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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义:从周总理、杨得志将军敢于铭记自己的错误说起

敢于直面自己的错误才是真英雄

陈先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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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读《周恩来传》(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我以为书中有句话颇为感人,周恩来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将来有一天我写自己的回忆录,我要专门写一写我犯过的错误。”话虽然非常简单,但却表明了一个革命家对自身错误的态度,展示的是他宽广的情怀。

  有位哲人说过:“除了未出生的婴儿和死去的人之外,人生在世,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只要你在社会上存在,就不可能不犯错误,关键在于你怎么对待错误。大凡经历过战争风雨的人,大都有“过五关”的辉煌,可也都有“走麦城”的教训。这“过五关”的辉煌时,被人提起,那败走麦城的教训却极易被人遗忘。或许正因为如此,周恩来一听到有人赞扬或歌颂自己时,总有那么一句话:“我是一个曾经犯过错误的人。”周恩来这样说,不仅无损于他作为一代领袖人物的光辉,反而更使人感受到他的磊落和坦荡,从而也更加赢得人们对他的崇敬。周恩来的风范,在一些老一辈革命家身上也同样得到体现。近读老将军杨得志写的回忆录《难忘一枪》,尤其使我难忘。这是老将军专门写自己“走麦城”的历史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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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杨得志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具有辉煌的经历。井冈山反“围剿”时,他是英雄连长,强渡大渡河时他是红军先遣团团长,抗美援朝时他是赫赫有名的志愿军司令员……他摘取历史的每一段,都能够闪射出灿烂的光辉,都可以凭其波澜壮阔的经历而让人肃然起敬。然而,将军单单没写这些,却写了自己1931年因那“难忘一枪”所受的处分上。那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杨得志任特务连连长。一次,为了督促几个不服从命令的民工赶上队伍,一着急,发了脾气,持枪威吓,走火伤了一个民工。组织上决定给他留党察看一个月和行政记过处分。后来又考虑到杨得志同志的一贯表现和错误发生后的态度,又下达文件,决定按期撤销处分。组织原谅了他,但杨得志自己却没有原谅自己。他不仅常常对人提及自己的这次错误,而且把它写成回忆录,让世人都知道自己的历史档案里有这么一页。正如他自己在回忆录中写的:“有的同志对我说,处分早已取消,不必在档案里填写了。可我想,处分是可以撤销的,但教训却不能够忘记。所以,后来每次填登记表,我都写上这个被撤销了的处分决定,牢记这难忘的一枪。”我以为,这话语虽然简单,却十分清晰地表明了一个老革命家对待历史的唯物主义态度,表明了一个老战士对党和人民的赤子之心。

  杨得志将军对待自身错误的态度还说明,写“过五关”的经验是留给后人的财富,写“走麦城”的教训同样也是财富,它起码可以起到让人引为鉴戒、警示后人的作用。然而,话虽然这么说,真正要做起来,却未必那么容易。因工作关系,笔者读过不少老同志的回忆录,也接触过不少写回忆录的人。其作品大多是能够实事求是的,但确也有一些作品,不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正视历史。有的写“过五关”浓墨重彩,颇见功力;写“走麦城”却闪烁其辞,一笔带过。有的贪功诿过,正确的都留在自己名下,错误的一概诿于他人。也有的干脆对自己“走麦城”的历史避而不谈。这种做法,恐怕很难谈得上什么唯物主义。我看一是对历史对后人不负责任,因为这样做的结果,留给后人的必定是部不真实的历史。搞史学研究的如果以这不真实的历史作为事实来引证,岂不弄得历史真假难辨?这些同志只记得历史上“我”的“辉煌”;却忘记了“我”对历史应负的责任和使命。二是这种做法实际对自己也是不负责任的。对自己文过饰非,讳疾忌医,看似聪明,实则愚蠢。犯了错误,自己不说,别人会说,自己不记,历史会记。你在回忆录中尽管把自己打扮得辉煌灿烂,可后来的历史学家们却考证出你那不愿见人的被掩饰的一页,露出那麒麟下的马脚来,岂不损害了你形象的光辉?

  依我看,怎么写自己的历史,还是一句老话:不虚美,不掩丑,求真务实,对历史负责。许多老同志恐怕十分清楚,作为经历过战争风雨的人,自己的历史并不完全属于自己,从某种程度上,它是革命史的一部分,战争史的一部分。对个人负责,也是对历史负责。对于老同志来说,九死一生的考验都经过了,写回忆录时触及点个人的错误,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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