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存瑞，那个进入中小学教材、手托炸药包所向无敌的英雄，那个被绘成英模画像已挂遍全军每个连队的勇士，最近突然遭遇了“尴尬”事：有人撰文怀疑这一英雄壮举当时无人在场，完全是“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此言一出，舆论大哗：半个世纪来人们熟知的英雄，千千万万青年崇敬的偶像，怎么瞬间工夫就生出此等疑窦来?到底是历史有误还是有人凭空造出的事端?此时，几位耄耋老者拍案而起，以当年亲眼所见英雄壮举的铁的事实，给谬误邪说的制造者当头棒喝。这些老者，都是当时与董存瑞并肩战斗的战友。

　　回头想想，这件事还真让人有几分担心：假如没有董存瑞的战友们站出来说话，或者说此事发生在许多年以后，这些作为董存瑞战友的老者已经作古，那么“董存瑞炸碉堡”的故事岂不又成了一桩历史疑案?那时我们面对英雄的画像说英雄故事，怕是会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细作分析，董存瑞遭遇的“尴尬”并非孤立事件。近些年来，有两种倾向很值得人们关注。一种是以研究历史为名，一些人打着“消解权威”、“颠覆传统”、“解构英雄”的旗号，以敢于质疑和重新解释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为能事，随意地凭主观猜想弄出诸多是非来，让广大读者一头雾水，无所适从。在这股浊浪中，连鲁迅、岳飞这样被誉为民族魂和英雄化身的大人物也未被放过，都被纳入了“消解”的范围。与此相反，鲁迅的同胞兄弟在政治上与鲁迅南辕北辙的没有骨气的文人周作人，却一再受到一些人的追捧，著作被出了一部又一部，被社会称为“周作人现象”。又如那个力主投降、残害岳飞的奸相秦桧，却有人嫌他在岳飞庙的雕像前跪的时间太长了，要让他站起来，给他立一尊“挺直了腰杆”的雕像。如此等等，这些以“颠覆传统”为能事，是非混淆，美丑不辨的事，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因为它已经触及我们这个民族的道德底线。

　　与此类似的另一种现象更应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用娱乐形式调侃英雄。有的人不讲社会效果，追求“娱乐至上”，随意歪曲已深入人心的艺术形象，随意拆解经典作品，用一些不良的文化炒作使谬误流传，贻害百姓。前一段，引起社会公愤的网络无底线“恶搞”就是鲜明例证。“恶搞”不过是网络时代一种新兴的取乐形式，但“恶搞”过了“道德”这个底线，则难免会犯众怒。此类“恶搞”的段子中，电影《闪闪的红星》中的小英雄潘冬子变成了整日做梦挣大钱的地产巨商之子。他与恶霸胡汉三的斗争，也被搞成“参赛歌手”与“评委”之间脑筋急转弯的游戏。诸如此者，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游击队员也备受“蹂躏”，被恶搞成满嘴脏话的“参赛歌手”，那个为人熟知的勇士大队长刘洪竟被说成是“谁不知道你和坐台小姐熟啊”之类的低俗之人。还有《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沙家浜》中的阿庆嫂，这些文学的经典人物形象，在其他形式的改编中，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伤害。此等不良炒作，极大地败坏了社会文化氛围，是对英雄和先烈的极大不敬。不论从历史角度歪曲还是用娱乐形式丑化，损害的是我们的道德传统，伤害的是人民群众的感情。

　　娱乐从来都是有“底线”的，不是什么都可以调侃，什么都可以戏弄的。真善美、假恶丑，历来泾渭分明。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在任何一个国度，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不能允许的。众所周知，在法国，圣女贞德是法兰西民族的英雄，对她调侃打诨被视为违背道德的极端行为;在印度，甘地是圣雄，老百姓把对他指手画脚视为犯罪;在美国，马丁·路德·金是反抗种族压迫的无畏战士，对其有不敬之词会遭到美国民众的痛斥。同样道理，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的无数个像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英雄，也受到我们全社会的尊崇，他们身上具有的献身精神，体现的是我们民族的道德传统，对他们的不敬，同样应被看做是对我们民族精神的亵渎。不论他是历史上真正的英雄，还是根据生活原型塑造的艺术形象，都潜移默化为一种精神品格，理所当然地应被视为我们的道德楷模。应该指出的是，当一些不良风气把消遣和娱乐奉为第一宗旨时，一些追名逐利者，常常在娱乐圈里“发掘”材料，在茶楼酒肆“激发”灵感，在流行时尚中“附会”思想，这些人的常用手法，便是拿英雄“开涮”，拿经典“说事”，在他们看来，用这些为人熟知的人物故事，最容易制造“轰动效应”，也最容易迎合“市场”，追求到所谓的“点击率”。殊不知，在他毫不费力地收取名利的同时，却搅乱了大众的视听判断，也降低了他自身的道德品位。

　　不论是文艺还是媒体工作者，把个人极端或偏激的观点强加给大众，都是极不负责的行为，因为，那会丧失一个文艺或媒体工作者的良知。宣传工作的导向作用，就在于向群众明确提倡什么、抑制什么、反对什么，褒优惩劣，激浊扬清，向社会传递科学的价值观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当一种错误倾向流行时，我们期待媒体有更多的“清醒者”站出来说话，用全社会的力量坚守我们的道德底线和精神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