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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沿“五四”道路构筑“知青文化 ”

纪念长沙新五四爱国运动7周年暨五四运动101周年征文登载 


沿“五四”道路构筑“知青文化 ”

李庆禄

  今天,是“五四运动”101周年纪念日和长沙人民发动的“新五四运动”七周年纪念日,必纪念之。

  当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人民找到了争取解放的思想武器,使中国革命进入了新阶段。在那新的历史条件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这场划时代的革命运动,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在这场运动中的左翼——因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年轻的革命知识分子即知识青年,如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等人,都深入到工厂和农村中去,与工农民众相结合,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中国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实现社会主义,从而把“五四”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运动向最高阶段推进,开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不仅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也是彻底地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运动,她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学为两大旗帜,掀起了文化革命的高潮。

  这场文化革命是在意识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五四运动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主要是在知识分子之间进行,五四运动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便逐渐与工农运动结合起来。这批与工农相结合的知识分子的革命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从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革命的“知青文化”在中国大地上萌生了。

  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凡是走过的弯路、歪路,都是因为我们党的某些领导人脱离广大工农民众,不愿意与工农群众接触,不顾中国社会的实际,不能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执行一条教条主义的路线而造成的,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为此,1939年5月1日毛主席在《五四运动》一文中说:“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中国革命没有革命的知识分子参加,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但“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同月的5月4日毛主席在《青年运动方向》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知识青年们和学生青年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做不到的。”“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标准,我认为是唯一的标准。'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自己结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是如果他明天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或者是反革命的了。”在同年12月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又指出:“知识分子在未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打成一片,在其未下决心为群众利益服务并与群众相结合的时候,往往带有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的思想往往是空虚的,他们的行动往往是动摇的。因此,中国的广大知识分子虽然有先锋和桥梁作用,但不是所有的这些知识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紧急关头,就会脱离革命队伍,采取消极态度;其中少数人,就会变成革命的敌人。知识分子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才能克服。”毛主席以革命的方法论告诫愿意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甚至痛苦的的磨练。”“你要先当群众的学生,集中群众斗争中的经验及其意见,反过来,又当群众的先生。应用这种革命方法论的前提,就是具有坚强的群众观点,充分信任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的正确,信任群众的将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毛主席应用这个方法论的最出色的典型之一。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要求“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应该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结合起来的必要。农民需要他们,等待他们的援助。”毛主席提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不仅是倡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理论依据,更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政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五四运动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前夕,美国务卿艾奇逊大势贩卖马尔萨斯人口论,攻击伟大的中国革命,污蔑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他胡诌:“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是人口太多,没有足够的粮食吃,中国人口多是一种不抗负担的压力。”而且攻击中国共产党即使夺取政权也无法使问题得到解决。毛主席痛斥这种谬论,指出:“中国革命的发生,不是因为人口太多,而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压迫和剥削。”同时毛主席科学地揭示了“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1949年6月30日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农民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没有农业的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1953年6月1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吃饭问题,实质是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土改后的农业仍然是一种分散的小农经济方式。这种经济方式并不是稳定的、持久的。他不仅不能抵御自然灾害,而且必然产生两极分化。历史会证明:一个人民共同富裕、国家统一强盛的社会是绝不会在一个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更不要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于是,从1953年开始,在试点的基础上,通过教育号召、示范和国家援助等办法,使农民自愿地、逐步由互助组走向农业合作社。合作化运动于1955年基本完成。这标志着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彻底改变了中国农村私有制经济结构和社会面貌,这种新的生产关系的转变增强了农民团结协作的力量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而且克服了当时即将出现的两极分化的倾向,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加强了工农联盟,有力地支援了国家工业化建设,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如何办好和巩固农业合作社,这不仅是农业经济管理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当时面临问题很多,其中一个普遍性问题就是缺少社主任、会计、记工员等。这时,毛主席在看到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在一个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后,为此写下按语批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农村去。”并发出“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毛主席这一按语和号召具有广泛持久的号召力,它不仅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范围内启动,而且成为以后20多年各地政府组织和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导思想和激励千百万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精神动力。

  在毛主席作出这一批示以后,与之相衔接的国家战略和部署相继制定与展开。1955年6月2日,中共中央转发团中央《关于苏联开垦荒地的一些情况的报告》,随之全国迅速掀起动员组织青年参加建设边疆的高潮。北京60名青年组成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黑龙江垦荒,拉开新中国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序幕。随后,上海、天津等十几个城市相继组织了青年志愿垦荒队,分赴江西等地开垦耕地。到这年底前后,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市组织了数万青年奔赴边疆、岛屿,参加边疆建设。1957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颁布的《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指出:“城市中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中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于是,上千、上万的中小学毕业生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满怀豪情奔赴农村、边疆,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他们的激情与实践,开启了过去从未有过的文化人当农民移风易俗新的历史进程。

  1962年全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4年中共中央第一次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纳入国家发展纲要。为此,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成为很有影响的党和国家行动,并列入防修反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政治战略的组成部分。从1962年秋到1966年夏,全国共有129万城镇知识青年奔赴农村和边疆。加上以前的众多的下乡、回乡的知识青年,总数近1300多万人。

  在知识青年中有一部分完全有条件升学、就业的,他们却放弃了升学和就业的机会,有的是在职干部和教师,主动立志将自己的青春和知识献给农村、边疆的社会主义建设。其中涌现出邢燕子、董家耕、侯隽等一批当时人人皆知的先进青年,笔者与落户在辽宁省开原县威远堡公社靠山大队的45名知青战友就是这支先进队伍中的一员。他们中的一些人受到毛主席的多次接见。当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成为一件十分光荣的事,已被社会所承认和赞扬,成为一种社会风范。豫剧《朝阳沟》被拍成电影后唱遍祖国大地,全国很多人都在传唱,掀起了知青文化热,充分反映了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行动的认知和赞扬程度。这是一场破除禁锢中国人几千年的孔儒“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传统的一场社会革命。在下乡知识青年中,还有部分干部子女,包括元帅、将军、老红军、部长、省市委书记、省长、市长、大学教授、著名民主人士的子女,他们是自告奋勇上山下乡的,他们是决心同工农子女一样以实际行动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继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在战争年代的关荣传统,要在艰苦的环境中锤炼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于是1968年、1969年两年内有近1300万在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并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的知识青年奔赴到祖国各地农村和边疆、反修前沿。直至1978年的十年间共有1700万知青走上上山下乡的道路。

  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从毛主席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批示为起点,党和国家在这期间形成了一系列指导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基本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展现了中国知识青年在继承了 “五四运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基础上,从成熟到发展的全过程,是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青年运动方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功的典型范例。

  文化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民族的灵魂。

  毛主席说:“文化才是中国的根本。”文化自信是对文化作用及其生命力、创造力、影响力的深度认同和执着理想信念。党让革命的知识分子到工农民众中去,参与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党要广大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融入到人民群众中,进行伟大的革命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其目的就是要改造中国的文化。青年人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承载者,他们在火热的革命斗争和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深切地了解中国国情,亲身体验中国革命艰难、劳动人民疾苦,在历尽同劳动人民同甘苦、共命运的艰辛后,他们担起时代赋予的重任。纵观中共党史就可看到知青文化与党史文化不可分割。知青文化是革命的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翻开中国共产党“党史文化”这一宝典,会清晰地看到:只有读懂毛主席和全国人民共同撰写的中共党史,才能读懂毛泽东;只有读懂毛泽东,才能读懂今天的中国。一位身居高位的资深老共产党员告诉笔者说:“毛泽东是中共党史中与工农相结合最优秀的知识青年。”“如果没有当年毛主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与工农相结合的战略决策,今天就不会有你和习近平这些人,就不会有今天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的党和国家虽然在十八大以前的35年中犯了颠覆性错误,而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大厦并没有倾覆,就是因为有你们这些知识青年作为中流砥柱。”笔者在广袤的科尔沁草原上曾见到众多蒙古族牧民,他们说:“没有与我们牧民、农民同甘共苦、共同奋斗、心连心的人是不能担任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的。我们老百姓心中是有一杆秤的。”

  毛主席,一个激情横溢的思想家,从做“知识青年”始就是一个身体力行的实践家,他终身都倾注了对中华民族和对人民的热爱。人民的愿望与毛主席的理想紧紧相连,是始终支持他奋斗求索的最强大的精神力量。

  如今,举国上下三个月的全党、全民抗疫大战,实质是毛主席在指挥这场战役,或说是由习近平同志亲临战场前沿阵地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指挥了这场决定人类命运的大决战,并取得了胜利。

  “知青文化”是毛主席为实现共产主义所奠定的坚实政治战略之一,已经载入党和民族的史册。让我们在新的时代起点上弘扬”五四精神”、“知青精神”、“中国精神,坚守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复兴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实现共产主义而努力奋斗!

   老知青李庆禄刚从原下乡的靠山村急回沈阳,于2020年5月4日晨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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