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1943年6月28日，刘少奇起草了一封写给著名爱国将领续范亭的信。毛泽东看了信稿之后，针对刘少奇关于人性的看法，写下了批语（参：《毛主席在刘少奇给续范亭信稿上的批语》）。毛泽东批语的看点，在于批评了刘少奇信稿中的历史唯心主义以及人性二元论的观点。看看唯心史观以及人性二元论甚嚣尘上的现实，毛泽东的批语对于正确认识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的人性论，无疑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有人说：“在人性问题上，毛刘有天壤之别”。诚哉斯言！那么，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人性问题？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差距究竟在哪里？我将分集讨论，这里是第一集：《人性论的前世今生》。

　　一、毛泽东给刘少奇的批语

　　刘少奇说：“关于人性、是非、善恶诸问题，是中国过去哲学历史上提得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也是二千余年来，历代均有争论，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

　　——毛泽东批：“马克思主义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只是缺乏通俗的宣传，缺乏拿马克思观点分析中国历史的工作，不能说还没有解决。”

　　在“人性问题是否已经正确解决”的问题上，毛刘的观点截然不同。刘少奇断言“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而毛泽东批语是，“马克思主义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

　　二、古代人性论

　　若要知道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解决人性问题的，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人性论的前世今生。

　　什么是“人性”？“人”好理解，不多说。人性中的“性”是什么意思呢？这个“性”，并不是特指男女两性的“性”。

　　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给“性”下过如下定义：“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在荀子看来，“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也就是说，生来如此的事物，就是“性”。

　　按照通常的说法，所谓“人性”，就是人类“生来如此的特性”。

　　在西方古代哲学家那里，“人性”是善还是恶，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

　　——柏拉图主张人性“有善有恶论”。他认为，人有欲望、意志和理性，当理性能驾驭欲望和意志时，就能获得善；反之，就是恶。

　　——亚里士多德也主张人性“有善有恶论”。他认为，人有理性和情欲，人生的目的在于用理性节制情欲达到一个合理的状态，即恰到好处，以获得人生的幸福。

　　——古希腊斯多噶学派则主张“性善论”。他们认为，人虽然有自利要求，但人具有理性，能把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按照理性的原则进行协调，从而到达和谐。

　　——在基督教的《圣经》中，包含着大量关于人性“善恶”的内容。比如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展示了在诱惑和欺骗的背后，古代西方文化对人性善恶的价值倾向。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人性“是善还是恶”也是先哲们关注的重大问题。比如，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世硕的“性有善有恶论”，告子的“性无善恶论”等等。篇幅所限，不展开了。

　　三、近现代人性论

　　在世界近代史尚未展开的前夜，商品经济在十五世纪以后的欧洲得到了长足发展。理论是实践的反映，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催生出新的人性论。随着商人阶级和市民阶层的不断发展壮大，以“自利”为基本特征的“经济人”逐步走向历史舞台，成为人性论的主角。

　　据考证，最早明确提出“经济人”这一理念的，是荷兰经济学家孟德维尔。在1714年出版的《蜜蜂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这本书里，孟德维尔写到：在蜜蜂的社会里，如果（被认为的）劣行和奢侈风行，那么这个社会就繁荣昌盛；如果代之以（被认为的）道德和简朴，那么这个社会就冷落衰退。

　　孟德维尔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社会动物，不是友情，不是善性，不是恻隐之心，不是装模作样的殷情厚意，而是他那最卑鄙和最可恶的本性；正是这“卑鄙和可恶的本性”，成为每个人能够适应最幸福和最繁荣的社会的必要条件。

　　179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在书中，斯密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论证了每个人（“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可以使全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国富论》中的下面一段话，至今仍被经济学教材不断引用，被经济学教师和学生反复吟诵：

　　——“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对他们有好处”。

　　斯密以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西尼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经济人假设”。他说，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为数不多的几条宇宙公理，宇宙公理用不着加以证明；从宇宙公理出发，才能推演出各种经济学理论。西尼尔把这些公理归纳为四个，其中第一个是：每个人都企图用尽可能少的牺牲，来追求最大限度的财富——即“经济人假设”。

　　——顺便八卦一下，西尼尔爆得大名，并非是因为他把“经济人假设”奉为宇宙真理，而是因为他为资本家辩护提出的“节欲论”遭到了马克思无情批判，其“庸俗经济学家”的大名至今也翻不了案。

　　1844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约翰·穆勒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经济学论文集：《经济学上若干未决问题》，正式总结出了“经济人”这个术语（economic man）。

　　追寻着穆勒的足迹，那个以“帕累托最优”闻名于世的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十分夸张地把“经济人”概念引入了经济分析，还煞有介事地给“经济人”穿上了华丽的学术外套，这件外套包括：具有完全充分有序的偏好，拥有完备的信息，能作出使自己偏好最大化的选择。

　　到了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犹如打了鸡血，他将斤斤计较的“经济人”规范成了遵循最优算法的“理性人”。马歇尔以后的经济学家，特别是新古典综合派的萨缪尔森（他写的《经济学》教科书在中国曾经非常畅销），嘿吃嘿吃地给“理性人”包装了更加系统化的学术马甲。

　　从此以后，自私自利且精于算计的“经济人”，便成为现代经济学不言自明的人性假设，并被钦定为不容任何人质疑的宇宙真理。

　　四、当代人性论

　　20世纪以来，奉“经济人假设”为宇宙真理的经济学越来越僵化。现实经济生活的反差，使得人们对愚蠢而又自负的“黑板经济学”越来越不满。在这种背景下，“经济人假设”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20世纪30年代，根据著名的霍桑实验，美国管理学家梅奥提出了“社会人”假设的理论。这不仅标志着“行为科学”的崛起，也标志着“经济人假设”这个宇宙真理从此不再那么硬核。

　　——20世纪40年代，著名心理学家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管理人”概念。他认为，现实生活中的管理者或决策者，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的“管理人”，“管理人”的价值取向和目标是多元的，不仅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而且处于变动之中甚至彼此矛盾；“管理人”的知识、信息、经验和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也不企望达到绝对的“最优解”，而只以找到次优的“满意解”。

　　——之后，长期被主流经济学边缘化的“新制度经济学”也不甘寂寞，将机会主义、不完全理性、交易成本引入经济分析，试图为“经济人假设”的漏洞打上补丁。在经济现实倒逼的背景下，打了补丁的“经济人”不得不加入了一系列严格的假设条件。

　　——屋漏偏逢连夜雨，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异军突起，开始悄然冲击着“经济人假设”的牌位。行为经济学的领军人物丹尼尔·卡尼曼和“实验经济学之父”弗农·史密斯，这两位老兄由于在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开拓性贡献，共享了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行为经济学发现人类行为和决策具有不确定性，其研究结果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实实在在的不利证据——比如“理性反常”（参：赵磊《西方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危机》，《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7期）。

　　好了，在简要介绍了人性论的前世今生之后，现在我小结一下：

　　不论是古代的“人性论”还是近代以后的“经济人假设”，不论是西蒙的“有限理性”还是行为经济学的“反常理性”，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中，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理性还是不理性”、“利己还是利他”？直到今天也仍然是一笔糊涂账。

　　就此看来，刘少奇说，人性是“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似乎没错。

　　五、马克思的人性论

　　人性问题真的没有得到解决吗？

　　对此，毛泽东给予了否定回答：“马克思主义早已解决了这些问题”。

　　遗憾的是，由于“缺乏通俗的宣传”，马克思的人性论一直处于失声的状态（甚至处于被屏蔽状态），以至于连刘少奇这样的资深共产党人也认为，人性是“直到现在仍没有正确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么，马克思是怎么解决人性问题的呢？

　　在人性问题上，马克思显然要比那些在“性恶或性善”中的苦苦挣扎的饱学之士要高明得多。

　　在马克思看来，纠缠于“人性善”还是“人性恶”的人性论，挣扎在“利己”或“利他”中的人性论，实在是一种肤浅的人性论。因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利己”或“利他”的现象背后，有着更为本质的东西——既定的社会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有不少人认为，马克思对人性的假定是“利他论”。

　　把马克思的人性论定义为“利他论”，这是对马克思人性论的严重误读！马克思在谈到“人性”时，从不去纠缠什么“利己”还是“利他”、“性善”抑或“性恶”。在马克思看来，不论是用“利己”（性恶）还是用“利他”（性善）来框定人性，都是肤浅的、皮相的。

　　在马克思的视野里，“利己”和“利他”都只是人性的外在表现，而不是人性的本质内容（根本特征）。因为，还有比“利己”和“利他”更为根本、更为本源的东西。这个本源的东西是什么？就是“社会关系”——也就是毛泽东在批语中反复强调的人的“社会性”！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差距在哪里？就在这里。

　　马克思的人性论，显然比那些“利己”和“利他”、“性善”与“性恶”、“理性”与“非理性”之类的人性假定，其内涵要深刻得多，其境界也要高出许多。

　　六、三个烧脑的问题

　　末了，我列出三个问题，供有志于继续烧脑的读者思考（不想钻牛角尖的读者可以跳过不看）：

　　第一个问题，学界认为，马克思有关人性的思想有两种表述。一种表述是：“在现实性上”，人性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另一种表述是：在“类本质上，人性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社会实践”。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看待马克思的这两种表述？

　　第二个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恩格斯从“人的生存”出发，强调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即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是人类社会的基础或本源。在很多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如果说还有比“社会关系”更本源的东西，那就是“实践”。所以，社会实践就是社会的本体所在。然而有人认为，“马克思从未用过本体论这个词，马克思既没有本体论，也反对本体论”。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马克思究竟有没有本体论？

　　第三个问题，陈新夏教授认为，应该区分马克思有关“人性”与“人的本质”这两个概念。他的结论是：“人性”，是人作为“类”的“规定性”；而“人的本质”，则是人的现实规定性。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人性与人的本质有没有区别，有什么区别？（未完待续）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