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是历史文明古国，也是阿拉伯世界“领头羊”。对西方大国来说，要想实现称霸中东的战略目标，绝不允许埃及成为独立自主的地区性大国，而是想方设法使埃及保持弱势和依附状态。为诱导埃及走上有利于西方的发展道路，美国致力于推动埃及“民主化”，并在2011年参与策动“1·25革命”。然而，这场带有“颜色革命”色彩的非暴力革命，最终将埃及从人间带入地狱。这一教训值得汲取。

一、为推动埃及“民主化”提前布局

诱导埃及走“民主化”道路，是从制度上削弱埃及的釜底抽薪之举。1952年纳赛尔带领“自由军官组织”推翻法鲁克君主政体，建立起具有较强资源汲取和分配能力的威权政体。这种政体强制能力、汲取能力和分配能力很强，很大程度上帮助埃及强化了“阿拉伯世界领头羊”地位。穆巴拉克时期埃及国力走下坡路，“失之在政，而不在制”，过错并不在威权政体本身，而是当权者背离广大劳动群众。美国从削弱埃及的战略需要出发，恰恰将埃及的威权政体视为眼中钉，将推动埃及“民主化”作为政策目标。

美国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等非政府组织，在埃及积极推进民主化改革。该机构花费在推进埃及民主化方面的开支每年约2000万美元。20世纪90年代前期，这些援助大部分集中在法治和公民社会领域；90年代后期，重点资助治理和媒体。在埃及表现活跃的FFF和NED等美国非政府组织，也利用一切机会攻击埃及的集权官僚体制。

美国还通过资助埃及的研究机构，促使埃及接受民主化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资金覆盖了埃及国内所有研究领域（公民社会、妇女、人权等），以及部分国际和地区问题领域。著名的“金字塔战略研究中心”也受到境外资金资助。一些小型智库，如“埃及经济研究中心”、“民主发展集团”等，大部分资金来自“美国国际开发署”、“福特基金会”、“阿登纳·艾伯特基金会”、“国家民主基金会”、“国家民主研究所”、“国际共和研究所”、“欧洲人权委员会”等境外组织。“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些研究机构接受西方资助后，主动或被动地接受并传播西方的观点和主张，使之日渐渗透进政府部门和意识形态领域。

“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将“推进民主”作为根除极端主义的关键。2002年，小布什政府实施“中东伙伴倡议”(MEPI)，在中东大力推进民主，将推进民主的资助额度从2000年每年5亿美元，增加到2005年的20亿美元。其中埃及是美国“民主改造”的重点对象。2008年，兰德公司对美国在埃及推进民主改革进行了具体研究，认为美国应鼓励非政府组织为改革者提供培训，并帮助改革者获得和使用信息技术，美国信息技术公司应帮助改革者的网站运行良好，并投资发展网络匿名技术，以逃过政府的监控。奥巴马上台后，虽然大幅降低“中东民主改造”调门，但保留了“中东伙伴倡议”，其入主白宫第一年就为该项目增加了6500万美元预算。

在美国等外部势力长期支持下，埃及非政府组织数量不断增加。据2008年埃及人权发展报告（EHDR）统计，埃及非政府组织逐年递增。1964-1973年间，年均新增316个非政府组织，2004-2006年间年均增加850个。到2007年，埃及非政府组织已达21500个。另有统计显示，1900年埃及非政府组织数量仅为65个，1925年增至300个，1960年有3195个，1976年有7593个，1990年增至12832个，2008年又翻了一番，达到26295个。这些非政府组织看似安分守己，人畜无害，但其一直静悄悄地传播民主化理论，不断侵蚀埃及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最终为2011年埃及政坛剧变及后来向“民主化”转变铺平了道路。一旦国家出现动荡，这些非政府组织便乘势而起，推波助澜，充当了“颜色革命”的急先锋。

二、“关键时刻起作用”：非政府组织参与策动“1·25革命”

2011年1月25日（这天是埃及“警察日”，用于纪念1952年在抗英斗争中牺牲的警官），埃及青年人在开罗解放广场举行反政府抗议，要求穆巴拉克下台，经过短短18天的非暴力抗议，执政长达42年的穆巴拉克政府最终被推翻。这场运动后来被命名为“1·25革命”。

这场“革命”看似是无组织、无纲领、无领导的“三无革命”，但种种迹象表明，埃及“1·25革命”与美国NGO的长期渗透及在民众抗议中的积极煽动直接相关。这其中，有两个非政府组织表现最为抢眼。

一个是“全国变革运动”（也称“卡法亚”）。该组织2004年11月成立。值得注意的是，“卡法亚”（Kefaya，意思是“受够了”)的名称、行动口号等，与在塞尔维亚接受培训的其他国家的反政府组织如出一辙。例如，在2003年乌克兰“玫瑰革命”中，反政府组织名叫Kmara，意思也是“受够了”，该组织同样受到美国非政府组织NED的培训。而“卡法亚”则是由兰德公司一手扶植。兰德公司与五角大楼关系密切，善于利用暴徒并煽动民众给美国的对手制造麻烦。

另一个是“四月六日青年运动”。该组织成立于2008年4月6日，最初是为支持和纪念埃及纺织工人大罢工而成立的。该组织成立不久，就受到美国的高度关注。2008年12月，该组织领导人受邀前往纽约，参加了由美国国务院举行的“青年运动联盟”会议。2009年夏天，“4月6日青年运动”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德尔曾与14名埃及和阿尔及利亚活动家一起，在位于塞尔维亚的CANVAS实习。他曾在拍摄的记录片中公开承认此事，并称经过实习，他熟悉了人群组织技术，以及该如何应对警方暴力（如何与警察和军人接触、如何相互保护等）。“四月六日青年运动”领导人向美国人承诺，要在2011年埃及大选前“推翻政权”。——这一承诺果然应验。

美国高官还直接出马，通过种种方式对埃及政局煽风点火。2009年5月，奥巴马访问开罗时，国务卿希拉里曾接待了一批在“自由之家”接受过2个月培训的埃及青年活跃分子。2011年“1·25革命”发生后，美国加大资助埃及非政府组织力度。据统计，2011年3月至6月，埃及境内非政府组织共接受了1.75亿美元的援助，这是此前美国援助总额的近3倍。2011年3月15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访问埃及，专程参观了开罗解放广场，以示对埃及“民主运动”的支持。埃及一名NGO领导人2011年2月坦承：

【“在埃及起义中，公民社会起了决定作用。从长远看，（这些组织）将是美国的永久伙伴。”】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鉴于西方资助的各种非政府组织在埃及政局动荡中上下其手，遗祸不浅，埃及政府最终在2012年2月黄包括19名美国人在内的43名NGO成员逮捕，并移交开罗刑事法院审判。这种前所未有举动表明，美国非政府机构在埃及剧变中卷入极深。埃及开罗大学教授拉万迪说过：

【“革命大部分动因是民众掀起的，但之后却被美国利用了。”】

三、瞬间天堂，漫漫地狱：“1·25革命”祸害埃及

有学者感叹：

【“革命意味着改变，但在阿拉伯世界的改变是摧毁性的，这些改变为地区国家塑造了新的敌人：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

埃及“1·25革命”就是如此。这场剧变并未使埃及像许多人预期的那样走向繁荣稳定，相反，埃及由此陷入几十年不遇的危机与动荡之中。

从经济角度看，这场“革命”使埃及经济陷入60年来最糟糕时期。2011年埃及民众起身抗议时，打出的口号是“面包、自由和公正”。谋求改善民生环境是最主要诉求之一。然而，埃及剧变后，经济路线依然如故，加上政权更替引发的安全动荡，原本脆弱的埃及经济雪上加霜，许多经济指标甚至赶不上剧变前的水平。一是外汇和财政收入持续减少。据埃及官方数据表明，埃及出口额逐年缩减：2012-2013年为270亿美元，2015-2016年已减至187亿美元。与之相伴，埃及外汇储备由穆巴拉克下台前的360亿美元，降至2015年底的164亿美元。分析称，埃及政治变局使该国社会倒退至少15-20年。二是失业问题加剧。2011年埃及动乱以来，大约4000家工厂关门，由此使就业进一步减少。埃及官方统计，失业率从革命前的9.8%升至2015年的12.8%。三是通货膨胀不断加剧。在开罗一些居民区，面包、小扁豆、大米价格涨幅高达80%，令中下层民众苦不堪言。四是旅游收入明显减少。旅游业是埃及经济支柱，占埃及GDP的12%，外汇贡献率超过14%，但埃及剧变使旅游业遭受重创。埃及许多著名旅游景点从游人如织变得门可罗雀。2016年2月24日，塞西在演讲中谈及埃及经济困难时甚至表示，如果对国家经济真有好处，他情愿卖掉自己，足见国内经济之困难。

埃及民主转型也“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转了一圈，又重新回到原点。2011年埃及的威权政体垮台后，埃及很快出现权力碎片化乃至“权力真空”。穆巴拉克下台后短短数月，埃及就涌现出近四百个政党，参加下院选举的政党超过50个，候选人超过6700名。党派间权力纷争此起彼伏，导致政治内耗和权力空转，进而引发安全形势恶化，恐怖势力蔓延。

2012年6月，穆兄会背景的穆尔西选举上台执政后，其推行的政策争议极大，导致支持与反对穆尔西的民众同时上街游行示威。穆尔西执政一年，埃及共发生7400多次民众抗议，相当于每天有二三十场。2013年6月30日原本是穆尔西就职总统一周年纪念日。当天，迎接穆尔西的不是庆典和鲜花，而是人数超过1400万的超大规模示威游行。阿拉伯媒体评论称，埃及就像迷失在大海里的轮船，没有船长、航员、航海设备及可供停靠的海岸，随时会陷入“国家崩溃”危险。阿拉伯人有句谚语：

【“60年的暴虐也比一天的混乱好。”】

持续的动荡使越来越多的埃及人开始怀念穆巴拉克时期，充分认识到“秩序是个好东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埃及军方强行罢黜穆尔西政府，重新回到威权政体状态，回到“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时代”。这不免让人感叹“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田文林，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本文首发于《大公报》2019.09.06 A24版，本文是完整版，作者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