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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冠》背后: 盯着金牌的体育大国往何处去?

 

  【文化纵横导读】自《夺冠》上映后,中国女排所代表的体育精神被广泛讨论。在重温80年代中国女排五连冠的辉煌后,不少观众感叹,“如今看体育比赛再没有那个劲儿了”。这可能是如今国家队“拿奖牌到手软”的因素使然,也有大国实力毋需再靠体育竞技来展现的深层原因。本文作者从百年前《新青年》刊登的《体育之研究》讲起,认为国人需增强体质、重视体育运动的主张,为群众体育奠定基调;60年代的体育一方面承担着外交使命,另一方面,集中资源培养“体育苗子”也成为趋势。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中国进入“拿奖牌拿到手软”的新常态,面子已经够了,但这绝非终点。作者认为,中国体育必须经历一个新的转型:巩固奖牌成绩,但更要进一步转向发展群众体育,以群众体育带动竞技体育,这才是真正的里子。

  本文为《文化纵横》杂志与《经略》团队合作作品,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读者参考。


  《夺冠》自9月28日上周五公映后,周末票房累计1.6亿元,终止了《八佰》连续5周的票房冠军之路。观众并不害怕剧透,所有故事都围绕三场比赛展开,分别是82年日本女排世界杯、08年北京奥运会和16年里约奥运会,所有的比分都有迹可循。

  《夺冠》是朱婷、惠若琪、张常宁、袁心玥等女排姑娘们的本色出演。陈可辛导演坦白,拍摄时常有做纪录片的错觉。影片的现实质感让观众着迷,有豆瓣网友评论道:“是中国女排好看,而不是电影好看。”

  中国女排之所以“燃”,与其背后的时代紧密关联。女排随队记者何慧娴当时有过这样一番评价,“(76年后)的中国百废待兴,大家都像一堆干柴一样,要把失去的时间拿回来,这个时候,中国女排她们艰苦创业、团结拼搏,这种精神,正是中国人民需要的一种精神。”

  对80年代的精确复刻,是影片颇受好评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众多媒体影评人着墨的部分:为了对得起国家的期望和栽培,在条件最艰苦的时候,运动员们甘愿用千百次的摸爬滚打,把拦网升高15厘米,按男排标准的笨办法去锻炼。

  等镜头转向08年北京郎平和陈忠带领的美中“和平”大战,再到郎平回国,带领中国女排在16年里约重新夺冠,随着训练设备和理念越来越先进,运动员“靠体育为国争光”压力也逐渐消解。

  不光是中国女排,其他项目的运动员也面临类似群体情绪的转换:运动员不再有“向什么讨回公道”的思想压力,“超越和实现自己”的纯粹竞技精神就流露出来。而观众也不再心像股民看股市涨跌一样,紧紧盯着金牌数的变化,而是以一种娱乐消遣的方式,看运动员们在奥运会舞台上各种精彩表现。

  “拿奖牌拿到手软”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综合性体育比赛的“新常态”。当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一次次升起的时候,电视观众们的情绪就进入了“平台期”,不再有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感觉。于是许多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其他方面去了:比如因一句“洪荒之力”和夸张到扭曲的面部表情变身为国民表情包的傅园慧,或是安倍变身马里奥从水管钻出来。

  这个情绪“平台期”从何时开始?毋庸置疑的是,中国人民体育热情的至高点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以51枚金牌取代美国成为金牌榜的“状元”。四年后的伦敦奥运会来临,中国观众就有点走神了,很多人更关注开幕式和闭幕式的场面,而不是奖牌榜。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中国拿了199块金牌,把第二名韩国(76块)远远甩在后面,但很多北方人干脆当它是广东省的一场赛事,听到了奖牌数量,也只是简单地说一句: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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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放下“金牌情结”,不以成败论英雄,能以平和的心态欣赏本国运动员在世界级赛场上的表演,用了100多年的时光。

  时光倒流100多年,晚清之时,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流行,帝国主义列强在世界各地疯狂抢夺地盘,而中国军队屡战屡败,中国人吸鸦片者众多,身体羸弱,中国遂获“东亚病夫”(Sick man of East Asia)之称。而知识界痛感武德之不彰,呼吁学习日本、普鲁士的整军经武,倡导国民进行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抵御外侮。

  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第三卷2号上,以“二十八画生”署名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体育之研究》,开篇提出“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这也是毛泽东写这篇论文的原因之一。《体》详细阐释了体育的功能、功效,深刻剖析了国人不好体育的原因,而且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运动方法。

  他指出“体育者,人类自养其身之道。”“勤体育则强筋骨,强筋骨则体制可变,弱可转强,身心可以并完”。体育教育应当占第一位,因为 “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毛泽东对此身体力行,他以极大的毅力坚持进行“冷水浴、雨浴、日光浴”等艰苦条件下的体育项目,也为后来在艰苦的条件下带领中国共产党赢得伟大胜利奠定身体基础。

  在毛泽东与他的战友们为救国而奋斗之时,南京国民政府也派员参加了数届奥运会,但从未获取任何奖牌。1932年,中国派出三人参加了奥运会,其中只有一名运动员刘长春,在100米和200米跑预赛中即被淘汰。1936年奥运会,中国69名运动员除一人在撑杆跳高预赛中及格而获决赛权外,其余运动员都在预赛中被淘汰。1948年奥运会,中国派出53人的代表团,其中运动员33人,遭遇全军覆没。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成为建国初期面临的首要课题,因此体育事业也要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体育工作,在1952年6月全国体育总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

  ”会议确立了“为加强生产建设与国防建设而服务”的体育方针。体育首先要为生产建设和国防建设服务,意味着国家优先发展群众体育,领导人对少数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拿金牌当然也是鼓励的,如贺龙同志在主持体育工作时就说过:“解放了的中国,要有争取胜利,破世界纪录的气魄,我们要赶快地赶上和超过世界水平,要叫人家破我们的纪录。不要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要能和世界强队较量。” 但到国际上拿金牌,是锦上添花的事情,并非国家发展体育事业的首要考虑。

  当时中国发展竞技体育还受到国际因素的牵制。国际奥委会在1954年承认全国体育总会为中国奥委会的同时,仍然承认台湾的“体协”是“中华民国”奥委会,企图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由于多次抗议和沟通无效,1958年中国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但在奥运赛场之外,中国运动员仍积极参与国际赛事。1956年,陈镜开打破了最轻量级挺举世界纪录,成为我国第一个创造世界纪录的运动员;1959年,容国团在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群众运动对科层体制的冲击,中国的竞技体育事业发展受到很大制约。但并不能说中国的群众体育运动就此停顿。这是毛泽东个人影响力达到顶峰的十年,毛泽东对体育的热爱,自然会在这个民族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以72岁高龄,在武汉畅游长江1小时零5分钟,发布“最高指示”:“游泳是同大自然做斗争的一种运动,你们应该到大江大河去锻炼。

  消息传来,各地紧跟伟大领袖,掀起了群众游泳健身运动的高潮。这可以说是自晚清以来,中国大众文化中最崇尚体育和武德的十年。甚至中美交往的大门,都是通过乒乓球比赛而打开的。体育运动不仅被高度政治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外交使命。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迫切的需要得到外界的承认,体育事业无疑是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渠道。中国的体育口号发生变化:从50年代的“开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到70年代“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再到1978年以后的“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和“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以举国之力来办竞技体育,获取世界承认,成为国家体育的努力方向。

  1979年国际奥委会恢复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中国体育开始大规模的参与了国际竞争,从此确立了举国体制的“奥运金牌战略”。1984年,新中国首次组团参加夏季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肩负着全民族的希望和重托出征洛杉矶,顽强拼搏,一举获得15枚金牌、8枚银牌、9枚铜牌,位列金牌榜第四名的优异成绩。随后,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中国的金牌和奖牌总数均跃居世界第三;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次以32金、17银、14铜的优异成绩,位列金牌榜第二,实现了新的历史性突破。2008年,北京承办了第29届奥运会,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的表现达到顶峰。

  我们所熟悉的电视里放着国际比赛,五星红旗升起,运动员听着国歌激动流泪的场景,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际政治的影响,中国参加国际赛事的机会本来就不是很多;彼时连广播都没有普及,更不用说电视了。

  但更重要的是,改革开放之前的领导人对在国际赛事中拿金牌并没有改革开放之后那么执着。敢于横渡长江的毛泽东对金牌看得比较淡。他更在乎的是普通群众能参与体育健身,为生产劳动和国防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于是,下到人民公社组织农民进行体育锻炼,上到清华大学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只要党组织管得着的地方,人人都运动了起来。

  但领袖不在乎不等于广大干部群众不在乎。伟大领袖斗争了一辈子,晚年对赫鲁晓夫和尼克松都采取俯视的态度,这种自信,大多数人都不理解到底从何而来。领袖去世,清点一下家底,大家一下子不自信了,于是努力去找自信。改革开放之后的金牌焦虑,实质上是一种对国际承认的渴望,第二代领导核心把话说得非常严重:“开除球籍。”而要证明中国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拿金牌就是最客观的证明。而要在短时间内实现金牌数量的飞跃,非采取“举国体制”、集中资源培养少数运动员不可。

  从1984年到2008年,中国完成了这个证明。从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一鸣惊人到今天的“拿金牌拿到手软”,中国的电视观众们已经从心态上实现了对金牌的超越。

  如果毛泽东看到中国队喜人的奖牌榜,他应该是非常欣慰的。但我相信,他同时也会对中国体育的现状有很多不快:

  五十年代,党团青妇会组织大家进行体育活动。现在,在广大农村地区,是谁在组织大家体育活动呢?

  当年的国企和集体企业体育活动丰富多彩。单位体制崩溃之后,谁又在带大家打球呢?

  多少体育迷坐在电视机前,对球员评论得头头是道,可惜……戴着眼镜。

  2亿人超重或肥胖,每5个城市儿童就有一个超重,30岁到50岁这一年龄段中,85%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

  而当今军队入伍体检时很高的不合格率,更会令他忧心忡忡。自晚清以来,中国花费了极大的代价,才恢复武德。如今国人难道又要失去武德了么?

  这些担忧并非凭空虚构。北京体育大学校长杨华甚至如此“危言耸听”:如果我们再不关心下一代的体质健康,我们将成为新的“东亚病夫”!

  因此,在进入“拿奖牌拿到手软”的“新常态”之后,也许中国体育要经历一个新的转型:巩固奖牌成绩,但要进一步转向群众体育,回到毛泽东说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如果人民体质得到切实提高,民间“藏龙卧虎”,奖牌数量自然可以得到维持,国家或许就不必集中如此多的资源来培养少数运动员。

  历史是不是绕了一个圈之后,又回来了呢?这或许应当被理解为螺旋式上升。毛泽东曾以超凡的魅力,关注和维持着普通中国人的武德;但他并没有让人民真正理解, 为何每个人自己体质的提高比运动员在国际上获得奖牌更重要。人是一种通过比较寻求意义的生物。在看不到比较的舞台的时候,人们不会为比较而焦虑;但一旦看到这一舞台,自己却无所作为,往往会带来某种挫败感。因此,只有经历过对奖牌的渴望,经历过“拿奖牌拿到手软”之后,奖牌才能真正地“去魅”,人们才能理解何谓面子,何谓里子。而此时中国已经有条件,既得到面子,又得到里子。

  正因如此,“拿奖牌拿到手软”并不是终点。中国体育事业仍在路上,任重而道远。

  本文为《文化纵横》杂志与《经略》团队合作作品,原标题为“时评 ▍当中国成为”体育大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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