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者》拍了一个凑合的故事，但这不是我们期待的那个故事。《攀登者》在拍摄过程中并不是不知道观众们期待的是什么样的片子，但它一定要辜负观众的期待，那就难怪观众对他不那么热情了。
当攀登者选择把第二次攀登作为重点，而非第一次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逐渐偏离观众的期待了。但攀登者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它的重心几乎都在试图表现所谓登山家的人性与理想光辉，所以选择第二次攀登作为重点。这些却冲淡了它本应该体现的主题，那个火红岁月里，共和国的登山英雄的气质精神，而这恰恰要在第一次登顶珠峰最适合集中体现的。
什么是共和国的登山英雄的气质和精神?甘做人梯的刘连满在随时可能牺牲的最后时刻，为什么可以放弃登上珠峰的荣誉，宁可关闭氧气瓶等待死亡的降临，把最后一点补给和希望留给同志们。刘连满当时留下的遗书里第一句话，他在最后一刻想的是什么，是担心没有完成任务，对不起祖国和人民。他已经为登上珠峰献出了一切，但他还愿意做出更大的牺牲。我们就是期待看到，四位登山英雄，不怕牺牲，不惜一切，以大无畏英雄主义精神克服一切困难，把五星红旗和毛主席半身像送上珠峰之巅。这才是一个时代，共和国登山英雄的精神风貌，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革命理想大于天，对共和国和它的缔造者的热爱，祖国和人民的荣誉高于一切，而不是斤斤计较于个人的得失荣辱。
为什么第一代攀登者会有这样的牺牲精神，这才是更重要的。1960年是一个风诡云谲的年份，这一年国家遭遇了经济困难，而上一年西藏地区发生了上层人物领导的叛乱。此时，百万农奴大解放，但西藏还在动荡中，各种外部觊觎西南边疆，蠢蠢欲动。第一次登顶就是这样的特殊背景里开始的。屈银华，刘连满都是旧社会穷困工人出身，贡布是参加解放军的进步藏族青年，王富洲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他们不约而同的都经历过旧中国的困难，新中国天翻地覆的的变化，所以才会更加珍惜新中国的来之不易，面对生死抉择，才会有进无退，哪怕冒着牺牲的危险，也愿意为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继续前进。
而当电影把目光聚焦在第二次攀登的时候，人物的描绘实际上就出了问题了。方五洲，曲松林为什么一定要再次登顶，为了自己的梦想，为了证明自己，洗雪自己上一次登顶没能留下影像记录带来的质疑。杨光为什么登顶，为了给他已经逝世父亲的在天之灵，一个安慰，甚至医生在他的哀求下不惜给他徇私。至于黑牡丹，她完全是为了悼念李国梁而登顶的吧。即使他们始终都在谈热爱祖国，但他们内心深处的冲动却并不纯粹。
为了突出这种人物的内心，故事不惜对史实做了修改，却很让人产生和历史背景脱节的感受。历史上的第一次登山队并没有丢失摄影设备，只是由于黑夜条件的缘故，没有完成峰顶拍摄。但他们打下了第二级台阶的钢钎，埋下了重要的证物，这些都是证物，对他们的质疑其实更多来自对新中国的孤立。
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很难想象，完成第一次攀登的登山英雄，会在之后的十多年里，在自己国内遭遇来自普通人的全面质疑，这符合那个时代可能的情形吗?这种偏执的曲笔既不符合历史，也毫无必要。而方五洲等中国登山队员往复对乔治·马洛里的大段引述和莫名其妙的钦慕，贡布在二次攀登前在火绒寺众目睽睽下求神问卜，这些哪一点和那个战天斗地，自力更生的时代是相容的?又怎么会不让人觉得别扭和脱离时代呢?
除了和时代的脱节，应该承认，故事在这里的改编是不太合理的。李国梁的牺牲是整个故事的一个小高潮，他的牺牲也突出表现了第二次登山队的缺少经验，负责实际指挥的曲松林因为长期悔恨导致的偏执。这个故事里很多事情都能找到原型，包括李国梁的牺牲，气象组的遇险，大本营气象组和北京方面关于气象信息的争论，第二次冲击时领导层的不同意见。但以故事里的表现出来，改编的过程中过度用力去突出人物彼此的矛盾和造成的困境，就不免让人产生那不是组织严密的专业的国家登山队，而是曲松林，方五洲为首的地方探险队的感觉。
故事里李国梁的牺牲和历史上邬宗岳完全也是两回事，邬宗岳本身就是久经考验的老登山运动员，所以才会成为队长，这和故事里完全由缺乏经验的年轻队员组成的第二次突击队就不是一回事，这种安排本身就不合理。而邬宗岳是在体力不济的情况，为了不耽误行进速度，才主动要求自己一个人留下来，最终导致牺牲的。
可故事里，李国梁牺牲的时候，宁可自己切断绳索，也要把前进的希望留给队员们，结果镜头一转，不加任何说明，队员们就在难得的窗口期放弃任务下山了，这岂不是辜负了队长的牺牲?
更不用说，大量添加的感情线，过多的儿女情长，实际上已经干扰了主线的叙事和合理性。整个故事花了太多的篇幅去试图表现英雄作为人复杂的那一面，却忽略了这个事实所要塑造的更多是共和国英雄超越于人的那一面。中国人的英雄本就不同于讲求个人主义的西方人的英雄，大局为重，舍小我为大我，这才是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精神气质。
这也是这个故事让我们失望地方，演员们确实尽力了，每一个人都努力扮演了自己的角色，但却没办法正确的回馈观众们的期待。这是一个有趣，甚至悲壮的故事，我们不能说它不好看。但是它脱离了观众期待的时代背景，放弃了本应该尽力去承载的内容。
更值得深思的是，这个故事的创作者难道不知道观众期待什么，不知道如果回应这种期待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但他们就是不愿意回应这种社会广泛的期待，还是说他们根本无法承担这种时代所期待的立意和主题。
故事里，徐缨和方五洲说他们之间心里有座山，恐怕在《攀登者》的创作者心里，确实有一座翻不过去的山。《攀登者》的创作者们，显然是不敢去用力表现本应出现的主题，好像觉得那是要极力去避免的，稍微用力就好像不得已一样，真是对不起它的片尾曲。
时代在变化，过去有一个很不正常的情况，只有外国人才能理所当然的表现高大上的人物，表现高贵的情操，而到了中国，中国人的身上，这就成了某种禁忌。恐怕不是人物不能高大上，不能表现高贵的情操，是拍故事的人自己不能看到光明的东西，以至于要本能的去避开光明，只想去表现黑暗。
毫无疑问，时代在变化，新一代的观众更愿意接受自己的英雄，自己民族的伟大情操。在中国过去的辉煌岁月里，这样的题材是并不缺少的，我们从来不缺的是气壮山河的故事和英雄，却真的缺少能把他们搬上大荧幕的人。我们总是期待故事的创作者们可以做出一桌好饭，往往看到的是给他们熊掌和鱼翅，结果他们只想创作出家常炒饭，甚至嫌弃这个材料给的不合适。
拍摄时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对比今年大爆的如《流浪地球》，《哪吒》等，《攀登者》从立项到上映的时间也实在太短，完全不符合一部工业大片所需要的制作周期。
我们也很遗憾，这样一部本应该创造历史的大作，应该在献礼题材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主旋律电影成功的商业化道路。如今，却只能在这样不温不火中度过黄金周。
这是极为遗憾的，这意味着优秀的历史题材还不能很好的搬到大荧幕上，宁可他们静静的等待着，我们也不希望他们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所糟蹋。
事情有趣的是在第一时间，无论导演还是编剧对故事变成这样都隐隐表达了不满，至少他们对市场的反馈是了解的。也许这部戏的初衷真的像人们一开始想的那样，会表现新中国的热情，会表现出那尊半身像，就像在这个国庆里强烈展示的其他时代因素一样。但它在制作过程中又是不是受到了过多的干涉，导致偏离了初衷呢?这些人就像他们在影响下拍出的脱离了时代背景的故事一样，自己也已经脱离了这个新时代，也将注定被这个新时代所抛弃。
无论如何，市场是一个很好评价体系，是一个很好的调整者。无论《攀登者》成功还是失败，在这个国庆，广大人民群众对时代的期望，对新中国的态度，对曾经的火红岁月已经如此明显的表现了自己的态度了。
既然是市场经济，既然这是时代的呼声，那么我们也相信，就像今年的《流浪地球》和《哪吒》一样，既然风已经起了，时代变革的速度，是超越我们想象的。共和国的光芒不是一些人所能永远掩盖的，很快，市场也一定会有响应这个时代的作品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