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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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突然对“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残忍的”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会。

　　加沙的尸山血海，实在太过触目惊心，种族灭绝进行时，让人难以静下心来，心无旁骛地看电影、聊电影——这本是我爱做的事。

　　我觉得，加沙在浴血，看电影是残忍的。

　　有时忍不住想，中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认真的吗？

　　如果是，显然我们可以为帮助巴勒斯坦人民做更多的事，也可以为制止以色列的种族灭绝做更多的事。

　　况且，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立场出发，也没有什么人是局外人。

　　如果任由锡安主义的以色列胡作非为，则马丁·尼默勒牧师所揭示的逻辑就会重演——

　　“他们杀共产党员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当他们杀工会分子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分子；

　　当他们杀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随后，他们向天主教徒而来，我没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

　　最后，当他们杀我的时候，没有人说话，因为已经没有人了……”

　　我们能够想象一个锡安主义分子统治的世界吗？在这样的世界里，中国人的命运会比巴勒斯坦人更好吗？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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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生活还得继续，在继续关注加沙地带的同时，有时候，也不得不关注一些其他事情。

　　比如，“普信男”的话题。

　　“普信男”是脱口秀女演员杨笠发明的，专指那些各方面都普普通通却仍然十分自信的男人。

　　这个词触怒了许许多多的男性。前几天，京东请杨笠代言，结果引起众多男性用户的反弹，只好作罢。

　　有人说，这个词涉嫌性别歧视，诱发厌男情绪，挑起男女战争。

　　也许是吧！

　　不过在我看来，“普信男”与其说是性别歧视，不如说是阶级歧视。

　　因为，杨笠发明的“普信男”，把“自信”这个超越性的品格，直接和财富、以及某种天赋异能挂上了钩。

　　这里，最重要的因素，无疑是财富。

　　试问，杨笠虽然口轻舌薄，但她会说王思聪是“普信男”吗？

　　当然不会。

　　尽管王思聪各方面都泯然众人，但他有一个特点，是杨笠不敢小觑的，那就是：他有钱，有很多钱！

　　所以，“普信男”话语的另一面是：如果你没钱，哪怕你勤劳善良，诚实可靠，用自己的双手创造自己的幸福，你都不配自信，只能永远卑微，永远自轻自贱。

　　否则的话，就会被嘲笑，就是“普信男”。

　　“普信男”一词的出现，其实折射了这样一个现实：新资产阶级，不仅已经在经济上政治上建立了自己的统治，还要在文化上心理上建立自己的统治。

　　资产阶级要依仗自己的财富，把一切美好品格，都说成是他们的专属，进而使他们的对立面，主动地从内心深处掐灭任何“掀桌子”的念头。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

　　还有比马克思说得更透彻的吗？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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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看过一部美国电影《爱情故事》。

　　影片开始不久，就是两个男女大学生在争论谁“又穷又聪明”，谁“又富又愚蠢”。

　　这两句话，看似某种刻板印象，其实自有其哲理：穷人的孩子，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过早地参与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等社会实践中去，他们在这个过程变得聪明起来，通常比自幼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富家子弟要聪明得多。

　　这似乎意味着，即便是在美国，文化上的反动也还是有限的，还给穷人留下了一点喘息的缝隙。

　　中国，今天，怎么会这样？

　　也许，正是因为近半个世纪以来，文化上的反攻倒算一直以十倍的仇恨，百倍的疯狂在进行，所以，中国才渐次从文化高地，变成了文化洼地。

　　脱口秀节目最近很火，我也喜欢。

　　脱口秀号称“冒犯的艺术”，但如果是以冒犯已经被剥夺得一干二净的穷人为得意，那就太没有出息了。

　　什么时候，脱口秀敢于冒犯富人、权贵和帝国主义，那才会真正成为大众的、人民的艺术，才会有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