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日周治“吏”
2023-01-03 23:30:40作者：康小明来源：太原道次浏览 理想燃烧
吕日周是我国基层改革实践者、探索者、思考者，2003年被评为“中国时代十大新闻人物”。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电视剧《新星》中县委书记的原型之一，也是2000年电视剧《龙年档案》中市长的原型。他先后任职原平县委书记、朔州市市长、省体改委主任、长治市委书记、省政协副主席。
吕日周在基层工作期间，发现党在基层的群众路线落实有差距，有些地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表现严重，干群关系紧张。他在抓经济体改的同时，加大了干部体制改革的力度。他用重典治“吏”，成效显著。今选择吕日周在长治工作的几例故事，以飨读者。
有些地县乡干部养成了睡懒觉的习惯，不按点上班。吕日周上大学时，受在家乡蹲点的副省长王中青清晨给农民讲党课影响，后来又受到长治伊斯兰教徒集体晨读古兰经和阎锡山当年在克难坡洪炉台清晨训话的启示，决定采用清晨讲党课的形式，推进干部作风的转变。
在长治清晨六点上党课，听课采取自愿、自费、自便的原则，不签到，不考核，多数党员都积极参加了，一些习惯睡懒觉的干部也爬起来了，当然也得罪了一部分干部。有些干部埋怨：你吕日周起早贪黑，自己受罪不说，还把那么多人都折腾起来睡不成觉，合适吗？还有邻近市的领导给他打电话：“你多大年龄了？”“还以为是38岁？”“起那么早还想提拔？”“你逼得我们也得早起！”有人给省委反映说，都什么时候了，吕日周还强调讲党课，那么早起上党课，白天干什么？形式主义。
吕日周听了不动摇，他坚持：“不管东南西北风，市委坚决抓学风!”他坚持带头在机关、企业、农村讲党课，还动员各级领导都讲党课。市委提出希望，市级领导一年最少讲7个早晨；县级领导讲5个早晨；科级领导讲3个早晨。一时间，讲党课成了长治最新奇、最热闹、最吸引群众的事情。吕日周在长治开展的讲党课活动，言之有物，联系实际，既讲问题，又讲方法，也讲政策，成为抓好党建的一大特色。
在吕日周的带领下，2000年至2003年三年期间里，长治的讲党课、听党课俨然成风。清晨六点，整个上党大地，城市、乡村、机关、工矿，只要有党员的地方，就有讲党课的声音。沁县有个山区的村支书，离乡30里，凌晨3点出发，途中走出豪气：“我是个党员！”
长治市平顺县西沟大队，是长治市的一块闪亮的名片，李顺达、申纪兰更是全国闻名的农业先进典型。一度时期，西沟村、申纪兰都被冷落了。吕日周上任不久，就从长治骑自行车赶到平顺县西沟大队看望申纪兰。平顺县领导说：“西沟是平顺最冷的地方，你受不了。”吕日周说，“那里的老百姓能生活，为什么干部就不能去住几天！冻不死申纪兰，就冻不死我！”
在西沟村里，他看到担任省妇联主任的申纪兰住的寒窑，看到已经塌了四年的西沟展览馆，落泪了。群众告诉他：“现在干部离群众远了，时常有小汽车来西沟，但是没人问问群众缺什么，少什么，想什么，干什么。时间长了，干部把我们当外人，我们把他们当外宾。大伙儿时常在一块儿揣摩，现在的干部怎么就大不如前了呢!”
夜里，吕日周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西沟故事像放电影一遍又一遍在他脑子里翻腾着:太行山是无愧于英雄的山，大山养育了中国最优秀的人民，西沟这面旗帜的真正内涵在于她传承了太行精神，学西沟就要学她的那种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的坚强毅力。
冻得难以入眠的他萌生一个想法：要带领全市干部重新回到群众中去。
回到人民中间去？有的干部对这个提法不理解，我们不是一直在人民中间吗？有的说，到基层住几宿有什么用?还有的说，下乡几天就能解决老区的脱贫问题吗？更有人反对，这不是搞形式主义吗？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吕日周把市委班子的成员一块请到西沟，三年开了三次常委扩大会，每年过大年上班第一天就去西沟开会，把同志见面的第一句话“过年好”改为“申大姐好！”
2001年的春节期间，吕日周把四套班子的成员和13个县市区的书记和县长都请到西沟来，大家和老百姓吃一样的饭、住一样的房。晚上，他一户一户去看望下乡干部，很多从农村走出来的干部，从日渐淡忘的农家生活中，找到了与人民群众的思想差距、生活差距、作风差距。当然也有那么一些干部，背地里埋怨吕日周，说放着县宾馆不住，好吃的不吃，跑到这穷山沟折腾。
为了让更多的干部受教育，市委把西沟作为廉政建设基地，明确规定:凡是被选拔到领导岗位上的干部，必须到西沟进行廉政宣誓。从2000年到2002年，到西沟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市直干部达5000多人次。他们在西沟冻掉了身上的官气，领会了群众的怨气、懂得了为长治争气。有一位县委书记，分配到和一位光棍汉同住一条大炕上，同枕一个长条枕头，同盖一条大被子。半夜天寒，大被子被两人揪来揪去。他受了冷冻说：“我才知道了，农民白天解决了饱，夜里还没解决温的问题。”
吕日周曾听说过这样的顺口溜：“四个轮子转，隔着玻璃看，支书家里吃顿饭，拍拍肩膀好好干”；“车门一响，下来几个当官人，有人打着阳伞，有人拿着茶缸”。还有人把歌词“共产党好，共产党好，说得到，做得到，全心全意为人民立功劳”改为“全心全意为了自己的乌纱帽”。这些话都刺痛了吕日周。我们不能让群众失望太久，要以一个全新的干部形象，在长治营造一个污染极少、风气良好、积极向上的作风建设小气候。
吕日周提倡骑自行车下乡。他认为，骑自行车，是联系群众的一种好方式。走得慢，看得真，方便行；费力气，感受深；群众见，觉得亲。平时去不了的地方能去了，见不到的人能见到。有时走得近点，有时走得远点。群众不仅愿意和他说话聊天，还不时有人坐在车后给他带路。每逢这个时候，他为群众没有把他当外人而高兴，也为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而欣慰。
吕日周一直强调说骑自行车下乡不一定是最好的形式，但坐卧车下基层不能成为惟一形式。联系群众就要用群众的方式，群众坐拖拉机，坐畜力车、长途汽车，甚至骑马、步行，市县以下的领导干部都应该有这样的实践体验，一年有那么几次也行。他曾和市长一起坐长途客车去武乡县城，因为有人来信反映这一路长途客车不安全。
他认为，市县以下干部本来就生活在人民中间，老坐小车出出进进，就会与群众产生隔膜。使用群众的交通工具，像老百姓一样正常生活，才能贴近群众、了解群众，带着感情去关心群众，进而与群众建立血肉联系。
吕日周骑自行车，一路遇到老百姓反映村里的问题，反映干部的问题即“民告官”；遇到过当代“卖炭翁”；遇到过失学的放羊娃；看到过邋遢村和干净村；看到过愁苦的菜农；看到过破烂不堪的农村学校；见到过长期领不到工资的农村教师；看到过污浊的漳河水；看到过农村的乱砍乱伐；也看到过乡镇干部的懒散和麻将桌。他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发动媒体舆论监督，召开现场会等等。他在几个上访村实地解决了问题，还请上访户给全县干部作报告。他认为，如果是坐汽车下乡，绝对会错过多少卖炭翁和放羊娃。骑自行车，也让长治流行着一句戏言：防火防盗防书记。
作为市委书记，骑自行车下乡本是优良传统的体现，可奇怪的是，吕日周骑自行车下乡却备受争议。吕日周似乎也怕了人们的争议，他破费口舌地解释道：长治是落后地区，很多路汽车不好走，若在深圳，他就不会骑自行车。
吕日周骑自行车，上行下效，全市一千多名县处级干部也开始骑车子下乡或到企业调查研究，解决问题，群众高兴地说：“老八路的作风又回来了”。
长治市干部因骑自行车闹出的的笑话也流传于民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
有一次，吕日周早早骑车来到了壶关县的一个乡，看大门的人根本不相信市委书记这么早就来，而且还骑着自行车，于是挡在门外不让进乡里。更让县领导难堪的是市委书记骑自行车，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坐小汽车了。可自行车早就不是干部们使用的工具了，猛然一骑，有些人竟然连自行车也不会骑了，骑上去歪歪扭扭的样子十分可笑。
还有一次，吕日周骑车来到屯留县的一个乡，看到这个乡修路进度快、质量好，于是临时动意在这里住一夜，了解情况后，决定第二天一早在此召开现场会，推广其经验。接到通知的各县主要领导于晚上赶忙往屯留集结，来到后知道吕日周是骑自行车来的，他们只好将汽车放到屯留县城，各想各的办法借自行车。由于借自行车的人太多，那天凌晨的屯留县城热闹极了。敲这一家窗，叫那一家门，熙熙攘攘都是借自行车的声音，此事一时被传为佳话。骑自行车，成了长治干部接近民心的捷径。
吕日周严禁干部吃吃喝喝，规定下乡吃饭必须付钱，和老百姓同吃一锅饭，同喝一缸水。提出“官场接待淡如水，市场接待甜如蜜”，“上级可以请下级，下级不能请上级，干部可以请群众，谁官大谁掏钱”，请客送礼不准报销等规定。
太行山有条清凌凌的清漳河，但是，1985年以后，随着上游造纸厂和煤焦企业的增加，老百姓赖以生存的清漳河被严重污染了。沿河的人们发现喝了河水头发渐渐稀少，牙齿随之脱落，染上“水病”的人一天天多起来。河里的鱼虽然还活着，却变成了“毒鱼”，有的村庄牛还长出了三只角。吕日周调研后发现，市民的饮用水有三种：一是污水，二是混合水，三是清水。
2000年初，中央电视台把收集到的资料拍成专题片，吕日周上任不久就被请到北京的演播现场，他不推脱责任，直面接受难堪的批评。他表态说，我们要以壮士断臂的决心和志气治理环境污染，以女士绣花的耐心和智慧创造生态平衡。绝不能为了增加财税源而多了污染源，更不能为了达小康而不顾人民的健康。
有一次，吕日周推着自行车沿着污水横流的浊漳河考察，爬了足有一公里的大坡，坡的中间有个村庄叫石堕，岸下就是不堪入目的浊漳河。石堕村的人畜饮水还没有完全解决，村民有时还要吃污染水。吕日周的心上像压了一块石头。快到村旁时，自行车不能立放，他把自行车平放在马路上。下岸找不到路，同志们用手臂当绳子，把他送到河边。
吕日周河里舀了一杯水，混浊得看不见杯底，他毫不犹豫地一饮而尽。然后又让在场的县委书记、县长，市委办主任每个人都尝尝被污染了的水。吕日周说，领导干部只有和群众同污共染，同清共净，才能保证和群众的血肉联系。只有今天不怕喝污水，来日才能保证群众喝清水。
污水有源，治污要从源头抓起。吕日周说，要把排污的企业领导请来，让他们亲口尝尝百姓吃什么水，想一想他们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要从根本上解决污染问题，让浊漳河还原水质，还原人民。最终，漳河得到彻底治理。
2000年，伴随一场激烈的斗争，“得了民心，丢了官心”。“每家每户改装清水、污水两种管道合适吗？第二期饮水工程是浪费！”。后经专家论证、在省委书记田成平支持下，市委、市政府痛下决心加快辛安泉第二期引水工程的建设速度，同时建造日处理10万吨污水的污水处理厂。到2002年国庆前夕，引水工程完工，市区居民彻底告别了吃污水的历史。
长治市是山西的主要产煤区之一，过去，各级干部都怕危险，没有下矿井的习惯。为了杜绝事故，长治市委要求，在转变作风中，各级干部必须带头下矿井。
长治很早就实行了矿难问责制，而且效果很好。避免矿难，吕日周的三句话很管用：白领要下井，蓝领要培训，责任要追究。白领要下井，就是领导和管理人员要下井，包括县区党政主要领导。吕日周不仅这样要求下属，而且身体力行。
2000年12月14日21时，吕日周从太原开完会返回长治，专门绕道来到沁源县通州煤焦公司所属的晋阳煤矿，拒绝了县里领导的安排，就地爬下一个离地面600米深、只有2.6尺高的小煤矿巷道，艰难爬行几百米，见到了井下的工人。工人们大声喊出了“共产党好！”这四个字，也使所有干部鼻头一酸，眼眶湿润。
吕日周步履蹒跚地上到井面，站在井口，大声地对在场的干部们说：“工人弟兄们在矿井下经受千辛万苦，经历千难万险，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保证他们的安全！在安全问题上，谁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任何一点差错就是对人民群众的犯罪！长治市必须实施细而再细、严而再严的安全责任制！如果谁不能保证工人的安全，我就让谁保不住自己的官帽！”
从此，长治市制定了县委书记和县长必须定期下井等制度。2001年，山西煤炭行业连续发生几起重大安全责任事故，长治作为煤炭主产区，却连续两年没有发生一起重大安全责任事故。
干部参加体力劳动，是我党的一贯的优良传统。吕日周在长治，率先带领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全市各级干部参加劳动已经形成制度，并有考核监督。
长治轴承厂是国内为数不多的几大轴承生产企业之一，曾创造过无数个中国之最。改革之初，它曾作为典型而风靡三晋大地。2001年2月23日，吕日周带领机关干部到长治轴承厂蹲点，以普通工人身份出面，认认真真搞好“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吕日周在车间劳动时，发现女工桑彩平一家三口还住在不足十方米的地下室里，当即让市经贸委主任去调查，让房管局的干部去摸底，看看全市还有多少户住在地下室里的职工。吕日周和分管副市长商定，用一年时间让所有住地下室的职工全部搬进楼房。
选择长轴蹲点劳动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前几天，工人曾经打着横幅标语堵过市委的大门。
在劳动中，工人们向吕日周反映了厂里的腐败问题，吕日周感到阵阵冷风吹到背上。天冷，没有工人的心冷；地寒，没有腐败干部更让职工的心寒。
一桩桩、一件件的腐败案，让人气愤、发火。吕日周拿起电话，找到市纪委书记曹燎原，请他立即到厂里来。市纪委干部进驻长轴后，不出半个月，长轴40多个经济问题一一水落石出，23个有问题的企业干部受到重处，长轴的改革也开始推进。
在长治村村通工程中，各级干部更是在劳动中经受了锻炼。
农村的路难行，吕日周听到过许多故事。有路被洪水冲断上不了班，被煤矿开除留用的；有老人患病翻山越岭抬到乡卫生院就断气了的；有买了拖拉机当摆设的；有好端端的菜烂在田里，运输不出去的。在太行山深处关于路的辛酸还有很多，几乎每个乡、每个村都有几件与现代文明相距甚远的故事。
2001年，长治市创造发展环境，黎城县干出了一番大事业，这个山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87％的地方，一年时间就修了220公里的水泥路，全县217个行政村通了水泥路，占到全县总数的86.1％。
黎城的这个壮举，坚定了长治市委修路的信心。这个冬天，全市在黎城召开现场会，吕日周大胆地喊了一声：“2002年长治市要基本实现村村通水泥路或者柏油路。”
蛇末马首的那个冬天，长治每天有50万人奋战在村村通工地，全市的干部都参加了义务劳动，吕日周也不例外。
看到各级干部每天和群众干在一起，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大伙修路的劲头更足了。为了修路，那个冬天，群众把锅灶支在工地，干粮带在身上，大家说，苦点累点不算个啥。
干部刚参加劳动时也有一些笑话。沁县修路进度慢，县委书记和县长都在长治日报上挨了批评。吕日周就带领市直机关的干部来到沁县帮助修路。当时正值隆冬时节，不少跟随吕日周到沁县修路的干部以为吕书记去是做个劳动的样子，拍拍照就可以返回了，所以没多穿衣服。不想吕日周坐在地上敲石子，一敲就是一天。多年后，这些干部坐在省政协吕日周的办公室笑着说：“那天可把我们冻坏了。”
当然，也有人说吕日周参加劳动是作秀。有一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记者王志采访时，吕日周这样回答了指责:“战争时期，毛主席和周总理在西柏坡给群众推磨，那是不是有些人认为他作秀呢？是不是形式主义？毛主席怎么能推磨？！…毛主席那么多事情,怎么没有坐在家里研究如何打倒蒋介石，而和老百姓在那里推磨。”这个回答真是太巧妙了…
2002年5月11日，国家交通部长黄镇东实地考察后，问吕日周用的啥办法？吕日周说，我们有三个补：水泥不足石头补、机器不足力气补，资金不足精神补。
2002年10月30日，国家交通部副部长李居昌看后为之感动，称赞这是全国之最。
吕日周在骑车下乡中，发现许多农村教师长期领不到工资，学校破破烂烂，危房多。吕日周认为，长治穷教育是个根，过去穷是因为没有文化，以后富还必须依靠科学。不抓教育，长治就没有脱贫的根基。
市委会议作出决定，解决拖欠教师工资要实行一把手责任追究制，不管什么原因，凡是教师领不到工资的地方首先要追究一把手的责任，凡是教师工资发不出的县区，书记、县长、机关干部工资一律停发，并要求必须在4月中旬全部兑现所拖欠的工资。长治县委书记、县长带头自罚，主动停了自己的工资，县里机关干部也都表示，先发教师的工资，后让干部领薪水。武乡县一次拍卖8部汽车，拍卖所得全部用在了解决教师欠发工资上。沁县主动削减行政事业经费，机关自觉过苦日子，保证全县教师按月足额领到工资。黎城县也做出规定：县级领导在县城周围办公不准坐公车。
2000年4月14日，困扰长治市多年的拖欠在职教师工资的历史宣告结束。全市补发已拖欠教师工资284.9万元，涉及6各县61个乡镇，4183名公办教师和1155名民办教师。
吕日周在市常委会提出，要实现校校无危房，全市总动员，苦战一百天，集中打一场消除中小学危房的攻坚战。吕日周担心基层把这件事再搞成花架子，特别提出：如果到时改造完不成危房，就采取换房的办法，农村小学的学生到村支部书记家里上课，村支部书记带家人到学校危房住；乡镇中学的学生到乡镇政府去上课，乡镇干部到学校危房去办公。
经过短短四个月的组织实施，在国家和省级专项资金尚未到位的情况下，长治市13个县区共筹集资金6900万元，对全市652所中小学危房实施改造，总面积达19.6万平方米，提前一年超额完成了预定的中小学危房改造任务。平均每天要改造完成8所学校。
国家教育部王堪副部长说：太行山区的干部群众像战争年代的战士一样，为共和国的教育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奇迹。2002年，国家教育部在长治召开了全国中小学危房改造现场会。
吕日周在农村召开十老座谈会，发现一些抗战残疾退伍军人穷得无钱过年，他立即要求市民政局连夜统计，全市还有多少这样没有钱过年的残疾军人。市委、市政府通过电视台、报纸发布公告：只要还有一户，就要立即解决，领导干部必须到现场帮助困难户过年，没钱就让干部掏。吕日周说，党员干部就是要做事，就是要深入人心，而人心是一点一点得到的。
过去选拔干部，都是最终由市委常委会几个人拍板任命，跑官要官的人自然也围着这几个常委活动。吕日周为了管好干部，把民主集中制分解成市委常委会完成民主的程序和市委全委会完成集中的程序，干部的最终决定任命权交给全体市委委员投票表决，现场唱票做决定，杜绝了跑官要官人围着常委活动的念头。
在用人公开的原则下，长治市的干部体制改革做法主要是：
公开竞岗——为避免“靠少数人选人和在少数人中选人”的选拔干部的弊端，有效遏制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营造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选贤任能局面，2000年6月，长治市委创新思路，探索干部体制改革途径，加大干部体制改革力度，制定并公布了《关于扩大民主选用干部的实施方案》。其具体做法是：
1，公布空职，自荐他荐。第一次公布了16个正处级岗位；第二次公市了19个副处级岗位；第三次公布了12个副处级岗位。这三次自荐和他荐的人数多达1020人，平均每个岗位20余名选一个。
2，资格审查，电视演说。对每一位被推荐者都要进行审查，凡合格者都由组织部安排进行“假如我当选”的电视演说，不能带讲稿，有时间限制。
3，一职多考，差额上会。市委组织部通过基层民主推荐、广泛征求意见和考核，决定取得优秀资格的前五名，进入名单，这是“一职多考”。组织部门将候选人名单提交市委常委会研究，这是“差额上会。”
4，民主决票，两额推荐。常委会通过讨论和无记名投票，差额表决，提出得票最高的其中两人，为市委全委会的候选人，即“常委会民主”——通过差额票决，实现党内民主的程序。
5，差额上市委全体委员会，票决集中。将两名候选人提交全委会，通过无记名表决，得票最高者当选，即“全委会集中”——由全委会差额票决实现集中的程序。这样做防止了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的传统集中，也改变了在同一班子中完成民主和集中的两个程序，完善为一个组织民主，另一个组织集中。
6，组织推荐，人大把关。组织推荐干部不是迫使人大代表服从，仅仅走一下程序，使代表票服心不服，而是要靠自己的模范工作推荐好干部，让人大代表心服口服的拥护党的推荐。如果人大与党组织的推荐有出入，也视为正常。
两年间，长治市先后六次对11个正处级领导职位进行公开选拔。市财政局长、安监局长、卫生局长、平顺县长、郊区区长等重要部门的一把手都是被公开选拔出来的。他们没有辜负难得的机遇，用实践证明他们是优秀年轻的干部，特别是安监局长张巨魁同志，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用生命谱写了一曲《用忠诚诠释的权力》。2006年9月11日，《山西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他的感人事迹，并配发了题为《做“权为民所用”的好干部》的评论员文章。
全市13个县市区的干部人事制度也以此进行，公开民主选拔干部蔚然成风，全市各县区先后选拔科级干部330多人，使大批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干部整体素质显著提高，杜绝了跑官、买官的不正之风，深受广大干部群众拥护。
2001年，长治市在105个亏损企业推行民主选举厂长、经理的改革，防爆厂、电机厂、轴承集团有限集团公司这些大型企业的董事长、经理都是民主选举出来的。这些改革引起了社会广泛深远的影响。
为了加大改革步伐，山西省委同意长治市委请求，调原平县委书记郭新民为长治市委常委、组织部长，很快推进了精官减干工作。2001年底实现了全市所有乡镇和村级党政领导一人兼。又展开民评官、民选官，扩大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工作。
吕日周重典治“吏”的故事还很多，比如发动干部和群众对话，利用媒体监督干部，让干部在报纸上亮丑等等。
党的二十大提出了治国理政的道路和方向，有了正确的方向和道路，还需要有正确的方法。长治市在实践中交出了成绩优良的地方卷。长治卷的实践答案是自逼机制，自我革命，公开批评与公开自我批评和舆论监督，公选干部，带头带领带动等一整套实践答案，曾引起巨大震动和争议。
重新总结、借鉴和参考长治方法，是符合二十大精神的，也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