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大学还像社会主义大学吗?

——驳法大郭世佑教授及三博士的反毛演讲

奚兆永

　　一、从刘国光同志五年前的7.15讲话和最近《政治经济学新论》一书出版说起

　　五年前，即2005年7月15日，刘国光同志就我国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地位问题，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捅了我国经济学界的马蜂窝，在全社会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人拍手叫好，认为是一篇针砭时弊、振聋发聩的好文章;而有人则恨之入骨，大骂出口，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所幸的是，此讲话引起了有关领导的重视。李长春同志批示说，“要重视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倾向性问题”;陈至立同志要求教育部门“对文中涉及问题要一一研究解决办法，建议在重点部属院校进行调研，并从这些院校抓起”;刘云山同志在批示中也说，“学者建议很重要，对学者提出的建议要重视，要采取措施”。五年后的今天，人们看到，实践已经证明，刘国光同志的7.15讲话和他这几年发表的一系列论著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而显示出其真理的价值，反观那些鼓吹西方经济学特别是鼓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精英们，他们的观点却被证明是完全经不起实践检验的，是错误的和有害的。前不久，包括刘国光同志7.15讲话及其一系列论著的新书《政治经济学新论》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联想到当时7.15讲话在《经济研究》发表都遭到抵制和打压的情况，应该说，《新论》的出版发行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我国的又一个胜利。当然，人们也清醒地看到，由于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大行其道，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年深日久，相沿成习，一些处于领导地位的同志也思想不明，措施不力，上述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同时，还要看到，问题不仅发生在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领域，在其它学科领域，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相同的或类似的问题还大量存在，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的一些大学，一些党校，以及一些新闻出版单位，在那里，已经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在指导，而是用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指导，已经很难说这些学校和新闻出版单位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应该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

　　最近在网上读到梧桐树写的《法大教授主办反毛讲座，学生据理驳斥反遭攻击》一文，后又读到雨夹雪、般若观、黎阳等同志写的文章，感到提出并批判这一现象不仅很有必要，而且有着极大的紧迫性。在我看来，法大的郭世佑教授聘请三博士利用社会主义大学的讲堂公开违背宪法，肆意攻击和污蔑毛泽东，这绝不是一件小事，它关系到新一代青年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理当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同时还要看到，法大最近发生的事情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的事件。从最近一些右派报刊的猖狂，从这些年一些大学出现的种种怪现象看，很值得我们提高警惕，而决不能掉以轻心。记得两年前，在上海，曾经发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师群在课堂用错误思想误导学生，致有学生检举揭发，却被说成是学生告密，因此网上出现围攻学生的事。现在又发生北京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连同三博士利用“中华文明通论”的讲堂，打着 “历史与现实——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三博士谈”的招牌，大肆宣扬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恶毒诋毁毛泽东，诋毁中国共产党，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无耻地吹捧蒋介石。对此，学生一剑飘红出于义愤，提出反对意见，竟然被该校郭世佑教授认为是“辱师”，强行要求其向违背讲题大发反动言论的“老师”道歉。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离题大发反动言论者不去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向学生道歉，倒反而要学生向离题发表反动言论的“老师”道歉?难道新中国已经变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不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吗?

　　毛泽东曾经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31页)他还说，“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92页)在这方面，许多同志都是走在前面的，还有许多网友的跟帖也是走在前面的，我的这篇文章稽延了一些时日，出得晚了一些，但是，写出来仍有其意义。当某些人还在负隅顽抗，进行这样的斗争显然还是一项长期的和艰巨的任务，不是很短时间就能解决问题的。我们一定要再接再厉，把这一斗争坚决地持续地进行下去，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二、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指导，还是以美国的《时代周刊》为指导?

　　郭世佑教授说，“我们为什么举办这么一个谈毛泽东的这么一个学术讲座…第一个理由就是大学的使命所决定的。……要让我们的学生体面的走入社会，要培养他们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还有能力，要养成一种理性的批判精神，要把他们培养成美国时代周刊中所鉴定的那种知识分子，那就是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善意的批评者，是这样知识分子。”

　　原来，法大所要培养的政治法律方面和其他方面的人才，并不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的指导思想进行培养的，而是根据“美国《时代周刊》所鉴定(?)的那种知识分子，那就是对社会主流价值的善意的(?)批评者”!这不奇怪吗?

　　真是无独有偶，就是刚刚提到的那个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教授，在他的《古代汉语》课件上也引用了一句极其相似的话：“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杨说此话引自台湾学者殷海光《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一文。

　　两位教授的思想相同，而说法不一：一个说是美国《时代周刊》“鉴定”的，另一个说是已故台湾学者殷海光《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一文所言。为了弄清究竟，我找来了殷海光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一书，并在该书的第十五章(“知识分子的责任”)第一节见到了“怎样才是知识分子”的标题，并见到了如下一段文字：

　　“照《时代周刊》(Time)的时代论文所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制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条件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只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追求为观念而观念。……

　　“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 版，第543-544页)

　　看得出，两位教授所引都与殷海光此书有关，但是，他们都没有正确引用：郭教授把《时代周刊》一篇文章的两个假定之一，说成是《时代周刊》对知识分子的“鉴定”，还在“批评”前加了原文所没有的“善意的”限制词作定语;而杨教授则把殷海光所引述的文字当成了殷自己的观点，给人的感觉是，好像他们连前后文都没有认真看，这样做学问是不是也太不地道了?

　　其实，殷海光并不同意《时代周刊》那篇文章对知识分子的界定。他写道：

　　“如果依照上列《时代周刊》所举两个条件来界定知识分子，那么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即令在西方世界也是寥寥可数。在现代西方，罗素是十足合于这两个条件的。史迪文森(Adie Stevenson)显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就我所知，明朝李卓吾勉强可作代表。自清末严又陵以降的读书人堪称知识分子的似乎不易造一清册。而且，即令有少数读书人在他们少壮时代合于这两个条件，到了晚年又回头走童年的路，因此不算知识分子。”(同上，第544页)

　　因此，他又引述新自由主义的“大师级人物”海耶克的话说，“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有原创动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别部门的专家。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也不一定必须特别有聪明才智来传播观念。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有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

　　显然，殷海光是想将二者调和起来：“《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所界定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精粹。海耶克所说的知识分子的本干。前者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前锋;后者是一个社会文化创建的主力。”(同上，第544-545页)

　　问题在于，为什么郭、杨两教授不以现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明确规定的指导思想去教育学生，却偏要要如此转弯转弯抹角地通过殷海光的文字寻找45年前美国《时代周刊》那篇文章(该文原题《蓬勃发展的知识分子》，载1965年5月21日《时代周刊》)里的那段话作为指导思想呢?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思考的。

　　看来，他们心目中的偶像就是美国，他们的是非是以美国人的是非为是非的。他们所特别看中的是“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这句话，其原因显然是因为他们对于现在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极为反感，对于这个社会的“现有价值”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极为痛恨，他们要对这个社会制度和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念进行公开的反对，不仅自己要站在对立面进行“批评”，而且要让学生们也接受他们的这种反对态度，也站在对立面进行“批评”;不过，他们也害怕，如此公开地露骨地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它的价值观念是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于是那位郭教授又伪善地在所谓的“批评”之前加上了“善意的”三个字，似乎这样一来就可以瞒天过海了。但是，这只能是欲盖弥彰。他们的言行已经把这所谓“善意的”三个字否定得干干净净。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该剥去。郭教授和三博士在那堂课讲的全部内容，实际上已经把他们的伪装剥得精光。这个问题，我还要在本文第二部分详述，这里只是顺便提到而已。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历史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292页)在中国，哪个阶级是统治阶级?这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说得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的阶级，也就是统治的阶级。与之相适应，统治的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这一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序言里也有明确的规定：“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一切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人民民主专政、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论和行动都是违背宪法的，都是应当坚决反对的。

　　而郭、杨两教授所鼓吹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思想又是哪个阶级的思想呢?毫无疑问，那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而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对于资产阶级及其思想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经给予过非常积极的评价，但是，这种评价只限于资产阶级的上升时期，至于到了它的没落阶段，评价就完全不同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最后部分(第7篇)曾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31-832页)而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版跋里还说，“法国和英国的资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他敲响了资产阶级经济科学的丧钟。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同上，第17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一些思想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曾经给以了很高的评价，当然也指出了他们在理论上的错误，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后期的一些思想家则明显地采取了严厉的批判的态度。

　　前不久读到胡耀邦的大公子胡德平写的一篇文章，说在1985年夏季的某一天，胡耀邦偶然看到马克思在1858年10月8日致恩格斯的一封信，其中说“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还在走上坡路”，胡耀邦读后如获至宝，曾反复读之再三，最后还说了一句话：“看看，还在走上坡路噢!”(胡德平《保持历史的记忆力》，载2010年3月22日《经济观察报》)胡德平现在撰文重提此事，显然是十分赞赏乃父之观点并进行宣传的。看来，胡氏父子读书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喜欢断章取义，也就是喜欢孤立地抓一句话，既不注意这句话的前前言后语，更不注意作者在其它著作里对同一个问题的论述。事实是，就在胡氏父子颇为欣赏的那句话之前，马克思曾说：“不能否认，资产阶级社会已经第二次经历了它的十六世纪，我希望这个十六世纪把它送进坟墓，正像第一个十六世纪给它带来了生命一样。”这句话被胡氏父子当做一句无关紧要的话而未予引用，而此话正是马克思立论的基础和前提，显然是不应该弃置不顾的。马克思原话里还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也被胡德平用省略号删去了，这句话说，“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于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8页)这些都说明，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已经在走资本主义的下坡路了。由于这些话对胡氏父子不利，所以就故意不引或用省略号删去，难道这是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的著作吗?当然，马克思也曾说，“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还在走上坡路。”这又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讲“地球是圆的”，其实就是讲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当发达国家已经快被“送进坟墓”，他们那里的革命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之时，像美洲的加利福尼亚和整个澳洲，还有中国和日本，还只是刚刚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他们的资本主义还在“走上坡路”。这种情况当然会对发达国家的革命产生不利的影响，所以马克思担心“革命在这个小小的角落必然被镇压吗?”(同上)由于这些重要内容在胡德平的文章里都未被引用或用省略号删除，而只是孤立地引用了“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还在走上坡路”这一句话，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意思就被完全歪曲了。如果我们再把马克思在1858年10月8日的信与我们在前面引述的马克思后来在1867年写的《资本论》第一卷里的论述以及他在1873年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里的论述加以对照，那就更加清楚：马克思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更不用说，后写的东西可以改正以前做出的论断，而1958年10月8日写的信怎么能够改正1867和1873年所作的论断呢?胡氏父子谬引马克思的话除了进一步暴露他们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的态度之外是什么也不能说明的。

　　联系到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产生于资本主义走下坡路的时期，特别是，由于它产生于十月革命之后，可以说，它一出现就带有强烈的反无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色彩。这种思想，只能是资产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思想，而不可能是无产阶级的统治的思想，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只能是我们的批判的对象，怎么能够成为社会主义大学培养知识分子的指导思想呢?如果我们的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连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都弄不清楚，他还能在社会主义大学的讲台上谈论政治问题吗?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大学被这样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坚持以新自由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教师占据着课堂和讲坛，这样的大学还是社会主义的大学吗?

　　三、是宣传毛泽东的历史功绩，还是反毛、反共、反新中国?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由胜利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都有明确的规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理应懂得遵守宪法乃是每个公民的义务，而作为高等学校教师，不仅自己应该模范地遵守宪法的各项规定，更应该引导学生严格地遵守宪法的各相关规定。但是，改革开放以来，却总有一些人将这个起码的公民常识“忘记”得干干净净。他们甚至以反对马列、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反对社会主义为己任，利用某些无良报刊和书籍，甚至利用社会主义大学的神圣课堂，作为其进行反动宣传的阵地。这次中国政法大学郭世佑教授所主持的所谓《中华文明通论》的课程以及为该课举办的《历史与现实——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三博士谈》讲座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从名称来看，无论是《中华文明通论》，还是《历史与现实——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三博士谈》，都冠冕堂皇得很，但是，若要论实际，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们完全是一帮两面派：他们公开打的旗号是讲“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但是四个人没有一个人讲到“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也没有一个人讲到过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他们所讲的内容完全是对毛泽东的攻击和污蔑，他们所用的方法，除了无中生有还是无中生有，除了谩骂还是谩骂，毫无学术性可言。不信，请看事实：

　　我们先看举办这个《历史与现实——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与研究方法三博士谈》的主持人、法大历史学教授郭世佑的观点。

　　这位郭教授在举办这个讲座之前在他自己的博客上讲到了这样一件事：今年3月份，郭在清华大学宣传他的反毛观点，当时有一位工科出身、曾在美国留学并曾在美国高校担任过教职的女教师对他的反毛言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这使他大为“震惊与忧虑”。在他看来，凡是留美的，似乎都是反毛的。他写道，“尽管我敢断定，像她这样的留美归来者不可能有什么代表性，只具有个案与典型的价值。在此之前，我也见过不少留学海外的工科出身者，在我的本科弟子中，还有留美之后改学商务、电子、机械等专业与行业的，我在国外也接触过不少各科留学生乃至终身教职的定居者，却没有见过像她这样依旧留恋毛泽东时代的激情澎湃者。”可见其思想偏狭到何种程度!“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跟你接近的差不多也是跟你思想差不多的人，但是，你郭教授没有见到过的人还多着呢!你没有见过难道就等于他们并不存在吗?郭是学文科的，应该知道，著名作家斯诺、著名女作家艾格里斯·史沫特莱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还有曾在美国国务院中国科工作并且曾任美国驻华使馆参赞的谢伟思等，他们虽然都是美国人，但是，他们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都有很深厚的感情。甚至美国统治阶级的一些重要人物人物，像尼克松、基辛格等见到了毛泽东也是毕恭毕敬的，他们对毛泽东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逝世时，中美尚未正式建交，但是时任美国总统的福特却对毛泽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唁电中说：“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领导是几十年来改造中国的决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确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人民日报》1976年9月11日第7版)连美国人包括一些美国政要都承认毛泽东的伟大，为什么中国的留学生去了一下美国就一定会反毛呢?这说不通嘛!当然，美国的统治阶级作为整体来说，出于其政治的和经济的考虑是不喜欢毛泽东的，他们长期实行反华反共的政策，要对中国搞“和平演变”，而中国的一些留美学生也是他们争取的对象，其中有一些人已经被他们争取过去也是事实，特别是一些流亡美国的民运分子已完全成为美国的走狗和工具，但是，热爱祖国的，崇拜毛泽东的，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留学生却是大有人在的，绝不是郭说的什么“只有个案和典型的价值”。解放后有那么多留美科学家冲破重重阻挠回来报效祖国就是最好的证明。不能因为你自己反毛、不爱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就以为所有的人都和你一样，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

　　那位女教师对郭说，“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得到解放，争得中国的国际地位，就是了不起。”郭的回答是：“就国家地位而言，1949年并不比1945年更重要，因为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战胜国之一，我们就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与常住理事国之一，中国的国家地位就在1945年基本定型，1949年只是解决国内两党谁来主持国家建设的问题。”郭的这些话表明，他之所以要反毛的原因，就是因为毛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而在他的心目中，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的国际地位比新中国还高。其实，中国在 1945年成为战胜国，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地位，中国仍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实际上只不过是美国的一个附庸而已。这里，我们且不说以前的事，就从抗日战争说起。我们知道，1936年的西安事变虽然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国共合作一致对外的主张，而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也发表了由陈布雷起草的那个坚决抗日的讲话，这之后，虽然由于全国军民抗日爱国热情的高涨，进行了淞沪之战、平型关之战、台儿庄之战、百团大战等，但是，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不仅一直没有对日宣战，而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间断谋求与日本媾和的努力。蒋百里在《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一书的最后说，“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载戴季陶《日本论》之“附录”，海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其实就是劝告蒋介石的。可是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一直希望通过美国的斡旋以实现与日本媾和太平洋战。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才宣布对日作战，蒋介石也才最后死了这条心，跟在美国之后向日本正式宣战。这以后，由于蒋介石抗战不力，与美国总统派往中国战区的指挥官史迪威将军之间摩擦不断，特别是“拒绝支援任何杀日本人者”，即排除共军的行为，致使罗斯福对蒋介石大为失望，不得不和丘吉尔一道于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以高昂的牺牲中国的代价请求斯大林于打败德国后三个月内出兵远东，以结束对日战争。二战后，中国虽然也列为“四强”，但是何“强”之有?中国还是被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在中国的领土上，美国大兵横冲直闯，胡作非为。虽然在1943年1月11日中美之间曾经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但是还不到十个月，蒋介石又在同年10月1日签字并且公布了《关于处理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实际上

　　又恢复了美国人在华的治外法权。1946年12月24日，北京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伍长皮尔逊强奸北大女生沈崇的事件，全国人民愤怒声讨，但是由于蒋介石又恢复了美军的治外法权，中国的法律对于美国军人竟然无能为力，该案居然由美国驻平海军陆战队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当时法庭虽然认为“强奸罪成立”，并且判了该案案犯皮尔逊监禁15年，同案犯普里查德监禁10个月，但是当案犯回到美国后，美国海军部竟然否认皮尔逊有强奸罪，宣布将其无罪释放。当时的蒋介石政府竟然也无计可施，可见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之低下!1949年毛泽东在批艾奇逊的白皮书时曾挖苦说，“治外法权是‘废除’了，强奸沈崇案的犯人回到美国，却被美国海军部宣布无罪释放，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6页)可是半个多世纪后竟有一个无良学者谢泳于2004年6月25日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作了一个《解密沈崇案证据：一场毫无暴力痕迹的“强奸”》的所谓演讲，认为皮尔逊的罪名是“莫须有”，说什么沈崇是中共地下党员，是延安派来的，沈崇案是共产党制造的一个阴谋;甚至说什么沈崇是奉命色诱美军。这些其实都是当时国民党的《情报网》所制造的谣言，其目的是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早就被人们戳穿。沈出身于名门，其曾祖父沈葆祯曾任两江总督，她刚从上海住处来京不久，是北大的先修生，怎么是延安派来的地下党呢?如果沈不进行反抗和喊叫，那路过的证人刘玉丰怎么会去报警呢?如果“毫无暴力痕迹”，美国的军事法庭怎么会判皮尔逊15年监禁?而且在审判时控告和被告双方都有律师参加，并且进行了辩论，包括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在内的许多人都到场旁听，对于这样一个由美国军事法庭作出的判决，美国海军部怎么可以否定审判的结果?这也恰恰说明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和法治的的虚伪性和欺骗性。现在竟然还有中国的所谓教授跟在美国人后面，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在这种人身上哪里还有一点中国人的气味?这种人哪里还有资格继续在大学当教授?真是民族败类，无耻之尤!难怪此演讲者谢泳前不久会成为美国人所册封的“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实际上，他“荣获”这一“桂冠”也就被永远地被钉在耻辱柱上了!回到主题上来，我之所以讲沈崇事件，就是为了说明，1945年的中国还有治外法权，还不是一个真正独立的国家，还受着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的欺侮，哪里谈得上有什么国际地位?而1949年，就完全不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绝不如郭教授所说只是一个政党的轮替，它是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变革，它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使在旧社会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劳动群众翻了身，中国人民才真正地站了起来，中国才真正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哪里是1945年的旧中国所能够比拟的?!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是最讲求实际的，没有这样一些事实的对比，他们会那样拥护毛泽东，那样拥护共产党吗?郭教授要人们拿出论据，试问郭教授，这是不是论据?这究竟是价值判断，还是事实判断?!

　　郭教授还无中生有地借题发挥，说什么，“胡尚元老师他主持的一门课叫做‘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的……’很长，我背不下来(笑)。他简称为‘毛特’，我想要是毛主席在世的话，你叫它‘毛特’他要枪毙你(笑)。因为这个叫进步呢，把这样严肃的课叫它‘毛特’，‘特务’的‘特’(笑)。”

　　郭教授是一位会不失时机地吹嘘自己的人。为了表现他的能耐，他曾在《震惊与忧虑》一文的开头说他在清华大学一天之内讲了近9个小时，而20多年前为家乡益阳的电视大学授课时连讲授提纲都忘了带却能在同一天上午讲4小时、下午讲4小时、晚上再讲3小时都能坚持。他的记忆力之好当然是毫无疑义的了，怎么连一个课程的名称还要“背”并且还“背不下来”呢?这明显是假话，难怪会场上有人会笑，这笑就是笑他假。郭教授为什么要假称自己“背不下来”呢?一是因为他在感情上不愿提到那个被他省去的“社会主义”四个字;二是因为他可以很方便地用下面讲的“毛特”这个简称来借题发挥，而他所真正要讲的话是：“要是毛主席在世的话，你叫它‘毛特’他要枪毙你(笑)。”这显然是对毛泽东的恶意攻击。人们要问：毛泽东真的如郭教授所说的那样动不动就要枪毙人吗?这里我要引用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讲的一段话：“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他还说了“一个不杀”的几条理由：“不杀他们，不杀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就可以请教他。……”(《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1、282页)这里说得很清楚，早在延安时期就定下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规矩，而在1956年 毛泽东还一条一条细说这样做的理由，可见他对这样做的执著的坚持。事实上，从延安的整风、解放后的历次运动，包括肃反、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都坚持了这个原则。有一个上过电视的许多人都知道的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有一位农村妇女因干部拿走她家的活命粮而骂了毛泽东：“怎么毛泽东没有被雷打死?”当地干部曾将这位妇女抓了起来，而毛泽东知道后此事后，向当事人了解到边区农民负担过重，不仅把那位妇女送回家，而且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还提出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方针。这就是毛泽东对“杀人”和对普通老百姓的态度!其实，毛泽东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根本不在乎有人骂他，更不会为此大开杀戒。在他看来，祝寿不会使人增寿，被骂也不会使人折寿，对于这一类事情，毛泽东看得其实很淡。郭教授说什么“讲毛特就会枪毙你”完全是没有根据的，其目的是为了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这显然是他妖魔化毛泽东的一种手段。郭教授喜欢要人拿出论据来，那你郭教授讲这样的话能不能拿出论据来呢?

　　我们再来看看三博士中第一个演讲的胡博士——中央党校的副教授胡尚元的观点。

　　胡博士主要是讲民主问题，他说毛泽东“把民主看成是更好达到集中的手段和方法，那就既可以用也可以不用，想起来就用想不起来就不用，想用的时候就用不想用的时候就不用。所以从毛泽东的一生，他也始终没有想过要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

　　胡博士是中央党校的副教授，中央党校曾名马列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对其高级干部进行马列主义教育的主要阵地，作为中央党校的教师理应知道属于马列主义的一些最基础的理论知识。但是从胡的言论来看，他其实根本不懂。

　　民主究竟是目的还是手段?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问：民主究竟是上层建筑，还是经济基础?显然，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和法律制度，它属于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它当然是手段。对这个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言里说得非常清楚，他说，“人们在自己的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读一读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既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中对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作了更为具体的阐述。他说，“上层建筑是由基础产生的，但这绝不是说，上层建筑只是反映基础，它是消极的、中立的，对自己基础的命运、对阶级的命运、对制度的性质是漠不关心的。相反地，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地促进自己基层的形成和巩固，采取一切办法帮助新制度去根除和消灭旧基础和旧阶级。”(《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2页)他还说，“基础创立上层建筑，就是要上层建筑为它服务，要上层建筑积极帮助它形成和巩固，要上层建筑为消灭已经过时的旧基础及其旧上层建筑而积极斗争。只要上层建筑拒绝起这种服务作用，只要上层建筑从积极地保卫自己基础的立场转到对自己基础漠不关心的立场，转到对各个阶级同等看待的立场，它就会丧失自己的本质，不再成为上层建筑了。”(同上，第502-503页)

　　毛泽东则进而由上层建筑更加具体地论述了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他说，“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又是看起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蔕，他说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卖者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发展的。在人民内部，名字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8页)

　　事实也完全证明，民主只能是手段，而不可能是目的。我们知道，博爱、民主、自由曾经是资产阶级启蒙启想家提出来用以唤起第三等级起来反对封建主阶级特权而进行斗争的一个战斗口号，它是服务于推翻封建所有制、建立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这个目的的。它本身只能是手段，而不可能是目的。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民主只存在于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它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而不是一个永恒的范畴，就此而言，它也不可能成为目的。恩格斯在谈到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不科学时曾说，社会民主党“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90页)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了，民主也和国家一样不是一个永恒的范畴，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恩格斯的话清楚地表明，把民主说成是目的是不正确的。

　　在这里，胡博士显然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只有目的才是重要的，而手段是不重要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在他看来，把民主说成是目的就是重视民主，而如果把民主看作是手段就是可有可无的，就是不重视民主的表现。事实当然并非如此。目的固然重要，而手段也绝非可有可无。比如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当然有目的的不同，但是毋庸讳言，在手段上也是极不相同的。又比如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区别，也是既有目的的不同，也有手段的不同：马克思主义者主张暴力革命，而机会主义者则仅主张社会改良而反对暴力革命。再比如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当然很重要，但是无产阶级专政也只是一个消灭阶级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事实上，只讲目的而不讲手段，许多事情就根本不能成功。毛泽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说，“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货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可见，手段对于目的来说绝不像胡博士说的那样，是可有可无的，而是至关重要的。

　　在民主问题上，胡博士还大谈毛泽东“运用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把全体民众分成两部分：一部份是人民，一部分是敌人”的“错误”。他说，“这种认识是存在问题的，道理很简单，如果人民只是全体民众当中的一部分，哪怕是绝大多数部分，那么谁是敌人呢?划分人民与敌人的标准是什么呢?由谁来划分呢?划分和判定的程序是什么呢?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其逻辑的结果必然是：谁都有可能成为敌人，谁的政治权利都有可能被剥夺。其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在阶级社会，在经济上掌握了生产资料的阶级，在政治上也就是享有民主权利的阶级，而在经济上受剥削的阶级，同时在政治上也必然是不享有民主权利的阶级。因此，民主从来都是有阶级性的，所谓全体民众都有的民主，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试问：在奴隶社会，奴隶们只是被当做奴隶主的“会说话的工具”，他们被作为奴隶主可以屠杀和买卖的对象，他们当然谈不上有民主权利。在封建社会，农奴主不完全地占有农奴，农奴依附于农奴主，是农奴主虽然已经不能屠杀但还可以加以买卖的对象，他们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民主权利。到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成了自由的劳动者，他可以向任何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作为无产者，他们也谈不上有什么民主权利。我们知道，就在一百多年前，工人阶级的民族权利害要受到种族、财产和受教育程度等条件的限制，后来虽然取消了这些限制，但是，在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和拥有一切得子初江津之间能够有平等的权利吗?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里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但是，要实现这些自由需要有相应的物质条件，这些物质条件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所以他们能够享受这些自由，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物质条件，他们能够享受这些自由吗?再以选举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选的竞选费用大得惊人，资产阶级有大财团在背后撑腰，无产阶级能够与之竞争吗?实际上，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他们只能在资产阶级所确定的两个候选人中选择一个。这样的选举，对无产阶级又有什么意义?很清楚，在阶级社会，一切民主都是有阶级性的。抽象的民主，纯粹的民主，超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骗人的把戏而已。列宁在批判考茨基时说，“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这个真理不管考茨基多么不喜欢，却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内容。”(《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1页)

　　胡博士提出“划分敌人的标准”、“由谁来划分”以及“划分和判定的程序”的问题，更让人感到他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无知。在阶级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是谁要把谁划为敌人，而是阶级利益本来就是敌对的，阶级斗争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毛泽东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那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至于在中国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谁是敌人和人民界限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目的的问题》里都有非常明确而详尽的论述，而且后来还曾以法律的形式写进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一点，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怎么自称是“有多年党龄的中共党员”，而且是中央党校的副教授的胡博士倒反而不知道呢?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在民主问题上，胡博士还提出 “由民作主”和“为民作主”的问题。他虽然承认毛泽东也有“由民作主”的思想，但是却强调，“翻阅毛泽东的文献不难发现，在建国以后这种‘让人民监督’、‘让人民讲话’的说法讲的就更多了。这两段话很受学界的追捧，引用率是非常高的。但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我的博士生导师郭德鸿先生早就指出，说：这两句话中的真正含义大家都没有领会，其中体现的恰恰是毛泽东‘为民做主’的思想。一个‘让’字，准确无误地说出了他‘为民做主’的本质，他不是代表着人民的愿望的，他的‘让人民监督’、‘让人民讲话’就是人民民主。既然可以‘让’当然也可以随时‘不让’喽，所以他的‘人民民主’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不是真正的‘由民做主’”。在这里，无论是胡博士还是他的老师郭德鸿，竟想通过一个“让”字来界定毛泽东关于民主的思想，很让人有点哭笑不得。这哪里是在做学问?这分明是在搞文字游戏!必须指出，毛泽东在建国后之所以一再提出“让人民讲话”，“让人民监督”，是因为他看到在干部中存在“不让人民讲话”、“不让人民监督”的现象，他讲要“让人民讲话”和“让人民监督”正是对于那种“不让”现象的批评和反对，怎么可以由这个“让”字引申出“既可以让，也可以不让”来呢?这样的推论符合毛泽东的原意吗?符合逻辑的常识吗?真是有其师必有其徒，郭博导自以为高人一等，说出了违反常识的“大家都没有领会”到的“惊人之语”，而胡博士则紧随其后把这个既不符合事实又不符合逻辑的“惊人之语”吹捧为“准确无误地说出了毛泽东‘为民做主’的本质”而到处宣扬，学问被他们师徒俩做到这个份上，斯文已经扫地以尽，人们还能说什么呢?

　　现在再来看看三博士中第二个演讲的解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副教授解启扬的观点。

　　解博士着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否定毛泽东。他说，“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呢，不是我们中国自古诞生的，大约在十几个世纪在德国和法国就诞生了。”“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它实际上是指能够独立的生存，具有精神和知识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如果我们按照刚才的概念来定义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比较难以找到知识分子。”

　　在这里，解博士为了表现自己的博学，给我们讲了知识分子一词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涵。不过他的这一阐述并不能令人信服。人们要问：中国历史上的士是不是知识分子?按照殷海光所引哈耶克的说法，“一个人之所以能够有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为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新观念的接受比一般人来得快。”那么就应该说，中国历史上的士当然有资格列为知识分子。至于解博士说知识分子“能够独立的生存”也很难成立。实际上，知识分子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其独立性很小。应该说，知识分子只是一个阶层，它隶属于一定的阶级而本身并不构成一个阶级。毛泽东说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就是说它是依附于一定的阶级而并不具有作为阶级的独立性。在中国历史上有士农工商四民之说，士列四民之首，地位似乎很高，而实际上，由于其处于依附的地位，其地位当然也不可能真的很高，而作为一个阶层，其位次也排得很后。据百度的“臭老九”词条介绍说，“臭老九”之说，在元代就有，也就是说，将儒即知识分子排到第九位，其具体排序是：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郑思肖《心史》)元朝统治者看不起读书人，把读书人的地位压得极为卑贱，连娼妓都不如，仅高于乞丐。实际上知识分子又有“文丐”之称，也可以看出它其实也是一种丐。不过在欧洲，知识分子的地位似乎要高些。《共产党宣言》里曾经说到医生、律师、牧师、诗人、学者这些职业是受人尊敬的职业，但是，即使如此，这些职业也还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一旦社会变革，他们的景况就会发生变化。《宣言》说，“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聘的雇佣劳动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也正因为知识分子是依附于统治阶级的，因此每当社会变革之时，知识分子就有一个从附着于旧的统治阶级转变为附着于新的统治阶级的问题，就有一个改造自己以适应于新的统治阶级的问题。尽管这话听起来使人不舒服，但是这确实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客观事实。有些知识分子由于不能理解这一点，而总是与新的社会制度格格不入。这只能说他们不懂得社会的发展规律，不能适应新的社会制度，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逆时代的潮流而动，那就只能走向反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和共产党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主张进行思想改造，是顺应历史发展的一个举措，当然有其必要，而且对知识分子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解博士用一种颇有一些优越感的口气说，“毛泽东本人也可以算做一个知识分子，不过这个知识分子，带有比较强烈的农民意识。(学生中有笑声)呃，我本人也是带有强烈的农民意识。他是出身于农村的，受的教育也是中国比较传统的，不过在他高校的时候略微开始接触过一点点西方的意识。他是从《新民丛报》上接触到的。”

　　解博士说毛泽东“也可以算做一个知识分子”，其意是说，毛作为知识分子是不够格的，与他解博士比，毛既不是学士，更不是博士，只能“也可以算做一个知识分子”。其实，要是论知识，毛泽东比许多高学位的知识分子可以说要高得多。事实上，一个人的知识，得之于学校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毛泽东通过自学，特别是通过实践所获得的知识是许多自以为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比的，不知要强多少!解博士说毛只是到高校的时候才略微接触到一点西方的意识，其实，他弄错了。毛泽东不是五四以后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时才“略微接触到西方的意识”。实际上，早在10年前，当他在湘乡东山读高小时就从他表哥那里得到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刊》这份杂志，他如获至宝，读了又读，直到能够背出来。受其表兄影响，他对康有为和梁启超很崇拜。后来到长沙，他又从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知道了黄兴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难，同时还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但是，压并未懂得孙中山与康梁的分歧，依然保持对康梁的崇拜。他曾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鼓吹将孙中山从日本召回，人新政府的总统，而由康有为任内阁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由此可见，他对康梁和孙中山都是很崇拜的。(见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13-115页)辛亥革命后，毛泽东曾经从军，他每月7元的薪饷，除2元用于过室外几乎都用于订报纸。他从鼓吹革命的《湘江日报》上看到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其实那只是社会改良主义。毛泽东对水资源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不仅与学生和士兵展开了讨论，还中毒了中国社会党书记江亢虎的小册子后写信给几个同班同学讨论社会主义问题。毛当了半年兵，因为看到孙中山与袁世凯议和，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准备重新回到书本子上去。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一中，但因为不满于该校的课程和校规，上了半年就决定退学。他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图书馆去看书。他持之以恒，在半年时间里读了大量西方社会科学的经典，包括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及约翰·穆勒、卢梭、斯宾塞和孟德斯鸠等的一些名著，还认真研读了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和地理，以及一些诗歌、小说以及古希腊的故事等。(同上，第117-120页)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心道理，什么书也看。……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我自己在青年时期，学的也是这些东西。”(《毛泽东选集》低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1470页)解博士说毛泽东只是到五四以后“才略微接触到一点西方的意识”未免太小看毛泽东了。解博士还说毛泽东崇拜顾炎武和曾国藩，我们从《西行漫记》和毛泽东其它自述类文字里都没有看到;这些说法很可能是近年来某些人为了特定的目的——找到蒋介石和毛泽东的“共同点”而强加给毛泽东的，是完全不可信的。试想，毛泽东对于太平天国是给予肯定评价的，他怎么会崇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刽子手曾国藩呢?至于说毛泽东读过曾国藩和顾炎武的书，那当然是可能的，但是，这就是崇拜的证据吗?还有人说，毛曾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但是却没有提供出处，极可能是造谣，岂可为训?!

　　解博士还大讲毛泽东有农民意识，这样说的目的显然是为了贬低毛泽东，也是为了贬低共产党。但是，听众的笑声就说明他们并不认同。在这种情况下，解博士不得不补充一句自嘲的话：“呃，我本人也是带有强烈的农民意识的”，以缓和一下与台下听众不和谐的气氛。什么是“农民意识”?解博士没有做说明，其实不过是毛泽东非常重视农民问题。试问，在一个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革命怎么能够不重视农民问题呢?没有农民的参加，革命能够成功吗?但是，重视农民问题，重视引导农民参加革命，并不等于农民意识。所谓的农民意识，是指农民基于小生产这一生产方式的自私、保守的落后意识。但是重视农民问题并且积极引导农民参加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既不是农民意识，也不表明这个革命就是农民革命。农民在历史上有过无数次的革命，虽然在历史上也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是，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或者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为什么呢?因为农民不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小农经济不是先进的生产方式，它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先进的思想作为指导。解博士把毛泽东说成具有农民意识，并且把延安说成是“农民革命的大本营”，这显然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的污蔑。不错，毛泽东出身于农民家庭，但是，难道出身于农民家庭其思想就一定是农民意识吗?须知，毛泽东在辛亥革命前后曾经花过大力气阅读西方的社会科学，而在五四运动后又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甚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乃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样艰苦卓绝的行军途中，还在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著作，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他的世界观早已转变了，怎么可以仅仅根据他的出身就认定他的思想作风是永远固定不变的呢?这不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什么?

　　解博士还说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面前自卑，那也不符合事实。正相反，正由于毛泽东也是知识分子出身，他对于知识分子的弱点和缺点是看得很清楚的。他曾在延安整风时指出某些自以为有知识的知识分子的知识是不完全的。他说，“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到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像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他还进一步讲了“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分子”问题，他说，“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来说还是片面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是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把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6页)在这里，毛泽东作为一个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际经验的比较完全的知识分子，在那些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际经验的不完全的知识分子面前又有什么可自卑的?!

　　解博士的演讲刻意贬低毛泽东而抬高知识分子，在毛泽东和知识分子之间制造矛盾，把延安整风和解放后的历次运动都说成是针对知识分子的，其目的就是要离间知识分子与共产党的关系，显然是别有用心的。其实，毛泽东并不否定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相反，他对知识分子一直是高度重视的。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大力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就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绝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油知识分子的帮助。”(《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0页)建国以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有专门一节是谈“知识分子问题”的。在那里，他说，“我国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有许多同志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用生硬的态度对待他们，不尊重他们的劳动，在科学文化工作中不适当地干预那些不应当干预的事物。所有这些缺点必须加以克服。”(《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84页)这些都反映了共产党要团结利用知识分子的诚意。当然，对知识分子也有一个教育和改造的问题。毛泽东在1957年时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地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而不要中途停顿，更不要向后倒退，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同上，第384-385页)毛泽东的话可谓语重心长，句句在理。可惜的是，人们往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世界观的改造看得过于容易和简单，他们不愿意在这方面下功夫，却想要很快摘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变成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后，情况更是这样。马列主义学习不再提了，世界观的改造也不再说了，知识分子在一夜之间都成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从上到下，人人都很轻松，都很舒服，就这样轻轻松松、舒舒服服地倒退下去，在他们看来，这件是出路。于是，新的资产阶级出世了，一个新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也堂而皇之地也出现了。这是一个多么深刻的教训啊!

　　最后，我们再看看三个博士里最后一个演讲的邓准博士——刚刚由浙大调到法大的历史学副教授邓文初的观点。

　　我称“邓准博士”，是因为他虽然攻读博士学位已经八年，但是还未毕业。而能否获得博士学位据他说就决定于这次的演讲。这本身就很让人很费解：一个普及性的演讲怎么能够成为决定博士资格的根据呢?邓准博士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用蒋介石和毛泽东家乡的“风水”说明他们两人性格的不同，扬蒋抑毛，并且通过反AB团和“富田事件”进一步批毛;第二个问题是所谓“吃饭问题”，实际上是讲三年困难时期的饿死人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所谓“发财问题”，实际上是讲剪刀差。其矛头都直指毛泽东、共产党和新中国。他讲的三个问题都是是为了反对毛泽东的，但是，在我看来，他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并没有下过什么功夫，仅仅靠这样一个东拼西凑的演讲就想拿到博士学位，法大的博士是不是太容易了呢?

　　邓准博士在讲第一个问题时说到蒋介石家乡奉化和毛泽东家乡韶山的的“人文地理”和“风水”。他说，“毛泽东和蒋介石相比的话，我们从人文地理、从风水学角度来说，奉化，蒋介石所在的山，有一个雪柱山,雪柱山是四邻山的主峰，也就是四邻第一山，这座山应该说是悬崖千丈，壁立千仞，虽然蒋介石并没有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一点，但是我至少认为蒋介石的性格有一种矩，有一种规，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性格在里面，跟这个山是有关系的，壁立千仞的一种山，当然还有一点就是雪柱山山间有一条小河，这条河是入海的，那么我们可以说蒋介石在性格中有一种大海般的情怀。毛泽东，生活在韶山，韶山是衡山72个亘的一峰，应该说是余波了，假如说把韶山与四邻山，与雪柱山相比的话，应该说韶山是一个小土包，所以从刚性来说，毛泽东这点性格是比不得蒋介石的，但是韶山有一个特点，虽然它很小，一个小土包，但是这里面却有一个深深的山洞，毛泽东在自己的诗里曾经写过，就是写这座山洞，这座山洞我也去过，曲径通幽深不可测。中间一个环一个环你也许走不到尽头，当我走进这个山洞我感觉毛泽东这个人看起来表面挺平和、挺亲和的、挺平易的，但内心世界太应该说是深不可测，就像这个山洞一样的。所以走到这个山洞里面的话我有一种感觉，我能理解毛泽东吗，我除了恐惧和害怕之外，大概我无法理解毛泽东。从人文地理这个角度我认为从这两个人物比较我们大概可以去研究蒋介石而不敢去研究毛泽东，因为这个人太深了、太深了，不是我们能够把握的。”

　　邓准博士是学历史的，他研究历史人物竟然不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而是求助于所谓“人文地理”和“风水”!实际上，用所谓的“人文地理”和“风水”来解释历史和历史人物，不过是一种环境决定论。试问：相对不变的环境怎么能够说明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和历史人物呢?仅就这一点来说，他的所谓历史研究已经走进了死胡同了。具体来说，蒋介石出生于奉化，而与蒋介石有相同生活环境的人多得很，为什么蒋介石成了在历史上起这样作用的人而其他人却不是这样的人呢?说什么“雪柱山是四邻山的主峰，也就是四邻第一山，这座山应该说是悬崖千丈，壁立千仞”，但是连邓准博士自己也承认“蒋介石并没有壁立千仞无欲则刚这一点”，这岂不是自相矛盾么?说“蒋介石的性格有一种矩，有一种规，有一种不怒而威的性格在里面”，这样说有什么根据?蒋介石在访问苏联时大唱革命高调，赢得俄国人对他的好感，但回国后却不积极向孙中山复命;他称孙中山是“国父”，但是孙去世不久，他就违背孙中山制定的“联饿、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大搞“党务整理案”和“中山舰事件”，并且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哪里是一个有什么“规矩”的人?!而说“蒋介石在性格中有一种大海般的情怀”更是一种无耻的吹捧。蒋介石私心极重，独断独行，排除异己，是出了名的。冯玉祥和蒋介石曾是结拜兄弟，对蒋介石深有了解，他写的《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中有许多深刻的揭露;曾经与蒋介石共过事的许多人如李济深、程潜、李宗仁等都深知他的为人，最后也都离他而去;一些忠于孙中山的革命前辈如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特别是，曾经两次跟他合作过的共产党，对他的心狠手毒更有深切的体会，把这样的人说成是“有一种大海般的情怀”，有谁会相信呢?至于把毛泽东说成是“看起来表面挺平和、挺亲和的、挺平易的，但内心世界太应该说是深不可测”，这恰恰反映了邓准博士所代表的那些人的阴暗心理。毛泽东为革命献出了他一家6个人的性命，他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不仅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衷心爱戴，而且也赢得了全世界人民对他的无比崇敬，甚至连他的敌人也不得不对他表示佩服，他的伟大人格和历史功绩又岂是蒋介石能够与之相比的?!

　　邓准博士为了反毛，提出了“肃AB团”和“富田事件”问题。我们要问：历史上有没有“AB团”，该不该肃?应该说，AB团的存在是一个历史事实。它由蒋介石与陈果夫于1926年底在北伐军总部南昌策划成立，在蒋介石与段锡朋的操纵下，篡夺了江西的党政大权，其目的是排挤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1927年4月2日虽然被一举捣毁，段锡朋等逃至南京，其成员也作鸟兽散。但是，这并不能使革命的共产党高枕无忧，放松警惕，192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信，提出要进行清党和肃反。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很自然的。1930年5月，江西省委开始进行部署，指出“AB团在吉安各中心县活动，并且特别提出“西河的赤卫军过去在AB团的领导之下走到腐化危险的境地”。1930年10月4日，红军攻克吉安，发现李文林(江西行动委员会书记)之父写给当地富豪的收条，又发现李在会上大批井冈山的老干部刘士奇，还反对“诱敌深入”的方针，当然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怀疑。我认为，这在当时也是很自然的。不过，由于当时蒋介石正以10万大军准备发动第一次围剿，毛泽东、朱德正全力投入迎战准备，无暇顾及肃反，他们将权力下放，抓人团可以做主，杀人师可做主，因而出现了逼供信和扩大化的倾向。对此，毛泽东作为苏区最高领导人当然负有责任。事实上，毛泽东后来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他在1956年9月10日举行的八大预备会议上就曾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毛泽东文稿》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延安整风时之所以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显然也与此有关。但是，若把所有这些问题都归之于毛泽东一人也是很不公平的。实际上，早在1929年11月13日的指示信里，中共中央就明确地提出了要对AB团进行“整肃”的意见，而江西省委又在1930年5月做出了具体的部署，这些当然是不能由毛泽东来负责的。至于肃AB团时搞逼供信，那也不能怪罪于毛泽东。事实上，早在1929年12月古田会议时，毛泽东就提出了“废止肉刑”问题，并且对使用肉刑的状况、产生肉刑的根源和废止的理由以及纠正的办法都提作了具体的说明。(《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110页)在这种情况下，毛怎么会提倡搞“逼供信”呢?当然，作为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他对逼供信也是要负领导责任的。

　　至于“富田事件”，它指的是发生在1930年12月12日的一起反革命叛乱。对于富田事件，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里曾作了这样的记述：“第20军在刘铁超领导下公开叛变，逮捕了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了许多指挥员和政府干部，并在李立三路线的基础上对我们进行了政治攻击。这件事发生在富田，因此称为‘富田事件’，富田在苏维埃的心脏吉安附近，因此这个事件引起了一时的震动，有许多人想必认为革命的前途取决于这个斗争的结局。幸而这次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这是英语三军团的忠诚、党和红军部队的总的团结，以及农民的支持。刘铁超被逮捕，其它叛乱分子被解除武装和消灭。我们的路线重新得到肯定，‘李立三主义’确定地被镇压下去了。”(《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53页)斯诺是根据毛泽东的谈话记录的，具有很高的权威性，不过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却是不准确的。根据后来的材料，“富田事件”的领导人并不是20军军长刘铁超，而是该军第174团政委兼独立营营长刘敌。12月7日，一方面军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来到到富田，指导地方和20军的肃反工作，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人，经过逼供，他们又供出金万邦、丛允中、刘敌、刘经化、周冕、马铭、段起凤等一大批"AB团"分子。由于李韶九与刘敌是同乡，因此对他进行诱供。刘回到营地，即与营长周兴、梁学贴秘密开会，采取对策，决定逮捕李韶九和刘铁超等人，迅速救出被关押的同志。12日，刘敌等带着独立营全体官兵，来到二十军军部，质问李韶九和刘铁超，不见效果，立即包围军部，捆绑了刘铁超、李韶九(后逃走)，放出了谢汉昌等人，率营直奔富田。天黑时部队赶到富田，包围了了省苏驻干，缴了省苏警卫排的枪械，抓了几个人，释放了段良弼等40多人。一个团政委兼营长竟然带领一营人包围军部，缴了警卫排的枪械，并且捆绑了军长和上级机关的领导人，放走被关押的疑犯!这当然不是什么革命行动，将其定性为叛乱或反革命事件是完全正确的。更有甚者，他们竟然还伪造毛泽东的信件，离间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关系，甚至公开贴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标语，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而一旦党和红军失去毛泽东的领导，中国革命的前途将会怎样，其后果的严重将达到何种程度，这些都是可想而知的。这样的行为能够不加以镇压吗?当然，这个镇压也主要是指那些为首者和骨干，如果打击面过宽，就会犯扩大化的错误。事实上，毛泽东在这个事件的处理上也是有分寸的。比如20军的军长刘铁超，作为一军之长虽然也有责任，但是，他不是叛乱的参加者，而且被叛军捆绑了起来，因此对他只是调动了一下工作，而并未采取什么极端的行动。几个月后，即1931年春天,，毛泽东在江西工农兵苏维埃大会曾说，“,刘铁超是红二十军的第一任军长，他的避大路择小径堵截敌军的作战方略，是红军作战的精华，值得推广。”当时，担任江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和因‘富田事件’调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任作战科科长的刘铁超，听到毛泽东的赞扬不禁热泪盈眶。几十年后，1994年秋天，肖克将军在接受刘铁超故乡——湖南耒阳市志编写组的同志访问时，还念念不忘刘铁超泪水涟涟的场景。(《热血洒苏区——记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见《党史纵横》1998年12期)当然，毛在此次AB团肃反中也是有错误的，这从前引之毛在延安整风时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以及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和八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里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至于邓准博士所提供的数字之离谱，许多同志都已指出，这里就不赘述了。

　　改革开放后，有人想为“富田事件”翻案，他们虽然做了种种努力，甚至得到了中央某些领导人(主要是胡耀邦)的支持，但是，最后还是未能成功。应该说，这是一个铁案，是永远也翻不了的。试想，一个团营级干部竟然带着一个营的兵力包围军部，把军长捆绑起来，释放40多个正在受审查的对象，并且伪造毛泽东的信件，蓄意制造党和军队的分裂，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这不是叛乱是什么?如果不是彭德怀及时看出了伪信的破绽，如果不是朱彭黄三人表现出对毛的无限忠诚，及时发表拥毛宣言，并及时镇压这一叛变行为，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今天如果按照某些人的意见对这一事件进行平反，则党将不再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政党，军队将不再是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部队，国家也不再是一个用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中国将回到一盘散沙的旧社会，人民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成果将付之东流。这是完全可以预料的。这恐怕也正是一些人对“富田事件”那么感兴趣，并且抓住不放的一个原因。除了弱智者，有谁会上这个当呢?

　　邓准博士为了反毛而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问题。他说，“我参照中外多方面的资料，确认从1958年到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3600万人。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饿死人数加上因饥饿而少出生人的数，共计7600万人。”其实，这话并不是邓准博士说的，而是他从杨继绳的《墓碑》一书中搬来的。

　　这里首先要指出的是，1958年是我国粮食大获丰收的一年，当时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农民因为实行“供给制”而“放开肚皮吃”，并不存在吃不饱的问题，更不存在饿死人的问题。问题出在从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而最困难的是1960年。这是每一个经过那个时期的人都清楚的。邓准博士因为年轻而不了解固然有可以原谅之处，但是作为一个副教授和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人，讲话却不能没有根据。

　　至于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特别是1960年究竟饿死了多少人，那要根据有关的统计数字，而要获得这方面的数字，既不能根据“资深记者”杨继绳的所谓“十年调查”，也不能根据某外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所谓分析，这里真正需要的只是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和公安部门有关年份出生和死亡的统计数字。而杨继绳所“确认”的数字恰恰不是从这两个方面获得的，它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就很值得怀疑了，

　　对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究竟饿死多少人这个问题，我在批判王康的一篇文章里曾根据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做过一些分析。现在，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分析杨继绳所“确认”的所谓“中国饿死3600万人”和所谓“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少出生人数为4000万人”的“结论”：

　　要计算1959-1961年饿死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应该首先计算这三年的总死亡人数，然后再从这个总死亡人数里区分出正常死亡和非正常死亡两个部分。根据国家统计局所提供的统计数字，我国从1959到1961这三年的总死亡人数分别是：1959年是970万人，1960是1693万人，1961年是839万人。三年合计的死亡人数是3502万人。仅仅这个三年总死亡人数就足以推翻杨继绳和邓准博士的“中国饿死3600万人”的结论。试问，在这三年中中国的总死亡人数也只有3502万人，怎么其中饿死的竟有3600万人之多?难道这三年竟然没有一个是正常死亡的?这说得通吗?至于出生人口的减少，那和“非正常死亡”或“饿死”更是性质根本不同的两回事。人死亡的前提是生命本身的存在，如果连生命都还没有诞生，那又何来死亡?不错，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食物供应不充分，一些未婚青年推迟了婚期，一些已婚者实行节育，因而导致出生率的下降和出生人口的减少，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更何况政府早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已经公开提出了实行有计划地生育，许多人特别是城市居民因为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认识和知识，当然也就可能自觉地推迟生育的时间。应该说，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怎么能够把出生人口的减少和“非正常死亡”或“饿死”混为一谈呢?我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少生的人口数达几亿，是不是也要和饿死的人加在一起计算呢?需要指出的是，杨继绳和邓准博士所“确认”的“少出生4000万”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三年人口出生数字，1959年是 1647万，1960年是1389万，1961年是1186万，三年共出生4222万人。以之与此前之1956-1958三年出生人口(1956年为1976万，1957年为2167万，1958年为1905万，三年合计共出生6048万人)相比，减少出生的人口应是1826万人，而绝不是杨继绳和邓准博士所夸大的4000万人。还应该指出的是，这三年减少出生的人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减少，而只不过是出生时间的某种推迟。我们看到，在1962年以后，出生人口即迅速增加：1962年出生数为2460万，1963年出生数为2954万，1964年出生数为2729万，三年合计的出生数达到8143万。由于在这期间人口死亡率也相应有所下降，故这三年的人口净增长率都处于建国以后的最高的水平。(以上有关人口死亡和出生的数字均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页;其中1960年的出生数原为4389万，1964年的出生数原为5729万，存在明显错误，已加以订正)

　　以上我们是根据国家统计局所提供的相关年份人口出生和死亡数字所做的分析。正像有的同志所已经指出的，国家统计局在提供有关数字时有人为的修改的痕迹。其最明显的莫过于1960年的人口数是66207万人，而1959年是67207万人，正好减少了1000万人。(见国家统计局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这是非常令人怀疑的。因为统计数字是无数数字相加减的结果，不可能出现这样一个1000万的整数。而从1960年出生1389万，死亡1693万计算出的人口净减少的数字应该是304万，也不应该是1000万。显然，国家统计局的有关人员为了夸大1960年的人口减少是做了手脚的。我们知道，国家公布的统计数字具有法律的严肃性，人为地篡改、伪造统计数字是对社会公众的一种欺骗，它在政治上和道义上都是堕落的表现，而在法律上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对此，人们有理由要求，国家统计局应该对上述数字作出公开的说明，同时，应该追究国家统计局及其相关人员的道义的和法律的责任，以保证类似的事情今后不再发生。

　　邓准博士为了反毛、反共和反新中国的需要，还讲了如下一段话：

　　“饥荒并不是说中国老百姓手里没有粮食，国库没有粮食，而是有很多粮食。在我们对财政部当时统计数据进行统计之后，这几年我们国库有多少粮食呢?根据杨继绳先生的说法，1959年我们的国家库存粮食可以让1.4亿人口吃上整整一年。那么我们国家粮食到底有多少，下面我给大家读一下：1959年4月——1960年4月这之间，也就是说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最多的时候，这里的国库存粮是883.03亿斤，那么在1960年4月的时候，春旱最严重的时候，国库存粮是403.5亿斤，这是国家粮食部计划司1968年的统计数据，这些粮食折合成原粮的话，就是482亿斤，按照当时的口粮供应计算的话，当时可以供应1.4亿人口整整吃上一年，当时军粮是118亿斤。同时在灾害面前，在我们所说的饥荒面前，我们国家出口粮食保持了36亿斤的巨额。当然这是我们官方的统计数据。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森研究中，当时我们在这么严重的灾害面前，我们国家出口粮食是怎么样的呢。1957年我国出口粮食190万吨;1958年我们出口270万吨;1959年我们出口420万吨，1959年是我们国家饥荒最严重的壹年，而我们出口了420万吨;1961年人口已经死了几千万的时候我们出口了2.7万吨。所以这次饥荒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粮食，而是我们有大量粮食，但是粮食一个方面压在国库里面，一个方面放出去、在挣外汇，让3600万老百姓活活饿死。这件事毛主席不是不知道，他知道。在河南信阳地区，‘信阳事件’发生后中央组织部就已经知道这个事情，并将文件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给了批文，与刘少奇、周恩来一起商讨，也就是‘信阳事件’发生后中央是已经知道的，毛泽东是知道的。但是毛泽东批示是什么呢?‘信阳事件’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共产党进行的侮辱。所以事件发生后不是拯救老百姓，而是对当地的政府机关、当地的老百姓进行一次(?)。结果是信阳地区活活饿死100万。这就是我所说的吃饭的问题。”

　　在这里，邓准博士再一次成了杨继绳的传声筒，把杨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墓碑》大大地宣扬了一番。在这里，我想先对杨继绳的《墓碑》谈点看法。该书颇受一些人的吹捧，说什么“就资料的全面和翔实，内情披露的惊人，论证的理性和严密，以及结论的权威而言”甚至可与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相比美。不过杨继绳与索尔仁尼琴是没法相比的。索尔仁尼琴因批评斯大林而坐牢，他曾通过小说反对斯大林，但他是个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人，在经历了东西方两个不同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之后，最终还是认识到了斯大林的伟大，他还拒绝了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为他颁奖，他在国外和晚年的一些言行令世人敬佩;而杨继绳则完全不同，他是一个共产党有，但却铁了心反毛、反共、反新中国，压以美国统治者的是非为是非，跟在美国后面污蔑自己的国家，以博得其主子的欢心。这不，就是因为写了这么一本极其反动的《墓碑》，他成了美国媒体所奖赏的“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这对一个爱国者来说是一个耻辱，而对杨继绳这样的人来说却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呢。

　　该书讲述了他父亲是在1959年4月底饿死的，只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听了湖北省长张体学说“湖北省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才知道他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这本身就让人怀疑，因为1959年并不是最困难的时期，最困难的时期是在1960年。照他自己说，仅仅在两个月前，他家还分得1斤牛肉，怎么一下子就因为没有饭吃而饿死呢?当时的农村是集体经济，各家分得的粮食都差不多，为什么偏偏就饿死了他的父亲而没有饿死其他人?他说进行了十年调查，但是他的调查涉及的只是一些“点”(奇怪的是这个点在他的家乡只是指他父亲一人却不包括他父亲所在的村)，对于说明全国饿死多少人这样一个“面”的问题来说是无济于事的。一定要由“点”来推出“面”的结论，那就是“以偏概全”，从个别性的前提得出全局性的结论，显然是不合逻辑的。至于说当时的粮食库存很足，这并不符合事实。国家的粮食库存要满足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和工业地区人民吃粮的需要，由于工业的发展，城市人口增加，增大了对于粮食的需求，同时为了发展工业还要有一定数量的粮食出口以换取工业设备，应该说，883.03亿斤的储备并不是很充裕的。特别是1959年由于自然灾害粮食减产，粮食其实是很紧张的。1959年3月，中央在上海开会，决定当年征购粮食1150亿斤。各省市自治区都把这当成一项重大任务，纷纷组织工作组下去督促收购工作。由于自然灾害，1960年粮食产量由由1957年的3700亿斤大幅下降为2870亿斤，人均产量由603斤降为435斤。按照杨继绳提供的数字，1960年4月的粮食库存(403.5亿斤)只及1959年的库存的一半还不到，为了将此数字扩大，竟然将成品粮换算成原粮，使其变成482亿斤，似乎人们吃粮食不是吃面粉和大米，而是吃小麦和稻子，岂不可笑!

　　邓准博士的许多说法(实际上是杨继绳《墓碑》一书的说法)，都是是为了说明毛泽东和共产党对人民的生命是漠不关心的。而事实正好相反，当出现粮食紧缺问题特别是发生了信阳事件之后，中央即派人进行调查，负责财经工作的陈云也用三个月的时间亲自到黄淮海地区和浙江、上海进行调查，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当时提出的办法主要有三条：一是低标准，瓜菜代;二是人畜要休息;三是进口粮食。(《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60年12月30日，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4页)特别是进口粮食一事进行得非常迅速，从决定进口粮食到第一船进口粮食运进天津港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从1961年到1965年，每年进口的粮食均在500万吨左右。(同上，第1226、1231页)至于1961年出口2.7万吨粮食，不仅数量很少(只相当于当年进口粮食的1/185)，而且是一种有益的调剂，当时我们出口一吨大米到古巴可以换回一吨古巴糖，这样做不仅很合算，而且对于缓解困难时期人们热量不足也是有益的，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呢?至于说毛泽东对信阳事件的批示，看来邓准博士并没有弄清楚。我在网上所见到的批示是说，“这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意思是说这些不知民众疾苦的干部名为共产党，实际上却国民党一样，干的是国民党才干得出的事。这是对当地干部的一种极为严厉的批评，这有什么不对?把这句话篡改为“是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共产党进行的侮辱”不仅不符合事实，也让人不知所云。这除了说明邓准博士说话做事不地道外还能说明什么?

　　邓准博士为了反毛、反共、反新中国还提出了剪刀差问题。他说，“中国的农村和中国的城市由于剪刀差的存在，在1978年改革之前吧，剪刀导致农村财产的流失是六千个亿，这六千个亿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在1978年以前，一般在城市的工资是100块钱左右，那么农村的话是一般一年的收入是10块钱左右。那么六千个亿，相当于我们六亿农民的话，每一个农民的话，我们每一个老百姓口袋里一千块钱被掏空了，而一千块钱相当于我们老百姓一百年的收入，也就是三代的收入，也就是三代的收入，就被我们国家以这种剪刀差的形式收走了。”

　　看来，邓准博士并不懂得他所说的剪刀差的含义。剪刀差，如果说完整，应该是工农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其含义是，以一定时期工农产品的比价为准，由于工业品的价格快于农产品价格的增长，因此二者的比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拉大，就像剪刀一样拉大了彼此的差距。有人把这种现象看成是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是从苏联学来的。其实不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早就存在这一现象。资本主义工业凭借自己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的优势，提高工业品的价格，压低农产品的价格，导致工农产品比价剪刀差的扩大。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剥削农业、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手段。在旧中国，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一直是扩大的，特别是抗日战争到1949年这一段，其扩大还呈加速度的趋势。解放以后，政府采取了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措施，并使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快于工业品价格的提高，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实际上是缩小的。邓准博士硬说1978年以前剪刀差是扩大的，这并不符合事实，所说国家从剪刀差里收走6000亿显然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当然，对于剪刀差还有另一种理解，就是将其理解为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的价格低于价值所形成的工农产品比值剪刀差。虽然工农产品的比价剪刀差呈缩小的趋势，但是，由于工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是按照不同速度变化的，尽管工业品的价格比农产品的价格的提高更小，但是由于工业品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其价值的降低也更快，而农产品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较慢，其价值下降也较慢因此工业品的价格还是高于价值，农产品的价格还是低于价值，工农产品的比值剪刀差仍然会加大。要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要大大加快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邓准博士的论述看，他所说的剪刀差并不是上述两种意义的剪刀差，而只是工农业劳动者在收入上的差距，并不是什么剪刀差。应该说，这两者间虽然有联系，但却绝不是一个问题，是不能把它们混为一谈的。

　　邓准博士说农民每人每年的收入是10元，而城市的工资是平均每人每月100元，这个说法显然也是不符合事实的。1978年以前，农民每人每年所分得的现金收入虽然不高，但也绝不至于只有10元，即使有，那也只能看作是特殊的例外。问题还在于，他们有许多非现金的收入，包括分得的粮食，自己生产的蔬菜和其他农副产品，这些都应该构成他们收入的一部分。如果把这些非现金收入也折合成现金，其收入就会大大增加。我在网上随便搜索了一下：河南安阳农民1978年人均纯收入是77元，湖北襄阳黄集农民1978年的人均纯收入是104元，相信江浙等地的农民人均收入还会更高，而绝不会像邓准博士所说的那么低。至于城市人的工资，那时，一般人的工资只有30-40元，大学毕业生也只有50元多一点，平均工资绝不会达到100元。显然，邓准博士把当时的城乡差别人为地扩大了。

　　实际上，与邓准博士所说的相反，不是1978年之前城乡的差别太大，倒是最近这31年，不同阶级和阶层之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大大地拉大了。这正是我国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基尼系数过高的一个重要原因。看不到这一点，恰好说明了邓准博士们的偏见之深和离真理之远，也说明他们并不真正关心平常百姓的社会经济问题，而只不过是一味顽固地坚持某种特定的社会政治观点而已。

　　总之，一个博导和三个博士组成的这个演讲会，不仅没有给参加演讲会的青年学生提供任何可以称得上是精神食粮的东西，而是向他们散布种种错误信息和思想毒素，堂堂社会主义大学的神圣讲堂，竟变成了宣传反毛、反共、反新中国思想的场所，我们能够容忍这样的现象存在下去吗?学生一剑飘红忍无可忍，站出来抵制这种现象，这是他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表现，但却被说成是“辱师”强迫其道歉。其实，真正辱没师道尊严的不是别人，正是四个演讲者自己。本来，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而你们却违背师德，为了一己的政治目的，拼凑一些连你们自己都没有弄清楚的思想垃圾企业毒害青年，你们还够资格称为人民教师吗?如果说你们受了辱，那也是自取其辱，怪不得别人的。

　　四、救救教育，救救青年!

　　法大的问题并不始于今日，而是由来已久。人们知道，法大在1989年那次政治风波中表现就不佳，之后又问题迭出。要论原因，学校领导显然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我知道，江平曾经是这个学校的校长，我对他并不了解，不过通过读他的文章，知道他虽然曾经留学苏联，而且学的是法律这个阶级性很强的学科，但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实在不敢恭维。前不久，他被美国的新闻媒体册封为“中国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仅仅这一点，人们也不难看出他的政治面貌。尽管他早已下台，但是他的影响还在。不是有人说什么“永远的江校长”么?在我看来，一个社会主义大学的校长，不仅应该是他所学的那个行当的专家，还应该是一个通晓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只有这样，他才能引导全校师生把学校真正办成的社会主义的大学。否则，这个学校就只会走上邪路。教师中的问题，说到底是和校领导的问题连在一起的，一个缺乏无产阶级政治头脑的大校领导是带不出一支好队伍来的。刘国光同志在五年前提出领导权掌握在谁的手里的问题是很有远见的。李长春等同志的批示也是很有远见的。现在的问题是要落实。一些不称职的，不适合作大学领导工作的人，应该及时调整他们的工作。同样，一些思想极端反动，不适合做教育工作的教师也应该及时调整他们的工作，而不能让他们利用社会主义的讲堂继续毒害年轻的一代。这件事早就该做了，由于未能及时做这件事已经造成了巨大损失。不过“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现在来做不仅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由于一些人的面貌已经充分暴露，做的时机也更加成熟，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关键只在于，有关的领导人是不是有这个决心?

　　有人或许会说，“科学无禁区”。不错，科学就是探索人类的未知领域，不应该设定禁区。但是，这里讨论的是教育而不是科学。应该说，无论是郭世佑教授还是三位博士，他们演讲的内容都说不上是什么科学探索，他们实际上都是在进行某种违背宪法精神、否定现行社会制度的反宣传或反教育。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能允许的。有一句人们都很熟悉的话，叫做“科学无禁区，宣传有纪律”。你要进行科学研究，当然可以不受限制，但是，若要进行某种反对国家法律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反宣传或反教育，那就不能不受到纪律乃至法律的限制。我们的大学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神圣场所，不是某些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清谈馆，更不是某些人为了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反动宣传的地方。几年前，南大曾有一位教授在《南京大学报》上借纪念孙中山之机发表文章大肆攻击毛泽东，我曾在《南京大学报》上写了一篇针锋相对的批驳的文章。后来有人告诉我，这位教授在课上凡是讲到毛泽东时都必定要骂一句“流氓”，以发泄他对毛泽东的仇恨。无独有偶，最近在网上又看到袁腾飞骂毛泽东是“人渣”。我们怎么能够容忍这些为人师者如此胡说八道、胡作非为?我还曾在网上看到前面曾提及的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杨师群的《古代汉语》课件，他的《古代汉语》里几乎什么都有，什么“西方自由主义的基本立场”，什么“知道普世价值吗?”，什么“五种生产方式的更替是普遍的历史规律吗?”等等，可说是应有尽有，上面还有许多西方学者的语录，甚至还有“忠字舞”，但是，就是看不到一点有关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很难想象学生们在上了他的《古代汉语》课以后阅读古代汉语的能力会有什么提高。有人反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但是，我们从这些教师的言论和行动里却看到了真正的阶级意图，当然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图，而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的意图。在他们那里，社会主义的学校教育已经蜕变为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列宁在讲到这种学校时说， “旧学校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把科学人才训练场迎合资本家口味来说话和写作的人。”他还说，“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教育工农的青年一代，倒不如说对他们进行符合资产阶级利益的训练，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队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283页)

　　应该说，问题不仅是上面提到的那些学校领导和教师，事实上，我国的一些大学、党校也正在向这个方向蜕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学校还像是社会主义的大学吗?它还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吗?去年过世的我国伟大的共产主义者和伟大的科学家钱学森生前曾多次提出要培养杰出的人才，他如果了解到我们学校今天的这种现状，还能在九泉之下安息吗?

　　这些年来，我们的大学大搞硬件建设，物质上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领导权不掌握在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由于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在精神上却是滑坡的。各种各样的丑闻一再被曝光，教师剽窃，学生作弊，已经成为顽症;虽然经费投入在不断增加，表面上看起来也是一片繁荣景象，但是，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却没有真正的提高，实际上是在下降。我们的大学正在变成“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绣花枕头”!

　　在此，我向社会和有关领导呼吁：救救教育，救救青年!采取切实而有力的行动，让大学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强阵地，让青年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可靠接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