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内瑞拉危机还在继续发酵。从哥伦比亚和巴西出动的人道救援车队受阻，委内瑞拉封锁边界，并与哥伦比亚断交。

　　西方媒体对委内瑞拉的报导充斥了人道灾难的字样，中国媒体直接来自委内瑞拉的报导不多，大多转载西方报导，但降低调门。那委内瑞拉到底现在怎么样?只能说，很混乱，老百姓上街示威的很多，但到底怎么样，但从西方报导的选择性事实里是难以看出来的。

　　委内瑞拉的现状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如何走到现状的。这关系到委内瑞拉的未来。不管是马杜罗继续当政，还是瓜伊多当政，或者其他什么人当政，不解决委内瑞拉的深层社会经济问题，委内瑞拉的内乱还将继续。颜色革命的下场人们已经见识过好几遍了。

　　我对委内瑞拉的事情没有研究，但同事中有一批委内瑞拉人(加起来十好几个，有几对夫妻都在我们这里)，他们不是留学生，而是在成年、工作后才离开委内瑞拉，他们现在还有在委内瑞拉的家人、朋友、同学，通过和他们的交谈，和对南美其他国家(如我去过的古巴和墨西哥)的观察，对委内瑞拉的问题开始有所了解。

　　在某种意义上，南美(包括墨西哥以南的中美)是在殖民时代后一步跨入现代社会的，历史和传统有一些，但对现状影响相对不像欧亚国家那么大，国家之间的均质性也较大。这一点是与欧亚国家很不相同的。对日本的观察基本上不可能用于印度事务的分析，对阿尔巴尼亚的观察基本上不可能用于对叙利亚事务的分析。但对古巴的观察就可能对委内瑞拉事务分析有点用处，因为两者(还有其他南美国家)具有大体相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来自委内瑞拉的同事中，来自什么阶层的都有，不过离开委内瑞拉的原因大同小异：不管是生活还是工作，委内瑞拉是呆不下去了。70-90年代兴建的大型化工厂常年失修，现在已经到了危险运作的地步了，技术改进和更新更是免谈。作为工程师，只要有其他出路，这样的地方是没法呆的。

　　但对于委内瑞拉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委内瑞拉同事之间有不同解读，甚至有为此反目而话不投机的。

　　委内瑞拉盛产石油，曾经是世界最主要产油国之一，国家经济随石油蒸蒸日上，但贫富分化也蒸蒸日上。在70年代，委内瑞拉把石油国有化，大举增加公共福利开支，以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导致债台高筑。80年代油价崩盘使得委内瑞拉陷入危机，华盛顿共识和IMF规定的紧缩开支加剧了委内瑞拉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同时私有化导致国有资产外流到外国资本，肥水尽流他人田。频繁的选举只是重复了允诺-跳票的循环。

　　在“查韦斯前”时代，委内瑞拉的贫富分化和腐败已经很深，里约热内卢贫民窟式的乱世在加拉加斯早已演过，枪杀、抢劫、偷盗、明目张胆地滥用职权屡见不鲜。按照同事的说法，有人可以为了一双光鲜Nike球鞋而杀人，因为这双球鞋可以变卖几个钱，管家人几天的饭钱。但既得利益者继续高宅深院，笙歌燕舞，酒醉灯谜。信心和希望只存在于有钱人那里。

　　委内瑞拉的变化开始于查韦斯。这个伞兵上校在1992年发动军事政变失败，被关押而后释放后，在1998年大选中当选总统。查韦斯主张玻利瓦尔主义，这是以美洲民族解放运动领袖西蒙·玻利瓦尔为号召的超越南美国界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主张的混合体，要求平民民主、经济独立、政治清廉和分配平等。显然，这是来自草根的对寡头政治、经济命脉控制权外流、政治腐败和贫富不均的反弹，很容易得到草根人民的支持。

　　对于查韦斯时代，同事中来自上层家庭的人与西方媒体的调门基本一致，查韦斯的社会主义摧毁了经济，导致穷人更懒，必须推翻，包括他的继承人马杜罗;更加接近社会底层的人则认为，查韦斯的初衷是好的，但社会主义政策走过头了，瓜伊多只是西方和精英的傀儡，开倒车没有出路。但对治国无方、通胀五度都是深恶痛绝的。当然，同事中有查韦斯和马杜罗的同情者，但没有坚定支持者，他们应该留在委内瑞拉了。

　　委内瑞拉的问题不独特，南美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问题。远的有古巴，只是卡斯特罗没有用玻利瓦尔的旗号，而是和苏联走到一起，被打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实际上，卡斯特罗的主张和玻利瓦尔主义很相似，只是当年没有这个名称而已。

　　我没有去过委内瑞拉，但去过古巴。如今人们到哈瓦那旅游，是把哈瓦那当成时间机器一样看待：冻结在1959年1月1日凌晨，老爷建筑，老爷乐队，老爷酒吧，老爷汽车。这是巴蒂斯塔政权突然瓦解的时刻。意外的是，这个古巴革命胜利70周年的纪念日似乎被所有人淡忘了，连古巴人都若无其事地吹吹口哨，眺望星辰大海。

　　70年前的哈瓦那是令人乍舌地贫富两极分化，穷奢极侈的富人使得迈阿密相形见拙，可能只有纽约长岛能压得住。贫民区则是真正的赤贫。但这还是哈瓦那。出了哈瓦那，即使在有名的烟草产地Vinale山谷，200年前的西班牙殖民者从坟墓里爬出来都不会觉得陌生，贫穷和落后依旧，远远落后于时代。

　　卡斯特罗的革命从纠正社会不公开始，劫富济贫，这可以在短时间内极大地改善古巴下层人民的生活。但消除社会不公本身不创造新的财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还是要靠实体经济的实质性发展。消除社会不公是一种清零重启，便于整个社会轻装上阵，转入高速和实质性的经济发展。卡斯特罗做到了清零，但没有做到重启。哈瓦那作为时间机器，不是保护得力的缘故，而是因为没钱大批拆迁重建。穿街走巷的老爷汽车是亮丽的风景线，但那也是古巴人无力买新汽车的缘故。

　　委内瑞拉似乎走上的是同一条路。查韦斯以为石油收入可以养起整个国家，甚至南美兄弟国家，全然无视摇钱树也是要浇水施肥的，碰到恶劣天气也是可能凋谢的。单打一的石油经济也没有惠及和拉动整体经济发展，而福利开支远远超过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国内汽油价格比水都便宜，贫困家庭的补助也确实使得人们没有动力从事低收入工作，妇女更是可以把生孩子当作正当收入来源，生得越多，补助越多。

　　这是南美很多国家的怪圈：经济发展要以甩包袱为代价，而承受代价的广大贫困阶层恰恰是最无力被甩包袱的，因此只有扩大福利，安抚贫民，导致债台高筑、经济命脉控制权外流，只有开支紧缩，经济陷入收缩，贫困阶层重新扩大。如何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不一骑绝尘而去，如何在稳定贫困阶层的同时激励、引导和帮助“穷则思变”，这是南美很多国家的共同挑战。

　　马杜罗政权是没有查韦斯的查韦斯政权，走的是同一条路。与查韦斯时代一样，马杜罗是得到广大贫苦下层支持的，这也是西方和反对派不管怎么用力，也难以扳倒马杜罗的最大原因。都说军方是决定委内瑞拉政局的关键因素，但从普通士兵到高级军官，军人也是人，来自社会，难以对社会的大潮流无动于衷。所谓掌握军队就掌握政权，这是对军队作用的庸俗化理解，要不伊朗巴列维政权怎么在一夜之间就崩盘了呢?巴列维待伊朗军队不薄，军队的忠诚在很长时间貌似牢不可破，但在最后一刻突然崩溃，正是因为民心所向。也正是因为在委内瑞拉，民心还没有到淹没马杜罗及其玻利瓦尔主义政治主张的时候，所以军队继续在总体上效忠于马杜罗。

　　但委内瑞拉的困局也是现实的。中产阶级和原既得利益阶级全面反对马杜罗和现政权，他们也可能赢得部分下层民众的支持。面对每天的生活困难，小恩小惠是可以赢得困境中人们的支持的。面对强大的反对派的深厚社会基础，马杜罗不敢也不能抓捕瓜伊多来压制反对派，因为他不敢触发更大的政治与合法性危机，就和蒋介石在重庆不敢抓捕毛泽东、周恩来一样。

　　另一方面，瓜伊多是“突然”冒出来的反对派领袖。这个既无政治经验、又无明确主张的年轻人到底是不是美国操纵产生的，相信时间会证明。但现实是：反对派除了在反对马杜罗这一点上统一之外，对于如何把委内瑞拉带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缺乏共识，更是缺乏可运作的政策。外界期望的委内瑞拉军队和警察大批倒戈更是没有出现。与问起中国问题10个人有至少11个高见(因为至少有一个人会中途改主意)的情况不同，来自委内瑞拉的同事们对如何才能把祖国带出困境都不知道怎么办，连高谈阔论都不愿意。如果瓜伊多勉强执政而回到“查韦斯前”时代的佩雷斯时代，那只有把老路重走一遍，这绝不是委内瑞拉的福音。

　　委内瑞拉现在民意高度分裂，反对派的深厚社会基础不足以压倒马杜罗支持者所代表的至少同样深厚的社会基础。委内瑞拉的内战是很现实的可能性。最大的危险则是：如果外力与反对派通过合力甚至内战赶走了马杜罗，或者马杜罗坚持住了但经济和社会困局进一步加深，委内瑞拉的社会经济“死亡循环”会继续，劫后的委内瑞拉可能成为南美的另类IS热土。这不是说委内瑞拉会突然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温床，而是说动乱后而人手一枪的危墙之下可能成为某种极端主义的热土，不仅导致地区政治动荡，还可能导致难民潮。如果美国对于眼下的来自中美洲的难民潮一筹莫展的话，那“玻利瓦尔主义后”的难民潮才是可怕的“后天”。

　　查韦斯也好，马杜罗也好，在美洲国家中鲜有支持者，除了古巴的卡斯特罗，只有现在墨西哥的新总统洛佩斯还算“亲近”，至少不落井下石。巴西、哥伦比亚成为马杜罗的激烈反对者，正是因为这里也是玻利瓦尔主义的热土。哥伦比亚的FARC放下武装了，但政治主张与玻利瓦尔主义很相近;秘鲁的“闪光道路”也差不多;巴西的卢拉和罗塞夫没有走到玻利瓦尔主义那么远，但可算同路人。这些“反动派”当权的“劫后余生”国家都不愿意看到玻利瓦尔主义的“祸水”蔓延到自己的国家，联手剿灭是共同利益，所以有“利马集团”这样的东西。这和各地军阀帮助蒋介石联手试图剿灭红军是一样的意思。但深层社会问题只有政治解决，否则像癌症一样，越割越大。

　　玻利瓦尔主义充满美好理想，但在实践中未必是拯救南美的灵丹妙药。南美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那句话：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与公平在中国也是敏感话题，但把公平与发展对立起来是不对的。没有公平的发展和没有发展的公平都是不可持续的。委内瑞拉走不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的话，动乱还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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