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的抗议运动不想有任何让步。这场运动的目标是推翻新自由主义和皮诺切特（Pinochet）独裁统治的所有残余。

2019年10月27日，Movimiento Unidad Social在智利圣地亚哥（Santiago, Chile），奥希金斯广场（Plaza O'Higgins）举行的活动，示威者在抗议活动中为死者举手默哀一分钟。

本周末智利发生了恢复民主制度以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在圣地亚哥，超过100万人走上街头抗议右翼的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政府。

从本月初开始，人们对公共交通票价上涨感到愤怒，抗议活动的诉求很快扩大，人们要求改变养老金、医疗和工资等一系列长期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但是，随着抗议运动席卷国家的各个角落，人们的要求更加深入：抗议者开始要求制定新宪法，并对国家政治进行远比皮诺切特（Pinochet）政权更为彻底的改革。

当城市里响起1973年政变中被处决的阿连德政府支持者、社会党的歌曲作者维克多·哈拉（Víctor Jara）的声音时，我们正与圣地亚哥的参与者和政治活动家伊西多拉·塞佩达·贝卡尔（Isidora Cepeda Beccar）讨论智利的抗议运动。

记者：首先，你能告诉我这场抗议运动是怎么开始的吗？

贝卡尔：一开始是因为政府提高了公共交通票价。在智利，有一个公共交通专家小组负责管理这些调整。他们认为，这种特殊的上涨是由于石油价格上涨、消费者价格指数变化以及美元价格等其他因素造成的。所以他们提高了30比索的价格，这不是一个很大的数额，政府也没有预料到这会造成抗议。但学生们组织起来，开始鼓动人们不要付钱。实际上，这些高中生有自己另外的车费，所以涨价对他们一点影响都没有。

他们说“我是为我的家人做这件事”或者“我是为我妈妈做这件事”。他们试图打开地铁站，这样人们就可以不用付钱通过。这些抗议引起了一些问题，警察用催泪瓦斯进行了干预。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学生们受到影响——在车站或火车上的每个人都被催泪瓦斯攻击了。

抗议活动因此升级。上周五，混乱非常严重，地铁公司决定关闭一些车站。圣地亚哥一团糟。想下班坐地铁回家的人发现所有的地铁站都关闭了。我们从现场得到的信息很少。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人们开始攻击关闭的车站。一些车站疑似被纵火焚烧。

那就是政府那天晚上宣布紧急状态的借口。但是抗议得到了很多民众的支持。近几个月来，政府部长们发表了一系列声明，表明他们与智利社会中许多人正在经历的不安是多么地脱节。工薪阶层家庭通常不得不将工资的20%或更多的钱花在交通上。抗议活动始于低收入地区，那里的人们常常需要从自己的家走两个小时的路去上班。人们觉得他们活着全是为了工作，其他什么享受都没有。

这意味着抗议活动很快变得更加普遍。人们开始表达自民主回归以来一直隐藏的要求。他们谈到了个人养老金制度，人们可以靠体面的薪水工作一辈子，最后却发现自己陷入了贫困。卫生系统也是这样。国家基本上已经放弃了公共卫生体系，有很多好医生，但基础设施很少。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医生们甚至一直抱怨缺药。人们需要为基础手术等待三个月。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2018年有2.6万人因长期等待医疗而死亡。

这些都是人民深深感受到的不公正。他们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智利独裁统治后的体制实际上只让一小部分精英受益。媒体称智利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拉丁美洲的明珠。但大多数上班族在日常生活中看不到这种现实。这场运动不能确切地告诉你它想如何改变局势，但它显然要求改变。

记者：随着去年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án Piñera）的当选，智利出现了一位右翼总统。他的政府对这场运动有何看法？

贝卡尔：这场运动真正开始是因为皮涅拉没去搭理那些学生。但这并不意外，社会经常有小规模抗议政府措施的活动。政府认为“他们最终会感到疲倦，我们会继续前进。”当政府决定关闭地铁站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地铁站影响了每个工人的生活，然后政府又对抗议活动进行了如此强烈的镇压。

就在地铁站被纵火的那个星期五，属于能源公司Enel的另一栋大楼起火。我们不知道是谁放的火灾。这场火灾被政府当作证据，证明这场运动是由邪恶团体组织的，用他们的话说，是对“每一个公民”的攻击。这是一个错误——试图这么快就把话题从相当受欢迎的运动要求转移到妖魔化运动上。人们通过政府的这个反应意识到了政府是多么的脱离实际。

上周六，政府出动了军队，这是事件又一次升级在那个星期天，皮涅拉又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并说他是这场运动就像一场“战争”。他的原话是“我们正在与一个强大而无情的敌人进行战争，这个敌人什么也不尊重，谁也不尊重。”他没有具体说明敌人是谁，但不同的人都在对这些言论进行各种解释。他用混乱的幽灵和暴力的，有组织的人构成威胁的言论，避免了真正的问题——普遍的不满。

大多数普通人都觉得这是极端的。没有理由回避绝大多数人显而易见的关切。究竟是谁发动了火灾，目前还不确定，但人们认为总统正在制造一个不存在的怪物。现实情况是，愤怒和挫折积累了多年。人们一般不支持暴力行为，但这次许多人理解这种暴力。

为了应对这一威胁，让军队走上街头是非常重要的。智利军队的历史并不乐观。他们只对自己的人民采取行动。在街上看到军队是很吓人的，但是当军队在最近的政治活动中折磨和杀害你的人民时，情况就更糟了。

突然之间，街上出现了装甲车和坦克。它们在地铁站的入口处，在保护像沃尔玛这样的超市。宵禁实行后，在宵禁期间大多数人都回家了，因为他们不想知道如果宵禁被打破会发生什么。所有这些都增加了我们生活在牢笼中的想法。

抗议者与军队和警察都发生了冲突。官方数据显示有18人死亡，但是，如果抗议发生在宵禁期间，我们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现场也没有媒体。警方还突袭了人们的住宅，拘留了活动人士。共有3000多人被拘留。

本周早些时候，皮涅拉开始做出让步。政府扭转了交通费上涨的趋势，提出了一项他称之为“新的社会议程”，改革养老金、医疗保健和最低工资标准。但这不是实质性的。在智利，我们有一句谚语：“今日有粮，明日有饥”。现在的最低工资是30万比索（相当于414美元），他承诺提高5万比索（69美元），但这不会使任何人摆脱贫困。星期三，在他宣布这些让步后，我们举行了迄今为止最大的抗议浪潮。

此刻，人们有一种横向的理解，即周三之前发生的一切都不足以迫使总统倾听。即使在新自由主义体系和发展模式的基本前提下，这些抗议也不足以让他认输，事实上，这正是不平等的直接原因。据估计，仅在圣地亚哥，就有120多万人聚集在街头。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也参加了其他城市的活动。

这次示威游行的要求各不相同，但有一个主题：从总统辞职，到新宪法的提出；从对媒体的批评，到对警察和军队行为的指责。这场运动批评了政府迄今为止对冲突的处理，以及它的僵化。

记者：运动是如何发展的？它的规模明显扩大了…

贝卡尔：这场运动没有由某个领导人或某个组织来协调，而是社交媒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你会看到一个当地的女权组织，在facebook上发布了这个时候在一个广场上聚会的消息，然后这些信息会通过邻里分享。这些社交媒体帮助人们成功组织了在地铁站、不同广场的示威。运动规模逐渐扩大，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去往更大的广场。继而，上周发生了大规模示威。

人们对政府关于一切正在被摧毁的说法作出了回应。他们看到了火灾和有人抢劫的照片，所以他们组织起来保护他们的地铁站和社区。这也让人们走到了一起，这意味着政府的策略适得其反。这场运动已经蔓延开来——起初，它是在圣地亚哥，那里的地铁票价上涨。但到上周六，瓦尔帕莱索（Valparaíso）、康塞普西翁（Concepción）、特穆科（Temuco）、蓬塔阿里纳斯（Punta Arenas ）以及也发生了抗议活动，而且宵禁他们也继续抗议。该运动成为全国性的运动。

抗议中也出现了击锅示威运动（Cacerolazos），这是为响应宵禁开始的，人们从他们的公寓窗户发出砰砰的锅碗瓢盆声。这给你一种感觉，这场全国性的运动存在于每一个社区。当社交媒体号召每个人都配上维克托·哈拉（Víctor Jara）的一首特别歌曲《和平生活的权利》（The Right to Live in Peace）时，击锅运动也变得更加强大。

从圣地亚哥各地的人们家里听到维克托·哈拉的音乐真是太棒了。比这更进一步。随着运动的发展，你可以听到人们高呼“团结的人民，永远不会被打败！”“人民团结永远不会被打败！”那声音把你带到四五十年前，带到“人民团结阵线”（Unidad Popular）（阿连德执政联盟）的时代，但唱这首歌的人是学生，而不是那个时代的退伍军人。

记者：这些歌曲不仅在圣地亚哥，而且在整个国际左派都能唤起人们的回忆。在那个时代人们对智利的左派和阿连德政府曾有如此大的希望。而如今智利的左派对这场运动有何看法？

贝卡尔：这场运动引起的不满可以追溯到30年前，人们不仅对独裁统治的不满，而且是对所谓的“民主制度”也不满。在过去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左派（通过中间偏左的民主党，然后是社会党）一直掌权。

我们必须明白，执政的社会主义者不是阿连德的政党。我们的左翼总统里卡多·拉各斯（Ricardo Lagos）和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e Bachelet）都没有改变独裁政权的架构。他们只是想改进皮诺切特做的这个结构。他们继续走私有化的道路，同时制定社会计划，帮助那些跟不上市场潮流的人。现在，我们目前社会状态很大程度上是由所谓的左派官员所决定的。

自2010年学生抗议活动以来，智利共产党（the Communist Party in Chile） 产生了新一代领导人，像卡米拉·瓦莱乔（Camila Vallejo）和卡罗尔·卡里奥拉（Camila Vallejo）这样的人。他们很好，人们也曾在他们身上寄予很多希望。但当他们执政时，他们非常守纪律，支持政府的路线。我认为这使他们更难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批判性的声音。人们认为他们是与政府站在一边的。

智利还有一个“新”的左翼，一个被称为“广泛阵线联盟”（Frente Amplio）（译者注：此联盟于2017年初成立）的政党联盟，其中包括受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Podemos）影响的民主革命党，以及绿党、人道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等。他们在最近的选举中表现良好，在议会中有20个席位，但我要说的是，他们很难就示威活动发出明确的信息。在第一个星期六，议会就降低票价进行了投票，一些人说他们将参加讨论，另一些人则说，除非军队离开街道，否则他们不会参加讨论。这非常微妙。

广泛阵线联盟代表了新一代的政治家，但我不认为他们是“人民”。他们的言论捍卫大众利益，但他们中的政治家也是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还没有真正建立基层的群众基础。相比之下，共产党在低收入社区和工会的力量非常强大。他们在许多地方都有组织。在社会组织中，广泛阵线联盟的政治结构很差。但这是意料之中的，因为这个联盟是如此的新。

我认为，大多数左派没有预料到这些抗议活动，在某些方面，他们显示了左派与他们想代表的人民之间存在的距离。所以现在他们都在等待，想尽可能地参与进来，他们试图表明他们在倾听。在大规模示威之后，有很多人呼吁建立并参与自主决策机构：构造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空间（独立于政党），以精心规划人们的需求。其中许多号召都是政党之外的群众发起的，但我相信，共产党也会激活其基层组织，以鼓励民众参与这些活动。

记者：工会是否积极支持抗议活动？

贝卡尔：对。在智利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工会都是各自为政的，他们只对自己提出的要求作出反应。在这次抗议运动中，我们看到他们响应了广泛而普遍的要求。他们不仅是矿工的问题，或渔民的问题，或运输工人的问题。这些是关乎整个社会的问题。

周一，一些工会决定停止工作，加入示威游行。加入的工会包括采矿业等我们称之为“国家命脉”的重要行业。但看到地铁工人的加入也很有趣。在第一个星期五，他们工会的负责人谈到警察的镇压是如何使他们的工人在车站处于危险之中的。他们的诉求非常符合目前更广泛的抗议运动。

工会随后召集了一次大罢工，这场罢工与周三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同时进行。罢工者也支持本周末的示威活动。

记者：这场运动的前景如何？

贝卡尔：很难说，因为没有一个发言人能明确表达运动的要求。这场运动是非常分散的——所以，首先，我们必须先看看政府的反应。皮涅拉有机会提出改革方案以平息人们的愤怒，但他没有这样做。所以现在我们将看到它的走向。

人们不得不回去工作，过一段时间他们希望事情恢复正常。我确实认为，这场运动的制度形式如此之少是一种风险。在我看来，除非左翼提出自己的要求，否则从长远来看不会产生真正的变化。因为现在没有人能够说得很具体——例如，我们不能说这场运动想要提高X%的最低工资，如果政府同意，运动就能够宣布胜利。

很明显，这场运动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这个或那个具体的问题。它提出的问题直达根源。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一部新宪法。我们如今的宪法是智利新自由主义的遗产，可以追溯到皮诺切特和芝加哥男孩那个时代。要从根本上改变现状，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消除这些根源。我们需要制定新的游戏规则。

我们需要一部由制宪会议制定的，有各种社会代表参与的全新的宪法。这将赋予人民真正的权力，并鼓励人们迫切需要的一种参与政治和对政治空间作出社会承诺的新文化。今天的总统、议会、政党都不能代表人民的声音。他们这几十年都没有站在人民的立场说话，凭什么我们要相信他们呢？

【来源：《雅各宾》。译者：思思。原载微信公众号“proletr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