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中国，否定中国革命的，并非个别。探究其形成原因，对正史立国很有必要。
与一些中青年人不同，说到旧军队改造史，亲历者们几乎无一不在整体上给予肯定，即使是坐过共产党大牢的老人。
我曾在一个偏远的小镇上采访过一位耄耋老者，虽然，他二十四度春秋是在共产党的铁窗和劳改农场里度过的，但这位原国民党军上校还是坚定地认为，国民党不能救中国，因为“国民党是悬吊在半空中的，没有基础，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不像共产党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共产党发动的，那才真是个力量”！老人甚至盛赞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密切联系群众”的政治决议。
对此，有人主观地认为，老人的这种人生态度是劫后余生的人格扭曲。
其实不然，从总体上看，不同年龄层的人对旧军队改造史的不同评价，也体现了一种历史的必然。
任何人对历史的评价，都要依赖本人记忆库的现成贮存，而对记忆资源的检索、提炼和使用，则受制于记忆规律。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记忆受“序位效应”影响很大。所谓“序位效应”包括“初始效应”和“时近效应”，就是说，最初和最临近的事情最容易记忆。
中国现代史对中青年人来说，留在“初始”记忆中的，是完美的理想主义教育，发生“时近效应”的，多是对“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批判，而受制于思维惯性，其历史观很容易延伸至对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的全面否定。老年人虽然有着与中青年人相同的“时近”记忆，但他们多数人“初始”记忆烙印在心中的，却是泪血大控诉的人生感受。
认知上的规律，也支配了不少天真的“老外”。一位华侨告诉我：在国外，你讲中国的“旧社会”，人家根本不懂，也不信。因为在他们眼里，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执政，就像美国的共和党取代民主党、英国的工党取代保守党、法国的左派取代右派一样，社会制度不会有什么变化。
“老外”不懂旧社会，除了政客刻意的舆论误导，有其历史成因。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移民大潮中，移居国外的，有几人是翻身解放的工农群众？即使少数奴才随主子出逃，他们又掌握了多少知识分子特有的话语权？
随后的移民，受“时近效应”的支配，向“老外”讲述的中国国情，多是共产党执政后的失误。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大历史，便自然而然地在“老外”短浅的视野里消失了。
对于否定中国革命的某些学者来说，他们除了缺少超越当代人恩怨得失和视野局限的大历史观，以及缺少辩证的思维方法外，还有着更深刻的主观原因，这就是“知识分子立场”。
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期间，一些媒体、网站围绕如何评价国民党抗战作用等问题，热评“抓壮丁”的真实性。某著名作家借主流媒体声称：“拉壮丁有没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诉你，不到万分之一”。《抓壮丁》“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是“诽谤旧社会”！
对于某作家的断言，笔者曾著文《抗战壮丁非正常减员近千万》予以批驳，这里关注的是其断言的成因。据报道，该作家的父亲解放前曾在家乡县政府“任军事科长，土地改革时被判处死刑”。
县政府军事科专司兵役工作。据某作家父亲的同僚著文记载，该县征调壮丁“纯粹以权势来定”，“强拉买卖壮丁成风”，“贫苦民众惨遭蹂躏无处哭诉”。
从常理上看，情感生成于交际圈子，视野受制于生存环境，存在决定意识，我也不例外。
我对旧军队改造史认识上的变化，得益于我对不同阶层起义人员的全面采访。最初，我接触的多是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情况，考虑问题自然站在“落难”军官的角度上，而一旦把采访面从“有头有脸”的将领们按旧军队各阶层的大体比例扩展开来，进而采访到广大士兵群众的泪血大控诉时，审视历史的立场就不能不发生位移。
“知识分子立场”是一个历史话题，由此出发，我们不难设想：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动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狂飙般地扫荡傲视民众、鄙视劳动、轻视实践的千年积习，时下知识界、文艺界的“精英”中，又能有多少人能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草根民众说话？
对中国革命史的曲解，还折射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价值观。东西方文化的价值取向是相反的：西方人奉行“权利本位”，主张义务服从于权利，高扬“工具理性”的旗帜，更关注个人的权利；东方人奉行“义务本位”，主张权利服从于义务，高扬“价值理性”的旗帜，更关注整体的利益。
差异的文化在交流中，有冲突，也有渗透。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大量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我国思想界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然而，阴在阳之内，我们在借鉴西方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同时，西方借助其“话语霸权”的势能，也在影响着东方的“知识分子立场”，并通过思想界的争论，企图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走向。在当代中国，评价历史，相对而言，有人只注视贵人、文人的“自由”状况，无视草根大众的生存状况；研究现实，有人只重视“金领”、“白领”阶层关注的“权利平等”，漠视“蓝领”、“圆领”（农民和下岗工人）阶层企盼的“事实平等”，就是一个例证。
用西方的道德准则去度量中国民众的心灵感受，用西方价值取向的函数关系去求解中国社会历史变量的函数题，又如何不推导出错位的题解？
远离劳苦大众的书斋秀才对中国革命的评价是荒谬的，但他们在中国思想界的作用却是复杂的。他们对中国革命的否定性评价之所以流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僵化理论和极端实践的报应。真理，只要陷入单一的理论环境，就必然要走向极端。
正是从“思想生态”的意义上，应该肯定反面教员在新中国思想史上的历史贡献。
也正是在此“思想生态”的环境中，我们才有所感悟：批驳对中国革命的曲解，不能局限于形而上层面，堕入任西化理论“忽悠”大众的学理陷阱，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旧中国草根小民备受欺压的生存状态，以及底层民众翻身解放艰难的启蒙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