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对国家的抗疫政策一直都持肯定的态度，并且认为，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的现行体制在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和减少人民生命财产损失这一点上，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势。但随着新冠病毒的不断演变，致病和致死率逐渐减轻，当全世界大多数国家放开管控之后，中国仍然坚持严厉的防控政策，形势变得日趋复杂起来。

　　大约从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年初开始，由于过度防控造成的“次生灾害”频频发生，封城封路封楼和所谓静默管理不断引发官民冲突，老百姓有病不能及时治疗死在医院门口或跳楼身亡的悲剧时有发生，越来越多的民众面对极端管控措施下失去人身自由，面临失业等困境，也越来越焦虑。疫情之初那种全民支持抗疫的“众志成城”局面，开始分化为“主张放开”和“坚持清零”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社会的不满情绪逐渐累积，呈现出撕裂的态势……

　　尽管如此，我对国家的总体防控政策仍然持肯定的态度，但前不久我和家人意外经历的几件事，迫使我对新的防控形势和日益强烈的社会情绪，产生了新的思考。

　　10月2日，我携妻子及侄女一家人回老家S市新厂镇度假，3日早晨，正按原计划驾车返汉时，S市防疫指挥部突然发布通告，邻镇横沟市出现一名无症状惑染病例，对江北五镇(区)实行“静默管理”，新厂全部出口被封，一行五人只好返回。

　　由此，我们开始了一场遥遥无期的等待。每天按要求做核酸，非必要不上街，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新厂镇及S市和周边市县的疫情变化情况。4日，气温从前一天的39度骤降至10度左右，因离汉前只备有夏装，一家人只好去镇上购买御寒衣物。心情也如回天气一样，由国庆节假的愉悦心情变得寒冷、焦虑、不安。

　　尽管如此，根据了解的国家防疫政策，我还是相信随着疫情的逐渐消失，S市方面会如期解除封控，但随后经历的事情越来越超出预料，违悖常情。

　　7日，经过五天的核酸检测，曾经发生一名无症状感染病例的横沟市再未发现新的病例，新厂镇及S市全市未发现病例，连与新厂镇比邻，曾经出现过多起病例的汀陵县也开始允许外地人员离江返岗，而未再发生一起病例的S市，却继续实行全市封控政策，导致大量节日回石度假探亲人员滞留。

　　8日晨，气温阴冷，秋雨连绵。街上店铺关闭，街上几乎空无人迹。早餐后，我和妻子到镇防疫指挥部咨询，工作人员称市镇领导正在开会研究相关政策，经过再三要求，工作人员开具了一份“返岗证明”，让我们去高速公路S市北入口处“试试”，结果以未接到“市防指通知”被警车拦住;打电话向市防指申诉，对方像机器人一样背诵当地封控政策，不作任何具体答复。一个姓金的科长敷衍几句，便撂下了电话。一行五人只好驾车返回。

　　因来回奔波，加之与人交涉，身心俱疲，午饭后便沉沉睡去。大约3点钟，有消息说S市防控会议结束，已允许返岗人员离石，精神为之一振，遂匆忙收拾行李上车，直奔S市北而去。再次到达高速路口，却又一次被拦下了，仍然是同样的理由;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在路口打电话跟有关部门勾通近一小时，无果。5时许，再次返回镇上。

　　以前曾听到有些地方不顾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艰辛，粗暴防疫，动辄全域封控和静态管理，不时导致次生灾难发生，想不到竟让自己碰时了，心里真是五味杂陈。这些天的经历，使人强烈感受到，S市过度防疫的政策和无视疫情具体事实不及时进行调整的行为，已经不只是违背中央和省防疫政策的问题，而是暴露出从政府到干部存在乱作为和不作为等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仿佛他们不属于中国和湖北省治下的一个县级市，而是一群罔顾事实民意，眼里只有乌纱帽，心里缺少基本担当精神，尸位素餐的官僚机器人。这是一种比腐败还要严重的怠政渎职行为。作为S市人，我感到羞耻和愤怒，有一种步入类似《等待戈多》和《第二十二条军规》等荒诞派戏剧情节的感觉。

　　两天之后，终于踏上了回家之路，但想到还有很多像人质一样被强行滞流，不能回家的人们，我的心情丝毫轻松不下来。

　　回到武汉不久，10月12日，我去同济医院做例行体检，谁知第二天就接到防疫部门电话，同济医院发现了一个阳性病例，所有在12日去过同济医院的人都成了密接或次密接者，必须居家隔离。于是，我又在家隔离了七天。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结束居家隔离没几天，我和妻子去看望高龄的岳父母，在岳父家待了不到半个小时就离开了，走到小区门口，忽然看见通往小区大门的路被人扯了一条绳子，一群身份不明的人站在路中间，不让人通行，说是小区发现了核酸混检阳性，需要筛查，小区所有人“只准进不准出“。我跟他们解释我们不是小区的，只是来看看老人，但对方板着脸还是不让出去，我气得浑身发抖，中央刚推出的”二十条“明确规定，不得随意封控封区封楼，这些人就公然违背，谁给他们的权力?后来经过再三抗议，我们才得以回家。

　　麻烦事一桩接着一桩，让人防不胜防。昨天，半夜肾结石发作，我一大早去省中医院急诊，因几日待在家，无“社会面活动”，我没有做核酸，所以到医院门口临时做了核酸检测，尽管如此，急诊科仍然不予接诊。

　　中央“二十条”和国务院颁发的“九不准”，以及最近发布的有关防疫政策，明确规定医院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诊病人，我据此向在场医务人员表达求诊要求，但他们以医院规定为由，不仅拒绝我的合理诉求，还叫来保安，试图将我架离，在遭到我严词抗议后，保安才悻悻离开。我在急诊大厅待了近一个小时，始终无人理踩，只好忍着剧痛离开了医院……

　　至此，像肾结石发作那样，我感到一种异常强烈的痛苦和愤怒，承受力达到了极限的程度。我再次想起在网上看到的那些在过度防控下求医无门、求生不能的人们。如果说以前只是通过网络，还觉得自己跟那些人相隔遥远，那么现在，我觉得跟他们处在了同一时空，同一处境，被植入同一种命运了。他们的呼告和抗争、绝望和希望，也仿佛发自我的内心。那一瞬间，我成了他们，或者，他们成了我。

　　或许有人说，你跟他们不一样，你身处体制，无论封控多久，你的工资福利照发，该享受的待遇(包括医疗)一点也不会少。如果是在以前，我也许认为他们说的是对的，但在遭遇近来发生的那些事情之后，我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所经受的痛苦没有一项不是别人的痛苦，想到平时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的痛苦往往是与别人毫不相干的，而现在大家却能同病相怜，这本身就是一件令人快慰的事了。”(加缪《鼠疫》)

　　刚读到一篇《抗疫三年祭：从社会主义寻找答案》，文章中说：

　　“三年过去了，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坚守之后，持久战中人们的心态开始分化，一些重大问题浮出水面。一种强烈的割裂感使疫情中的社会分成了界限明显的两个部分，正在形成两个默然相对的群体。

　　一方面是享受体制福利的旱涝保收者毫无余地地拥护清零，一方面是资本经济结构中个体创业者和失业的底层人士不断祈求放松管控。中国社会这个最大的“双轨制”，显露出了结构性的经济不平等，催生了无法回避的民生问题。”

　　作者进一步指出：“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场始料未及的复合型灾难，它使市场化和社会主义的衔接出现了裂痕，暴露了无法视而不见的结构性经济问题。经济结构决定思想方式。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那就是我们能否一直用资本主义的方式驱动生产，再用社会主义的方式应对危机。”

　　作者显然抓住了所谓“躺平派”和“清零派”和解决当前矛盾产生激烈争论的症结所在。

　　我显然是作者指出的那类“享受体制福利的旱涝保收者”，但我并不“毫无余地拥护清零”，而是越来越同情甚至支持那些在“资本经济结构中个体创业者和失业”，主张放开封控的“底层人士”。

　　如同几年前我“一不小心”将自己置于精英文人群体对立面那样，这一次，我再一次背叛了自己所属的那个阶层。

　　这不昰那种表演式的意识形态站队，更不是哗众取宠的道德煽情。在人的命运和基本权利遭受威胁的时刻，能否摆脱自身的利益牵制和意识形态定见，将个人的命运与最大多数人的命运连接在一起，让自己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同他们一起歌哭、呐喊、悲欢，这不仅考验到知识分子的责任，还考验到一个人的良知。

　　因为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鲁迅：《且介亭杂文末集.这也是生活》)。

　　2022年12月4日匆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