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收季节，浑汗如雨，吕玉兰和农业合作社社员们奋战在抢收抢种的第一线。（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带头实干是吕玉兰的一贯作风.这是她和社员们一道锄地。（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吕玉兰口袋时装着毛主席著作，冒着寒风前去参加劳动。（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吕玉兰在田间劳动时，夸赞东留善固老愚公杨宗振（左一）老当益壮。（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全国著名女劳模吕玉兰兴奋地向前来她家乡东留善固参观的人们介绍：“请看我们丰收在望的庄稼。”（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吕玉兰和中共临西县委、县革委领导一班人在研究全县农田水利建设规划。左二为县委常委张延福，左三为县委副书记焦振友，左四为吕玉兰，左六为县武装部政委、县革委主任王振华，左七为县委常委周保卫。（中红网-吕玉兰纪念馆网）
1956年初春，吕玉兰被当选为新成立的山东省聊城专区临清县下堡寺区（现为河北省邢台市临西县下堡寺镇）张三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副社长。5月，她又兼任了张三寨乡副乡长。
当时中国农村的形势是：1955年12月，由毛泽东同志主持选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出版，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像海啸一般席卷整个中国大地。只几个月的工夫，农业合作化就骤然完成了。
此时此刻，这一海啸也滚到了华北平原上的东留善固村。在上级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它同附近的张三寨、西王庄等五个村庄联合起来，在这年的三四月间，组成了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张三寨合作社。
玉兰曾这样向我谈起当年从初级社到村联社又到高级社的转变过程：“当时，大家正干得热火朝天，上边又来了新精神，要合并初级合作社，实行一村一社。村支书晚上一个会，就宣布成立了村社，俺们都想不通。俺们入社的财产怎么分成？哪年还清？俺们干了一个冬天，深翻了100多亩地，这笔工分怎么算？这些问题提给了村干部，他们也不给答复。俺们社群众的议论更多，说就是玉兰抓的紧，白费劲了，俺们就不跟他们合。那时，一刀切得厉害，根本不允许你保留小社。《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明明写着，入社自愿，建社自由，下边根本没贯彻，群众谁也不知道。俺向县、区干部问过这事，他们说，咱这里已经晚了，不快点合，更跟不上了。当时俺想，是不是自己的思想落后了？1956年春天，一村一社成立的时间不长，合作化高潮又来了，要成立高级合作社，一乡一社，五个村一个社，很快又把俺们卷了进去。人们都说，全县、全省都是这样，山东是这样，河北也是这样，跟着潮流走吧！大伙儿还把俺选上高级社的副社长就是妇女社长。高级社比初级社大多了。怎样组织？怎样领导？大家都没有经验，又要俺们去闯了。”
急风暴雨式的合作化发展高潮未免过于急迫，但是，农民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深厚感情，抱着“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坚定信念，还是踊跃地投入了这一高潮。事实表明，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组织形式，能在特定阶段激发起农民的社会主义劳动热情。特别是，人民当家作主了，第一次成为土地的主人，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来重新安排和描绘河山了。吕玉兰，作为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名积极分子和基层干部，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她大干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更是高涨。
“玉兰改变家乡面貌的最大功绩，就是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积极开展植树造林、防风固沙，这是她大干社会主义的一个集中体现。”曾多次到东留善固村采访玉兰的事迹、担任过《河北日报》记者、《邢台日报》总编辑的吕永江，在向我谈起玉兰带领乡亲们进行封沙造林的意义时，这样评价道，“还是玉兰有志气、有骨气。要不是她，谁也办不成这件事！”
当时，虽说成立了高级社，可东留善固村北清凉江沙河古道还摆在那儿，特别是那片白茫茫的沙荒依旧在肆虐，用村里老人的话说，“当年刮风对面看不到人”，全村穷困落后的面貌仍然没有改变，还是依靠国家救济过日子，干部和群众都强烈要求尽快改变这种状况。从回乡参加劳动那天起就立志改变家乡面貌的玉兰，深深地被乡亲们这种强烈愿望所感动。此时此刻，她也开始思考，怎样彻底改变风沙的危害呢？她劳动在琢磨，吃饭在琢磨，走路也在琢磨。后来，她在地、县开会时，听到外地介绍的植树造林可以防风固沙的经验，就准备学习推广。
这时，有人说：“命由天定。治沙，哪像治头疼脑热那么容易！”
玉兰不信听天由命这一套，就找老贫农、老党员商量。他们对玉兰说：“咱们东留善固在解放前有两害，一是地主，二是沙荒。眼下，地主被打倒了，沙荒还压着咱们翻不了身。这会儿，有党的领导，有组织起来的社员，搞好搞不好，全看咱们的了。要治沙就得造林！”
这个村的老党员吕廷伟，还给玉兰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往事。造林不但能防风固沙，打仗还有用呢！抗日战争时，这个村的北边，曾经是一片树林。有个党的干部，住在了吕廷伟的家里。那天，日军来了，吕廷伟就领着他，跑到树林里藏起来了。日军追到林边，怕遭埋伏，没敢进去。这个同志临走时，嘱咐吕廷伟，一定要把这片树林保护好。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这片树林掩护了很多同志。后来，日军害怕八路军在这里打埋伏，就把这片林子破坏了。
听吕廷伟这么一说，玉兰心里顿时热乎乎的，高兴地说：“原来这对打仗还有用处，咱们坚决把树林造好！”
在数千亩沙荒地上植树造林，真是困难重重。首先是没有树苗，又没钱买，怎么办呢？
一直紧紧地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开展工作的玉兰，又去找吕廷伟商量：“廷伟哥，能不能想个不花钱的办法，把树植起来？”
吕廷伟想了想，说：“采榆钱，自己播树种，育树苗，倒是个不花钱的办法。”
玉兰听了，如获至宝。她望着树上一串串榆钱，仿佛看到了一片片茁壮的小树苗。很快，她串连了七八个小姑娘，带头登梯子，攀墙头，上树采榆钱。衣服挂破了，一脚蹬空摔下来，伤口钻心地疼，她全不在乎。
一个会道门的头子，拧着脖子说：“你们这帮黄毛妮子，上树爬墙，想成精啊！”
玉兰说：“怎么，黄毛妮子就不许上树爬墙啊？小子能干，黄毛妮子为啥不能干？”一句话，把这人顶走了。
有人说：“叫俺媳妇去爬墙上树，你不嫌丢人，俺还嫌丢人呢！”
玉兰就对同伴们说：“植树造林，是为大伙造福，这不是丢人，而是光荣！”
一个春天下来，她们采了满满一大囤榆钱。
有了树种，玉兰和她的同伴们开始播种育苗。她们便向社里要块地做苗圃。可是，却有个别社领导不支持这件事，说她们是瞎胡闹。在玉兰的一再坚持下，社里只给了六亩赖地，还定了两条：一是搞得不好，如数赔产；二是不记工分。
面对这些刁难，玉兰没有屈服。她想：植树造林，这是县上对合作社布置的工作，困难再大，也要坚决干！
就在玉兰和她的同伴们植树造林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时的山东省聊城专区妇联主任闫双珍和临清县妇联主任周维贞，专程来到东留善固，特地看望她们培养的玉兰这棵青年干部“苗子”，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玉兰的造林封沙的行动，给她以极大的支持。
那是1956年春天，在临清县城通往东留善固的长达70里的土路上，一辆三轮车拉着闫双珍和周维贞，咯噔咯噔地颠簸着、扭动着前行。一到村里，她们顾不得休息，立即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这天，风还刮得不算太大，但见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滩上，连棵草也没有，风一吹就把沙子卷了起来，沙子打在人的脸上生疼。不要说栽树，就是平地走路，也挺费劲。玉兰边走边介绍，说这儿要栽防风林，那儿要开辟果园；这儿要开挖一条引水渠，那儿要平沙丘填土坑。她还提出，不改变面貌不结婚。她们边看边想，在这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沙滩上植树造林，可不是一般人能敢想敢干的。如今一个小姑娘就敢于提出来改造它、绿化它，这需要克服多少困难，需要具备多大的勇气和毅力，除非敢做敢为、有胆有识的玉兰啊！
她们在村里住了两晚上，发现玉兰面临的困难相当大，除了自然条件恶劣外，还有个别村干部从中作梗。因为已经实现合作化了，地是公家的，播下树种出不来怎么办？赔了产怎么办？社里不给工分怎么办？说起这些难事来，玉兰几乎要掉泪。她们就找有关的村领导，要求村里帮助解决。周维贞对我回忆说：“走的时候，闫主任跟我商量，玉兰是棵好苗子，村里这么落后，她的工作阻力不小，要继续培养和帮助。没有妇女参加，合作化就只是半个合作化。可当时，社会上都瞧不起妇女干部，玉兰又是这么点小的孩子，要是没人支持，她哪有这么大的劲儿啊！”
在上级妇联组织的支持下，东留善固这几个坚持植树造林的青年妇女，劲头又高涨起来。不几天，她们一口气播下了四亩榆树种、插了二亩杨树苗。每天早晨起来，她们就来到苗圃，扒扒土，看看发芽了没有，出土了没有。有时一天要去好几趟。过了六七天，青葱葱的小树苗纷纷出土了。她们又是间苗、除草，又是追肥、浇水，越干越高兴。
有一天，苗子长到一尺多高了，一个青年妇女因为社里老不给工分，有点顶不住了，找到玉兰说：“玉兰姐，俺家七八口子人，还得凭工分吃饭哩！俺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
玉兰同情地说：“你的情况俺知道。你家人多，就把俺的工分扒给你一些吧！”
这位青年妇女听了十分感动，说：“玉兰不要工分，咱也不要，坚决造好林！”她们俩的态度，使大伙儿的劲头更足了。树苗长到二尺高的时候，社里才给她们补记了工分。
终于，玉兰领着这帮姑娘们，克服重重困难，一分钱没花，育出了六亩树苗。
到了秋后，玉兰和她的同伴们，又参照外地的经验，开始了冬季造林。
过去，这一带没有冬季造林的习惯。有的人怕冬季造林栽不活，究竟行不行？玉兰又去请教老党员、老贫农。
有位老人告诉她：“能栽活，俺栽过。春天栽树先发芽，冬天栽树先长根。根长好了，树就能活。”
于是，她们就大力开展冬季造林。这回人更多了，专门成立了有40多个和中青年妇女参加的“妇女造林队”，玉兰任队长，主要成员有孙大芹、杜玉芹、孙秀芹、冯秀玉等。她们还请老党员吕廷伟、孙振祥，当了造林队的“男参谋”。每天，她们清早起来，带上两个窝窝，背上树苗，顶着寒风，来到三里地外的沙滩上造林，一气干到日落西山才回家。饿了，啃几口窝窝，咬一口咸菜；渴了，喝一口凉水。寒风裹着飞沙，把她们打得透心凉。就这样，她们谁也不肯休息一天。
有阵子，一连十几天，玉兰睡觉天天不脱鞋。玉兰母亲说：“看俺妮忙的，睡觉连鞋都顾不得脱了。”
岂不知，玉兰脚上的鞋子，哪里还脱得下来呢？那是造林的紧张时刻，为了抓紧封冻前的大好时机，展开植树大突击。她好几天顾不得梳头，顾不上洗脸。凛烈的北风无情地刮着，她的眼打红了，手冻裂了。有人叫她“红眼老马猴”，有人叫她“土地奶奶”。她听了说：“不管是个啥，只要能把树栽起来就行。”
一天、二天……时间一长，脚上冻出了疮，流出了黄水，沾上了袜子，袜子又和鞋粘在了一起，一动弹就疼得钻心。所以，她干脆睡觉也不脱鞋了。
后来，玉兰母亲发现了这个秘密，就拦着她，不让她再下地。玉兰说：“娘，脚冻了不要紧，过几天，还可以治。地冻了，栽不了树，就得等下一年了。”
有人知道了这回事，也拦住她，说：“玉兰，你上没哥，下没弟，过几年说个婆家，还不知要娶到哪儿去哩，你为谁打乾坤哪！”
也就从这儿开始，人们在背地里喊她 “傻玉兰”、“傻妮子”。
玉兰听到后，说：“白求恩是加拿大人，到中国来革命，他给谁打乾坤？董存瑞、黄继光这些烈士英勇牺牲，他们又是为谁打乾坤？俺植树造林，是为革命打乾坤，是为集体打乾坤，是为社会主义打乾坤！”
过了几天，有的妇女又动摇了，说：“玉兰，冬天栽树，受这么大罪，俺受不了了。”
玉兰觉得，自己不但要带头种树，还要带领大伙儿搞好学习，用先进思想武装人们的头脑。于是，她就领着姐妹们在河滩上，学习毛主席的《愚公移山》，反复体会毛主席说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几句话的意义，让大家懂得，大山挖一点少一点，树木栽一棵多一棵。她说：“咱们植树造林、防风固沙，就必须树立‘愚公移山’的雄心壮志，发扬‘排除万难’的革命精神，天气冷点算什么！”
不久，她们又发现，栽上的树歪歪扭扭，行不成行，趟不成趟。玉兰说：“这样不行。要栽，就要把它们栽整齐！”
大家就动脑筋想办法。一个媳妇说：“咱妇女纳鞋底，针脚怎么看怎么成行，不信树就栽不好！”
这句话顿时启发了玉兰。她说：“对！咱们也在地上纳纳鞋底！”
她们每人拿来一条绳，绳接绳，横竖拉成行，比划出株距行距，打上记号，再挖坑栽树。这样一来，正着看，斜着看，怎么看怎么成行了。
她们冬季造林的成功，又为东留善固防风固沙闯出了一条路子。
以后，玉兰和她的同伴们，每年春天采种育苗，冬天植树造林。她们大地作纸，绿树当笔，用自己的双手，谱写了一曲曲创业歌！到1959年，一共栽了11万棵树，有的长到碗口粗，在村北那片沙荒地里，形成了绿油油的一片，像一道绿色的屏障，挡住了风沙的危害。几代人绿化沙荒的梦想，终于开始变成现实。
不久，临清县政府在东留善固召开了林业观摩会，在全县推广玉兰组织“妇女造林队”植树造林的经验。后来，领导还让玉兰到外地去介绍经验。
曾多次采访过玉兰的原《河北日报》驻邢台记者组组长、省文联副主席盖祝国，在他写的一篇题为《根深叶茂》的怀念玉兰的文章中，开篇便以一种饱含深情的笔触，这样称颂她坚持植树造林、防风固沙的业绩：“回忆玉兰同志，我首先想到的是她家乡村北那偌大的一片树林。那是她和乡亲们创造的一座绿色的丰碑，也是她品格的象征。她像那林子一样多姿多彩，生气勃勃，她像那大树一样，深深地扎根于泥土之中。”
在东留善固，许多老党员、老干部告诉我，当年村里有的人曾反对过玉兰。
“反对的人多吗？”我问。
“不多，有三四个人。”他们说。
“是些什么人？”
“主要是几个当过村干部的人，有当时在台上的，也有犯了错误下了台的。”
“这些人为什么反对玉兰？”
“他们走的不是一条道儿。”“这几个人私心太重。”“他们有妒忌心。”“还有封建家长制的残余思想在作怪，看不起晚辈，看不起妇女。”他们纷纷说。
当我追寻玉兰的人生轨迹时，深深感到她的成长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春光明媚之际，也有风大浪急之时。然而，不论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中，意志坚定、性格倔强的玉兰，都经受住了考验。
他叫贾俊刚，抗战时期入党的老党员、老干部，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曾先后担任过东留善固生产队长、大队长和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等职，同玉兰曾共事多年。如今，虽已年过花甲，身子骨还挺硬朗。他在向我回顾当年斗争的情况时，带着一种非常肯定的语气说：“依俺说，玉兰同这些人的斗争，根子是公与私的斗争，是先进与落后的斗争。起先，玉兰还小，那些人以为玉兰这个黄毛丫头，成不了气候，干啥总该围着他们转。由于上级一再要求培养妇女干部，他们就支持玉兰出来当了干部。后来他们发现，玉兰并不是他们早先想象的那样听话，就翻了脸。为啥玉兰不听那些人的话？因为他们图的是个人自家的利益，要搞多吃多占。玉兰想的是国家、集体和大伙儿的利益，要搞大公无私，要搞廉洁奉公。而且，她是个爱憎分明、旗帜鲜明的人，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但自己不贪不沾，还坚决反对别人这样干。那些人就把玉兰看成是眼中钉、绊脚石，千方百计地要整倒玉兰，一有风吹草动，就兴风作浪，到处告状，甚至造谣污蔑。”
据了解，斗争进入“白热化”，是从1959年底发生的“毁树风波”开始的。
那时，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已经来临，农村形势开始进入一个困难阶段。东留善固这个村，正如一篇通讯中写的：“东留善固是个出了名的复杂村子。它位于省和省搭界的地方，又是在三个专区、三个县的边缘上。过去，这里反动会道门的势力非常猖獗，斗争一直比较复杂、尖锐。合作化运动以来，在这里，生产上的每一步发展，都在经历着严重的斗争。”
当时，玉兰应邀到聊城等地介绍本村植树造林经验，外出一个多月。就在此间，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那天，玉兰从外地回来，快走到村东头时，远远一望，看到地里栽了不少树。她心里不禁纳闷：好地里怎么也栽上了树？走近一看，这不是林子里的杨树吗？怎么栽到这里来了？而且，树栽得很不像样子，这一棵歪了，那一棵倒了。她接连拔出几棵树来一瞅，竟然树都没有根。这是怎么回事？性子急躁的玉兰，脚下不由得加快了步伐，恨不得马上要弄个明白。
一进村，玉兰碰上了老党员吕廷伟。此刻，他正在玉兰家门口转悠。他一见到玉兰，眼泪禁不住直往下滚，声音颤抖地说：“玉兰，俺想你——早该——回来了——，咱村那树——”
“这树是怎么回事？”玉兰焦急地问。
“村北边的树林子，叫人给偷卖了！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在好地里栽了几十棵。”吕廷伟答道。
玉兰听了，心里一惊：“走，咱们去那儿瞧瞧！”
他俩来到林子里一看，只见隔一行刨一行，旺棵、大棵都给刨掉了，整个林子刨了个乱七八糟。吕廷伟含着泪水，指着地上的马车印，说：“你看，他们是晚上拉走的。”
面对这种情况，玉兰气得说不出话来，只想坐在那儿大哭一场。她觉得，有人破坏集体的树林，比挖自己的心肝还疼！
毁树的是什么人呢？原来，正是外号叫“老黑”的犯错误下台干部和在职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领头干的。半年前，他俩在夏收期间，因为贪污麦子，群众有反映，玉兰查办了这件事，便怀恨在心。这个大队支书，还是玉兰的入党介绍人。他看到玉兰不跟他走一条道，就在社员中散布说：“吕玉兰是俺培养起来的，俺介绍她入了党，眼下，她出了名了，翅膀硬了，想整俺们这些老干部。夜猫子大了要吃娘！”于是，他们把玉兰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玉兰在家的时候，他们没机会下手，这次趁她外出，就对树林子进行了破坏。他们还说：“吕玉兰是靠造林起家的，毁了林，就把她脸上的白粉抹成黑灰了。”
晚上，玉兰从老贫农、老党员那里了解到这些情况。她想：“什么‘夜猫子大了要吃娘’，管你是‘爹’还是‘娘’，你破坏社会主义墙角，俺就要坚决跟你斗！”她越想越觉得这几个人不对，便一溜小跑，来到了这个大队支书的家里。
且说“老黑”自从挑动那大队支书卖了树，他们随即到手600多元钱，马上任意胡花起来，连日大吃二喝，赶一次集，就买几十只鸡，啥时想吃啥时宰。就在玉兰回村的那天夜晚，这伙人又在大队支书的家里，摆开了酒席，举杯痛饮，得意忘形，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嘴里还喊着：“哥俩好哇！”“全来了哇！”
正在他们喝得昏头涨脑、天晕地旋之时，玉兰忽然气昂昂地走了进来。她刚到门口，就听见那鬼哭狼嚎的声音，气不打一处来，“哐啷”一声，便把门踢开了。
那几个人，看见玉兰仿佛从天而降，立时吓呆了，老半天才还过阳来。大队支书皮笑肉不笑地招呼：“哈哈——哈哈——，玉兰回来了，快坐下，一块儿吃点！”
“俺跟你们坐不到一条板凳上！”玉兰肺都气炸了，只见她上前一步，追问道，“树，是怎么回事？”
他们几个，大眼瞪小眼，谁也答不上话来。村支书假装正经地说：“你问那树哇，不是都移到好地里去了吗？”
“好地栽了树，还种不种庄稼？你们是移树还是毁树？你们砍了树，卖了钱，想干什么？”玉兰的话，像一支支利箭，箭箭射在他们的要害处。
无奈，那大队书记竟气急败坏地嚷了起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俺是支书，还不能当这个家？你说谁当这个家！”他以为摆出支书的架子，就能把玉兰镇住。
“谁当家，搞歪门邪道就不行！广大贫下中农才是真正的当家人。走，咱们让贫下中农评评理去！”没想到，玉兰根本就没把他这一套放在眼里。
当时，这几个家伙，有的蹲着，有的坐着，谁也不吭声了。
玉兰看看，一时也难以跟他们算清帐，就“啪”地把门一关，走了出来。
村里的老党员、老贫农是玉兰的亲人。他们的心思，玉兰知道；玉兰想什么，他们也知道。这几天，老党员、老贫农们纷纷聚到玉兰家里，反映村支书一伙砍树毁林的问题。吕廷伟说：“狐狸尾巴，这回咱们抓住它了，可不能轻易放过去啊！”玉兰说：“廷伟哥讲得对！咱们造林，他们砍林，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可走的是两条道儿。咱们一定要同他们斗到底！”
在贫下中农的支持和要求下，玉兰不久来到公社党委，揭发了“老黑”他们砍树毁林的问题。公社党委经过专门派人到村里调查情况，弄清了毁树真相，还查出了那个大队支书借刮“共产”风，杀猪宰羊、破坏畜牧生产等问题。公社党委认为，这一宗宗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的严重问题，说明这个大队支书已经不能领导全村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公社党委决定，必须立即改组东留善固村党支部。
中国农业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东留善固风云》一书中，记载了“毁树风波”的始末，并用一种兴奋的语气来结束这个故事：“1960年的2月，春光普照大地，红旗迎风招展。东留善固大队党支部改组了。吕玉兰被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贫下中农从心眼里高兴啊，东留善固可有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
这时，吕玉兰才刚20岁，就挑起了东留善固村党支部书记的重担。
为了使东留善固早日变成一片绿洲，为了使广大贫下中农早日富裕起来，玉兰自从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又带领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大面积的植树造林，不辞辛苦地育苗、浇水、除草……东留善固又有了一片新绿。那一棵棵、一片片小树林，倾注了玉兰的多少心血和汗水啊！
在著名诗人田间等采写的《只争朝夕》这篇报告文学中，还写了一位中共聊城地委同志找玉兰谈心的故事，表现了党组织用毛泽东思想教育和培养她的情形：
就在这种情况下，玉兰一直顶着风险，坚持斗争。那一阵，玉兰由于下冰水堵堤，闹了关节炎。在病中，她坐在屋里读毛主席的书，给县委、地委写信，申诉原委。地委派来一位叫王巩的同志，从县里打电话给玉兰，要她到县里去谈话。玉兰得了讯息，身上突然来了一股莫明的劲，忘了腿疼，饭也不吃，骑上自行车，一口气蹬了六七十里地，到了卫运河桥边，下了车。
卫运河春水缓缓地流，泛起微波。岸边柳树，枝条垂绿。北边不远，临清塔巍然屹立。卫运河大桥，连接着东西两岸，临清紧傍桥东。过桥不远，就是县的领导机关。啊！十几分钟后，就要见到领导同志了。玉兰心潮澎湃，热泪奔流，鼻酸眼红，止不住一阵热泪，夺眶而出。玉兰，这个倔强的姑娘，在爹娘面前，在病苦的折磨中，在艰难斗争的日日夜夜，从没掉过一滴眼泪。可是，一当要见到领导同志的时候，却刷刷地掉下泪来。
党培养她成长，党教导她心明眼亮，她血液里是党的生命，她把青春献给党的事业，宇宙间还有什么东西比党亲啊！
她推着车子，不住的滚着热泪，一直来到县委会。王巩同志见到玉兰又病又累，眼泡哭得红肿，非常关心她，忙张罗她吃饭。吃了饭，又安排住处，让她好好休息一晚上。第二天，王巩同志和她谈话之前，先向她讲了一个条件：“不要哭。”玉兰了解领导同志的心意，紧咬嘴唇，强自抑制，一口气说了四五个钟头，像孩子对母亲诉说衷情，把事情经过都讲了。
下午，王巩同志开始对她谈话。他面容清瘦，身患肝炎，坐在沙发上，一边谈话，一边用手顶着腹部，一口气也讲了四五个钟头。他讲，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一生就是斗争的一生……最后他讲到，毛主席说过，被敌人反对不是坏事，是好事，只要听党的话，坚持正确道路，终究会胜利的。
玉兰静静地听着，很多事情都是她过去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但是，干革命就不能怕歪风邪气，不能怕风吹浪打，尤其毛主席几次同机会主义者斗争，把中国革命推向正确道路的光辉事例，更教育鼓舞了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不久，玉兰又参加县人民代表会，会上被连选为县人民委员会委员……
“玉兰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健康成长起来的我国优秀知识青年的代表。”先后担任过《河北日报》记者、花山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的祁淑英，与玉兰交往多年，对玉兰的成长过程比较了解。她回顾，玉兰在1955年回乡参加劳动，是响应了党和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抱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远大理想去的。这年底，已担任合作社副社长的玉兰，到县里开会，学习了毛主席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从此，她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1958年，玉兰买了《毛泽东选集》，长年坚持学习。正如祁淑英所说的，在改变家乡贫穷落后面貌的过程中，玉兰总是从毛主席著作中吸取智慧和力量，认真按他老人家的教导去艰苦创业、奋斗不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着自己。
玉兰多次向我谈到她好几回梦见毛主席的情形，感情是那样真挚：“每当俺在特别困难的时候，就会梦见毛主席。那是1956年初，俺当‘铁球’合作社社长不久，由于社小、人少、底子薄，社里生产困难重重。有些人还到家里闹退社，俺爹也老是说俺管事多。俺刚当一把手，真觉得难啊！那天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到了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想到了毛主席号召农民走集体化道路。不知什么时候，俺就睡着了，梦见了毛主席：毛主席在县委书记张镜湖的陪同下，来到了俺们村。俺赶忙跑上去迎接，喊了声：‘毛主席！’就醒了。”
玉兰接着说：“1960年冬，‘整社整风’期间，几个犯错误的下台干部，用吃吃喝喝等手段，拉拢了一些人，到处贴俺的大字报。在整风会上，又嗷嗷地喊叫，给俺凭空捏造了许多罪名，一连开了3个晚上的会，天天开到半夜。俺回到家里，脑子乱哄哄的，拧了灯，坐在小桌边，学习毛主席的《关于重庆谈判》。当看到毛主席说的‘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这句话时，俺感到格外的亲切和有劲，觉得从来没有这回领会得深刻。回想这些年，哪件工作没有斗争？干革命，就是要经过斗争，要经受曲折。毛主席啊，您这不是冲着俺说的吗？俺这么看着、想着，不禁趴在桌上睡着了。俺又梦见了毛主席。只见他老人家穿着灰大衣，走进了俺们家，微笑着朝俺招手。俺心想，毛主席，您老人家可来啦！俺顿时觉得浑身上下热血沸腾，俺真想和毛主席说几句心里话，就是说不出来，着急得一下子醒过来了。俺当时想：‘毛主席啊，我一定听您的话，坚决同各种困难斗争到底。俺要是没有办法了，就到北京找您老人家去！’”
玉兰接着说：“1960年冬，‘整社整风’期间，几个犯错误的下台干部，用吃吃喝喝等手段，拉拢了一些人，到处贴俺的大字报。在整风会上，又嗷嗷地喊叫，给俺凭空捏造了许多罪名，一连开了3个晚上的会，天天开到半夜。俺回到家里，脑子乱哄哄的，拧了灯，坐在小桌边，学习毛主席的《关于重庆谈判》。当看到毛主席说的‘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这句话时，俺感到格外的亲切和有劲，觉得从来没有这回领会得深刻。回想这些年，哪件工作没有斗争？干革命，就是要经过斗争，要经受曲折。毛主席啊，您这不是冲着俺说的吗？俺这么看着、想着，不禁趴在桌上睡着了。俺又梦见了毛主席。只见他老人家穿着灰大衣，走进了俺们家，微笑着朝俺招手。俺心想，毛主席，您老人家可来啦！俺顿时觉得浑身上下热血沸腾，俺真想和毛主席说几句心里话，就是说不出来，着急得一下子醒过来了。俺当时想：‘毛主席啊，我一定听您的话，坚决同各种困难斗争到底。俺要是没有办法了，就到北京找您老人家去！’”
