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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刘加民，日前给我寄来了一本他耗费数年心血编选的《鲁迅的抗战——鲁迅先生抗战文选》一书，翻阅之后，觉得非常有兴味，对鲁迅先生又有了新的认识。

　　关于编选本书的初衷，加民说，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污蔑鲁迅“不抗战”，他编辑本书的目的就是要为鲁迅先生辩诬，擦去被泼在鲁迅先生身上的污泥浊水。

　　应该说，加民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本书用大量的事实证明，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鲁迅先生一直在用他自己的方式——以笔为刀、以笔为枪——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所谓鲁迅“不抗战”，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污蔑。

　　同时，这本书也证明，鲁迅先生并不是一个笼统的反日主义者。相反，他一直主张中日两国人民要友好相处，并认为中国应该学习日本先进的东西。鲁迅先生和藤野先生、内山完造先生的友谊，就是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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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民的这本书，如他自己所言，是“把鲁迅关于抗战的文章找出来，把当时社会各界借力于鲁迅的光芒进行的宣传抗日的随笔、宣言、讲话、纪念文章等等找出来”，从独特的角度编成一册，不但便于专业人士研究，普通读者也会十分受益。

　　的确如此。

　　比如，通过《鲁迅的抗战》，笔者就又重温了鲁迅先生1931年10月发表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一文。

　　“民族主义文学”是一九三〇年六月由国民党当局策划的文学运动，发起人是潘公展、范争波、傅彦长等国民党的官僚文人及一些“宠犬”文人。

　　国民党当局发起这一“文学”运动，目的是假借民族主义之名，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提倡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文学。九一八事变之后，这一“文学”运动又公然为蒋介石的投降卖国政策涂脂抹粉。

　　鲁迅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解剖了两篇“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作，特别有助于帮助读者提高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

　　一篇是小说《陇海线上》，作者是“民族主义文学”的一员大将黄震遐。

　　《陇海线上》表现的是1930年爆发在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之间的“中原大战”。黄震遐完全站在蒋介石“中央军”的立场上，号称小说是作为一个“青年军人”对“参加讨伐冯阎军事的实际描写”。

　　鲁迅先生对小说及作者的心理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指出中国军阀（包括“中央军”）本质上都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军，是“做了帝国主义的爪牙，来毒害屠杀中国的人民”，这些所谓的“青年军人兼民族主义文学家”在立场情感上都自外于中国人民，他们“在战地上一到夜里， 自己就飘飘然觉得皮色变白，鼻梁加高，成为腊丁民族的战士，站在野蛮的菲洲了。那就无怪乎看得周围的老百姓都是敌人，要一个一个的打死”，所以他们的“民族主义文学”“根本上只同外国主子休戚相关”罢了。

　　鲁迅解剖的另一部“民族主义文学”的作品，是发表于1931年的叙事长诗《黄人之血》，作者也是黄震遐。

　　这部叙事长诗的内容，诚如鲁迅先生所概括的——

　　“是黄色人种的西征，主将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元帅，真正的黄色种。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联军的构成是汉，鞑靼，女真，契丹人——这是作者的计划；一路胜下去，可惜后来四种人不知‘友谊’的要紧和‘团结的力量’，自相残杀，竟为白种武士所乘了——这是作者的讽喻，也是作者的悲哀。”

　　对这部调性颇为鸡血的《黄人之血》，鲁迅先生在条分缕析后指出，黄震遐真实的主张是，为了征服“斡罗斯”，则“中华人”应该先被“蒙古人拔都”征服，先做蒙古的奴隶，再获得远征欧洲的机会与资格。

　　鲁迅先生问到，那么在当下（1930年代）“亚细亚的黄人”中，谁才有资格扮演“蒙古人拔都”呢？无疑，“现在可以拟为那时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这就说，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居然是在鼓吹先做日本的奴隶，然后再作为日本帝国主义者统御下的殖民军的一部分，去进攻当时“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苏联。

　　鲁迅先生就这样撕开“民族主义文学”的画皮——由于其顽固、愚蠢的反共、反人民立场，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其实是“汉奸文学”。

　　毫不奇怪，在三十年代日本对中国奉行咄咄逼人侵略政策的大背景下，所谓“民族主义文学”无疑也是在为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政策背书——这时不抵抗日本侵略，正是为了今后“黄色人种的西征”啊！

　　不要以为这种“主动做奴隶才有机会”的想法是三十年代那些“青年军人兼民族主义文学家”的混帐话，进入21世纪后，曾经引起巨大轰动的电影《英雄》，不也是在宣传一种“主动做奴隶才有和平”的观点吗？

　　八十年代后，已经有人为《黄人之血》翻案了，说什么“这部作品无疑是一部罕见的、气势磅礴的佳作。”——这倒是应了鲁迅先生的那句话，这些人无非是一些“流尸”，“本来散见于各处的，但经风浪一吹，就漂集一处，形成一个堆积，又因为各个本身的腐烂，就发出较浓厚的恶臭来了。”

　　民族主义的主张，如果不以民族大多数人（即工农大众）的利益为依归，则很容易就走向投降主义和卖国主义，鲁迅先生对此一直高度警惕，后来他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相关文章本书已收录），这个口号与“民族主义文学”的口号有本质区别，即一方面强调中国的进行的抗战属于民族解放的范畴，与帝国主义列强所主张的侵略、奴役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根本不同，另一方面强调“大众”即人民群众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要居于主导、主体地位，不允许他们为了所谓“民族主义”目标被随意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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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看，《鲁迅的抗战》这本书，内容是丰富、深刻的，出版是及时的。但我认为，这本书的最大好处，不在于维护鲁迅所谓“文化偶像”地位和为其辩诬，而在于疗救的当下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潮流洪波涌起后各种沉渣、“流尸”也随之泛起而出现的新问题，所以我愿意向大家推荐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