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实行内阁制，首相和内阁成员一般由国会议员担任，目前已经建立起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包括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在内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其国政选举主要包括众议院、参议院大选和地方统一选举。日本宪法和其他法律规定，只有在众议院选举中占有一半以上议席的政党才能组阁，若多个政党联合组阁，其议席总和也必须达到一半以上，通常情况下组阁政党的党首可自动成为政府首脑。所以，每当参众两院大选时，包括日本共产党（以下简称“日共”）在内的各政党、政治组织和无党派候选人无不给予高度重视，争取选民支持，以期赢得更多选票和议席，提升自身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并最终成为执政党来实现治国理政的目的。本文试图通过2008—2017年十年间日本参众两院选举中日共所获席位、得票数和得票率来分析日共对选举的认知、日共选举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剖析日共在日本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与发展趋势。

一、日本共产党对选举的认识及其选择

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与和平是革命的两种形式，暴力革命指无产阶级政党通过武装斗争去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和平革命指无产阶级政党通过选举赢得国会议席多数而取得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新的武器”。同时，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在论及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形式时，特别强调了暴力革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中的重要作用。选举是现代国家合法政党、政治组织和个人进行政治活动的普遍形式，是阶级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在资本主义社会，选举既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有效工具，又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长效机制，还是普通民众争取合法权益的有限手段。对于日本应采取什么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日共经历了“和平革命—暴力革命—争取和平革命—和平革命”等阶段的实践选择，目前已定位于通过积极参与日本国政选举，赢得国会议席多数成为执政党或参政党。

日共自1922年7月15日成立之日起，就高举暴力革命大旗，谋求推翻天皇专制统治，因此遭到政府6次血腥镇压。到1935年，日共中央领导成员除个别流亡海外，全部被捕入狱，党组织全部被政府捣毁，日共中央活动和有领导有组织的斗争全部处于瘫痪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共成为合法政党，其领导人野坂参三在五大上提出了“占领下的和平革命”论（野坂理论），认为在美国占领下，日共的革命目标可以和平地通过议会去实现。但随着冷战的到来，1950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发文批判“野坂理论”，认为该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毫无共同之处，是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理论，于是日共中央又提出了“占领下的暴力革命”论，认为和平革命已经失去了意义，在新形势下应通过武装斗争去夺取政权。但在美国占领军和日本政府的联合镇压下，1952年日共全国性的武装斗争宣告失败。这一期间日共党员人数从1950年的10多万人骤降到1952年的3万人左右，大选选票从1949年的289万张锐减到1952年的65万张，并失去了所有国会议席，由此带来了对日共影响深远的严重后果。一是日本政府以此为由于1952年通过了《防破坏法》，将日共等左翼组织和团体作为“恐怖组织”进行监视。虽然日共在党纲中早已删除了“暴力革命”这一提法，但日本政府认为日共纲领路线中还有暴力革命的影子，且日共与1945年8月15日以后的日本暴力活动有关，直到2018年日共仍被政府作为危害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嫌疑人”而受到警察部门的监视。二是日共由于将武装斗争思想强加给其他群众团体，使党领导的群众团体数量大幅下降，一些团体还与日共断绝了关系，直至今日仍在相互仇视。

1958年日共七大提出了“争取和平革命”论，即在革命方式上要准备暴力与和平两手，但争取用和平手段解决政权问题。1961年八大后，日共将革命方式从以暴力手段为主调整为以和平手段为主，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积极转向和平的议会选举斗争。在1970年举行的十一大上，日共明确提出了“人民议会主义”论，即通过选举赢得国会多数席位成为执政党，党的纲领路线已不再提和平与非和平两种道路的可能，而是认为在目前的日本政治制度下，通过选举获得国会多数议席、通过合法方式建立民主政府具有必然性。1994年二十大提出了“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民主改革”论，即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在资本主义宪法法律范围内对日本资本主义消极面进行改革，进而实现“人类共同社会”。

虽然资本主义选举等民主制度具有超强的欺骗性，“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自己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如此，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马克思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选举 “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已；虽然资产阶级选举内容、形式和途径多有变化，但以民主的名义来实现资产阶级统治的实质一直没有改变，美国著名学者熊彼特也认为，资本主义选举“并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统治”，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但是，资本主义选举有其历史进步性，它在法律形式上确立的人人平等等民主原则，消除了封建社会的个人特权，而政治权力的轮换制，打破了封建社会的血缘世袭制，这些都是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现代选举是靠选票来决定胜负的，当选者或多或少地会实施一些反映选民诉求的举措，有限度地提高他们的生活状况、缓和劳资矛盾、改善劳动环境、增加工资福利等，否则其执政就是不可持续的。选举还在一定程度上给公众提供了参政议政的可能途径和方式，有利于公众政治参与和政治监督，使其可以通过合法程序反映自己的意愿和要求，提高其参政议政能力，锻炼其议会斗争水平，给“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

日共认为，在日本这样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革命政党利用现有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开展选举斗争和议会斗争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十分重视暴力革命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但他们发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选举制度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积极作用时，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提出把普选权“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的工具”。他们还认为，在普选制和议会制有了发展，工人阶级占人口多数的情况下，如19世纪的美国和英国等国，通过选举取得国会多数来实行变革是可能的，“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多得多”。为此，日共认为，在新的发展时期，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可以而且必须利用资产阶级普选权等民主原则和机制来教育、组织和动员工人阶级，以维护本阶级的合法权益，达到自身的目的。

日共二十二大报告还首次谈到了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认为“资本主义不是外部强加给人类社会的错误制度，而是在必然中诞生、又在必然中被超越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一方面对劳动者进行剥削，另一方面又对生产和分配进行了社会规制和介入，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从而推动了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早在1970年十一大报告中，日共针对敌对势力和部分民众对日共取得政权后要“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攻击和疑虑时指出，资本主义的民主成果将会被继承和发展，因为这些民主形式和内容不仅是资产阶级的发明，而且还是广大劳动群众的创造，“维护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权利，当然是党和工人阶级的任务”。

二、日本共产党员参与选举的状况与议席不足原因分析

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到2017年这十年间，日本共举行了七次大选，其中参议院三次、众议院四次。下面我们主要从自民党、民主党、公明党和共产党四个日本主要政党执政或在野情况、参众两院议席数、参众两院得票数、参众两院得票率四个维度来分析日共在当前日本政坛中的地位。

从表1我们可看出，2008—2017年，除民主党（2016年前党的名称为民主党，2016年后短暂改名为民进党，2017年从民进党中分出立宪民主党，2018年后民主党与日本希望之党合并组成国民民主党）在2009—2012年执政外，其余时间都为自民党执政，公明党从2012年起参与自民党政府联合执政至今，只有日共是唯一没有执政经历的政党。所以每次选举时，自民党总是攻击日共没有执政经验，这样的政党上台执政不知会将日本带向何方。对保守的日本国民来说，与其说选择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的日共，还不如选一个虽然不好、但可以预期的自民党，这样的认识也使日共参与选举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

十年间，日本进行了四次众议院选举，自民党除2009年败北外，其余三次大选都是大胜，而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除了在2009年大胜外，其余三次都是大败。日共获得议席最多的是2014年21席，完全不能与自民党近300席相比，与民主党所获议席最少的2017年54席相比，也差33席。可见，在众议院，即使日共十年所获议席相加共50席，也比不上自民党和民主党在这十年中任何选举年所获得的议席数。

由表3可知，这十年日本共进行了三次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席位除2010年不及民主党外，其余两次都超过了参议院议席总数的半数，如果加上公明党席位，执政联盟在参议院的议席数超过2/3，而所有在野党议席数相加都不及执政联盟。日共目前在参议院的势力与众议院一样，虽排在自民党、公明党、立宪民主党、国民民主党等政党之后，是国会中的第五大政党，但从绝对数看，日共议席既无法与执政的自民党相比，也无法与主要在野党比肩。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4月24日，日本民进党和日本希望之党决定重组新党“国民民主党”。国民民主党现拥有39个众议院席位，23个参议院席位，在参众两院所占议席仅次于立宪民主党和公明党，是参众两院第二大在野党。目前，日本参众两院形成了三角架构，即“自民党和公明党”“国民民主党”“立宪民主党、日本共产党和社民党”。从意识形态看，前者为保守偏右，后者为左，中间为中偏左。不难看出，日本政党政治格局是“一超多弱”或“一党独大”。从价值观看，日本政坛是“保（守）强革（新）弱”的局面，而不是日共所认定的目前日本政治形势处于“自共对决”的态势。

表4中，由于我们无法采集到2009年日本第45届众院选举相关数据，只能从2012、2014、2017这三年各主要政党的得票数和得票率进行分析。无疑，自民党得票数和得票率都是最高的。日共得票数和得票率最高的是2014年，即使这样，日共也远远低于自民党最低时的得票数和得票率，同样日共也与最大在野党民主党的得票数和得票率存在相当差距，说明日共还没有得到大多数日本国民的认可。

从表5可看出，三次参议院选举自民党的选票数为两千万级，而日共只是百万级，得票率自民党高出日共25%。表明自民党在日本国民中有较高的支持率，而日共在国民中的认可度不高，直接导致其发展受限，表明日共与广大国民的关系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

综上，各政党在选举中的表现决定了其在日本政治中所处的地位，自民党这十年间的议席数、得票数和得票率远远高于其他政党，故从2012年起至今一直是执政党，而包括日共在内的其他在野党的议席数、得票数和得票率远不及自民党，说明在野党在短期内还无法撼动自民党的执政地位，而日共要成为执政党或参政党还只是远景。

总的来看，日共每次大选都举全党之力，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选举结果远不及预期。除了执政联盟实力异常强大外，还有如下主要内外原因困扰着日共参与国政选举。

1.全球保守主义泛滥，左翼势力仍处低谷

保守主义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指政治、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思潮，总体上主张社会生活各领域坚持传统的、既有的价值观，反对激进的、大规模的变革。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主要内容的保守主义泛滥引发了一股逆全球化潮流，其主要标志是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认为英国加入欧盟的付出多于回报，而特朗普更是认为经济全球化进程让美国利益受损，主张“美国优先”。这不仅对一些国家已经出现的反全球化等现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还导致了欧洲主要国家极右翼政治势力的抬头，推动了一些国家的宗教极端主义、民族主义等运动。经济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往往又与政治上的右倾保守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并对左翼运动和左翼势力造成极大的压力，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并至今难以真正复苏就是例证。

在西方主流国家政坛右倾化的影响下，日本政坛右倾化更不可逆转。经济上，当特朗普宣布退出“TPP”后，日本首相安倍迅速接力主导，与11国于2018年3月8日签署了贸易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CPTPP”。政治上，安倍誓言在任期内修改宪法，并扬言这是他一生的夙愿。自民党本身就是一个保守主义政党，且与日本左翼力量长期处于势不两立的状态，在全球保守主义泛滥的今天，更借机加大了对日本左翼力量的攻击。

目前，日本左翼分为传统左翼和新左翼。传统左翼指从战前存续至今的日本社会党（社民党）和日共，前者曾是日本政坛中唯一能与自民党抗衡的左翼力量，但在1996年改名为日本社民党后出现分裂并走向衰败。新左翼则指战后出现的不遵从传统左翼路线的组织，但这些组织不是人数极少，就是组织松散，且极易发生建立—分裂—解散（消失）—重组的事件。总的来看，现阶段整个日本左翼势力弱小，且内斗、无联合、各自为战。同样，日本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也处在萎缩状态。为此，笔者认为，除非日本国内或者国际形势发生特别重大的变化，否则日本左翼力量在短期内很难有复兴的希望。在这种情况之下，日共生存和发展面临着极大困境。

2.日共财力入不敷出，选举战线极度收缩

资本主义选举是被资本控制的，主要表现为对候选人的当选机会和当选者施政政策的影响，这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资产阶级的力量全部取决于金钱”，选举已经演变为金钱财力的竞争，只有具备充足竞选资金的候选人才有可能当选，资金不足的候选人只是加大资金充足候选人的选举分母，只是无形中增加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所谓的“广泛性”而已，而这又“成为政治性腐败发生的体制性原因”。西方一些国家还专门为此制定了法律，保障企业对候选人政治捐助的合法性，实际上就是以法律的形式和名义确立资本的特权，实现“钱权交易”的目的。

日共财政收入主要由党费、事业收入、个人捐款等构成，事业收入又由报纸、杂志等销售收入构成。事业收入在所有财政收入中占比最大，2017年为212.65亿日元。另外，按《政治资金规正法》和《政党促成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日本政府每年拨付给各政党一定数额的政党促成金，企业等团体可提供给政党和个人一定数额的政治献金，但日共一直拒绝领取，认为政治资金违宪，谁领取就会为企业团体等谋取利益，是日本政治腐败的根源，并声称日共是日本政坛财政最干净的政党，是日本所有政党中唯一没有政治献金丑闻的政党。日共财政支出主要包括从中央到地方党的专职工作人员工资、参众两院选举和地方选举、宣传活动、印刷出版、驻外国记者工资和房租等，2017年的支出为214.66亿日元。

近几年来，日共财政收入持续下降，已到了入不敷出的境地。原因是日共历来拒绝领取政府提供的政党促成金和接受企业等团体的政治献金，每年少收入几十亿日元。同时，党费收入和事业收入减少。2013年，交纳党费的党员数量减少了6.7%，《赤旗报》日刊订阅者下降了10.5%，周日刊订阅者下降了13.3%；2014年，交纳党费的党员数量减少了2.7%，《赤旗报》的日刊订阅者下降了7.3%，周日刊订阅者下降了7.5%；2016年，交纳党费的党员数量减少了5.2%，《赤旗报》的日刊订阅者下降了7.4%，周日刊订阅者下降了8.5%；2017年，交纳党费的党员数量减少了5.9%，《赤旗报》的日刊订阅者下降了7.2%，周日刊订阅者下降了9.5%。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日共财政确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财政收入的减少，又直接影响到日共的选举。2016年日共与民主党、维新党、社民党和生活党组成选举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其说是日共在许多选区主动撤下了自己的候选人，让位于民主党候选人，还不如说是日共无法提供足够的财力去支撑所有候选人，只能优先保障最有希望当选的候选人。当时日本民主党选举对策部门相关人士就指出，日共撤出候选人不是日共主动为之，而是由于日共占该党财政收入八成的党报《赤旗报》等业务收入日趋减少，于是得出“共产党无力在所有小选区推举候选人”的结论。民主党选举机构干部向党首冈田克也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促使日本共产党自己撤下候选人”，不要轻易答应与日共开展选举合作磋商的请求。

3.日本右翼土壤深厚，日共参选遭受压制

日本右翼历史悠久，战前就与年轻的日共尖锐对立，日共由于其强烈的反体制纲领和行动而被右翼斥为“国贼”，在政府对日共历次血腥镇压中，右翼都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右翼经过了短暂沉寂后，随着冷战到来，在美国占领军的庇护下又死灰复燃和借尸还魂，并不断发展壮大，与日本左翼力量势不两立，长期对峙。在1960年日本东京一次选举会上，就发生过日本左翼政党前社会党领导人浅沼稻次郎被日本右翼分子山口矢二刺杀身亡的事件。事实上，战后掌握日本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大多是新旧保守势力的代表，他们在战争观、历史观等问题上与日本右翼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在打压日本左翼问题上相当默契，一前一后，里应外合，互为借用。前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就明确提出，“必须把共产党在政界的势力限制到无足轻重的地步”。

保守的自民党在每次大选时，总是抛出屡试不爽的意识形态问题来攻击日共，说日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一样暴力，这样的政党上台执政，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专制、不幸和不自由。右倾的安倍在2016年的大选中，就攻击日共倡导的统一战线，说日共为了政权可以与不同价值观的政党“合流”，这样的政党是没有原则和立场的。在选举策略上，保守势力常常煽动日本国民对东亚政治格局的情绪，激发日本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来攻击日共。2016年，安倍抓住朝鲜发射导弹的时机，宣称日共与朝鲜具有相同的价值理念，很难想象日共在日本“国难”时是站在日本一边，还是站在朝鲜一方。

右翼与自民党一样，不仅对日共的指导思想、纲领路线、组织原则、经济社会政策等进行全方位攻击，还对日共领导人进行人身威胁；不仅利用苏联东欧问题来抹黑日共，而且还拿现有社会主义国家问题吓唬民众。久而久之，一些国民对日共产生了偏激的看法，认为日共虽然确实不错，他们理论先进，财政“干净”，工作积极，但一旦掌握政权就具有不确定性。每当进行选举时，右翼组织更是全体动员，扰乱日共选举宣传活动，撕毁日共竞选海报，袭击日共宣传车，甚至与日共候选人发生肢体冲突等，目的就是造成日共候选人不能全身心投入选举而招致败选。

三、日本共产党参与选举的对策与趋势分析

即使如此，日共面对每次大选，还是积极参与，争取最好战绩，他们主要采取了以下对策。

1.分析对手弱点，确立选举方略

国会议席是法定的，符合条件的政党候选人和无党派人士都可参选，这样日共不仅要与执政党，还要与在野党争夺有限的议席，当然主要的竞争对手是执政党。一般来说，日本众议院选举每4年举行一次，参议院每3年改选一半。每到大选之时，日共都要提前召开“几大几中全会”，主要就选举工作进行全面部署，分析选举形势，着眼对手弱点，提出选举策略、任务和目标等。不同时期的选举形势、选战焦点、选战议题、选举策略、结盟对象等会有所不同，但从总体上看，基本上是在野党对执政党政治、经济、外交、国防等施政问题进行批判，并揭露其执政能力和德行等问题；而执政党则在这些问题上进行自我辩护，攻击在野党没有执政经验和至今拿不出完整的切实可行的治国理政方案。

如2013年的参议院选举，日共定位于“真正开始发动反转攻势的选举”，批判安倍内阁践踏民意，主张实现“国民是主人公”的新型政治。此次选举，日共与上次大选相比席位增加，还时隔九年重新获得了参议院议案提案权。对此，日共认为，此次参议院选举的胜利意味着参议院的真正对决的轴心是自民党和日共的对决——“自共对决”。2014年众议院选举中，日共主张阻止暴走的安倍内阁，实现响应国民呼声的新型政治。这次大选日共议席大增，并获得了众议院议案提案权。日共认为，选举的胜利冲破了保守势力的“反共路线”围剿，打击了自民党保守势力。2016年参议院选举中，日共认为安倍内阁实施的政策与立宪主义、民主主义和和平主义背道而驰，倡导“废除安保法制，恢复立宪民主”，选举结果符合预期。2017年众议院选举中，日共不断追究安倍的森友学院丑闻和加计学园丑闻问题，主张打倒安倍内阁，齐心协力建立新型政治，但在议席数上却出现了大“退步”。

为了争取更多选票，赢得更多议席，成为执政党或参政党，日共强调国政选举必须集全党之力，建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选举对策委员会、后援会和“集票”组织，把竞选活动与扩大党的力量结合起来。党中央机关报《赤旗报》的主要任务是负责选举的宣传、报道等。日共强调，在制定选举政策、策略和选举过程中，必须反映国民的利益诉求，将选举活动多样化、具体化和日常化。候选人在包装宣传自己的同时，也要宣传日共的纲领路线，向广大选民阐述日共的理念、历史和作用，注重以选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选举活动。

2.广交选举盟友，建立统一战线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因此，无产阶级在解放运动中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日共认为，要实现在21世纪早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目标，必须建立统一战线。自2008年以来，日共主要以民主党为对象协商建立“在野党统一战线”，进而打破以自民党为首的保守势力对日共的包围，消除国民对日共政治主张的误解，改变公众对日共神秘化的印象。

自民党赢得两院大选，为安倍继续执政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自民党掌控参众两院话语大权，必然导致在野党逐渐丧失其功能，更有可能面临被日本政治边缘化的危险。为此，各主要在野党都有强烈的危机感，合作共赢成为他们的共识。于是，日共抓住时机，与各主要在野党探讨政治结盟的可能性。

2016年初，日共与社民党达成了建立以共同护宪为目标的统一战线协议，这是两个左翼政党“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一次”结成统一战线。面对大选，日共提出“自民党、公明党+拥护修宪势力”与“四大在野党+市民”两大阵营的对决方针，设想建立“在野党统一战线”的选举策略。2016年7月，民进、日共、社民、生活四大在野党就建立选举统一战线达成了共识。虽然执政联盟在第24届参议院大选中仍获大胜，但日共和其他在野党也实现了“共赢”，增加了议席。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认为，下届众议院选举时各在野党如能做到“相互让步”，日共仍计划不推举本党候选人，因为加强“野党共斗”接近了日共2015年9月提出的建立“国民联合政府”的构想，有利于扩大自身势力。日共为了表达建立“在野党统一战线”的诚意，首次邀请了民进党、自由党、社民党、冲绳之风的代表作为贵宾参加2017年召开的日共二十七大。

为了克服统一战线内部矛盾，日共又提出“一点共斗”策略，即各政党和团体如果整体上暂时达不成协议的话，那么可以先围绕某一具体问题展开合作，共同与安倍内阁作斗争。对此，日共加强了与在野党、无党派人士和广大市民以及保守阶层中的开明人士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并号召知识分子、文化人士、宗教人士共同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共同打倒安倍内阁，建立民主联合政权。

总之，日共认为，要解决党在参众两院议席过少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加强党的建设问题。日共明确指出2017年众议院选举“退步”是“党的力量不足”导致的。日共二十七大指出，当前日共党建工作面临四大问题：党员数量和《赤旗报》订阅者减少；党员老龄化问题严重；日共机关体制薄弱；没有充分发挥后援会的作用。这四个问题无非是“人”和“钱”这两个问题，前者解决的是发展党员的问题，后者是解决《赤旗报》发行量来增加财政收入的问题。为此，日共提出了两大策略：一是要求全体党员完整理解和准确把握日共的纲领、历史和理念，并坚决支持党的行动；二是将发展党员作为根本，同时扩大《赤旗报》读者。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在2017年12召开的日共二十七大三中全会上，提出要争取建立保质保量的强大政党。

发展党员，尤其是发展年轻党员是摆在日共面前最为迫切的问题。目前，日共不仅党员老化，而且干部也老化，其根本原因是吸纳年轻党员不够，由此带来的问题一是造成许多党支部成了老党员活动中心，活动不能顺利开展，生存面临危机，有的地方党支部名存实亡，这关系党的组织基础问题；二是造成党费收入减少，这是党财政收入困难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三是造成拥有342万会员的党的外围组织——后援会作用没有得到很好发挥，这就使日共有脱离广大群众的危险。虽然日本社会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求稳、怕乱、保守、不关心政治的“中流意识”是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日共又是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的政党，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加入日共确实有一定困难，但目前日本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和学生运动的再兴起，为日共发展青年党员提供了机遇。

日本工人阶级数量近年呈上升趋势。2013年日本除干部职员外的雇佣工人约5213万人，其中正式工人约3302万人，临时工人约1910万人；2014年日本除干部职员外的雇佣工人约5256万人，其中正式工人约3288万人，临时工人约1967万人；2015年日本除干部职员外的雇佣工人约5303万人，其中正式工人约3317万人，临时工人约1986万人；2016年日本除干部职员外的雇佣工人约5391万人，其中正式工人约3367万人，临时工人约2023万人；2017年日本除干部职员外的雇佣工人约5460万人，其中正式工人约3423万人，临时工人约2036万人。日本工人阶级队伍的发展壮大给日共扩大其阶级基础提供了新机遇，为其不断发展新党员、建立新职场支部奠定了基础。

另外， 2013年日本雇佣工人工会组织率为17.7%，2014年雇佣工人工会组织率为17.5%，2015年雇佣工人工会组织率为17.4%，2016年雇佣工人工会组织率为17.3%，2017年雇佣工人工会组织率为17.1%。不难发现，雇佣工人的工会组织率每年呈现下降趋势。同时，由于日本的主流工会是企业工会，且由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内的正式雇佣工人构成，而临时雇佣工人不能加入，这样就为日共在临时雇佣工人中开展活动提供了广阔空间：开展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维护临时工人的权益，甚至在其中组建自己的工会。日共二十七大决定，在广大劳动者中建立职场支部，并将其作为党的共同事业向前推进。

日共还适时地将青年学生工作和青年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吸纳到党内来。2015年日本参议院通过了《公职选举法》修正案，将选举投票年龄从20岁下调到18岁。日共认为，法律的修改，有利于年轻人的意愿在议会中得到反映，这是发展议会制度的体现。这样具有投票权的年轻人就多出了数百万人，争取他们的投票支持，应该也是日共的强烈愿望。近年来，因反对政府政策，日本青年学生运动再度兴起，日共给予了高度关注，青年大学生仅在2011年、2013年、2014年就分别举行了“反核运动”游行、反对特定秘密保护法的示威和反对安保法的游行等。2013年青年大学生还成立了反对“特定秘密保护法”的有志学生协会（SASPL），2015年，成立了有志学生协会后援团体——“追求自由和民主学生紧急行动组织”（SEALDs）等。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青年大学生举行的反核、反安保法、反对安倍政府的“暴走政治”等斗争，与日共在这些方面的主张基本一致。因此，日共若能根据大学生特点，在自身的纲领路线、斗争策略中反映青年的诉求，并找到与青年学生运动的结合点，就容易得到青年学生的认可。实践证明，日共在斗争中根据青年入学、就业、运动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政策，其中包括减免学生学费，让年轻人受平等教育，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等。这些政策和主张得到了年轻人的认同和支持，吸引了部分有志青年的加入。日共二十七大决定，加强对民主青年同盟的援助，建立民青班，发展学生党员，在校园建立党支部。从党中央到县、地区，系统地进行党和民青同盟的协商，具体探讨扩大民青同盟会员和建立民青班。

扩大《赤旗报》等期刊的发行量一直是日共党建工作的重点之一。日共主办的期刊主要包括党报《赤旗报》和党刊《前卫》， 以及月刊《经济》《学习》和《女性广场》等，目前发行量最大的是《赤旗报》，日报20万份，周报100万份，其他刊物发行量都不大。可见，日共传媒还只是处在传统纸媒阶段，且读者大都是党员，开设栏目还不能很好反映青年读者的需求，同时，没有自己的广播电视，这必然会受到新媒体的强烈冲击。所幸日共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拥抱电媒、互联网等新媒体：《赤旗报》电子版已于2018年7月推出，读者已达1700人，Twitter日共总部有52683位粉丝，日共领导人志位委员长有90572位粉丝，小池书记局长有80882位粉丝。相信随着日共党报党刊与新时代报刊发展特点相结合，与青年阅读特点相结合，将能够吸引更多青年读者。

通过对日共国政选举观察，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参与国政选举赢得议会多数成为执政党或参政党不仅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思想，而且还是日共基于自身惨痛教训作出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必然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必然战胜资本主义，但他们并不认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采取相同的手段”。而恩格斯提出：

【“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入新社会。”】

日本究竟会采取哪种手段实现社会主义，这只能由日本人民按照日本国情去摸索。“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曾经是英美两国的特殊情况的东西，今天至少在相当一部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多或少地成为共同的条件，因而用和平手段进行革命的可能性，已具有一个世纪前难以想象的广泛基础。”

对于日共来说，通过议会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但又不滑向议会主义是一个两难问题。虽然日共自成立至今从未赢得大选成为执政党或参政党，但这并不妨碍日共通过选举去赢得政权的道路选择。虽然日共要想成为执政党或参政党还有待时日，可这并不限制日共作为在野党在日本社会和政坛中发挥功能和作用，以及成为左翼力量的代表。

加强党的建设是日共增强党势、赢得大选的关键，但全球保守主义抬头，日本又是具有强烈保守意识和有利右翼生长的国度，其传统产业工人规模日渐萎缩，新产业工人革新意识尚待培育，消除国民对日共的误解还需漫长过程，自身势力弱小、财政收不抵支，日共在这样恶劣的国内外环境下，能生存下来成为发达国家最大的共产党组织已属不易，还要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员更会十分艰难。但这并不妨碍日共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发展党员，尤其是在临时雇佣工人和青年学生中发展年轻党员的决心。只有不断发展保质保量的党员，投票才具有规模效应，才可能增加议席。

建立在野党统一战线是日共成为执政党或参政党的重要策略，但现有统一战线的基础极其脆弱：首先，各在野党的价值观不同；其次，各在野党在推荐候选人问题上争吵不休；最后，最大在野党常常分裂重组，并且一些在野党和群众团体对日共成见太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6年大选时就认为，在野党统一战线是由不同价值观的党派组成的一群“乌合之众”，在具有政权意义的众议院选举时会立即破裂。因此，日共在2017年的参议院选举中提出了“在野党+市民”的策略，即日共不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在野党统一战线，还寄希望于获得其他群众团体和市民的支持。可以预见，日共将来的统一战线是“在野党+群众团体+市民”的模式。

参考文献：

[1]高洪：《日本政党制度论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2]张伯玉：《日本政党制度政治生态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3]孙立祥：《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年。

[4]〔日〕浜野忠夫：《時代を開く党づくり党建設の歴史·教訓もふまえて》，東京：新日本出版社，2008年。

[5]〔日〕山口富男：《新しい世紀に日本共産党を語る》，東京：新日本出版社，2003年。

【曹天禄，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深圳市人文社科重点基地党建与世界政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深圳  518055）。本文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授权察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