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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邀我去天津，说有梁启超和李叔同的故居，我说咱哪儿都不去就去这俩地方吧。梁启超故居有两栋西式洋楼，最先只有一栋，是辛亥革命后两三年盖的，后来又加盖了一栋读书写作的，即所谓的“饮冰室”。梁启超不是商人也不是职业政客，我相信他的怀抱志向也尽在苍生和学问。但这样的豪宅还是让我了一惊，我想它对于近代思想史以及近代社会史都是有参考价值的：财富向一部分人集中的速度怎么这么快呢？

　　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是主张改良不要革命的，但社会上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少数人，其财富爆炸式的增长，这可跟磨磨蹭蹭的渐近改良不是一个节奏啊，跟暴力革命倒是一个节奏。我过去看民国老照片，发现老百姓全都黑不溜秋的，名符其实的“黎民”，我原来还以为是照相器材的原因呢，但再一对比同时代照片上的“民国范儿”如林徽因陆小曼徐志摩，一个个都挺白净的，看着跟绝大多数中国人分属俩人种似的。社会两极化成这样，革命不就是呼之欲出了么?

　　从1927到1949年的大革命。这场革命有很多内外原因，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内部原因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太不平均了。记得80年代翻阅丁文江编撰的《梁任公年谱长编》，1927年南方农民运动轰轰烈烈，梁启超给他孩子的信里说，这是流民(游民)在闹事。

　　有一种观点说：中国没有地主。对此我有一点不同意见。这种观点可能是说中国并非阶级分化多大的社会。这要看怎么说了。自周秦之变以来，中国的社会流动的确比较快，财主不过三代，穷人穷不到头。很多人，包括梁漱溟和早期毛泽东，都持这种观点。但阶级固化的程度不高，不等于阶级分化的程度不高，循环的速度快些而已。每到大灾大荒之年，豪强大量购进土地，大批自耕农沦为佃农流民游民，这些无地农民小则打家劫舍，大则起义造反。

　　前几年我到四川大邑参观刘文彩的宅子，太奢华太讲究了，完全可以成为当今土豪“上层次”的样板房。院里有些楹联，把“既富且贵且寿”的主人姬妾成群的生活描写得十分到位，我用手机拍了下来：“花泉成园，喜燕小莺娇，红杏枝头春意闹;神仙有窟，看云迷月澹，蓝桥路指密情深。”最近党中央提出要大力发展“乡愁”，任志强他们积极建言献策说，想要“乡愁”，那得有乡绅!我这算是为任老板他们提供点乡绅的信息，等土地都流转到他们手里后好一招一式地落实。

　　刘文彩家财富积累速度也是爆炸式的，“风雷起家业”(他家楹联)，一代人之间就兼并了几十万亩土地。靠什么，院里还有条楹联说得明白：“大展经纶，由商而政而军，扶摇直上”——这简直是刘汉刘总和谷俊山将军的人生轨二合一。他一家几十万亩土地，那么得有多少家自耕农沦为佃农、流民或游民，一加减乘除，数不就是出来了么。梁启超先生当年正确地指出了革命的社会基础是流民（游民），可惜他没接着指出流民的主要成因在于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而不爆发革命，那只可能是蜜蜂等畜类的社会结构，不可能是人类的社会结构。

　　今天很多人一方面穷奢极欲，争当革命的病因;另一方面又对革命的病状愁眉苦脸，赖这个赖那个，实在是可笑。更可笑的是他们认为革命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一大群傻子遇上了一小撮骗子或疯子。也许那几位真是骗子疯子，但问题是那一大群傻子为什么跟疯子傻子走而不跟你走呢?再说了，谁比谁傻呀，无论是“打下榆林城，一人一个女学生”，还是“分田分地真忙”，解决的都是食、色这样的基本人生需求，不糊涂啊。

　　我非常希望中国能够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完成社会政治治理的现代转型。但革不革命，不取决于你希不希望，而取决于社会分化到什么地步。我承认，人是希望社会分化的，希望自己出人头地，挣得比别人多、混得比别人好，这的确是人性。但不希望比别人挣得少，不希望比别人混得差，这也是人性，是同一人性硬币的另一面。

　　1980年代大家都觉得自己很有可能在社会分化中胜出，于是人性的这一面通行无阻。但90年代尤其是2000年以后社会分化得几家欢乐几家愁，分化得后面追上前面、下面替换上面的社会流动渠道越来越不畅通，阶级和利益关系出现了垄断即固定化、封建化的趋势。这样一来，人性的另一面要便大行其道了：凭什么好处都被你们哥几个得了，凭什么钱都被你们姐几个捞了呀，而且还富二代、官二代、星二代、拆二代的要没玩没了?!

　　竞争导致分化，分化走向垄断，垄断终结竞争，这是社会兴衰循环的常轨。走到第三阶段，社会就变得腐朽，失去公平，花光了合法性，就又需要改良甚至革命了。中国的革命，不妨从社会和阶级的角度想想它的前因后果。一位民国范儿吕思勉老先生说得极其精彩到位：天下有天良发现之个人，绝无天良发现之阶级；天下有自觉觉悟之个人，绝无自觉觉悟之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