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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国明:任泽平和胡锡进一唱一和,这是什么造型?又是针对谁?



 
 
任泽平最近以特别高的调门和特别高的频率,要求封杀不同声音(他的具体内容看文中截图),会给已经饱受争议的经济学家群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当代经济学家群体,早就实现了比较普遍的声名狼藉。这可不是我说的,就是经济学家自己也承认这种现象的存在。马光远最近就说:“以前大家老觉得经济专家不靠谱,现在,大家发现,医学专家更不靠谱。不同的是,一个要钱,一个要命。”
 
我们本文要分析的经济学家,更确切一点说,是那些信奉西方经济学的自由市场学说,反对国家宏观调控,实际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学者。
 
这样的人构成了经济学家群体的主体,他们在美国的同行历史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芝加哥男孩”。这些人推行的政策,造成了拉美经济危机和持久的大衰退,发展到今天,巴西和阿根廷这样土地肥沃、资源丰富的国家,竟然还有很多人为一日三餐发愁。
 
为什么大家很早就觉得这类经济学家不靠谱?马学者前面那段话里面,也大概给出了主要的原因,因为这些经济学家的目的是“要钱”,这个目的用另一位经济学家樊纲更为精确的表达方式,就是:“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应该不讲道德,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
 
既然不担心贫富两极分化,也就差不多知道他们主要为哪部分利益集团代言了。既然不需要担心贫富分化,那自然,自由运行的市场经济最大的问题也就不存在了,也就成了他们说的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了;那么,尽可能不受政府政府干预的市场,就成了他们理想的市场经济模式了。
 
为了自己所实际代表的利益集团利益,这类经济学家制造很早就已经创造了不少奇葩言论,已经数不胜数。比如:“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说这句话的是那位著名的厉股份,算是中国经济学家的泰斗级人物。
 
再比如,“改革使得相对利益受损最大的应该是领导干部,其次是工人,接下来是农民。”“中国穷人为什么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这两句话的伟大发明人,是最近曝光度很高的张维迎。
 
别看言论奇葩,但发明人都算是这类西经学者群体中的翘楚了。
 
除外之外,这类经济学家的集体声誉不高,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喜欢说一套做一套:
 
1、他们明明是某些利益集团的代表,却喜欢借助“民”的名义表达实际诉求,还时不时表演一番为“民”请命。
 
2、喜欢标榜实证,却又最不重视事实。他们只需要让事实服从他们的“市场经济是最好的制度”假设,不符合此假设的那就不是事实,而且,当事实与假设存在冲突时,他们就敢于为假设成立而否认事实或剪裁事实。比如,他们从来不肯承认计划经济时代的成就,市场经济改革取得的成就也离不开计划经济时代打下的物质基础。
 
3、他们自己平时喜欢高谈自由,却不太能容忍别人有表达不同观点的自由。他们的自由并不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那种,而是“闭嘴,我们在讨论自由”这种。
 
这类经济学家名声不彰,应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特别喜欢双标,比如,他们只允许自己随便否定公有制经济,却不允许对非公有制经济出现的一些现象提出批评。
 
该群体中,最近表现特别抢眼的代表人物是任泽平。
 
 
他此次的抢眼,倒不是因为他有多么独到的见解,或者实现什么真正的学术造诣,而是他表现出的几个特点:
 
一是,他不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是一再呼吁公权力管管那些“对民营经济喊打喊杀”,“让民营经济离场退场”的“坏人”和言论。
 
他所谓的“管管”是什么意思,胡锡进对此进行了解读,“应该是限制发声或者消音”。
 
 
这就与这类经济学家最平时标榜的那自由观念发生了直接冲突。这些西方经济学的学者,不是喜欢说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吗?怎么现在动不动就想呼吁公权力对自己不认同的言论进行打压呢?
 
二是他虚空打靶的功夫也不错。他最近老说最近有坏人“对民营经济喊打喊杀”,“让民营经济离场退场”。他所谓的个别“坏人”,开始没有直接点名,但今天他最新的一条微博也不捂着盖着了,已经明确是指司马南了。
 
明确了所指何人,任泽平是不是在虚空打靶,就好判断了。看看司马南是不是最近说过“让民营经济离场退场”。或者对民营经济“喊打喊杀”了,就一目了然了。
 
首先,我看到司马南多次支持华为,并为华为说话。华为是不是民营企业,是不是属于民营经济?
 
司马南确实批评过一些民营企业的问题,有些说法甚至比较尖锐,比如针对那个某想,但主要是针对改制过程中有无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
 
可见,司马南并不是不加区分的一概批评民营企业,既然如此,怎么能说他贴上否定民营经济这样的大标签?
 
同样,任泽平前段时间在社交媒体“炮轰”中国的制造业民营企业龙头“宁德时代”,称其“贪天之功”“恃强凌弱”“德不配位”。看这些用词,是不是特别像大字报的风格?
 
 
如果因为司马南批评过一些民营企业,就给他贴上否定民营经济的“坏人”标签,那么任泽平是不是更符合他设定的“坏人”标准。
 
而且,如果按照任泽平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宁德时代正是凭借自己的竞争获得了现在的市场地位。任泽平怎么要给予道德层面的大加鞭挞呢?
 
任泽平可以批评中国的制造业龙头,司马南不能批评某想的问题?
 
人不能双标到无耻的程度。
 
司马南有过整体否定民营经济现阶段存在必要性的言论吗?如果有,任泽平应该指出来,并要给具体的出处。否则,这跟莫须有有什么区别?
 
制造靶子再进行攻击,这跟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让自己的士兵死亡,制造被中国军队袭击的事件,制造借口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而且,他动不动就要求把这些坏人管起来,给出的理由竟然是这样的:“这些坏人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健康生态,制造舆论恐慌,打压民营经济信心”,“触犯国家大政方针”,“这些坏人是谁,一目了然...还在那招摇过市,嚣张跋扈,继续干坏事,这是民营经济信心不振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当前经济形势和就业困难的重要原因”。否则,大概凡是他能想到的最有杀伤力的帽子和标签,都一次性用上了。
 
他甚至把打压他所谓坏人言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提高到了“提振民营经济信心”一个“很快见效的方法”,否则“民营经济信心处于历史低谷,如何提振”,“如果继续让这些坏人和言论生息那个,很难政策取信于民”。
 
任泽平说的个别“坏人”,莫非是三体里的超级文明生物吗?他是把这个别“坏人”当成超人了吧,竟然有这么大的神通?仅凭个别“坏人”的言论就能够让gongji中国的民营经济没有信心。
 
中国的民营经济在任泽平的笔下成了弱不禁风、纸糊的稻草人了?
 
任泽平有没有意识到他为了实现公权力打压不同言论的目的,而把民营经济说得这么虚弱,其实无助于树立民营经济的形象。如果民营经济真这么脆弱不堪,又如何担当他期待和赋予的大任。任泽平是否意识到他在假借民营经济名义时,才是对民营经济的整体性妖魔化。
 
 
任泽平的这些言论不太有值得批驳的必要,因为他根本就没打算摆事实讲道理。他仅仅给他不认可的“坏人”和观点贴一个标签,扣几顶帽子,就代替了几乎所有分析和论证。
 
任泽平没有表现出一个学者应有的学术素养,反而容易给人一种歇斯底里+不择手段的印象。
 
他才是喜欢动不动就“喊打喊杀”的那种人。
 
他得的杀气腾腾,从他的字里行间随便就能感觉得到。对此,我忍不住想,如果他掌握了生杀大权,他会怎么做?会不会如蒋介石附体一般?
 
自由主义者伪自由的本质,算是被他曝光了个彻底。
 
他的坏人标准又是完全主观性与随意性的,这就更可怕。
 
他先是把他认可的观点说成是经济学的“常识”“基本常识”,至于为什么这就成为经济学的“常识”了,这些他认为的常识和数学上的公理一样坚固耐用吗?他又不肯给出论证(当然也给不出来)。然后,就把他反感的观点,直接说成是“坏人”言论。
 
至于“坏人”言论与他认为合理的“学术之争”“君子之争”之间的区别有什么明确的标准,同样是模糊到避而不谈。言外之意,标准他来定,他就是标准。
 
历史上,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有过一句名言:“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但那还是法国处于绝对君主制的时代。
 
经济学家里面有任泽平这号人,可并不是什么好事,他会把这个群体的形象彻底拉爆。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太丢自由主义的形象了,其实际效果,就跟美西方去年没收俄罗斯国家和个人的财产一样,前者动摇了西方金融体系的信用基础,后者动摇了很多西方拥趸对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信条的基本信仰。
 
不怕神对手,就怕猪队友。我是真诚建议真正有点水平的经济学家,要跟这种人保持距离。他可以不要形象,可也容易把污水溅到同行身上。
 
 
 
除了以上所述,我也无法理解任泽平给自己贴金的方式之狂放和粗糙。
 
他在博文里说的“为民生和社会发声的人”,“保持原始的正义感”,“士大夫精神和家国情怀”,显然是把自己纳入其中了。我似乎都能感觉到他被自己感动的那种感觉。
 
表演的最高境界,就是把自己感动了,把自己表演的东西,当成了自己真实存在和拥有的成分。
 
要不是,任泽平早就鼎鼎大名,估计也有不少人信了他对自己的定位。
 
但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任泽平本人有今天的知名度,主要是来自他曾经任职过恒大的首席经济学家一职。这个知名度的获取,也不是因为他为恒大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成果,而是恒大给他的千万高薪。
 
恒大在任用他之后没几年,辉煌没有持续多久,就发生了债务和资金链危机,现在公开的报道是各种欠款高达两万亿。恒大的问题如此严重,想必也非一日之寒。那么任泽平在任职期间,有没有给予恒大的决策层提供了及时的预警。这个问题一直有人追问,而任泽平到现在都没有说清楚。同时,他没有给社会发出预警?仅仅一个恒大,就给中国的银行和金融系统带来了多大的风险和压力,又给上下游的供应商制造了多少经营上的困难。如果任泽平真的跟他说的一样那么有家国情怀和责任,他又具备应有的水平,那么他即使为了社会责任,也不应该无所作为。
 
我更倾向于认为他是他自我标榜的反面,越是喊什么,就越是缺什么。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一次次自我标榜呢,原因可能有两个:
 
一是给自己不认同的观点贴上了“坏人”和破坏性的标签,也就同时需要给自己制造正义的化身,设置正义的人设,在把所有想到的帽子送给对方之后,也自然需要给自己戴上了他能想到的全部光环和桂冠。这才是做戏做全套,如此,才能把一个本来可以争论的议题,塑造成了任泽平代表正义对“坏人”的讨伐。
 
这也不是什么新发明,美国要对那些不听话的国家进行制裁和打击,不也是要先把自己包装一番,说自己是为了维护正义,为了自由吗,为了基于规则的秩序吗?现在美国正在对中国这么做。
 
二是任泽平自身的学术能力或者他信奉的学说,并不能够针对他不喜欢的观点以有说服力的反驳和批判,还是扣帽子打棍子来得省心又省力。他应该也知道自己是在树靶子自己带头炮轰,也应该知道这样做并不足以服众,所以就特别需要给自己披上道义的外衣。一套外衣还不够,还需要多给自己披几件。
 
正常情况下,对自己主张和信奉的理论学说真的充满自信,认为像“常识”一样不可撼动,经得起事实的验证,是不需要这些噱头和包装的。你是不是真的有自己说得那么好,应该由别人做出评判,而不是自己标榜自己,自己给自己贴“金”镶“银”。
 
 
任泽平真实的目的是什么呢?有的网友认为他是在制造热点话题,吸引关注度,保持自己的曝光度和影响力。
 
我则认为这是极有可能的。无论是他主攻司马南,还是回应胡锡进,都是最容易产生舆论发酵的最佳方式。
 
吸引关注度也没什么,但我总感觉他没那么简单。
 
虽然我还不能确信,但他的真实目的应该隐藏在他真正的主张里面。他真正的主张就在他所谓的经济学基本常识里面:
 
“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并不完美,市场失灵主要体现在二次分配失衡和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这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进行二次分配,予以适当调整结果公平,提供产权保护、法律、基础教育、治安、国防等公共产品并在长期经济增长中获益。这就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他的这番“基本常识”,其实是政府要做好“守夜人角色”,这是新自由主义者给政府设定的“有形的手”的边界,政府只承当一个消极的角色。如果政府按照他说的做,滴滴的美国上市就就没法调查了,那蚂蚁金服早就应该上市了,一些企业也可以通过内保外贷,跨过中国的金融边界,在国外购置资产,把债务留给国内了。
 
即使是美国,也做不到这么政府这么消极无为。
 
最近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也在反复炒作要捍卫市场经济,搞得好像计划经济明天就要回来一样。其实呢,客观一点讲,主张现在就实行计划经济的人并不多,有也声音很小。这些人实际是上把国家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都泛化为计划经济标签,他们反对的实际是政府发挥有形的手,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以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其实也不存在无形,背后是资本),两只手的作用结合。
 
一些经济学家,包括张维迎,连中国制定产业政策都不能容忍。他们的主张就很简单,什么都交给市场就可以了。他有一个说法是“凡是政府能看得清楚的,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早就看清了;凡是自由市场上企业家看不清楚的,政府更不可能看清。”把他心中的企业家完全理想化。企业家如果真这么神通,那历史上的经济危机是怎么发生的,现实中的问题又是怎么产生的?
 
要是自由市场经济那么神奇,拉美经济早就腾飞了,而不是阿根廷自从实行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后,从发达国家跌回发展中国家,2022年的阿根廷的通货膨胀率预计达到54.8%。
 
交给自由市场就是交给资本自由决定,资本的目的是什么?即便是不听马克思的,也可以看看历史和现实大量的案例。
 
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必须保持,才能限制资本为了盈利不顾忌社会代价的可能。
 
当然,这些经济学家他们对公有制经济的否定和敌视,可比我们普通人对于民营经济的一些看法,那可强烈多了。为此,他们真是用心良苦,比如任泽平,攻击个别“坏人”对抗“两个毫不动摇精神”时,他只强调“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完整表述的后半句。
 
如果因为质疑民营经济的一些不良现象,就要限制和消音,那么他们攻击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言论,应该怎么办?
 
人不能太双标,双标必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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