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高高在上的巴黎老爷们根本不知道，每个月从钱包中被挖走80欧元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庙堂之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其他政府官员商议着给燃油征税的议案，2018年11月中旬，马克龙代表法国政府正式宣布：再次上调柴油价格。

　　江湖之远：法国民众通过网络动员，打算给巴黎居于庙堂的之上的大人们传达来自“屁民”的意见与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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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11月17日，28万的法国民众身穿黄马甲背心，涌上街头，随后包括首都巴黎在内的全国大大小小城市均出现黄马甲背心游行抗议事件。

　　黄色荧光马甲是法国所有正规驾驶员在常备的物件，在车辆紧急遇险时驾驶员穿戴，可以给过往司机起到警示作用。11月的燃油再次征税，提高了民众的日常出行交通成本以及物流运输价格，最终的结果是法国民众的口袋里钱要被政府掏空，民众的购买力再次下降。黄马甲，一方面意喻着此次燃油征税直接被冲击的驾驶员群体，一方面意喻法国民众再向政府示警：民众已经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庙堂一方，马克龙自当选法国总统以来，保持着良好的“环保大使”人设，且这次给燃油征税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推动新能源的进一步使用，完成《巴黎协定》法国政府的减排目标。一个在国际上广受“欢迎”的环保政策，法国民众却不买单，并且还认为马克龙是“富人的总统”、“脱离人民”。一方面是坚持环境保护，一方面是民众生计的保障，这一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处于对立状态，现实中的黄背心运动又一次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解决环保问题上脱离群众、转嫁成本的处理方式，到头来是环境保护不了民众生计也保障不了。

　　全球气候变化撕逼大会

　　比拯救地球更加刺激的是拯救人类，比拯救人类更加可怕的是真地拯救人类!从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已经在不同地区对人类的生存的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威胁，而近百年来全球气候的异常变化使得资本家们也不得不冷静思考如何避免这个可能到来的“灭顶之灾”。所以在1997年12月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参加国经过三次会议制定了《京都协议书》，该协议书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这份协议书又一次体现了资本主义可以将万物商品化的精神——碳排放额度变成可以交易的商品，因为协议允许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放额度买卖的“排放权交易”，即难以完成削减任务的国家，可以花钱从超额完成任务的国家买进超出的额度。

　　碳排放权(CO2)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迅速推进的国家(地区)同时伴随着碳排放的大量增产，假若真有一份具有“约束力”的所谓气候协定分配给正要快速发展的国家很少的碳排放权，那么该国家必定会因为碳排放权不足而必须花重金购买其他国家的碳排放权。所以碳排放权分配不仅仅是一个环境保护的问题，更是一个经济利益问题。因此所谓碳排放权的交易规则直接导致了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变成一场各个资本集团之间的撕逼大会。

　　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对于落后国家“最友好”的碳排放分配方案(很有意思，排放权配额方案只能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出)是:2050年两千亿吨碳排放量发达国家占有44%的比重，其他国家早有剩下的54%。然而2050年发达国家总人口在全球才占比16.7%，这也就意味发达国家人均拥有的碳排放额度是其他国家人均排放量额度的4倍!这是什么样逻辑?发达资本主义在过去的历史时期率先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如今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而后起国家在二战后开始摆脱发达资本主义的盘剥，在近几十年才开始有了一丝喘息机会去发展工业化。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还是把“节能减排、拯救人类”的锅丢给后起国家。这是什么样的逻辑——这是资本的强盗逻辑。

　　由于分歧太大，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最终以失败告终。可是气候变化还是得控制，6年后(2015年)在巴黎又召开了一次气候会议。这一次汲取了上一次的经验不再搞碳排放权配额，而是需要每个国家依据自身情况“自行”确定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方案(每五年提交一次)，终于制定了一份不具有约束力的《巴黎协定》。虽然名义上《巴黎协定》应该对于签署国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是假若完成不了或者不想执行还可以选择退群处理(就如美国一样)。资本主义体系在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方面，从1997年的制定《京都协议书》到2015年制定《巴黎协定》前前后后撕逼不断，不同资本集团之间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一方面发达资本国家想尽各种阴招盘剥落后国家，另一方面没有哪一资本集团会为了“保护环境”损害自身利益，人心不齐、泰山难移。即使资本主义如此正经地在积极寻求气候变化的应对之法，展现“资本主义”积极考虑子孙后代生存的长远目光，然而越是如此越反映出在应对气候变化这类关系绝大说多数人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上资本主义的乏力。

　　环境污染的转移之道

　　在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这条路上，比开若干场撕逼大会更重要的是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因为资本主义只能简单粗暴的运用大工业。对于资本家而言如何尽可能剥削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实现利润最大化是最重要的问题，从资本家这种“本性”出发资本对环保只会感到厌恶，因为环保会压低利润。一边是环保的代价，另一方面是环保的呼声，原本对资本无解的难题伴随着产业转移得到较好的“处理”。

　　翻开产业转移的历史不难发现产业转移到哪里，环境污染也像幽灵一般跟随而来。20世纪50年代——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因为承接的来自美国的产业转移经济得到发展，与此同时因为工业污染导致的各种公害病随之泛滥成灾。除了“水俣[yǔ]病”外，四日市哮喘病、富山“痛痛病”等都在这一时期出现。20世纪70年代——20世纪90年代，产业与污染从日本转移到亚洲四小龙;20世纪90年代至今产业转移到中国。对于产业转出的国而言重污染产业的外移给自身环境治理腾出空间，同时通过剥削产业承接国的工人又可以保证可观的利润率。对于产业承接国而言接受污染的同时也能低门槛获得发达资本国家成熟的技术，增加就业打开海外市场，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特色的周瑜打黄盖。

　　在产业转移这种关系之下，产业承接国的污染治理必定是疑难杂症。因为若想成为产业承接国，关键的条件是能够为资本家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所以贸易方面发达国家会通过不平等的贸易(资产阶级间的“不平等”)剩余价值更多留在自己的腰包。比如1991年—2006年中国加工出口品即使由塑料制品、纺织品和服装、鞋帽转变为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但仍然没有改变我国加工业“两头在外”的局面，仍然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主营收入高、出口额度高、利润总额低)。这也注定着产业承接国无法制定过高的环保标准，亦或者是即使制定了严格的环保标准也无法施行。

　　中国主要出口产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出口额(单位：亿元)数据来源：各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来自国家统计局，行业出口总额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

　　在资本主义这种工业生产分工体系下，老牌资本主义资本家它们既能享受来自产业承接国物美价廉的商品，又可以享受碧水蓝天。有余力之时倘若在拿出一些钱投入到所谓的“环保事业”，开上个若干次撕逼大会便可名利双收，美哉且妙哉也。然而总归有那么些恶性事件会揭开资本家明着树牌坊，背地里唯利是图的真面目。比如1984年12月3日凌晨印度博帕尔赌气泄露事故。

　　“一家美国在印度投资建立的化肥厂经营惨淡。为了降低维护成本，该公司用尽了一切可能的手段：异氰酸酯生产工人的安全培训周期也从6个月降到了15天。关闭工厂里的手动报警铃、异氰酸酯的冷却及中和等设备，因为异氰酸酯的冷却系统停止运转一天，就可以节约30美元。1984年12月3日凌晨异氰酸酯存储设备爆炸泄露，造成了2.5万人直接致死，55万人间接致死，另外有20多万人永久残废。可笑的是美国本土的这类工厂都设有先进的电脑报警装置，并大都远离人口稠密区，而博帕尔农药厂只有一般性的安全措施，周围还有成千上万的居民。(异氰酸酯：剧毒物质。平时需要低温密封保存)”

　　保护环境不是人人有责

　　如同经济领域一样，在环保领域资产者也会吹捧不损害其自身阶级利益的环保理论。比如资产者可以接受“熄灯一小时”的方式提高环保意识，因为熄灯一小时的理念只不过说明了人类的生产生活会消耗大量能源，我们要学会节约能源的使用。熄灯一小时不会强调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生产方式正在全世界造成大量的能源白白的浪费，也不会说明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千千万万的被雇佣者光活下去就得竭尽全力。资本主义受社会地位、生活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受环境污染影响最大的群体却不是环境治理的主体。试想平均每天要工作10小时每周工作6天的工人哪来闲情雅致关注环保问题。试想在生产领域没有地位的工人如何有权利制止资方违规排放。

　　失业是资本家控制工人的一种手段，资本家可以用失业来威胁在业工人，迫使他们提高劳动强度，接受较低的工资待遇，以加强对他们的剥削。所以在大量工人眼中，他们首先最关注的还是生计问题而不是“无能为力”的环境问题。因此经常出现底层的工人排斥保护环境的怪象。比如2014年10月7日，美国华盛顿联合矿工工会的成员举行示威游行，抗议环保局清洁能源规划，声称该计划将会破坏国家的煤炭行业，以及相关就业。所以不是工人没远见不会为子孙后代着想，而是被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腐蚀成只能有这样的“短见”。

　　污染向大多数人扩散，财富却向少数人聚集。环境污染虽然有扩散性，但是就如穷人区和富人区一样，资产者一样能够在污浊的环境给自己寻求一方净土。同样的感受带来同样的渴望，可工人和资产者并不是同样的感受。绿色总统马克龙可以为全人类着想，却不可以为法国民众着想。他想要世界多一点绿少一点黑，于是他对资本家帮扶，修改劳动法打压工人;对普通劳动者义正言辞，为了环保就让法国群众生活“苦不堪言”。这位资产阶级的总统或许还是认为让少数资本家过得好让多数人过不下才是最好的抉择，毕竟没有资本家的投资，怎么推进环保事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