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萝卜头在白公馆内的唯一见证人李碧涛老人
中国江苏网5月22日徐州讯(通讯员 陈伯伟 任永达)今年82周岁的李碧涛老师是目前小萝卜头在重庆白公馆的唯一见证人。70年前，李老师12岁时被捕入狱，“当时是1947年的10月10号，我在学校里，正在准备演出的节目，白公馆的人找到我跟我说，我父亲被车撞了，快不行了，想要见我最后一面，让我赶快跟他走。我什么都没有带，只带了一本英语书，就跟他走了。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有，来找我的那个人让我拿件衣服，我跟他说，我明天还要上学，不用带衣服，我去看看爸爸就回来了。后来他们就把我抓起来了。在监狱里的时候冻得够呛，因为我被他们(特务)带走的时候才十月份，还穿着连衣裙，监狱里也没有过冬的衣服，后来还是小萝头的妈妈徐林侠徐阿姨用囚服给我改了一件棉裤，那个冬天我才勉强有了棉衣。”
被捕的原因
《小民革》报社是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后来报社被特务查封了。我的父母亲当时是《小民革》报社的主编和副刊编辑。父亲是主编，负责写社论的，母亲是副刊编辑，写妇女专刊的。父母被捕之前，我们一家住在新华日报社的一个院子里，几乎完全在特务的控制之下，后来《小民革》报社被查封之后就把我的父母关起来了，同时被捕的还有华西晚报社的六个人。
10月8号父母被抓之后，9号特务们在抄我们家的时候发现了我写的一篇悼念我们校长的文章《哭陶行知》，我妈妈在这篇文章上面写了一个眉批说：“这是我女儿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特务们就说我是个小赤匪，10号的时候就把我抓走了。当时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小赤匪，就被他们骗到了白公馆。到白公馆的时候，天都黑了，也没吃晚饭。当时我还在读初一，在重庆的盘溪中学。
在白公馆我母亲看到我的时候，她直接就哭了，她对抓我们的人说：“你跟我们过不去，关孩子什么事?你们把她弄来干什么?你们快把她给放了。”因为当时小萝卜头被捕已经七年了，一直没有出去。她觉得，我如果也被抓进去，这辈子可能也出不去了。当时白公馆就相当于死牢，楼上住着黄显声将军和我的父亲，是不许下楼的。楼下西边住的是女的，只有一间屋，东边全是男的。当时我一进女牢房，第一感觉就是臭，小孩的尿臭、臊臭。因为里面还住着一个产妇，有一种怪味，而且小孩子都在屋里尿尿。我进去之后感觉呼吸都很困难，真的是太难闻了。当时总共有五个小孩被抓，三个婴儿，加上小萝卜头和我。我跟小萝卜头稍微大一点，他当时已经7岁，我是12岁。我们五对母子住在西边的女牢房里。
第一次见小萝卜
我是在被抓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11号上午第一次见到小萝卜头的。小萝卜头见到我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跟我说：“姐姐，你来了不要难过啊。”我还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就只听见楼上有戴着脚镣走路的声音，走一步，铁镣就响一声。我就开始觉得不对劲，这大概是监狱。小萝卜头当时就跟我说，让我不要难过，这个地方是进的来出不去的。
我第一次见到小萝卜头的时候，他不是很高，脑袋非常大，两个眼睛很有神，很清秀，很瘦，穿着他妈妈用囚服给他改的灰色的衣服。他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很友善，言语里透露出来的是爱憎分明。只看外表根本不像是七岁的孩子，因为除了发霉的米饭，从小到大，他几乎没吃过别的东西。黄显声将军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给小萝卜头找了一些鱼肝油，他都没舍得吃，全都给我了，他说：“姐姐正在长身体，刚到这里也吃不惯这里的饭。”当时我也没有吃，后来全部又还给小萝卜头了，因为妈妈告诉我这些鱼肝油是黄显声将军专门给小萝卜头找来的。
白公馆牢房
小萝卜头曾经送给我两样东西，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个是一枚钉子，当时是没有纸笔的，小萝卜只有一只只剩一小段的铅笔，是黄将军给他找来的，但是他还要用来写作业。他就送给我一个钉子，让我用来在地上写字的。当时牢里还有一个叫王小华的小孩，他的爸爸王振华教我英语。那个时候，女老房只有两个成年男的可以进去，一个是小萝卜头的爸爸，一个是王小华的爸爸。当时我就用小萝卜头送我的钉子，在地上写单词，小萝卜头在楼上跟黄将军学习，我在楼下跟着王振华老师学习英语。
令我感到惋惜的是，王振华老师一家四口在1949年都被枪杀了。我是1959年在上海交大的时候，学校开展览会，我看到了王振华老师一家四口被枪杀后的照片。那是我才知道，教我英语的王老师已经被杀害了十年了。
还有一个就是男狱友们给小萝卜头画的一副小扑克牌，小萝卜头转送给我了。我跟小萝卜头经常用这幅扑克牌玩排宝塔，一张一张的摞起来，小萝卜头当时跟我说：“你要是能排到最上层的话咱们就可以出去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排到第五层以上过。非常可惜的是，小萝卜头送我的钉子和扑克牌，后来被大特务来搜查的时候收走了。
白公馆牢房旧址
监狱里的生活
当时在监狱里，除了没有纸笔，没有换洗的衣服，也没有洗澡的任何设备。我记得在里面，一年四季都没有洗过澡，没有地方、也没有水。吃的饭都是发霉的米饭，米饭里经常还有老鼠屎，而且味道都发臭了，而且每个人一碗都不够。所以当时大人都让着小孩子，我们小孩吃剩下了，大人们再分。更没有什么蔬菜，早上只有一点咸菜，中午只有那种喂猪吃的菜叶子，晚上直接就没有菜，而且晚上更惨，基本上是连粥都算不上的米汤。反正就是饿不死但是绝对不会吃饱的。
白公馆吃饭的饭厅后面有一个小卖部，小卖部里面卖锅盔，还有香烟。因为有的人家里往监狱里寄钱，他们就用这些钱买些锅盔，有时候还买点挂面、花生米。我记得，在里面吃过一次花生米，那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当时也不知道哪弄来的，可能是宋伯伯给徐阿姨弄来的，就放到五根芯里面煮，就放一点盐。那是唯一的一种外来的营养品了，我们就吃过一次。是宋伯伯弄来给徐阿姨和小萝卜头的，小萝卜头分了我一点。
我记得1948年的春节的时候，那个时候叫过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给我们吃了一次肉。也是在同一天，我被捕之后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父亲。他在楼上看见了在楼下的我，因为平时是不允许楼上的人下来，也不允许楼下的人上去。那是我被骗到白公馆后第一次见到我父亲，虽然父亲知道我也被关进来了，但是一直没机会见到我。当时白公馆里面有两个楼梯，一个通往楼下的女牢房，一个通往楼上的我父亲他们住的牢房。楼上的能看见楼下，每次门响，大家都会去看，谁进来了或者谁出去了。
小萝卜头母子单独住在一间棚子里
进白公馆的第一感觉就是臭，小孩的尿臭、产妇的血臭。当时我跟我妈妈坐在那里，都没有办法动，后来小萝卜头的妈妈徐阿姨，给我们送来一块白布，隔着门扔到我妈妈的床上说：“躺一会吧，休息一下，既然已经这样了，就安心的先待着。”因为这件事我妈妈永远都记得徐阿姨，当时第一次见面，互相都不认识，她就给了我们一块补了很多补丁的布单，让我跟妈妈躺在那块布单上睡了一晚上。
女牢房住了四对母子，有三个婴儿，非常哭闹，而且小孩的屎尿到处都是。徐阿姨身体不好，在里面睡不了觉，而且味道还很大。就在女牢房的门外面用木板简单的搭了一个小木棚。就一个单人床那么一点的地方，他们母子住在里面。我跟我妈妈进去过，徐阿姨和小萝卜头住在里面，一到冬天非常的冷，但是木板房有一个好处是顶上可以藏东西。徐阿姨的剪刀，小萝卜头送给我的小扑克牌也藏在里面。
红岩魂纪念馆烈士雕像
男牢房有厕所，女牢房是没有厕所的，只有一个马桶。当时是雇了一个看管我们的人的军属，每天晚上来倒马桶。有一次，看守人员比较少的时候，倒马桶的又来了，倒马桶每次都要经过大门口，然后到一个坡下面去倒，我和小萝卜头就跟着倒马桶的人后面，想要走出去看看。但是走到门口的时候，他们就把我们拦住了，小萝卜头看着外面的鸟跟我说：“我真想想那只小鸟一样会飞，那样我就自由了，就能飞出这个地方了。”
我跟小萝卜头聊天的时候，他就经常问我，学校是什么样的。我跟他交谈的内容，大多是跟我们的学校有关，教室啊、黑板啊、桌椅啊、同学啊、还有不同的学科、不同的老师……小萝卜头非常喜欢听我说学校里的事情。小萝卜头经常跟我说：“我真想去学校读书啊，我真想出去啊，我真希望有自由啊。”这是小萝卜头给我印象最深的事，他当时才七岁，一直很向往外面的生活，现在一想起他来我就非常的难过。
有一次，小萝卜头的妈妈生病了，经过狱友们的争取，被批准了去看病。当时徐阿姨已经病的很严重了。后来特务们就把她关在轿子里，抬到重庆小龙坎去看病，徐阿姨就把小萝卜头带上了，但是是被关在轿子里头，只能通过一个小窗子看到外面。他看到外面有棺材铺、路边上有土地庙，回来以后他就很高兴的到处跟人讲：“我看见路边的小房子里头有土地爷爷、土地奶奶。”能看到外面的世界，他真的很高兴。当时很多大人听见他说这些，都流眼泪了。这么普通的东西，他看见了这么兴奋。棺材铺，他都不知道是干什么的，还是后来人家告诉他，他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后来，我到重庆去的时候，到他们一家三口埋得地方去看他们，就想起来，他们连被杀害的时候连棺材都没有，真的让人很难过。
小萝卜头是在9岁的时候被用刀刺死的，死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看着他先被刺死然后又被杀害的。他们一家三口在戴公祠门口被杀害，然后被埋在戴公馆旁边一间警卫室的地下，三个人埋在很小的一个地方。就在警卫室的地下，挖了一个坑，把他们放进去埋起来的，上面还用水泥封起来了。后来政府把他们的遗体取出来送到西安的烈士陵园去了。还记得当时杨虎城将军的尸体就埋在外面的一个花坛里。杨虎城一家和小萝卜头一家，两家人被杀害之后都是没有棺材的。
小萝卜头的父亲宋绮云
宋绮云是个非常和善的人，被捕前是西安日报社的社长，但是他很和善，说话很温和，没有军人的阳刚之气，像一个慈善的老人。每次见面，他都对我和妈妈讲解在监狱里面的生存之道。“不要相信任何人，他们会套你的话，特别是不要提到你熟悉的人，你知道的朋友、同事、亲人，任何人不要说，因为一旦告诉他们，就会被捕。”这是他告诉我妈妈的一些话。还有就是，“在这个地方一定要学会忍耐，不要有消极的观念，有些人受不了就自杀了，一定要忍耐，因为你不是一个人在。”在渣滓洞的一个布告栏里写着，1947年十月十人民革案。任何反抗都没有用，整个报社被端了。当时我妈妈对跟她一块被抓的肖老头说：“要做硬骨头，不要做软骨头。”因为宋绮云伯伯告诉妈妈肖忠鼎想写坦白交代材料，让我妈妈好好嘱咐嘱咐他。每当肖忠鼎在院子里散步的时候我妈妈就隔着栏杆对他喊话说“不要做软骨头啊”。
我母亲后来能够被放出来是因为她没有口供，我母亲当时就说：“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是家庭妇女，我每天也就搓搓麻将做做饭。”所以最后就被放出来了。但是我父亲没有被放出来，因为他是报社的编辑，这没得说的。
当时他们写东西是不坐班的，就在家里。我们家里吃饭的地方一直放着一个小方桌子，上面放着麻将，来开会的人都是假装在搓麻将，等到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就在开会。开会讨论的都是新华日报社送来的消息、解放日报的新闻，分析国内的形势。
李碧涛老人两眼含泪诉说旧事
以下为采访实录：
中国江苏网5月22日徐州讯(通讯员 陈伯伟 任永达)今年82周岁的李碧涛老师是目前小萝卜头在重庆白公馆的唯一见证人。她出狱后参加抗美援朝，进入前线宣传队。回国后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进入航天部工作，享受教授待遇。
对徐林侠的印象
徐林侠阿姨当时只有40多岁，但是看上去就像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她有一个毛病就是浮肿，她的腿、手都肿。因为纳鞋底，她的手关节都有点变形，打不了弯。她在息烽集中营的时候，纳鞋底能有五毛钱。赚到钱就可以去买点挂面、买点锅盔给儿子吃。就为了挣这五毛钱，她每天都在纳鞋底。在息烽集中营的时候还有钱可以挣，在白公馆的时候就挣不到钱了。徐阿姨既会缝衣服，又会做鞋子，而且非常的善良，性格很温和。但是她很坚强，病成那样，也从来不当软骨头。对待特务，从来没有一点奴颜媚骨的样子。她教我母亲，也教给他儿子：“他们就是敌人，他们就是要杀我们的人，他们什么甜言蜜语都不能相信。”
所以我觉的我妈妈能够那么坚强，跟徐阿姨的帮助有很大关系。我妈妈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徐阿姨是很早期的共产党员。
小萝卜头子在监狱里面可以自由走动
小萝卜头在监狱里是可以自由走动的，可以上楼，也可以到男牢房那边去。只有他一个人，可以在白公馆四处走，因为允许他到楼上跟黄显声将军上课。
小萝卜头有两大贡献，第一个就是把黄将军那知道的国内形势，报纸上报道的东西，通过他一个人从楼上带到楼下给他爸爸，他爸爸在图书室里传给所有的男狱友，然后他爸爸再告诉我们女牢房，这样整个白公馆的人都知道解放军到哪了。因为他只有7岁，他有这个自由。第二个贡献就是，他能把政治犯的消息互相通知。例如有一个叫胡春浦的，跟我父亲一个案子的人，后来做了四川省统战部部长。他有严重的胃病，被抓之后吃不了监狱的霉饭，后来小萝卜头就告诉他妈妈“胡伯伯要饿死了，他痛的吃不了饭。”后来徐阿姨就把她剩下的一点点挂面住了一碗。用五根芯煮的，用我们晚上点灯的那个油，每天偷偷倒出来一点存起来，用五根芯把面用一个小搪瓷缸煮的。也没有放其他的东西，只有一点盐。所以胡春浦永远记得小萝卜头在他饿得要死的时候送来一碗挂面。还有就是，谁有情绪不好了，或者谁有什么事情了，他知道以后就告诉妈妈。
小萝卜头雕像
小萝卜头上课
小萝卜头只能上午去跟黄显声将军上课，拿着铅笔和草纸。下午就跟我在一起，我们两个就用钉子在地上写字。他用钉子在地上把今天的作业写完之后，再用铅笔抄到草纸上，然后第二天交给黄伯伯。下午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候会做作业，有时候就聊一些外面的东西。他没有上过学，对学校特别感兴趣，他问我学校读什么课本，都学过什么，他说“我一定要上学，这些人把我关起来，不让我学习，我一定要学习，像黄将军一样，什么都懂，好好学习，等到解放的那天。”我一想起他的这些话就很难过。
那个时候，小萝卜头只有一支很短的铅笔，用草纸写作业，连像样的本子都没有，更没有书包。后来的时候，黄将军给了他一个很小的练习本，而且他在练习本上画了一个画。黄显声将军希望他出去以后可以继承父辈的职业，建设新中国。跟小萝卜头说:“我一定要把父辈的知识都交给你，你一定要学好本领，学好知识。”黄将军还教他学习地理，教他看地图。虽然小萝卜头没有出去过，但是他知道中国地图，知道四川省，知道重庆市，知道我们待的地方叫白公馆，这些都是黄将军教给他的。
我没有见过黄将军本人，但是我见过他被枪杀以后的照片，身上好多子弹，七八个洞。
小萝卜头喜欢做的事
除了跟我聊天，他还喜欢到各个男牢房去串门。新来的政治犯，他都第一个去了解“叫什么?是干啥的?”每次有新犯人，都是他第一个去拜访的。所以说他这个小通讯员很有作用的，通过他我们第一时间就会知道又有谁被捕了，叫什么名字，哪来的。有一次，重庆大学有四个年轻人，野游的时候，误入了歌乐山，就不允许他们出去了，就被抓起来了。那四个学生被抓到白公馆后，小萝卜头知道了“来了几个小青年，瞎走走进来的，好傻啊。”
小萝卜头在狱中很受欢迎的，在电影《烈火中永生》方舒演的小萝卜头去安慰新来的政治犯的场景，那就是真实发生过的。别看小萝卜头才七岁，但是在集中营里，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妈妈把他教的很聪明，很懂事，敌我界限很分明，看守的人都是敌人，被抓进来的都是朋友。
收到家人照片后
小萝卜头家人的照片送进去是在我们入狱之前，在我们进去之后，小萝卜头的妈妈了解我们之后，跟我们成了好朋友，才给我们看了这张照片。因为后来她了解到，我们可能有机会会出去，所以她把这张照片给我们看了，她说：“你们以后如果出去了，到西安去找我的孩子，告诉他们我在重庆。”
但是我们出来以后，没能去，因为当时我们被要求：一不能离开重庆;二是不许告诉这些政治犯的家属他们在里面。写的信，必须审查通过以后才能寄出去。给亲人寄的信很多都收不到，只要是介绍在白公馆的情况的，就会被没收。决不允许对任何人说在白公馆的情况。比如我在中学里头，就被警告：你不允许对同学说有白公馆这个事。
渣滓洞监狱
白公馆与韩子栋
白公馆的建筑比渣滓洞好，房子是国民党一个白将军的房子，是两层的砖瓦房，在重庆随处可见。居住情况比渣滓洞要好些，渣滓洞里面全是木头的，后来被火烧掉了，而且门窗都是通风的。我没有见到《红岩》里面的江姐，但是我见到过韩子栋。韩子栋每天在楼下面跑圈，就为了有一天逃跑的时候有力气。韩子栋这个人非常谨慎，跟谁都不说话。
国民党负责买菜的人不肯劳动，就让韩子栋挑着担子跟他们去买菜。两个箩筐，把菜放在里面挑着。他什么话也不说，国民党特务很信任他，因为他装疯，别人都叫他疯老头。后来，他就利用出去买菜的机会跑掉了。当时徐林侠阿姨给他做了一个口袋，平时攒一些吃的东西放到里面，主要是锅盔，为有一天逃跑做准备。白公馆的大门是永远锁着的，韩子栋要出去，走小门必须经过梯子，经过女牢房，徐阿姨就趁这个机会把口袋给他了。
韩子栋头几回出去买菜的时候老装傻，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不管特务们在里面喝酒还是玩，他就在外面等着。就这样，特务们对他越来越放心，后来他就跑掉了。但是跑掉之后他也很辛苦的，好不容易讨饭跑到了解放区。解放区的人不相信他：从白公馆出来的，不是特务也是叛徒。
就像我，我在1984年入党的时候，组织上就对我考察很严格。所以后来，我16岁的时候，抗美援朝我就参军了。我要去证明自己，我的脑海里深深的印着那些烈士们的身影。他们一直活在我的心里，我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把自己的生命和青春都贡献给党的事业。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要向烈士们一样忠于党，忠于人民。
我一想起小萝卜头，就觉得我要做两份的工作，我要替小萝卜头完成他没有机会做的工作。所以不管是参军还是在工作岗位上，我要忠于党的事业，我希望烈士们的精神通过纪录片，能够代代的传下去。要热爱共产党的事业，要把中国变富强。那么多的烈士为了党的事业，为了人民，一家子都死了。我们没有任何不舍得的，我们要把我们的一生贡献给党的事业，要热爱我们的党，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平凡的工作做出不平凡的成绩，我们才对得起那些烈士。我一想起他们来，我就觉得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要把我知道的烈士的故事告诉别人。邳州让我去，我去了两次，跟韩子栋伯伯去了一次，后来我又跟宋振华、宋振镛兄弟俩又去了一次。给八路镇的中学、小学做了一个礼拜的报告。
我们就是想把烈士的那种精神传送给大家。希望大家不要忘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献出生命的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