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18年6月，二十五岁的毛泽东从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结束了为期五年半的师范求学生涯。
在我们一般人的印象中，伟人是从来不迷茫的。他运筹帷幄、算无遗策，对自己的人生早已了然于胸。
毕业后毛主席应该目标明确，立刻投身革命事业，为解放全中国解放全人类奉献自己的一生。
其实不然，就像当今的毕业生一样，青年毛泽东也没有上帝视角，他也不能提前知晓人生剧本。
他同样面临人生的重大选择，也需要探索尝试，他同样也会考虑物质生存问题。
1918年7月，他与好友蔡和森在书信交流中提出当下最重要的是“才、财、学”三事。两人最终讨论的结论是：
“究竟我们现所最急者，是财字；而才次之；而学则无所不有，无时不可以自致。然非学无以广才，非才无以生财。”
这段论述很有深度，给我们很多启发。
我们很多人把挣钱作为人生第一等事，把自己的人生规划围绕一个“财”字展开。
这是舍本逐末了。
挣钱的本质是资源的置换。
你可以用金钱换金钱（如金融资本家），可以出卖劳动用体力换金钱（如蓝领工人），也可以用智力技术换金钱（如技术人员），甚至可以用运气、侥幸来换金钱（如赌博）。
置换金钱的前提是，你必须有金钱、人脉、体力、才学、甚至运气等资源。没有资源，你拿什么去置换？哪怕中彩票，你也需要中彩票的运气！
所以，核心的问题就是要获取并积累充足的资源。这也就是“非学无以广才，非才无以生财”。通过修学积累才华，用才华置换金钱。这个次序不能颠倒。
因此，从重要性的层面排序，修学第一，才华次之，金钱最后。
但对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身无分文，先要填饱肚子。至于修学增长才干，那是长期任务。
所以，从紧迫性的层面排序，则是金钱第一，才华次之，修学是最后。
这种重要性和紧迫性的矛盾，是青年人必须解决的矛盾之一。
另外，不仅仅是金钱问题，更重要的是人生的定位问题、路线选择问题、具体工作问题……
这些交织的复杂矛盾在毕业时突然涌入，压到年轻人稚嫩的肩膀上。很多人扛不住，就陷入迷茫焦虑之中了。
这是正常的现象。
一般来讲，人的一生有两次重大的调整期。一次是青年危机期，一次是中年危机期。
中年危机我们都很熟悉，是指人到四十岁左右进入的人生瓶颈期。此时上有老下有小，重担压身，在事业、健康、家庭婚姻等领域面对各种关卡和危机的时期。
而“青年危机期”，又称四分之一人生危机。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在“寻路”过程中人生道路选择上的迷茫彷徨，思想上的内耗混乱，物质上的缺少匮乏，精神的颓废迷乱的人生时期。
从某种意义上讲，寻路阶段的青年危机期对人的影响更大，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方向。
这个阶段要解决三个重要问题：
我的人生理想是什么？
我通过何种事业用何种方式实现人生理想？
我将从何处着手切入？
那么，青年毛泽东是如何解决三个重要问题的？他是如何应对人生的危机迷茫期的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不是躲在书斋里想出来的，而是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去尝试，去探索，去实践得来的！
从1918年毕业到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三年期间，青年毛泽东做了四件大事。
虽然有几件事情是半道而废，遭受了挫折，但这些经历给他未来的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就让我们就沿着毛主席的足迹，品读他在青年危机期的大手笔之作，我称之为“毛泽东青年时代的四大工程”：
组社团、当北漂、创媒体，建学校！
让我们一起体味这段风云激荡历史背景下的一个布衣书生的奋斗吧！
2
组社团：从嘤鸣求友到创建新民学会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在求学时期，毛泽东就意识到广交天下好友的重要性，1915年9月，他在给萧子升的信中说：
友不博则见不广，少年学问寡成，壮岁事功难立，乃发内宣，所以效嘤鸣以求友声。
他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了份招友广告张贴到长沙各学校，“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提出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
广告招友这种方式在长沙应该是第一次出现，人们对新鲜事物都会疑惑观望：二十八画生是谁？会不会是骗子？他的真实目的是啥？所以真正回应的人少之又少。
这次求友只得到了“三个半”回应。
半个回应来自李立三，后来他也成为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他与毛泽东见面后不发一言，听毛泽东侃侃而谈后感觉话不投机就转身离开了。
这是一次失败的会面，毛泽东与他的友谊也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另外一个是罗章龙，后来他也加入新民学会并参加中国共产党。他以“纵宇一郎”的名字会见“二十八画生”，双方一见如故。
毛泽东与他相谈甚欢，从治学、修身谈到社会、世界、宇宙，最后提出要结成“管鲍之谊”，约定以后要经常见面。
虽然这次广告求友不算成功，但这是青年毛泽东寻求同志的第一次尝试。
他在二十几岁就意识到，想要完成人生使命，个人英雄主义是不行的，必须要集合同志的力量。
3
组建湘潭校友会
1917年9月，毛泽东发起组织第一师范湘潭校友会。
这相当于现代大学里的“老乡会”，是以地缘、同学为纽带形成的一个组织。他指出成立校友会的目的有四：
一、谋发展湘潭教育；
二、联络感情，质疑问难，以文会友；
三、有团体不致特立独行，为世所遗；
四、当小学教师后，应兴应革互策进行，不至孤陋寡闻。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组织发起的校友会，既有个人成长的需要（联络感情、以文会友、不特立独行），也有为将来教育事业发展的考虑（发展湘潭教育）。
这不再是漫天撒网式求友，而是以地缘为纽带整合同志，这已经体现出毛泽东的很强的组织能力，该校友会基本上具备了新民学会的雏形。
湖南一师湘潭校友会全体校友合影，第二排左三为毛泽东，左四为罗学瓒。
1918年4月，即将毕业的毛泽东与蔡和森、萧子升、萧三、何叔衡、罗章龙等作为发起人，在长沙成立新民学会。
据毛主席回忆，新民学会的创立缘起，是来自他们的精神困惑。这些在长沙高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要解决：
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
他们这十几个人相聚便讨论，经过数百次的研讨后，得出一个结论：
“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于是，创建一个团体就是很必要了。
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中写到：
发起诸人的意思至简单，只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这实在是学会发起的第一个根本原因。
又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里，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这也是学会发起的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杨昌济）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做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有共同的理想与追求，加上外部大环境的思想启蒙运动冲击，再加上都是杨昌济先生的学生。
天时地利人和皆已具备，新民学会应运而生！
新民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共同目的。
这个组织不是躲在书斋里坐而论道的，而是解决现实问题、指导安排人生实践的。
他们第一个总体行动就是安排会员出国留学，去见识广阔的世界。
他们讨论认为，为了“改造中国和世界”这个宏大的目标，仅局限于小小的湖南是不行的，要通过留学的方式开阔视野，学习新的知识技术，要有一个“向外发展”的志向。
日本在近代通过明治维新变法图强一跃成为列强，是成功典范，清末赴日留学是一股潮流。他们第一个留学目的地就选择了日本。
于是他们筹措资金，安排人员赴日留学，罗章龙就是其中之一。
在送罗章龙赴日留学践行之时，毛泽东望着这位好友，回忆起当年广告招友时两人初见面的意气风发，泼墨挥毫，以“二十八画生”笔名写一首《送纵宇一郎东行》相赠：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平浪官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青年毛泽东真是豪情万丈，生命激情如火焰一般，焚毁一切的消沉懈怠！
在他的胸怀里，是家国天下，是日月宇宙，是上下千年，是纵横万里。
“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何足理”！眼前的困难挫折、红尘琐事又何足挂齿？
“鲲鹏击浪从兹始”，自今日始，开启你的辉煌征途吧！
这首诗是他对罗章龙的勉励，同时也是青年毛泽东对自己人生的宣言！
创建了新民学会，与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一起行动，也让青年毛泽东找到了归属感。
1921年，新民学会出现路线的分歧，以萧子升为首的一部分人主张实行工学主义及教育改造。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则主张组织共产党。
这种分歧无法统一，最终毛泽东宣布新民学会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
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新民学会就是青年毛泽东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学生爱国运动、驱张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办自修大学等重大活动的力量源泉。
青年毛泽东在给陶毅（陶斯咏）的信中总结了组建“高尚纯粹勇猛精进同志团体”的意义：
个人虽有一种计划，像“我要怎样研究”、“怎样准备”、“怎样破坏”、“怎样建设”，然多有陷于错误。错误之故，系成立于一个人的冥想。
一个人觉得虽好，然拿到社会上，多行不通。一个人所想的办法，尽管好，然而知道的限于一个人，研究准备的限于一个人。
这种现象，是“人自为战”，是“浪战”，是“用力多而成功少”，是“最不经济的”。
要治这样一种弊，就是“共同的讨论”、“共同的研究”、“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
“浪战”是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有效果的。共同讨论，共同进行是“联军”，是“同盟军”。
我们非得力戒浪战不可，我们非得组织联军共同作战不可！
汇集志同道合之友，组建高尚勇猛精进的同志社团，相互促进相互砥砺，这是青年毛泽东四大工程的根基之作。
新民学会赴法留学成员
4
当北漂：中国的革命是从图书馆开始的
新民学会原本组织会员赴日留学，但是东京发生了日警迫害中国侨民的事件，赴日留学之事便中止了。
此时，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的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又掀起了高潮。
毛泽东与新民学会的会友讨论“向外发展”的问题，认为留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于是决定派蔡和森、萧子升去北京洽谈此事。
蔡和森到北京后，见了恩师杨昌济，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正谋网罗海内人才”，“师（杨昌济）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吾三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再此”。
毛泽东心动了。
现在很多学生毕业后一头扎进考研大军，学习劲头和刻苦程度让人钦佩。
但很多人对继续进修求学的意义考虑其实并不清楚。
有的是为了规避就业压力，有的是提升文凭在就业市场上获得竞争优势……这些理由很好，但不根本。
学业进修，核心就是获得“可大可久之基”。
青年毛泽东和蔡和森都考虑到了这一点。
1918年8月，毛泽东与萧子升、罗学赞、罗章龙、陈赞周等二十多名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离开长沙去北京。
从此，毛泽东开启了七个月的“北漂之旅”。
杨昌济当时已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经杨昌济协调，蔡元培、李石曾同意为湖南青年办三处留法预备班。
毛泽东是有资格赴法留学的，但他放弃了。这是常人所不能理解的，公费出国留学这么好的机会，为何放弃？
毛泽东显然有更深远的考虑，他在与新民学会同志们的书信交流中，阐述了自己之所以不去法国的原因。
他在给陶毅（陶斯咏）的信中，提出“同志的分配”这个想法。
他的意见是，新民学会同志们应当在“留学”和“做事”上作出合理的分配，不能重叠、堆积、废置。
我们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有去打先锋的人。
毛泽东把自己立足于中国这个“阵”，他要做要研究中国的先锋。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说：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二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因此，我暂不想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他指出在国内研究的好处：
一是看译本比原本更快，更能快速吸收知识。
二是东方文明占世界文明的半壁江山，要先研究中国文明 ，再比较西方文明。
三是要做事离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因此要对中国加以实地的调查研究，出国回来再做会有困难。不如现在做了，以后出国考察有比较。
通过放弃赴法留学之事，我们可以发现，青年毛泽东做事是有通盘考虑的。
他把新民学会看做一个整体，要考虑“同志的分配”，要考虑“人才的统筹”，他始终立足在“改造中国和世界”这个目标上，行棋落子，极具章法。
他不会随波逐流，无脑跟风。当下的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决策，都要纳入到人生整体战略中去评价，再作出相应行动。
战术行动必须服从战略大局！
青年毛泽东用他的人生决策来诠释这个道理。
既然决定不赴法留学，那就留在北京当“北漂”吧。
他通过恩师杨昌济，获得了北大图书馆管理员的工作。每月工资8元，任务是每天整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借阅者姓名。
他在北京的生活也特别艰苦。
因为没钱，他和另外七个湖南青年在三眼井的一个大杂院共同租住一间小房子。
他们八个并排睡在炕上，“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几个人挤得骨头都发酸。”多年后，毛主席回忆那段生活，“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边的人打招呼。”
北京物价高且天气寒冷，这群来自南方的青年无棉衣御寒，他们八个人凑钱合买了一件棉衣轮流穿。
更关键的是来自周围的漠视。这位来自长沙的风云人物在北京啥都不是，毛主席回忆说：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
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理员讲南方话。
有一次毛泽东旁听胡适的课，贸然提了一个问题。胡适问提问人是谁，当他发现毛泽东不是正式在册的学生时，这个高傲的明星教授拒绝同他对话。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自己在26岁的时候到北京闯荡，无房无车无存款，跟七个人合租挤在一间小屋子里，以一个师范毕业生的身份到北大图书馆当临时工，领着微薄的薪水，干这种无技术含量的底层工作，而且还遭受周围大佬们的冷漠和歧视。
我们能承受这样的磨难吗？我们能持续地保持乐观吗？我们会不会对自己丧失信心呢？我们的眼前是不是一片灰暗呢？
青年毛泽东显然是不会灰心颓废的。他的生命始终像熊熊燃烧的烈火，乐观、无畏、积极向上。他完全忽略了个人的贫困处境，眼睛只盯着美好的事物。
虽身处困顿，但这一切都不能压抑毛泽东的诗人浪漫主义情怀。他游览北京的公园和宫殿，他看的是希望和美好：
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 “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他抓住一切机会去旁听北大的课程，积极参加新闻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努力去结识新的人物，其中包括陈公博、邵飘萍以及当时的北大风云人物张国焘。
另外他也没有耽误谈恋爱，他爱上了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后来杨开慧成为他一生挚爱的妻子。
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湖南军阀何健逮捕。敌人逼问毛泽东的去向，要她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
杨开慧坚定地说，“牺牲我小，成功我大”“要我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
1930年11月14日，杨开慧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年仅29岁。
毛主席闻讯，悲痛地说了八个字：“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她是毛主席为革命牺牲的六位亲人之一。
5
在北漂这段时间，对青年毛泽东影响最大的人是李大钊。
李大钊先生
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之一。
1917年底，由章士钊推荐，李大钊北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进入新文化运动中心。
1918年1月，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人参与《新青年》编辑部工作。李大钊写出了一篇篇振奋人心的文章，将新文化运动推上了高潮。
他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并满怀信心地预言：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北京，青年毛泽东就在李大钊手下工作。对这位只比他大四岁的思想家革命家，毛泽东认为李大钊是他的"真正的老师"。
当时的毛泽东脑子里装满了“无政府主义”，但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年3月，因母亲病重，毛泽东离开北京回到湖南。
虽然北漂之旅只有的短短七个月，但在毛泽东头脑里种下了马克思主义的种子。
人生之路很漫长，但关键紧要处却只有几步。
毛泽东的“北漂”之旅就是这关键要紧之处，对他思想转变、走上革命事业产生重大的影响。
逆境的局面可能蕴藏着人生的重大转折，用一幅钢筋铁骨去接受命运风暴的洗礼吧，千万不要轻言放弃！
6
创媒体:创建《湘江评论》
1919年4月，毛泽东回到湖南长沙，开始主持新民学会会务。
同时为了解决生活问题和便于工作，他住到长沙修业小学，教授历史课，并广泛接触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和青年学生，进行广泛的联络活动。
平淡的生活没过多久，暴风骤雨就来了！此时的北京爆发了著名的“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索是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
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中国人都期待作为战胜国把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归还给中国。
这是很合理的诉求。
美国总统威尔逊也提出“十四项原则”，话说的很漂亮，让人以为这次和会能真正实现“公理战胜强权”。
但巴黎和会的本质还是列强的分赃会议，列强们搞闭门会议，决定牺牲中国的利益，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转让给日本。
外交官顾维钧据理力争在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但弱国无外交，毫无作用。
顾维钧在回忆录上写到：
“以前我们也曾想过最终方案可能不会太好，但不曾料到结果竟是如此之惨。至于日本，则是如愿以偿。”
消息传回国内，人们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
五月四日，数千名学生罢课到天安门集会，上街游行，打出“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并“火烧赵家楼”，遭到北洋军阀政府镇压。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至湖南，全省震动。
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会员与新闻界、学界联系，准备开展爱国运动以声援北京学生。
随后，北京学联派邓中夏到湖南联络，向毛泽东介绍北京学生运动情况，并商讨恢复改组湖南学生联合会。
1919年5月28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会长是新民学会会员彭璜，毛泽东是隐于幕后指导工作。
在开展学生运动过程中，毛泽东认为学联需要有自己的宣传阵地，要办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来影响更多的人。
经商议决定创建《湘江评论》。
《湘江评论》创刊号
7月14日，就在这个暴风骤雨的夏天，《湘江评论》创刊！毛泽东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
就像现在的自媒体一样，要想办好这个刊物，必须有明确的定位，有鲜明的特色，有持续的高质量文章作品输出。
五四时期，风起云涌，新的思想、新的观点不断刷新人们的认知。
在这样的新旧思想碰撞中，人们会产生一定的迷惘和焦虑，同时也对新的思潮有迫切的需求。
《湘江评论》的定位就是“宣传最新思潮”，对国内外最新革命形势进行报道、评论。
这是站着时代最前沿了，也精准把握到了读者的“痛点”需求。
创刊号的内容包括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杂评、新文艺等。可谓上至中外之大事，下至湖南一省之要事，皆被包揽在内。
另外，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的文章风格就是大开大合，言辞激烈，犹如雷霆闪电般震撼人的心灵，读起来十分痛快，浑身是劲。
他在创刊宣言里写到：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三个一问一答，接连六个“不要怕”!读这样的文字，你就被作者的激情与斗志感染，你的情绪就被激发出来了，你自然就被吸引了！
这样的文章就是利剑，划破事物虚伪的表象；就是烈马，驰骋一切铁血铸成的现实；就是雷霆，摧毁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就是火山，喷涌生命激情最炽热的熔岩；就是狂风，驱散遮挡远望的浮云阴霾！
这样的文章，不成爆款都难！
《湘江评论》的创刊号印了两千份，一天就卖光了，加印了两千份不到三天也卖光了。从第二期起印五千份仍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
《湘江评论》不仅行销湖南，而且很快在全国出现很大的影响力。可以说，青年毛泽东一出手，就成了时政评论界的大V了。
这样成绩的背后是青年毛润之求学时代的积淀，厚积薄发！
毛主席一生手不释卷
那无数个日日夜夜的苦读深思，把他的头脑锻造得深邃，把他的眼界拓展得广袤，把他的思想升华到高维。
所以，他提笔写的文章就能洞察到事物的本质，就有吸引力。
《湘江评论》旗开得胜，为了持续输出高质量文章，毛泽东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在长沙能给《湘江评论》写文章的人不多，毛泽东虽然约了一些人写稿，但到了刊物要出版的前一两天，预约的稿子很多都收不齐，毛泽东只好自己赶写。
他白天忙于工作，写文章只能是熬夜。稿子写好，还要自己编辑，自己校对。然而苦中作乐，毛泽东干劲十足。
他在《湘江评论》的第二、三、四期连续登载《民众的大联合》这篇大文章，引发极大反响。
当时的名刊《每周评论》专门发文介绍：“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却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随着《湘江评论》的影响力逐步加大，遭到了湖南的军阀张敬尧的封杀。
1919年8月中旬，张敬尧派军警包围湖南学生联合会，强迫解散学联，查封《湘江评论》，将刚印出的《湘江评论》第五号没收。
《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四期，刊行时间也只有一个月，但它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湘江评论》是毛泽东输出自己观点的一次重要检验，从此也奠定了他“以笔为剑”的斗争模式。
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他把自己的韬略智慧凝结成一篇篇的文章，指导我党一步步发展壮大，以弱胜强。
我认为这种模式很值得我们青年人借鉴，写文章有以下的意义：
一是训练思维，强化认知。我们平常的思考是碎片化的、凌乱的。当你写文章的时候，就是梳理、归纳、整合的过程。经常动笔写文章，能锻炼你的系统化、结构化、逻辑性思维。
二是能倒逼高效率的学习。我们看书读报是接受信息，但是写时事评论则是输出观点，这不是一个性质的。输出文章可以倒逼高效率的学习，同时也是检验学习成效的方法。当你能写出来、讲出来的时候，也就真正理解透彻了。
三是积累总结经验，提升智慧。毛主席的很多文章是在实践中宝贵经验的总结，他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以前我们人民解放军打仗，在每个战役后，总来一次总结经验，发扬优点，克服缺点，然后轻装上阵，乘胜前进，从胜利走向胜利，终于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也可以通过写文章的方式，总结失败的教训，总结胜利的经验，能扎实前行，看到自己前进的脚印。
我们不妨也学习毛主席，也办一个自媒体，选一个领域，通过自己持续系统地输出文章，来倒逼自己进行深度学习。当积累到一定程度，自己也就无形中实现蜕变！成长为大才！
这是青年毛泽东给我们趟出来的经验，为何不去模仿学习呢？
7
建学校：
筹划问题研究会、工读互助团及自修大学
毛泽东的一生与教育是分不开的。
他在世的时候，人民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导师”。
21世纪的今天，年轻人亲切地称他为“教员”。
他读的是师范学校，青年时候也当过小学教师。他与“教育”二字有不解之缘。
毛泽东的求学生涯就是与传统学校教育模式作斗争的过程。他也一直探索有效的求学和教育模式。
1912年，19岁的毛泽东从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退学，寄居在湘乡会馆，制定了一个自修计划，每日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为期半年。后来，毛泽东回忆说：
我很认真地坚持执行这个计划，就这样度过了半年时间，我觉得这对我特别有价值。
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后，毛泽东偏科严重，他反对将自然科学科目列入必修课，他想专修社会科学。
他对讨厌的科目采取反抗策略。比如在绘画课上他画了一条线上面加一个半圆，号称是“半壁见海日”。当然这样斗争的结果是考试不及格。
可以看出，毛泽东是反对这种僵化的灌输式的教育模式的。
这种教育方式不能因材施教，只是生产流水线上的统一标准规格的“全才”，但人的天资不同，禀赋各异，这种统一模板式的教育是注定不成功的。
毕业之后，毛泽东仍未放弃求学，他一直探索合适的修学教育方式。
到1919年，他探索成立问题研究会，并起草一份《问题研究会章程》。
在这份《章程》中，毛泽东提出要研究现实的问题。
他罗列了七十一大类、一百四十四小类的问题，从教育、女子、婚姻、家族到国家、东西文明、国防、日本、俄国……可以说是网罗了当时中国及世界的重大现实类问题。
他设想的问题研究方式可以是一人独自研究，也可以是两人以上开研究会，若不在同一地方，可以用书信方式交流。
毛泽东设想的“问题研究会”，与现在流行的“头脑风暴法”、“菲尔德法”都很大相识之处。
“头脑风暴法”就是围绕一个问题展开集团讨论，刺激并鼓励参会人员畅所欲言，从正向激发出创造性，从反向分析问题的风险及方案的可行性。
“菲尔德法”则是通过专家背对背匿名书信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专家直接不横向联系，不相互影响。这些意见由调查者收集后向各专家反馈，进行第二轮意见收集，如此循环往复，直到达成共识。
毛泽东的“问题研究会”虽然没有实际落地执行，但是他的这种设想是超越时代的。
对我们来说，也应该向毛主席那样，把目光盯在现实世界的问题上，去调查，去研究，去解决。而不是把大量的时间用在空谈虚理、坐而论道。
问题研究会虽然没能执行，但是毛泽东有了新的想法并付诸实践。
1919年，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中阐述了想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成立“工读互助团”。
采取“半工半读”的方式，实行共产的生活。关于生活费的取得，可以通过“教课”、“投稿”、“编书”、“劳动的工作”。所得的收入，完全共用，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
组织里要成立“学术谈话会”，每周只是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次或三次。
后来他的计划有修正，1920年，他在给老师黎锦熙的信中说：
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有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
1921年8月，毛泽东在湖南船山学社的地址上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湖南自修大学旧址
自修大学是结合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的优点，变被动求学为主动求学。
招生只凭学力，不限资格；入学不需要参加考试，而是要“提出自己对社会的批评主张”或“阐明自己的人生观”；学生不收学费，寄宿只收伙食费；
学习方法以自由研究、共同讨论为主，基本观念就是自己去“阅读和思考”；教师负责提出问题、订正笔记、修改作业和引导学生讨论……
这是对传统教育的革命！打破“学阀”对教育的统治，彻底颠覆教师的“金钱主义”和学生的“文凭主义”！
1923年春，为系统宣传马列主义和深入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毛泽东以自修大学的名义创办《新时代》月刊。这是湖南省内第一个系统、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对革命青年和劳动群众的影响很大。
毛泽东创立的自修大学自成立就非议不断，湖南教育界对这样的新鲜事物是抱有抵触心理的，很多人议论：“自修大学是不伦不类、无根无叶的东西。”
湖南军阀赵恒惕更是视为与他敌对的不法组织，1924年4月，他下令通缉毛泽东，11月下令取缔自修大学。
自修大学从创办到封闭，历时二年三个月。
自修大学是毛泽东在教育方式上的一大创新，是对传统教育模式的革命，这种教育理念在现在看来仍旧是很先进、很有价值的。
从问题研究会到工读互助团再到自修大学的构想、实践，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做事是绝不因循守旧的，他有无穷无尽的创造力。
更重要的是，他的创造灵感不仅仅停留在脑海中，而是经过反复权衡、修正，最终落实到行动上。
我们可以反问自己：我们曾经有多少想法和计划？我们实践了多少？为什么我们无法越过计划和执行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
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青年人生，只有实践才能体会到价值和意义，才能铸就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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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18年6月湖南一师毕业，到1921年7月参加中共一大，这短短的三年时间，青年毛泽东办了一件又一件大事。每一件事情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从青年毛泽东身上，我们能看到他的勤奋、刻苦、乐观、无畏、无私！
我觉得伟人之所以能成为伟人，天赋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这些优秀品质所产生的力量！
也许我们资质平凡，也许我们出生寒门，也许我们时运不济，但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信心、勇气和毅力去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做事，把经手的每一件事情都办成精品，把自己的潜在力量发挥到极致。
人人皆可成圣贤，这不是一句空话。
这是打开身上的枷锁和牢笼的钥匙，是解除自我平庸封印的咒语！
我们可以把青年毛泽东的经历作为路标，来衡量自己的人生。毛主席，就是我们的榜样！
三十岁之前的人生，无所谓成功失败，这不过是寻路之旅途上体验的不同风景。
青年人有足够广阔的缓冲空间，有足够大的试错承受力。那么面对生活，也就不用太计较眼前的利害得失成败。
去闯，去干，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演绎独属于自己的传奇！
你所经历的，都将沉淀成智慧和经验，在未来的人生提供巨大的助力！
一人成其大，天地为之小！青年人就需要这种胸襟和浩然！
青年同志们，奋勇向前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