这应该是他日后非常重视研究党领导武装力量开展军事斗争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在这点上我与何老师有共同语言了。我也曾参军入伍,当兵十多年,还立过功呢!何老师也注意到了这点,对我的学习、研究指导上,无形中融入了军事内容。入校后不久,何老师为了让我们这些硕士、博士研究生更快地接触共和国史研究的实质,组织大家写一套共和国史丛书,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国防)、文化、统战、外交等方面各写一本。选题很快被大家一一认领了,只有军事(国防)这一本没人选。何老师说:“这么重要的方面,丛书也不能少啊!马英民,你当过兵,对军队、军事更了解一些,也有感情,这本是不是你来呀?”我一听,任务压头了,当年当兵的那股劲头又上来了,就痛快地承担了写作任务。
由于种种原因,这本书写成后并未能出版,但我并不感到遗憾,我后来发表了其中的一些内容,取得了一批成果。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本书,我更加认识到了新中国“军事-国防”研究的重要性。所以写毕业论文时,我想以新中国国防军事的内容为题。何老师认为这个题目可以做,也应该做。在导师的支持、鼓励下,我完成了毕业论文《新中国国防发展史研究》。
毕业论文答辩的时刻到来了。作为何老师第一位毕业论文答辩的博士研究生,何老师真为我操了不少心!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平时连出房门都十分困难的何老师,居然要亲自出席我的答辩会。当看到身体虚弱、面色苍白坐在轮椅上被人缓缓推进答辩会现场的何老师时,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了!这次答辩会聘请的评委都是校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更有军界的将军,评委们对论文并无太多的不同意见,纷纷给予好评,论文获得了一致通过。在祝贺声中,导师却告诫我:虽然评委们没有提出明显的反对意见,但听得出,在有些问题上他们的表达还是十分谨慎的。这说明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还要加强啊!
党史·革命史·国史——民族复兴史
多年以来,人大党史系作为国内唯一的中共党史系,在人们心目中具有神圣、崇高的地位。攻博之前,我在党史部门工作,读过人大党史系何干之、胡华、何沁等老师的著作,对他们是深为崇敬和仰慕的,甚至还萌生了一种愿望,梦想有朝一日能进入人民大学,成为这些老师的“亲传弟子”。有梦想,就有梦圆的可能,没曾想好运接踵而来,我先后成为人民大学党史系在职研究生和国内访问学者,不仅亲聆了众多名师授课,何老师还是我作国内访问学者时的指导教师。这些学习使我眼界大开,收获颇丰。当然,我并没有就此止步,为了更加深入地学习和研究,我考上了何老师的博士研究生,得到了一次更长久、更全面系统地接受导师指导的学习和研究的机会。
何沁先生对中共党史学科建设贡献很大。他不断拓展研究、教学领域,将中共党史推进到中国革命史,建立了新的学科体系;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又与时俱进,将党史研究的重心从民主革命时期转向社会主义时期,最早开展了国史学科的研究和建设,开设了《当代中国史》这一全新的课程,并开始招收这个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当然,唯其如此,才有了我们这一干人进入人大党史系做国史专业博士生,全面学习党史、革命史、国史的机会。也正是通过这样一个完整、系统、全景式的学习,才使我们在日后的工作岗位上能站稳脚跟,得心应手地承担起艰巨的研究、编写、宣传任务。在这方面,有两件事使我感受颇深:
一件是何老师向我“致歉”
何老师是党史名家,他的党史、革命史著作,在社会上广受欢迎,发行量动辄超百万册。在把党史研究重心转向国史之后,他的国史著作又大受欢迎。1995年,他受国家教委委托,不顾患病之身,带领7所高校的国史专家,主持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该书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这本大部头的国史教科书出版后一版再版,是迄今为止再版次数最多的国史教材,也是当代中国史学科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精品教材之一。说到何老师向我“致歉”,就和编这部教材有关。老师由于身体的原因,主编这套教材困难很多,我就从旁帮忙。但是,在这部国家教委交由各大高校名师合编的教材上,这么点事怎么可能写上去呢?当然更不可能属上我的名字了。所以,何老师就对我表示歉意,说我干了活没有名,吃了亏了!为了弥补一下,要多给我稿费。我倒觉得,这样的机会我是求之不得呀!我不但不吃亏还沾了大便宜了!通过参与这一工程,使我见习了学界大家们是如何思考、运作如此重大的国家项目的,给我补上了一堂难得的高端综合实践课,真的受益匪浅!果不其然,我毕业分配到当代中国研究所后不久,就接到一项重大任务,参加所里权威性很高的五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的撰写任务(该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联合于2012年正式出版)。要知道,其他作者都是所内外鼎鼎大名的学者呀,而我是刚分配来所的多名博士生中仅有的一位!不过我并不胆怯,因为我心里有底,已经“急用先学”了嘛!
再一件,是我主持举办《复兴之路》等大型展览
应该是同样原因吧,我调到博物馆工作后也很受上级重视,很快提拔为主抓业务的副馆长。我先后主持或参加举办了数十个党史、革命史、国史大展,如《中华百年风云》《波澜壮阔五十年》《肩负人民的希望——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等等,并独著或合著相关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数十篇,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05年,接到中央任务,由我主持在军事博物馆(我所在的国家博物馆正进行改扩建施工,不能办展)举办《复兴之路》大展。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政治任务,是向党中央和全国人民交出一份有关中华民族前进方向的答卷!当然,也是对举办者党史、革命史、国史乃至近现代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知识、体认的一次全面大检验!在中宣部等权威机关直接领导下,经过近一年努力,这一大展正式推出并获得了巨大成功。201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施工任务完成,这一大展按照中央指示,进行修改后搬回国博。2012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率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并即席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此,举国上下响彻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世代最强音!此情此景,让我内心充满喜悦,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但也唯有此时,我也会更多地思念我的导师何沁先生,是他的精心指导、言传身教,展示的一个个样板,让我们学到知识,提升能力,获得信心,认清目标,从而去努力为党和人民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为学生补上“与病斗争”课
何老师如今已96岁高龄。自打1991年底身染中风恶疾以来,已跨越30多个年头了。本来,何老师身体就算不上多么强健,他有多种基础疾病,牙齿很差,还长期失眠,加之又患上了严重的中风之症。如此多病緾身、长年卧床、坐轮椅的何老师,是怎么一天天熬过来、挺过来的?他究竟遭遇了多少磨难,忍受了多少痛楚,经历了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辛酸和苦头,这些,恐怕已无法说得清道得明了!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他在疾病面前,从无怨言,从未听到他说过一句消沉、伤感的话!他对待疾病,要么视若无睹,泰然处之;要么斗智斗勇,软磨硬抗,就是从来不服输!不是他拿疾病没办法,而是疾病拿他没办法。何老师说,毛主席提出,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看来还得加上一条:与病斗争,其乐无穷!你们要补上“与病斗争”这一课!确实如此。我们经常听老师讲如何不惧病痛、战胜病魔的“战果”和经验,他把自己吃、睡、行等与各种抗病、用药的方法和技巧相联系,把如何从手指尖,到手掌、到臂膀、到身体的按摩等等的做法和感悟,辑录成册,写出了一本“抗病专著”。
前两年的一天,何老师不慎从床上跌落下来,全身几处骨折,病情再次骤然加重。住院后医生会诊,结论是必须手术治疗,而且是大手术。何老师经全面考虑,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做大手术并不适合自己;做大手术将不得不长时间绝对卧床,很多事情也就做不成了。所以他坚决不同意做手术。经过了较长的争议期,最终以何老师胜出而告结束。只要说起这件事,他脸上就会流露出得意的微笑。
当然,何老师不惧病,敢于抗拒、战胜疾病,主要还是由于他需要继续工作。自他中风以来,他可以像一个没有任何病痛的人一样,思考,阅读,讲话;但是,毕竟他的行动大大受限了。尤其是他的右手动不了,不能执物,不能握笔,不能书写,这就使他再难以搞研究、写作了啊!为此他曾苦苦思索“破敌之策"。经反复思考与实验,破敌之策还真被他找到了,这就是他的“左手一指功”。他用左手食指苦练电脑打字,居然练到一天能打300多字。就这样,他罹患重症数十年,一直在思考,一直在探索,一直在宣讲,一直在“书写”,一直在著述,一直在为党史、革命史、国史的研究和资政育人作贡献!当他将洋洋洒洒二三十万字的党史专著出版发行时,有多少亲友、多少同仁为之惊叹啊!
何沁先生是我们的导师,是长者、智者,也是强者。他以其精深的知识、卓著的成就、非凡的毅力和高尚的品格,为我们树立了工作和人生的榜样。这个榜样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们奋力前行和攀登,使我们能立足社会,立足学界,立足业界,乃至努力干出一番事业来,献给党和人民。
感恩何沁先生!
(作者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原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