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斗殴引发的“胜利门”事件还在不断发酵，这场韩国娱乐圈史上最大风暴已经蔓延至政治、经济、社会等圈层，指向了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特权阶层——财阀。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华尔街见闻”，原文首发于2019年4月5日，标题为《被财阀绑架的韩国经济(深度长文)》

　　今年初起，一场疑点重重的打架纠纷牵扯出BigBang成员李胜利的夜店性招待事件，曝光了非法赌博、吸毒、偷拍传播性视频、性暴力等违法行为，连带这背后涉及政界和财阀势力也被一层层揭开，成为公众的批判焦点。

　　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听取有关事件报告后，亲下指示要对李胜利夜店事件、已故艺人张紫妍案、韩国高官金学义疑受色情招待事件逐一彻查真相。“如果不能查明发生在社会特权阶层的这些事件的真相，我们就无法谈论正义的社会”，文在寅说道。

　　政商勾结、特权横行，韩国沉疴难愈的财阀问题又一次进入了大众视野。

　　韩国财阀是时代的产物。二战后走出战争阴霾的韩国亟需经济独立，在这种危机感下，政府举全国之力，重点扶持部分大型企业，以应对全球竞争。

　　不可否认的是，财阀是韩国经济繁荣的基础，他们多次担起国家经济转型的重任，在韩国实现压缩式增长，创造汉江奇迹的几十年里功不可没。

　　但数十年来在政策倾斜的滋养下，这些企业肆意扩张，发展成为了掌控韩国命脉的庞然大物，它们绑架经济，左右政府，让韩国政府和民众深陷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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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崛起于废墟之中

　　韩国财阀的影响力之大体现在英文中有一个专门的单词「chaebol」，由韩文直接音译而来，意为「拥有巨大财富的宗族」。

　　起源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和朝鲜战争时期，韩国财阀以家族资本为中心的经营和扩张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到曾经如日中天的日本家族财阀(zaibatsus)的影响。

　　二战后，日本旧财阀在美国主导的解体令中式微，韩国财阀则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兴盛之路，在韩国从战后废墟一跃成为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几十年里，这些本土家族企业的命运与国家经济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展成了互相成就的共生关系。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摆脱了日本殖民统治的韩国虽然获得了政治独立，但经济却陷入混乱和停滞，高度依赖于美国的援助。

　　这一时期韩国的政策重点是发展制糖、面粉、纤维、水泥等进口替代消费性产业，以解决民生问题。当时政府将日本人留下的资产和外国援助资源廉价甚至无偿转让给私营企业，并提供进口许可证、低息贷款等优惠措施，包括三星、LG在内的一批企业在这个时期里获得了原始资本的累积。

　　1961年，朴正熙发动政变掌握韩国政权后，为了进一步实现经济独立，确立了出口导向和重化工业驱动政策。

　　对于缺少自然资源且市场狭小的韩国来说，这是一条与其先天条件十分不匹配的发展道路，政府于是将国家财富和资源高度集中，举全国之力发展石化、钢铁、机械、造船等重化工业，并限制外商投资将国内产业与外部竞争隔离开来。

　　在政府政策倾斜和金融支持下，韩国财阀在这一时期大举进攻重工业，规模迅速扩张并在短时间里具备了在世界舞台与国外企业竞争的能力。

　　到了上世纪80、90年代，财阀们顺应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潮流，重金投资产业升级和科技研发，并且通过并购疯狂扩张，最终发展成如今的庞然大物，影响力更是渗透到社会和政治各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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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国家，大财阀

　　对于韩国人来说，财阀已经发展成犹如空气般的存在。

　　这些参天大树将根茎和枝叶伸及韩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仅三星一家的营收就占韩国GDP超过20%，也难怪《华盛顿邮报》曾经把韩国称作“三星共和国”，说韩国人一生无法避免三样东西：死亡、税收和三星。

　　根据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Fair Trade Commission)的数据显示，目前韩国有45家企业集团符合财阀的传统定义。但韩国财阀化的特点不仅体现在经济高度依赖财阀，而且在财阀这一形态内部也呈现规模两极分化的现象，只有少数几家财阀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

　　三星、现代、LG、SK是韩国财阀之首，仅这四大集团拥有的资产就占国家总资产的26%，销售额占韩国企业总销售额的20%。在股市，2014年时四大财阀在总市值的占比已经上升到接近一半。

　　三星集团。三星集团成立于1938年，目前是韩国利润最高的财阀。最初它只是一家从事食品贸易的小公司，主要向中国出口水果、干鱼和面条等。在过去的80年里，三星涉足的领域扩张至包括电子、金融、船舶、酒店、医院、娱乐、教育等。其中最大且知名度最高的三星电子，在过去的十年里，三星电子在韩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占比达到14%以上。

　　现代集团。现代集团成立于1947年，当时是一家小型建筑企业，此后迅速发展到在汽车、造船、金融和电子行业拥有数十家子公司。2003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创始人郑周永(Chung Ju-yung)去世后，现代集团经历了拆分重组，将主要力量集中在建设、电子、重工业、汽车、服务业五个领域。目前现代汽车集团是世界第三大汽车制造商，现代重工是世界最大造船公司。

　　SK集团。上世纪50年代初，崔氏家族收购了在朝鲜战争中被夷为平地的“鲜京织物株式会社”用地，予以重建。如今，这个财阀家族管理着大约80家子公司，主要经营能源、化工、金融、航运、保险和建筑行业。它最为人所知的子公司包括韩国最大的无线运营商SK电信，以及全球第二大存储芯片制造商SK海力士。

　　LG集团。LG的发展开始于1947年的化学和塑料工业。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该公司大举投资于消费电子产品、电信网络和家电，以及包括化妆品和家居用品在内的化工业务，旗下拥有81家集团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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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商暧昧

　　财阀对韩国经济实现压缩式增长的奇迹有着不可否认的贡献，但随着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且一次又一次地与各种贪腐丑闻联系在一起，财阀一手遮天所引发的民怨和争议也越来越激烈。

　　朝鲜战争后，从韩国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到首位女总统朴槿惠，所有总统无一得到善终，这一独特现象被世人称为"青瓦台魔咒"。

　　或下野流亡、或遭到暗杀、或因腐败罪名锒铛入狱，韩国总统被戏称为世界上最高危的职业，而这很大程度上与财阀和政府之间根深蒂固的暧昧关系传统脱不了干系。

　　这种政商一体的关系是根植于韩国的发展基因中的。在朴正熙时期，也就是韩国财阀崛起初期，在全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由于过度依赖军人治国，没有足够时间和环境去完善法治，导致韩国政府内部与财阀之间关系复杂，利益交换严重。

　　财阀在政治的慷慨庇护下崛起，而随着它们越来越壮大，又反过来裹挟政治，政客们依靠财阀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来竞选，也依赖财阀经济增长来创造政绩，政客和财阀之间相互输送利益、相互支持已成为韩国宪政的后台运作模式。

　　韩国财阀对政治的渗透之大可从2016年至2017年朴槿惠“闺蜜干政”事件中窥见一斑。

　　当年这场大规模的以权谋私丑闻将韩国公众对财阀的不满带到了一个高峰。朴槿惠出事后，上演了九大财阀被集体调查的一幕，三星、现代汽车、SK、LG、乐天、韩华、韩进、CJ等9名大企业掌门人出席听证会，就权钱交易问题接受国会议员质询。

　　韩国第一财阀三星集团在这次事件中元气大伤，集团实际控制人、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镕被指存在贿赂行为，遭法院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但二审改判两年半，缓刑四年，当庭释放，这也被认为是财阀的又一次胜利，他们总能在法律面前获得优待，入狱也不过是走一个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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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绑架的韩国经济

　　除了对政商勾结、特权横行的愤怒，财阀经济所导致的社会财富和机会分配不均、市场不公现象也是民众日益不满的根源所在，独大的财阀们扼杀了中小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压榨了普通百姓的生存空间。

　　韩国过度依赖财阀的模式导致了经济虽然持续增长，但却无法创造就业。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财阀企业营业利润大幅增长54.8%，在全国企业营业利润中的占比达到了40.8%，但由于财阀企业数量仅占韩国企业数量的0.2%，且财阀企业的大部分增长来自半导体等就业创造能力低的企业，这意味着不断膨胀的财阀盈利并不能转化为就业增长。

　　在日经Asia300指数中，韩国财阀的市值在该指数中所有韩国企业市值中的占比高达77%，然而包括财阀在内的韩国大型企业只贡献了该国12%的就业，大部分就业是由这个国家的中小企业创造的。

　　韩国财阀集团不仅在纵向上采取多元化发展战略，参与主营业务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所有上下游生产，还横向扩张到没有关联性的业务范围，并形成垄断性影响力，横纵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网，将中小企业排除在外，也限制住了韩国经济增长的新活力。

　　实力和资本雄厚的财阀企业往往复制中小企业的创新，而不是自己研发或收购中小企业，在这种掠夺性的环境中，提供了韩国大部分就业机会的中小企业无法成长，要么被财阀企业扼杀在摇篮之中，要么成为财阀企业的转包企业为财阀所用，这也导致了过去三十多年里，韩国再没有出现过当代创业成功的神话。

　　但财阀也并非是全能选手，许多低效率的财阀子公司依靠着集团内部交易和优势资源才得以苟延残喘。比如三星集团众多子公司中，并不是所有的都如三星电子一样成功，三星汽车业务就以失败告终，李在镕此前主导的互联网公司也以失败告终。

　　此外，财阀本身高负债的发展模式使得这些庞然大物在支撑韩国经济的同时，也绑架了韩国经济，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韩国财阀在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工业时期，为了保持自身对企业的控制权，同时由于限制外资的政策，偏好债务型融资而非股权融资，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大多数企业的负债率都居高不下。

　　高负债模式的脆弱性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当时韩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10%以上，为历史最高点，企业平均负债比率超过400%，随着危机来袭，企业盈利恶化，利率和货币冲击加剧了流动性困难。

　　这场危机“撂倒”了一批财阀，前30家大财阀有半数被迫走上了破产、清算和合并重组的道路。曾经的第二大财阀、作为韩国象征之一的大宇集团也走上破产之路，打破了韩国财阀“大而不倒”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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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财阀开战

　　1997年金融危机也将韩国政府推向了破产的边缘，被迫向IMF等国际组织和其它国家求助。在IMF援助条件的要求下，韩国实行了一系列财阀改革措施，对金融机构和实体全面去杠杆，改善企业资本及治理结构，开放外商投资等。

　　这次大刀阔斧的改革为韩国经济注入一股强劲的动力，韩国经济快速走出危机阴霾，1999年GDP增速达到了11.3%，2000年也有8.9%，之后增速虽然有所回落，但依然位居全球前列。

　　然而根植在韩国经济血脉里的财阀问题并未解决，不平等增长、就业危机以及政商勾结的顽疾成为韩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是摆在每一届韩国政府面前的硬骨头。

　　现在人们将希望寄托在文在寅身上。2017年5月，文在寅在民众强烈的改革呼声中上台，他承诺破除财阀特权，改善垄断问题。

　　文在寅在大选中承诺导入集中投票制、多重代表诉讼制、工人推荐理事制，加强控股公司的子公司股份义务持有比率，限制子公司之间的资本出资。希望通过这些举措来限制财阀高层权力、提高小股东和工人权力，增加大企业财务透明度。

　　但文在寅所属的民主党，在国民大会299个议席之中，仅占128席，未达半数，在过去将近两年里，改革推进艰难，文在寅的民意支持率也跌至任内最低水平。

　　在这次不断发酵的韩国娱乐圈丑闻面前，文在寅在听取有关胜利夜店事件以及张紫妍自杀事件的报告后下达指示表态，要求警方和检方“赌上各自的命运”进行彻查。

　　这番表态虽然“热血”，但能在多大程度上撼动财阀的地位还不得而知。不过可以预见的是，根深蒂固的财阀体系很难靠一届政府之力就发生改变，财阀对经济、社会的高度渗透，与政治势力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使他们依然展现出“大而不能倒”的强大势力。

　　而韩国民众对财阀的态度也十分矛盾。尽管舆论对财阀的特权和不公充满了愤怒，但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能进财阀旗下企业工作仍然是一件梦寐以求的事，毕竟其他企业的平均工资只有财阀的约60%左右。

　　参考资料：

　　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反思韩国模式：亚洲金融危机、对外开放与财阀》

　　长江宏观赵伟团队，《1997年，韩国如何处理债务违约?》

　　长江证券，《铁打的财阀，流水的总统：解读韩国财阀经济》

　　张夏成，《韩国式资本主义》

　　Eleanor Albert，South Korea’s Chaebol Challenge，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延伸阅读：

　　三星崛起：韩国人的经济战

　　在韩国国内，也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一个韩国人一生离不开三件事，即死亡、税收和三星。一家私营公司，能够在本国内外建立如此大的影响力，恐怕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文 | 董指导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饭统戴老板”(ID：worldofboss)，原标题为《三星崛起：韩国人的经济战》

　　1932年初夏，“一•二八事变”引发的淞沪激战刚刚落幕。蒋光鼐的十九路军和张治中的第五军，在跟9万精锐日军血战一个月后，因腹背受敌而被迫放弃闸北和江湾的阵地，全线撤退。而日军也在占领半个上海后宣布停战，双方进入对峙状态。此时的上海，硝烟未尽，暗流涌动。

　　4月29日，志得意满的日本人在虹口公园庆祝“天长节”，即昭和天皇的生日，同时举行“淞沪战争祝捷大会”，在沪日本军政要员悉数出席。当日，大批日本宪兵在虹口公园附近设卡巡逻，持枪警戒，中国人更是被严禁入园。这座日后安葬了鲁迅先生的秀丽公园，俨然被当时的日本人视为自家领土。

　　上午10点，祝捷大会正式开始。日军先是在公园内举行阅兵式，步兵坦克装甲车鱼贯而过，随即数位日本要员登上检阅台致辞，并奏国歌鸣礼炮，现场军乐铿锵，气氛肃穆。突然，人群前排的一个穿西装的青年箭步冲到检阅台下，将手上一个沉甸甸的饭盒奋力一掷，扔到了台上日本军政要员的脚下。

　　瞬间，巨大的爆炸声响起，弹片和气浪将数十米范围内的人群掀倒。

　　从惊慌中反应过来的日本宪兵，迅速将系着红色领带的刺客逮捕。经过审问得知，这位打扮像潮流青年、行事似刺秦荆轲的年轻人，既非日本人，也非中国人，而是朝鲜人，名字叫做尹奉吉。而背后谋划此事者，便是流亡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重要头目，日后被尊为“韩国国父”的金九。

　　虹口公园爆炸案的战果，贯穿整个太平洋战争的开始和结束：被炸瞎右眼的野村，后来出任驻美公使，在偷袭珍珠港10小时后，戴着一只假眼和满脸虚伪的笑容，向美国递交了宣战书;被炸断右腿的重光葵，在1945年8月复任外务大臣，一瘸一拐地爬上美军的密苏里号战舰，签署了投降书。

　　而重伤不治的白川义则，曾官拜内阁陆军大臣，更是死在中国领土上的最高日军将领之一，但这还算不上韩国暗杀行动的最高成绩。暗杀的巅峰，是1909年在哈尔滨火车站，朝鲜独立运动家安重根用三颗弹头刻出十字纹的开花子弹，打在了曾挑起甲午战争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身上，后者当场身亡。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朝鲜半岛逐步被日本吞并。1919年，半岛爆发了“三一独立运动”，被日军残酷镇压，超过7500名朝鲜人被杀害，之后，大批独立人士被迫流亡中国，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由于没有根据地和正规军，暗杀便成了为数不多的选择。

　　公园爆炸案后，日军逮捕处死了尹奉吉，并悬赏60万银元抓捕金九。为避免日军滥抓无辜，金九在《申报》发表“虹口公园炸弹案之真相”的长文，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随后在中国人的掩护下逃出上海，将临时政府迁到杭州。此后金九和韩国流亡政府辗转南京、长沙、重庆多地，直到抗战胜利迁回韩国。

　　日本投降后，朝鲜半岛南北分治。民间声望极高的金九，为半岛统一奔走斗争，最后却不幸遇刺身亡。在美国的支持下，亲美反共的李承晚成为韩国的首任总统。不过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没有任何武装斗争经验的李承晚发现，自己的美械军队根本打不过林彪调教出来的三个朝鲜师。

　　因此从历史上来看，朝鲜人虽极具勇气和血性，但由于半岛没有足够的资源和人力，只能依附周边大国周旋生存。无论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壬辰倭乱，还是被日本殖民后的独立运动，小国寡民的朝鲜都无法独自击退侵略者，即使是被后人津津乐道的青山里大捷和普天堡战斗，军事意义也远小于政治意义。

　　南韩建国后，虽然作为亚洲的冷战先锋，得到了美国军事安全保护，但经济上比北朝鲜更差，资源匮乏，一贫如洗。直到1960年，韩国仍然是全球最穷困的国家之一，人均GDP只有80美元，仅有北朝鲜的三分之一。不擅长军事的韩国人，似乎在经济上也羸弱无力。

　　不过在1960年后，全世界开始逐渐感受到了韩国人的疯狂攻势，那些带领国民打赢经济战的企业家，也随着经济的起飞逐步地登上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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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正式吞并朝鲜的1910年，一个名叫李秉喆的朝鲜人，在韩国庆尚南道里的一个农村家庭出生。他的祖父是当地有名的文人，创办了村里唯一的私塾;他的父亲李赞宇是有名的士绅，也是当时朝鲜独立协会的会员(日后的总统李承晚曾多次担任独立协会的总代委员)。因此，虽生在农村，但李秉喆是个不折不扣的富三代。

　　和不少富N代一样，李秉喆也是个爱折腾的人。觉得私塾内容落后，便来到了汉城的新式学堂求学。快毕业时又放弃毕业证，渡海来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留学第二年却又因为身体不适打道回府。身体刚好，便又跑回汉城找工作，但四处碰壁，最终一身落魄地回到家里，打理了一个自己的农场。

　　日子一天天安逸起来，李秉喆却日益苦闷和焦虑，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在哪儿。经过一番思考，他很快便确定了人生目标，就是创业，成就一番事业。在表达决心后，李秉喆的父亲给了他300亩地，作为创业资本。而正是在衣食无忧的家庭生活环境下，李秉喆养成了不断探索的商业素养，在日后的企业经营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李秉喆创业的第一个公司是碾米厂，虽然国内有很大的需求，但公司却不断亏损，在检视了每道生产环节后，让人对亏损原因毫无所知。后来才慢慢发现：粮食价格竟然每天都在波动，而自己却总在粮食涨价中买入，在跌价时卖出。随后，他很快调整了经营方式，依靠对数字的敏锐也基本掌握了市场行情，公司也开始扭亏为盈。

　　这次事情后，李秉喆总结经验，“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只能说明人们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旗开得胜的李秉喆又开办了粮食运输公司，两家公司快速发展为他积累了大量财富。到了1935年，李秉喆已经是朝鲜半岛最年轻的富豪之一，这时他又盯上了一门新的生意：土地买卖。

　　当时的朝鲜，已经被日本吞并接近四分之一个世纪，随着日本对朝鲜的经济掠夺加深，大批农民逃离农村，涌向城市讨生活，因此朝鲜的土地价格不断下降。李秉喆看到这个商机，开始疯狂拿地：用工厂做担保获得贷款买地、用买到的土地做抵押继续买地，俨然是杠杆资金、浮赢加仓的期货炒家。

　　不料天算不如人算，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为扩充军备，日本政府要求银行回笼资金。突发其来的银行抽贷，导致李秉喆现金流断裂，不得不将手上的土地、碾米厂和运输公司陆续卖掉，才还清贷款。所幸当时的金融衍生品并不发达，李秉喆才没有走向天台，只是重新回到创业初点。

　　创业失败的李秉喆，认真总结了经验教训，并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赶赴汉城、义州、长春、沈阳、青岛等地考察，探索未来的业务方向。最终，经过一番周密的分析，他决定把朝鲜的特产果品、蔬菜和干鱼，作为贸易品向中国东北出口。

　　1938年3月，在朝鲜半岛东南部的大邱市，连续创业者李秉喆的新公司成立了，名字非常讨喜，叫做“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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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这两个字，在朝鲜语里有独特含义。“三”有“大、多、强”的意思，而“星”有清澈明亮和永放光芒的意思，两个字组合在一起，朗朗上口，寓意吉祥。

　　李秉喆的新公司，依靠向东北出口农产品和生产制作面条，迅速积累起了一桶金。之后他又收购了一家酿酒公司，大赚一笔。但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全面打响，日本开始对朝鲜进行严苛的经济管制，李秉喆旗下的三星商社和酿酒公司也成了被掠夺的对象，亏损严重，到了不得不停产的地步。

　　不过名字有着好彩头的三星公司，在1945年获得转机，李秉喆迎来了他人生的重要贵人：从美国回国的李承晚。

　　1945年10月，李承晚乘坐着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的专机抵达汉城，不久便来到了大邱市视察。大邱市举办了工商欢迎会，李秉喆位列其中。由于常年在美国居住，此时的李承晚在国内政治资源并不强，因此他也迫切希望获得企业家的支持。在晚宴上，李承晚拍着李秉喆的肩膀，一番夸奖之后便盛邀李秉喆到自己汉城的住处梨花府来坐坐。

　　李秉喆的父亲李赞宇，跟李承晚是旧相识，两人都曾是韩国独立委员会的委员，因此对于这位故交的儿子，李承晚十分看重。

　　1947年李秉喆来到了汉城，数次到李承晚处拜访。一年后，李承晚当选南韩建国后第一任总统，并在此后的第二三届中获得连任。而李秉喆也在1948年建立了自己新公司“三星物产”，继续从事国际贸易，将战后必需品大量进口到国内。公司运营一年后便达到了同行业第七位，随后更是在1951年实现了净资产当年增长20倍的奇迹(当年通货膨胀率为530%)。

　　然而，李秉喆很快便意识到战争总会停止，贸易的咽喉很容易被出口国遏制。因此，他做出了三星集团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转变，聚焦“产业进口替代”，推动贸易资本向产业资本转化，从贸易业向制造业转型。

　　1953年三星集团建造了韩国第一家大型制糖企业，第二年又成立了“第一毛织株式会社”，推动糖业、毛纺织业国产化。进口替代需求非常显著，1956年韩国对糖的进口量便从最初的100%，下滑到7%，三星则占据了国内9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1960年第一毛织的资本也从最初的1亿韩元增加到了30亿韩元，更是在1957年时被李承晚题字“衣被苍生”。

　　此时三星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力不断加大，李秉喆也已经家喻户晓，他也多次强调“不是三星公司的董事长，而是国家的董事长”，俨然是陶朱公和范仲淹的合体。不过跟历史上所有的“红顶商人”一样，政治靠山的倒台会带来灭顶之灾，胡雪岩盛宣怀遭遇过的，李秉喆注定也要遭遇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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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爆发了“4.19革命”。李承晚被迫退出选举，流亡美国。作为和李承晚联系紧密的三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事变冲击。

　　先是三星集团下属15个会社，因为涉嫌非法敛财遭到当局调查。在法庭上，李秉喆承认了偷税的事实，但是也指出“现行的税法是战争时期的产物，税率高达利润的120%，如果企业不偷税漏税就无法生存。作为政府，应该制定合理的税收制度，不能一有运动就拿企业偷税漏税说事。”

　　然而，此时的舆论非常不利于三星等财阀，李秉喆只得补缴了50亿韩元。更为难堪的是当局官员均以“不与非法敛财者会见”为由，拒绝了李秉喆会面要求。缺少了政治资源的李秉喆，经济活动也大受阻挠，只能暂别首尔来到东京排解郁结。

　　1961年，少将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包括三星副社长在内的11名涉嫌非法敛财的企业家被监禁。李秉喆也被军政当局敦促立即回国，日本政府也发出了驱逐令，因此，他不得不带着对时局动荡的迷茫、前途未卜的恐慌，返回国内。在回国前，李秉喆致函朴正熙当局，表达了对军政局“保护人民财产”的感谢，以及 “为解决国民贫困，献出全部财产”的心愿。

　　回国之后，李秉喆受到了朴正熙的接待，他陈述了企业家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朴正熙并不懂经济，但他清楚军政府需要赢得国民的承认和支持，而得到老百姓的支持，首要的就是让他们有吃有喝，生活改善。因此，朴正熙也将经济发展列为首要任务，颇为认可李秉喆的说法。

　　1963年朴正熙当选韩国总统，直到1979年10月遇刺身亡，其执政生涯长达18年，因此，朴正熙对李秉喆的好感，对李秉喆而言，真可谓是不幸中的万幸。朴正熙当选总统后，邀请了李秉喆来到青瓦台，拍着他的肩膀说：“李社长，现在起就不要回避了，大胆构思新项目，积极参与经济建设吧”。

　　这些年的动荡，李秉喆已经颇有灰心，生怕成为韩国的胡雪岩。但听着这些话，李秉喆仿佛看到了当时迎接李承晚的那个晚宴，内心逐渐开始澎湃。然而，他没料到，回国之前那封“为国家献出全部财产”的表忠信，很快就得到了应验。

　　李秉喆一直有开办一家大型化肥公司的设想，在得到朴正熙的首肯后，便在1965年开始筹建化肥厂。然而就在工厂即将完工之时，一场一年之前发生的走私案件，却被某些不明势力重新翻出来，向三星集团发难，建设化肥厂的巨额资金也被认为是走私所得。一时间，媒体圈、政治家、检察院轮流向三星集团开火。

　　时任韩国中央情报部部长金炯旭更威胁李秉喆说：“把韩国化肥厂所有的股份都捐了吧，如果你不愿意，我们将无法保证你全家在国内的人身安全。”

　　深知进退的李秉喆当机立断，把这座耗资数十亿韩元和4000多万美金的化肥厂捐献给国家，才将风波逐步平息。 在切身感受到了红顶商人的脆弱性后，李秉喆为三星集团确立了“与政府不可近，不可远”的原则，给日后“流水的政府，铁打的三星”这一现象奠定了基础。

　　送掉了化肥厂的三星，再次面临着发展方向的选择。另外，尽管实力雄厚，但三星的影响力只局限于韩国国内，为了能够在更高舞台上发挥能量，李秉喆在1960年代末期决定向高科技行业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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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元旦，穿着朝鲜长袍的李秉喆来到三星总部大楼，与三星各分社社长一起欢度元旦。在大会上，他宣告说，世界将迎来科技时代，三星必须紧跟时代潮流，进军高科技产业。

　　从一家贸易和工业企业，变成一家高技术企业，技术研发是个难题。为此，三星选择跟日本高技术公司合作。在1969年，三星集团陆续跟日本三洋、NEC等组建合资公司，投资两千万美元，建设一个以研发和生产集成电路、电视显像管为主的大规模电子工业基地。

　　在合作之初，三星主要为三洋公司贴牌生产电视机，日方对生产技术严格保密。技术封锁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为此，三星研发团队大量购买市场先进产品，从拆机器开始攻克技术难关，终于在1976年，三星独立开发出了韩国第一批彩色电视并随后出口巴拿马等国。

　　在这几年期间，韩国政府推行了“国退民进”的政策，三星化工、重工、精密机械(航空领域)、造船厂等子公司相继成立，三星多元化业务快速发展。但李秉喆并不满足于此。在1980年访问日本期间，他拜访了日本稻叶博士，得知日本政府亲自出面限制基础产业发展规模，而鼓励企业发展半导体尖端技术。李秉喆内心再次燃起了火焰，开始了生命的终极挑战。

　　1982年，韩国政府也意识到了半导体的重要性，出台了《半导体工业扶植计划》和《半导体扶植具体计划》等文件，全力支持半导体国产替代。因此，在经过三年准备后，1983年秋季，三星集团开始了半导体工厂第一生产线的建设。当时气温寒冷，水泥还没流出就冻住了。为此，不得不在旁边加个暖风机配合施工。然而，三星面临最大的问题依然是技术封锁。

　　美国镁光曾表示将以400万美元的价格向三星提供较为落后的设计图纸，但后来以偷看文献为借口反悔，并将三星方面人员赶出了镁光。而日本夏普连工厂的面积等基本数据都拒绝提供，三星员工只能通过自己的脑子记住某些细节，类似工厂生产线宽为30步、长为222步等。

　　为此，一方面韩国政府积极号召海外人才回国建设：后来担任三星信息通讯部长官的陈大济，当时在英尔特工作，在接到三星邀请后，放弃了英特尔的加薪支票，断然回国。另一方面，三星也不断从日本半导体公司高薪挖人，为此，日本NHK还拍了一个关于三星窃取东芝半导体技术、人才的纪录片。

　　经过努力，终于在1983年底，三星成功研制了64K的DRAM芯片，这个消息震惊了美国和日本。为此，各厂家开始大幅降价打压三星。很快，三星集团出现了亏损。但李秉喆在进入DRAM行业时已经想的非常清楚，这是一个质控、规模取胜的行业，赶超中的亏损不可避免。因此，他带领三星继续建设生产线，256K芯片也随后研制成功。

　　韩国民众一边对三星的技术突破送来称赞，一边又对其近千亿的亏损高调唱衰。

　　所幸在1987年，芯片市场回暖，三星以规模和成本快速响应，扭亏为盈。亏损没有压垮三星，病魔却先压垮了李秉喆。1976年李秉喆被检查出胃癌，在日本做了治疗手术恢复了健康。1986年，李秉喆持续高烧导致肺部也发生了病变，但此时他的身体已经经不起折腾，在医院接受一年多化疗后，于1987年11月19日，停止了呼吸。

　　1979年朴正熙遇刺，随后上任的韩国总统全斗焕、卢泰愚仍是朴正熙派系，这几届政府都和三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到1993年时，三星集团已经成为了“大而不倒”的企业，政治各派即使有斗争，也只能对三星伤其毛发却不动其筋骨。因而，李秉喆缔造的三星集团在政府、市场的哺育下，越来越庞大，在“技”的道路上也越来越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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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7年，李秉喆的三儿子李健熙成为公司的接班人，但此时留给他的只是公司所有权，而运营体系则完全保持了其父亲时的特征，很难调动。于是，李健熙开始对拥有实权的秘书室进行改革，隔三差五便来一次小变动，每次更换为自己人。直至1993年，李健熙一共任命了217名董事，三星集团真正进入了李健熙时代。

　　地位稳固的李健熙认为三星集团病魔缠身：三星电子癌症晚期，三星重工营养不良，三星建设糖尿病症，综合化学先天畸形，三星物产是先天畸形又癌症晚期，只有三星生命相对经营良好，却有虚假合同。因此，他对三星集团开始了一场“除了妻儿，一切都要变”的改革。

　　在产品质量上，李健熙也学起海尔张瑞敏砸冰箱的壮举。1994年，三星集团高管及三星电子所有员工都来到了三星电子工厂的操场上。操场中央是堆成小山的无线电话机、传真机、手机等产品。一声令下，10多名员工抡起手中的锤子狠狠地砸了起来，随后一把火将残次品烧尽。这场大火，燃起了员工的斗志，也将品质至上的理念重新灌入公司。

　　李健熙的改革成效显著，三星集团盈利从1987年的2688亿韩元，上升到了1994年的1万亿韩元，但甜蜜的日子并未持续多久。

　　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韩国经济和三星集团均遭遇重创。整个三星集团亏损22 亿美元，三星电子亏损6.6 亿美元，负债高达160 亿美元，负债率85%，濒临倒闭。在“强力总裁”尹钟龙的领导下，三星裁员30%，出售了120多个非核心资产，负债率到1999年下降到55%，成功渡过危机。

　　重生的三星，将全部精力扑在了数码产品，先后在国内成立了20多家、海外成立了10余家研究机构，每年都将营业额7%以上资金用于研发，这些资金很快转化为一项项专利和世界第一：从1999年开始，三星成为了专利登记件数最多的十大企业之一，2002年，三星销售额占世界第一的产品比率高达24.5%之多。

　　其在面板领域的“反周期投资”堪称经典：三星利用液晶行业的低谷期，大量招揽失业的日本工程师，并疯狂扩建生产线。从1990年-1994年，每年亏损1亿美金，到1998年，三星的出货量已据全球第一，另一家韩国公司LG也名列第二，韩国公司在面板行业，彻底打败了日本。

　　凭借这些“经济战”的胜利，三星在2002年市值超越日本的索尼，完成了对日本最卓越公司的超越。

　　在半导体领域，三星不仅横扫日本对手，更是凭借着存储芯片，在2017年超越美国Intel，成为全球半导体领域的老大。而在韩国国内，也流传着这么一个说法：一个韩国人一生离不开三件事，即死亡、税收和三星。一家私营公司，能够在本国内外建立如此大的影响力，恐怕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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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的崛起，是一个典型的“贸工技”之路：从进出口贸易起家，积累第一桶金后进军工业，最后坚决拥抱高科技行业，凭借着对研发的疯狂投入，和对行业周期的精准把握，陆续在彩电、面板、芯片、手机等行业逐一击败日本竞争对手，崛起为全球制造业龙头。

　　从这个角度看，三星对日本对手的经济战成果，要远比大半个世纪前用手枪、匕首和炸药所取得的成果大的多。

　　1932年4月的那场惊天爆炸，仍然未被遗忘。白川义则当时沾满鲜血的衬衫，现在仍在日本靖国神社里“游就馆”内供奉，而在尹奉吉动手的虹口公园内(现已改名为鲁迅公园)，中国人修建了一座占地8500平方米的梅园，用以纪念这位韩国抗日义士，园内一座纪念馆，更是直接取自尹奉吉的字：梅轩。

　　参考资料：

　　[1].《三星帝国》，于文心，2014年

　　[2].《三星浴火重生》，金成洪、杨国纲，2005年

　　[3].《别谋杀你的梦想》，朴恩梦、张美华，2012年

　　[4].“三星与韩国总统“相爱相杀”60年”，2017年

　　[5].“三星芯片发展史的启示”，权小星，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