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与张维迎先生《市场的逻辑》商榷（之五）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

张维迎先生关于对《史记·货殖列传》的解读，对孔子“天下为公”而非“以自我中心”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解读，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值得商榷。

【观点之一】“一个伟大的统治者应该顺其自然，因势利导，最糟糕的政府就是与民争利，所谓‘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现在国有企业的好多‘强盗’行为，在过去的中国已经存在了，不是什么新的东西。”（第7页）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就是要顺其自然，不需要政府搞出那么多规划，那么多产业政策，征集动员大家干这干那。”（第117页）

【商榷反驳】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出现了以孔子为代表，“明等级”、“罕言利”、“重义轻利”的儒家德性伦理经济思想；出现了以墨子为代表，“兼相爱、交相利”、“义利统一”的墨家重利经济思想；出现了以老子为代表，“提倡无为”实际“天人合一”遵循规律而为、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家经济思想；出现了以荀子、韩非子为代笔，具有改革精神、重视经济措施实施的法家法治经济思想”【1】。《史记·货殖列传》出自《史记》卷一百二十九、列传第六十九，是司马迁专门记叙从事“货殖”活动的杰出人物的类传。“货殖”是指利用货物的生产与交换，进行商业活动，从中生财求利。

张维迎先生两次引用“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意思是“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第一次引用，旨在表达“最糟糕的政府就是与民争利”、“现在国有企业的好多‘强盗’行为，在过去的中国已经存在了，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古代中国便有专卖制度，春秋初年，管仲在齐国推行“官山海”政策，垄断盐铁的产销，西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等人的建议，实行盐铁专卖和酒榷，并为历代沿用，专卖制度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着国家政治。张维迎先生将其视为“与民争利”与“强盗行为”，显然有失偏颇。

第二次引用，旨在说明“要顺其自然，不需要政府搞出那么多规划，那么多产业政策，征集动员大家干这干那。”张维迎先生忽视了“‘有为政府’宏观政策调控，根治了资本主义市场‘不确定性’与天然‘周期性危机’的劣症顽疾，是实现‘有效市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创举成功的制胜法宝”【2】。同时，忽视了《货殖列传》“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彊族于京师”，即汉朝兴起，天下统一，便开放关卡要道，解除开采山泽的禁令，因此富商大贾得以通行天下，交易的货物无不畅通，他们的欲望都能满足，汉朝政府又迁徙豪杰、诸侯和大户人家到京城。如上，岂不就是“政府规划”、“征集大家干这干那”？

《货殖列传》中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范蠡十九年三次通过经商获得几十亿的资产，然后三次分散给昆山的贫困兄弟，这便是君子富有便喜好去做仁德之事。以古鉴今，“先富带动后富”不仅是改革开放之初制定的“国家契约”，同时也是今天需要传承、也必须传承的“中国传统美德”。尤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如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精忠报国、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3】。为此，特别期盼张维迎先生能够在“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快速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背景下，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贵财富，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观点之二】“亚当·斯密如果不假定人以自我为中心，就不会写出《道德情操论》，也不会写出《国富论》。同样，孔子如果不是假定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就不会有儒家的道德伦理系统。正因为自我中心的这个本性可能带来问题，人类才需要被教导，才产生了宗教。”（第113页）

【商榷反驳】

亚当·斯密基于“人以自我为中心”假设而形成“看不见的手”写出《国富论》，“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与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4】。但是，斯密终生修订、六易其稿的《道德情操论》，提出“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5】，“自己的利益与社会的繁荣休戚相关”【6】，“那些心里从来不能容纳仁慈感情的人，也不能得到其同胞的感情”【7】，“不正当地以他人的损失或失利来增进自己的利益，是比从肉体或从外部环境来影响他的死亡、贫穷、疼痛和所有的不幸，更与天性相违背的”【8】。由此，斯密虽以“利己、自爱”确立“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但终生试图以“同情、公正”、“仁慈、良心”及“正义、规则”等道德情操追求，破解“人性利己”假设的“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的弊端。但是最终：在《国富论》中只确认经济领域的自私自利行为，而在《道德情操论》中，又确认道德领域的人可能有某些同情心和利他行为，这便形成一个‘经济-道德’二元悖论”【9】。为此，张维迎先生注重斯密“人性利己”经济人假设，但忽视了斯密“人性利他”道德人追求，即使终生“二元悖论”遗憾。

孔子思想从来不是“以自我为中心”，而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礼运》），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品德高尚的人、有才能的人选出来，讲求诚信，培养和睦气氛。孔子提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论语·五子之歌》），只有以百姓为国家的中心和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孔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作为统治者必须“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就是顺着老百姓可以得利的方面引导他们去做能得利的事，使他们得到利益，也就是顺应和满足人民的物质欲望。由此，张维迎先生“孔子如果不是假定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就不会有儒家的道德伦理系统”，确实完全违背了孔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源头、本质与追求。

中国是一个礼义之邦，意指中国是一个特别讲伦理有道德的民族，因为礼义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伦理与道德的代名词，礼是伦理的实体，义是道德的象征。既是一种学术自觉，也是一种学术自信，必须将“礼义之邦”的文化自觉推进为一种理论自觉：“中国是伦理学故乡”【10】。而“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大同世界”的道德精神追求，成为“中国伦理学故乡”精神家园的最突出本色。同时，中国传统哲学的古典形态和完成形态都演绎和延续了中国文化的同一个规律，同一种气派，这就是：“有伦理，不宗教”【11】。按照国家起源分为三个类型：文明国家、宗教国家和民族国家，中国是唯一一个文明国家，其起源来自文明的创生，文明型国家不以种族划分内外敌我，而是以文化认同为标准来区分疆界和人民。宗教是美国文化非常显著的特征，甚至发挥着“第二执政力”作用。美国建国后持续增长，1776年仅17%，20世纪初超过一半，当前超过60%。无需质疑，张维迎先生“正因为自我中心的这个本性可能带来问题，人类才需要被教导，才产生了宗教”的话语语境，应该是在美国这样的宗教国，而绝非“有伦理，不宗教”的中国伦理学故乡。

【观点之三】“有些强盗行为的出发点可能非常善，当初搞计划经济就是这样……从长远看，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能持久致富，一定是靠诚实守信，而不是靠坑蒙拐骗，如司马迁言，‘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史记·货殖列传》）。政府可以几十年里持续损害老百姓的幸福，比如剥夺农民的土地，强制农民生产的粮食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官价交给政府，但在自由市场中企业可能这样做吗？不可能！”（第115页）

【商榷反驳】

“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货殖列传》），即：为官清廉就能长久做官，时间长了，便会更加富有。商人买卖公道，营业发达，就能多赚钱而致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执政为民”的本质，决定着“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12】。张维迎先生所说：“政府可以几十年里持续损害老百姓的幸福，比如剥夺农民的土地，强制农民生产的粮食以低于市场价格的官价交给政府”，是因为对新中国成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历经多次周期性经济危机而都‘幸免于发展陷阱之难’”缺乏根本性认知，“乡土中国的‘三农’对于城市中国的产业资本危机的‘化危为机’起到重要载体作用”【13】。

当工业化建设基础稍一硬实，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进入新时代，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着力强调：“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尤其“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致力于生产力发展的目标在于解决社会资源福利的分配，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事先进行计划的经济体制。马克思展望未来社会制度：“所有这些生产部门由整个社会来经营，就是说，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计划、在社会全体成员的参加下来经营”【14】。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欠发达，同时信息成本过大，传统的计划经济受到限制，中国开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从未改变，而是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得到更广领域、更高层次的展现。尤其，伴随生产力日益发达大数据时代信息完全透明度的提升，“新计划经济”正在呼之欲出，通过信息技术对传统计划经济进行升级，通过信息化解决传统计划经济所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的。张维迎先生将社会主义制度的“计划经济”本质特征视为“强盗行为”，必然遭到每一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的强烈反对。

张维迎先生虽未提及，但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非常重要的观点：“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司马迁将“富”分为依靠农业的“本富”、依靠工商业的“末富”和依靠不规则手段的“奸富”，认为前两者之“富”本身蕴含着“善者因之”的“德”，应鼓励人们去追求，企业家依靠仁义、才能及规则获得财富理应得到社会敬重，并且应该倡导更加有为的企业家精神，让企业家认识到他们在追求利润财富的同时拥有更为强烈的社会责任，以更为良好的公民公共意识和责任担当意识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推动共同富裕早日实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阔步前行。为此，非常赞同张维迎先生提出的“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人能持久致富，一定是靠诚实守信，而不是靠坑蒙拐骗”的观点。

【观点之四】“儒家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君子是看得长远的人，而小人是短视的人，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最大区别。”（第118页）

【商榷反驳】

孔子从“仁者爱人”的性善论出发，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君子”与“小人”的区分，或以“位”言，或以“德”言。从“位”言角度，汉代董仲舒《举贤良对策》云：“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皇皇求财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15】，卿大夫以上的君子有以“仁义”教化人民的职责，庶民老百姓则以追求财富利益为处世的最大动机。从“德”言角度，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云：“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晓货利而弃仁义则为小人也”【16】，君子舍弃货利而明白仁义，小人追逐货利但舍弃仁义。

从“位”“德”并重角度，清代焦循: 《论语何氏集解》云：“卿士大夫，君子也。庶人，小人也。贵贱以礼义分，故故君子小人以贵贱言，即以能礼义不能礼义言。能礼义故喻于义，不能礼义故喻于利”【17】，在明确以“君子”“小人”诠说“卿士大夫”“庶人”的同时，强调是否葆有礼义精神成为人之贵贱分野的考量判准。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但是应“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18】。张维迎先生认为“君子是看得长远的人，而小人是短视的人”，是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否“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

孔子不仅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并且积极推崇“义利之辨”。他认为“义然后取”，即只有符合“义”，然后才能获取。孔子虽然主张“罕言利”（《论语·子罕》），但“罕言”并非不言，“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发财与做官是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的，但是不用正当的途径得到它，我们不能接受；如果通过不道德的手段获得富贵，对我们来说如同浮云一般。并且孔子视“贫贱”为“耻辱”，“邦有道，贫且贱也，耻也”，国家政治清明，你却不能勤劳致富，依然贫困潦倒，将是个人的耻辱。儒家言义、但不讳利，重要的是要求士大夫阶级“见利思义”（《论语·宪问》），见到财货利益就能想起道义，在强调物质利益的同时，必须强调精神、道德对物质生产和利益分享的导向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需要人们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如果张维迎先生是从“看得长远与短视”的视角理解“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么就要应该从改革开放之初确定的“先富带动后富”国家契约角度，探讨“先富群体”如何更加有力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现。

注释：

【1】谭泓：《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理论学刊》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